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 戴邁河：廖亦武在《死城》中
戴邁河
來源：新青年學術沙龍

加] 戴邁河：廖亦武在《死城》中

　 J.K.譯


　　 　 “從我，踏入苦難之城的道路
　 　 從我，通往永恆痛苦的道路
　 　 　 從我，穿行永劫之邦的道路”

　 ── 但丁:《神曲》之《地獄篇》
第三歌，第1～3行


在我對中國詩人廖亦武的最後記憶中，那是在1989年6 月中旬的豐都，我們在長江邊的一個碼頭上。豐都是中國的鬼城──中國佛教的十八層地獄入口。
在交談中，他警告我不要隨意講話，說得太率直會傷害他和中國其它地下詩人。他還談到他對中共監獄的恐懼。他說寧死也不願去坐牢。我想，北京大屠殺後不久，這種恐懼感得到了證實。結果，廖亦武本人和四川其它五位詩人的行為受到指控，在1990年3月16日凌晨六個人一同被捕入獄，並最終導致我在1991年 11月被中國方面驅逐出境。
他們在廖亦武的詩歌《大屠殺》的基礎上合作錄製了一本名叫《安魂》的錄像帶。廖亦武在鬼城上游不遠的涪陵家中寫成了這首詩，作為對北京1989年6月4日所發生的事件的反應。
當晚，廖亦武還同步錄製了一盒《大屠殺》的音帶，要我把這首詩的手稿和錄音帶到中國的其它地方，最後帶出國去。
既然對中共懷有強烈的恐懼感，而且，明知可能造成的後果，廖亦武為什麼還是走向極端，製作了這盒錄像帶呢？
從表面上看，這好象是他錄製詩歌音帶的邏輯延伸。1989年早期，在四川的一些詩歌朗誦會上，他聽了別的詩人蹩腳地朗讀他的詩作以後，他就想為自己錄製一些長詩和較有名（當時，仍是地下的）的詩作片段。這些是我那年6月1日從北京來到涪陵時得知的。憑我對他的朗讀能力的深刻印象和我對他在現代藝術多方面上的強烈興趣的了解，我建議他下一步該考慮把詩歌推向表演藝術。但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他會以《大屠殺》來做第一個嘗試。
在1989年11月和廖亦武的最後一次通信中，我感覺到他對被捕是極其地恐懼。官方已經在上海發現了《大屠殺》的錄音帶並且盤問過他（其時，他們還不知道作者是誰，但可以肯定是廖亦武的風格）。實際上，廖亦武曾要我支助些錢，我給他寄了錢以便於我曾設想的他能夠逃離當局。
所以，在1990年6月我最終得知他的真實情況時， 我感到震驚。（1989年11月後，我就去了中國的西北，在西安教書）當時，我的第一反應覺得製作這樣的錄像帶是沒有經過深思，沒有考慮後果和冒失的行為。廖亦武不知道，我那時已經有了一個中國未婚妻。我本想在中國待下去的。自4月初， 我的學生和同事就因為我受到當局的盤問。到這時我明白了那是為什麼。後來，我漸漸意識到他的行為簡直可以說是一種自毀傾性向。這種自毀傾向表現在從80年代中期的詩歌作品直至他現在的個人生活中。
廖亦武曾經一度得到過四川正規詩壇的喜愛。他1958年生於四川省鹽亭縣。他接受正式教育的時候，正是“四人幫”統治到1976年結束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四川經歷了短暫的流浪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廚師。後來在西藏高原當長途卡車司機，往返於四川、青海和西藏之間。但是由於他對詩歌熾熱的愛，最終使他決心做了一名詩人。
在成都，他結識了一批年長和知名的詩人，在他們的指點和支持下，詩人努力地實現着自己的夢想。成都是四川省的省會，後來詩人居家在那裡。
