張愛玲的《童言無忌》裡，有這麼一段：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個同學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歲，她比我大幾歲。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我生來就是一個寫小說的人”，張愛玲說這句話時，是有一點點自嘲的，她把寫小說和迷戀那樣一種戲劇化的效果等同起來，事實上，作為小說家的張愛玲，一直力避那樣一種矯情，她說，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
　　
　　然而，回到它的本意上來，一個寫小說的人，其實正是張愛玲給自己的最基本的定位，當這一身份和她其他的社會身份發生衝突的時候，張愛玲永遠，毫不猶豫地站在它的這一邊，為此，她不怕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
　　
　　在回憶父親的文章中，她描述彼時美好的光景，在下午，坐在堆滿小報的沙發上，談談親友之間的笑話，那個時候，張愛玲也許還沒想過這些“笑話”對她的意義。
　　
　　漸漸的，也許是不自覺地，她從那個華麗家族的紛紜事件中，尋找可以變成小說的素材，提煉對於人性的了解，隨着寫作的深入，她意識到，她的家族，應該成為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小說原材料的寶庫，與親戚們的交往，開始被她賦予新的意義。
　　
　　她變成了一個特別喜歡打聽事的孩子，巴巴地跑去跟父親打聽爺爺的事，搬出爺爺的日記來看，還按圖索驥去翻那本據說有影射她爺爺之嫌的《孽海花》，結果直看了個頭昏腦脹，也沒有弄出什麼名堂，倒是偶爾有一次，在李鴻章的長孫媳家的電話號碼單上，發現第一個就是《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的兒子，知道李家和曾家是有那麼些枝枝蔓蔓的關係，心中大得意，以為可以算成自己考據的成績。
　　
　　她和舅舅家來往得比較多一點，見到舅舅就纏着他，講家裡那些事，張愛玲的弟弟說，舅舅很疼她，總是耐着性子說給她聽——當然，也有可能，那位舅舅也不容易找到擅長的其他話題。
　　
　　但是，她的舅舅萬萬沒有料到的是，這些竟會被張愛玲寫到小說里，他更無法料到，連自己，也成為她小說中的一個角色，形象不堪的角色。
　　
　　就是《花凋》裡那位鄭先生，在小說里，張愛玲說他：有錢的時候在外面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在家裡生孩子，又說他，雖然也知道醇酒、婦人和鴉片，心還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里泡着的孩屍”。
　　
　　這位舅舅，起碼待張愛玲算是不錯的，據說張愛玲剛靠寫作混了點名氣時，舅舅很高興，經常要去找她的文章看，張愛玲寫起他來，下筆如此之狠，真讓膽小怕事如我者，頓生景仰之心。這位舅舅看到之後，果然暴跳如雷，對老婆說，她問我什麼，我都告訴她，現在她反倒在文章中罵起我來了。
　　
　　我不知道張愛玲後來有沒有再去這位舅舅家，估計那關係夠尷尬的。
　　
　　在張愛玲的很多小說里，都可以找到她家裡人的影子。《創世紀》是寫她阿姨，《茉莉香片》是寫她弟弟的，《金鎖記》寫的是她的“三媽媽”，李鴻章的一個孫媳婦，《殷寶灩送花樓會》裡面的殷寶灩雖然不是她的家人，但她點明了是她的同學。導致的後果是，殷寶灩的情人，也就是裡面那位老師看到了，大大地受了傷害，原有的那點情愫弄得一塌糊塗，殷寶灩急於脫離尷尬局面，匆匆地嫁了人，“閃婚”導致“閃離”，人生弄得七零八落。張愛玲不但沒有內疚，還理直氣壯地說，是她讓我寫的。可是，人家原來是希望她寫成浪漫的傳奇的，張愛玲卻硬生生地挑出了裡面的狼狽可笑之處，她這樣解釋：我覺得一個作家太紳士或者淑女，是不大好的。
　　
　　你還不能指責她人品差，“生來就是一個寫小說的人“，這種定位，這種堅定的使命感，使得張愛玲無所顧忌。
　　
　　以前只聽說不能和詩人做鄰居，現在看來，成為作家的親戚鄰居也不見得是件好事，如果你不幸避不開這種命運，大概只能很鴕鳥地想，反正別人也不知道那裡面的人就是我。
　　
　　可是，張愛玲的親戚連這種鴕鳥也做不成，若干年後，張愛玲的弟弟口述，由他人記錄，出版了一本書，裡面把張愛玲小說里的人物和現實中一一對照，七巧是誰，長白是誰，說得清清楚楚。
　　
　　那些人可能過世了，但他們家都有後人，不少還混得不錯，你這麼指名道姓地點出來，讓人家的臉怎麼擱呢？而且，似乎張愛玲和張家人來往不多，她筆下人物，以李家人為主，我有一位研究李鴻章的專家朋友說，李家以些人恨透了張愛玲和她弟弟，說他們這對姐弟都是神經病。
　　
　　我過去有個錯覺，以為李鴻章的外曾孫輩里出了個張愛玲，她應該是張家和李家共同的驕傲，現在看來，每一個光鮮的事情背後，都有不知道的疙疙瘩瘩，雖然，張愛玲把自己定位為生來就是寫小說的人，但不是每個親戚朋友，都把自己當成應該進入她小說的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