1982年，廖亦武開始在主要的文學刊物上發表詩歌作品。象他的《高原》、《大盆地》等早期帶有雕琢痕跡的作品謳歌了他駕着卡車所經歷過的土地和它的人民。這些主要寫於1985年以前的作品，在全國獲得過多次詩歌競賽的獎勵，被正式出版和收入多種全國性詩歌選集中。
在早期階段，由於受到惠特曼《草葉集》的強烈影響，他創作的樂觀、向上的作品，受到中共文壇的歡迎。
廖亦武詩歌在主題、 風格和總體氣質上的主要變化開始於1984年。他也受到了來自貝多芬的音樂，達利、高更和凡高的繪畫以及瓦萊里、狄蘭·湯瑪斯、愛利蒂斯和桑戈爾的詩歌的強烈影響。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只有在1976年以後才可能接觸到西方的音樂和文學。和當時其它的中國青年人一樣，廖亦武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奪回失去的時間和機會。他對中國古代詩人李白(公元701～762年)和屈原(公元前340～278年)的熱愛也表現了出來。
1976年後，陷入文化荒蕪的中國，對中共失去了信心。廖亦武和中國年輕人最終轉向了那些能切實反映和解釋他們所經歷和正在經歷着的現實的靈感源泉。他不再為中國和它的人民吟唱他的讚歌了。
在當時，幾十年來，但丁的《神曲》是在1984年在國內第一次再版，這本書的確給了詩人以新的啟示。本文開頭引自但丁《地獄篇》的三行詩句是理解廖亦武1989年《大屠殺》之前主要作品的一把鑰匙。在他的一首名為《巨匠》的五部組詩的扉頁上也引用了這三句作為題獻詞，這首長詩的寫作始於1984年。
不過，與但丁不同的是，廖亦武卻沒有從他的地獄看到希望的出口。我們陷入自我毀滅的循環，最終被愚昧導向完全的毀滅，這種慘澹的人類景象成為他後期詩歌的突出主題，與但丁《神曲》的個體自救和超升之旅的主題發生了巨大的變異。當今的中國及其5000年沉重的歷史傳統被他描繪成一座地獄: 在那裡個體無法通向煉獄的希望境界，更不可能體驗到天堂歡愉。在他看來，整個華夏民族以至人類的罪孽是一代又一代的人通過血液傳遞而下的。長久以來，人類割斷了根植於大自然的聯繫，於是集體地漂泊於人類自身造就的荒謬和混亂的現代世界裡。個體不可能把自己和人類相分離而得到孤立的自救，沒有天堂的希望 ── 但丁式的、共產主義的或是其它任何種類的天堂，只有個人的幻境和共同的現實。
但丁懷有他自己那個時代對於人類未來的巨大焦慮。他曾希望指出一條道路，一條通向正義和完全解救的道路。他想以他的《神曲》來為當時他認為正在墮落的人類描繪一張很可能使人類的靈魂得到超升的藍本。廖亦武不曾設想人類會得到任何可能的赦免。只有個別例外(如象但丁或其它偉大的藝術家和思想家)，能超越於它生存的現實之上並進入他們自己創造的幻象世界之中。
但是超越一切並不等於得到解救。詩人沒有看到引導眾生的彌賽亞的顯現(在中國，象毛澤東、 鄧小平就被塑造成這樣的救世主的形象)。 我們要改變人類意識和潛意識的現存狀態需要這樣的引導；對於整個人類，特別是中國人要繼續其生存並達到昌盛，也需要這種引導。
在《神曲》的《地獄篇》第一歌中阻攔詩人前行的三種野獸，豹、獅子和狼分別象徵着淫慾、野心和貪慾。人類的這些本性構成使得終有一死的人不可能超升到煉獄山的頂端。
在《巨匠》中，詩人帶着人們從一切生命的起點開始了一次通往人類錯誤地脫離他原本是屬於其中一部分的整體而導向不可逃脫的自我毀滅的旅行。
1986年廖亦武受到的第三大影響變得明朗化。惠特曼的激情和在但丁的地獄裡慘澹和恐怖冶煉的歷程為他鋪設好了路基。阿倫·金斯伯格被介紹到中國並在80年代中期對中國進行了訪問，他的《豪叫》對廖亦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金斯伯格作為一名先知者詩人，他對詩歌與宗教的融合，對抽象和理智的不信任以及要觀眾以情感和身體來完全地參與進去，這些對廖亦武產生了一次衝擊，而這些也正他所需要的。
1986年至1987年間廖亦武創作了由三部超現實主義長詩組成的阿拉法威先知三部曲：《死城》、《黃城》和《幻城》。其實，這三個城都是死亡之城。在《死城》中，他極力摧毀曾把中國人引向衰微以至毀滅(如文化大革命)的傳統；《黃城》則是一個強權之城，在這裡中國人種失去了活力，以至最終的消亡( 古代中國，黃色只能是皇帝才能穿戴的顏色)； 《幻城》則描繪了人類精神的死亡以及和對未來的幻景和希望。
與但丁的三部曲中一層接一層地上升走勢不同，廖亦武的這三部詩歌是相互關聯的共時性存在體。它同時存在於由神和獸雜合而成的人的個體之中。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死城》一詩建構了廖亦武直到並包括《大屠殺》之前的後期作品形式和聲音的標準樣式。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把包括它的序言《寫在死城的門前》在內的全詩作了翻譯。
這樣以不懈的超現實主義文化批評形式進行如此極端化的尖銳嘲諷和猛烈攻擊，在中國詩歌中是前所未有的。瀕臨絕望的焦慮感、極度的瘋狂、混亂和自卑瀰漫其中，很明顯這種情緒驅使他寫下了死城和其續篇。
序言《寫在死城的門前》是要清晰地理解這一詩歌和廖亦武的一把鑰匙。由於詩人成長在“四人幫”掀起的毛氏個人崇拜的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那個時代就必然會給他以深刻的記憶。可以把他的《死城》理解為對淤積在自己和中國人心理上和靈魂中的毒素進行清理的一次嘗試，是對不斷地遭受到精神和肉體強暴進行自我防衛的一次嘗試。
死城是現實和幻象，亂倫和虐待，人和魔鬼以及個體生命與族類命運之間的極度迷亂的隱喻性歷程。詩歌中的先知者阿拉法威既非出自中國神話也不是來自聖經，而是詩人創造的代表黑暗和邪惡勢力的象徵。在鮮血淋淋的屍骨上，他洋洋得意地既清醒而又殘暴地把歷史的巨輪瘋狂地旋轉。他已經活了5000年，就象妖魔一般糾纏着中國人的手臂，犯下了難以言說的罪行。那曾是神聖祭壇的地方成了妖魔的發源地。這“誘姦的賊”把其骯髒的血液沿着整個中國人的血脈傳遞。那些控制着歷史巨輪的人總是把它粉飾一新，但這假像就象一座“巍峨的宮殿一觸即潰”。
面對現實的毀滅，“我只感到人間是那樣寂寞。長城以內跪滿斷臂石像。淚水淤積成黃河的沙子……”
到這裡，《死城》作為對人類文明命運的探求，作為個體生命的焦渴幾近毀滅時發出的咒語。其形式或許是超現實主義的，但其精神核心卻是牢牢地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空虛、恐懼、孤獨、孱弱、荒誕的情態以及異化、失落、卑微和死亡的各種感觸，旨在揭示走向墮落的歷史。海德格爾寫出了個體和歷史間的搏鬥，廖亦武描繪着個體同被閹割了的民族無意識間的爭鬥，但更重的是那種在衰敗、墮落的精神氛圍中導致的自我內在的鬥爭。
《死城》運用了兩類基本意象：一種處於現實經驗的水平，而另一種則是在潛意識的幻境中。比如，前者是作為祭品的尼采，後者則是那個邪惡的阿拉法威。這兩種類型的意象和二者之間帶來的聯想，使《死城》達到對今日中國現實的隱喻和暗示。這也體現了詩人對中國現實和歷史予以反審及自我解剖的深刻度。
“高牆外傳來詩人的狂歌／天要亮了”，這最後的詩行揭示了：在不可違逆的死亡、歷史和習俗面前詩人最終的無能為力。然而，以想象的咒語來擊潰本來就靠這語詞符咒的魔力所構成文化高牆，又是唯一的一線希望。
1987年，《死城》在中共最具權威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月刊)的1、2月號合刊上的發表，是廖亦武得到的官方最高承認。可以說，至少就中共統治森嚴的文藝界准予出版和發行的作品來說，這期《人民文學》標誌着自1949年以來一個最為自由的藝術時期的頂峰和終結。
象廖亦武這樣的探索詩，1986年在國內日漸頻繁地出版。但是，1986年12月和次年1 月里發生的學生示威事件以及後來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被迫辭職，使這一趨勢嘎然而止。胡耀邦對1986年整個中國社會興起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負有責任。一場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隨即開始。在自1949年以來的大多數政治運動中，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總是在受盡迫害之列。
廖亦武在這次運動中受到了雙重的打擊。
在指導過他的老詩人的推薦下，1984年廖亦武被接收為四川省作家協會的會員，並被分派到他新婚的妻子阿霞所住地的涪陵地區藝術館。在這一年，廖亦武擔任新創辦的文學半年刊《巴國文風》的主編。在他的這個小刊物上，廖亦武發表了涪陵地區的青年探索詩人的詩作。
但是，1987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焦點指向了《人民文學》的那一期合刊上。而更主要是集中在這一期中的四部作品：一部中篇小說，一篇報告文學和包括廖亦武的《死城》在內的兩首詩歌。
這四部作品被列為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極端，作為以後不准在國內出版的樣本。作為對這一運動直接而迅速響應，廖亦武的雜誌被關閉，他被要求“停止工作，作自我批評”。1987年中國的政治氣氛與1976年“四人幫”倒台前的那三十年籠罩的歇斯底里症還是根本不同的。在涪陵，廖亦武受到領導和同事的尊敬，而且，在一定範圍里，他得到了他們的保護。在1987年初到1988年初的這12個月他未被開除，照發全額工資。只是又多次懇請他作自我批評。他簡單地拒絕了。正象他預計到的，沒有受到更多的懲罰。不過，他的期刊被永遠地停辦了。
經受的第二個打擊，對他來說就更是某種凶兆。
1984年他就已積極參加了四川的地下詩歌活動。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全中國非正統和探索性的詩歌形式和主題在被逐漸得到正式的和“合法”( 所謂“合法”刊物和書籍是指為中共審查並給定一個可以合法出版的書號的出版物)接受之前， 首先是以自費刊物和油印手稿的形式流傳。
在1984，1985和1986年廖亦武每年都要為四川有影響的地下詩歌刊進行組織、捐資和撰稿活動。他們原設想每種刊物至少一年可以出一期。但是，這些刊物一旦被當局發現就公開禁止，書本被沒收，編者受到盤問和搔擾。它們的印數達1000～2000冊，但是被查繳的只是極少數。而且每年總有新的地下刊物出現。最後，詩人們被迫到外省去印刷。
儘管，廖亦武受到了來自1987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個人壓力，但是他仍然決定繼續出版他自己從1986年後期組織和編輯的地下詩歌刊物。他還設想以其詩歌刊物《巴蜀現代詩群》把四川的四個主要地下詩歌團體( 這些團體也想推出自己的刊物)歸為一體。 與政治運動相配合的一場清理非法出版物和掃黃的運動也發動起來。1987年春的一個 深夜， 涪陵警方對剛剛印完1500份廖亦武的地下詩歌刊物的一間印製小屋進行了突襲搜查，所有的副本被收繳和銷毀。警方在次日來到了他家並要他把期刊的底版交給他們。正如廖亦武后來所說的，被派來找他的警官們並不熱心這個任務。也許，他們認為搜查詩人並不該屬於他們份內的事。同時他們也沒有搜查證，廖亦武否認他有底版，員警順直就走了。幾周后他找了一個朋友，通過底版照相副本複製了50份期刊，然後寄往四川和國內其它地方的朋友。
終於，在1988年的2月，剛剛過了春節， 我來到涪陵他的住處見到了他。我和他，還有他妻子阿霞在一起呆了一周，並見到了涪陵以及周圍地區的其它幾個詩人。最後，我和廖亦武在重慶分了手(重慶在離涪陵不遠的長江上游)，我們就已經成了好朋友。
再一次見到他是1988年5月在華東的江蘇的一個詩歌會議上。那時他已經寫完了當時名叫“雜種三部曲”的第二部和三部兩首長詩。其中的《雜種》和《偶象》基本上是以同“阿拉法威”三部曲一樣的風格和形式寫成的。新的三部曲研究了對自然失去控制的濫用以及文化和個體在混亂和荒誕的社會中加之於自己的衝突。《雜種》過度濫用語言，併集中在藝術家( 以廖亦武自己的假定)心理和靈魂的內在的精神活動。另一方面， 《偶象》卻向着各種偶象進行掃射。自然，許多人都會從《偶象》中讀出它的政治意圖。最大和最為明顯的偶象就是中共和毛澤東。
會後，在他回涪陵和我回北京之前，我們在南京一起度過了一天。當時我在北京的一家中國小型出版社作編輯／翻譯。
我曾在南京大學就讀一年(1983～1984年)，我知道他是第一次到南京，我領着他，匆忙地觀光了南京城。我們的時間主要是去玄湖和在西岸的廢舊的老城牆。他對這古老的城牆感到驚愕。雖然，外表上它美麗、莊嚴，但它所象徵着的歷史和精神震懾住了他。(西安和其它城市的城牆，就是長城也是被重新修整過的，從而失去了那種威嚴和衰敗的感覺和外觀。)　後來， 我們又到了市中心最高、最現代化的玻璃塔樓，四星級的金陵飯店。我們走過門廳，觀看了幾家出售昂貴豪華物品的商店，廖亦武覺得受夠了。他的狀態好象是得過一場病受到了打擊似的。老城牆的冷落和當代令人眼花的物質文化景象並置呈現出來，很不協調，觸動了他。一直到了我們住的旅館，廖都很少說話。他最後說，他已經決定好《雜種》三部曲最後一部詩的主題和題目了：反映現代物質文化對精神的毀壞，名字為“大屠殺”。
在1988年到1989年間，多多少少恢復了以前他作為中國文壇受尊重詩人的地位。被邀參加了由中國最有影響的詩歌月刊《詩刊》所組織的1988年五月的詩會就是一個被重新認可的明示。
1988年，在中國影響居第二、三位的詩歌雜誌四川的《星星》詩月刊和安徽的《詩歌報月刊》把全國性詩歌最高獎授予了廖亦武。這些特為大賽作的作品與兩個三部曲和《巨匠》相比寫得要緩和些。1989年春，北京的《青年文學》月刊把1984至1986年所刊詩歌的頭獎授予了他。發表在1986年六月號上的《人民》一詩在主題和風格方面均為北京中共正式文壇所能接受。
1989年，他的《黃城》在東北的文學月刊《作家》上發表。《死城》竟然被收入了1989年8 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探索詩集中。( 雖然該版本已經被刪除個別政治上敏感的名詞和日期後在《人民文學》1987年1月號上發表過， 還是進行了審查，但是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前通過的。)
廖亦武在中國當代詩歌二元化世界中典型的精神分裂式存在，在1989年6月4號凌晨走向了其毀滅性的結局。當年在南京計畫的《大屠殺》一詩正寫在半途中，當他聽到北京所發生的事件時，他就對在場的人宣稱(有阿霞，我自己和另外一個詩人)他從此成為一個“持不同政見”的詩人。
寫於6月4日凌晨的《大屠殺》後半部和他製作的錄音使他不可挽回地走向了那條道路。《大屠殺》是一首聲討北京的暴力和罪惡的極單純而直接的豪叫。但也是他對這個他沒法選擇而又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的最終唾棄。
廖亦武的行為同天安門大屠殺本身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倒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沒有其它那位地下或者官方的詩人能有他這樣的勇氣和傻氣。其實，那年夏天，大多數其它地方的詩人，他們承認在“六·四”面前退卻了。個別的乾脆完全放棄了寫作，而大多數則在沉默和消沉之中惶惑和懺悔。在天安門事件之前曾有些詩人捲入了政治之中，但是只是極少數。後來，他們沒有被捕也沒有逃出國，而是採取了低姿態這種傳統的方式。
廖亦武和其它五位詩人在1990年3月16日被捕後，未經審判被關押近兩年之久。有關錄像帶的指控最終被撤銷，1992年2 月下旬其它6位詩人從重慶( 他們曾製作那本錄像帶並被逮捕的地方)一家拘留所里獲得釋放。在那段時期廖亦武受到嚴格的限制。對於他和其它6位詩人，除了由法庭指定的律師外，不允許任何探訪者。根據中國法律，在正式審判之前，任何人不得探訪被拘留者。犯人一個月只允許寫一封信或填寫一張物品清，而收信的數目和發出的一樣。監獄不准寄進照片，所以，他被拒絕得到一張在他被捕五個月後，即1990年8月李霞生下的嬰孩的照片。
最後，到了1992年夏，才對他進行了秘密的審判，並因寫作《大屠殺》，拍攝《安魂》一片和企圖逃離中國等罪名（即所謂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了四年徒刑。先後送往四川省二監獄（重慶）和四川省三監獄（大竹）。這時親人和朋友可以探監。兩年多來，他第一次見到了阿霞，那是在1992年的9 月。
不過，廖亦武在中國作為一名詩人的前景是極其暗淡的。他將作為有罪的政治犯於1994年3月離開監獄。 除非對那次天安門事件所下的“反革命暴亂”結論被徹底地推翻，他決不會再被中國官方文化部門任用了。當然，那些主要的和極其保守的文學詩歌雜誌也無法或者不會願意刊發他的詩作。他也將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下，以仿他再次捲入地下詩歌刊物中。
天安門事件後，越來越多的前衛地下詩人全然放棄了詩歌。許多詩人得支撐家庭，而且也被來自官方的重重壓力和搔擾弄得皮憊不堪了。隨着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物價的上漲，人們對物質和金錢的欲望也在上漲。必然使他們整天繁忙在工作中，加之通俗文化和電視文化占據了人們極大多數的時間，給詩歌創作和閱讀留下的時間也就極少了。
然而，仍有極個別頑強的人堅持着，同中共為愚弄大眾而調配和灌輸的物質主義和政治上認可的文化( 即那種不用置疑的、淺陋的精神食品)進行鬥爭。 通常是在妻子和朋友們的支撐下，繼續不斷地創作不妥協的詩句，忠實地保持着他們自己的理想、藝術價值和原則，雖然，他們完全知道在可以看得見的將來，要得到出版，甚至他們要獲得工作的希望是多麼的渺茫。
但是，他們起碼忠實於自己和祖國而在自由地寫作。我相信，廖亦武在1994年3月16日重獲人身自由時， 他的選擇必將屬於那一群不屈不撓的靈魂。

1993．1．16．溫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