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了，總想為我做Ph.D時的老闆寫點什麼。好幾次，剛開了個頭，便下不了筆。原來四年的師徒，竟沒留下太多的回憶。但是，他的離世卻叫我常常想起他來，心頭的點滴也不時提醒我寫些紀念的文字。這次，無論如何要把它寫完。

我讀書的地方是中部的一個三流學校。我老闆是系裡管招生的，所以，我先在他哪裡做rotation。兩個月後，得知別的實驗室做的也都差不多，我就乾脆定了他為我Ph.D的老闆。他挺高興，因為我拿的是fellowship，而他的新NIH grant沒有申請到。事後看來，我當時的決定是非常明智的，對我而言，不僅省了不少時間，而且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對他而言，由於我的工作，他在我在的最後一年又重新得到了grant。

老闆是德國後裔，留着絡腮鬍子，非常quiet，偶爾說幾句話，卻很幽默。當時在系裡呆了十年，是副教授。只收過一個Ph.D學生，我是第二個。學術上基本上沒有什麼建樹，也毫無鋒芒，屬於二、三流大學裡絕大多數混日子的那種教授。特別顧家，太太、女兒生日，結婚紀念日等等是從來不上班的。他兼職他女兒中學的女子籃球教練，比賽的日子也不上班。他同時還是市里bagpipe隊的成員，訓練的時候也不來辦公室。所以，我就是自己的老闆。

他給我布置課題的時候，告訴我說技術上很難做，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做。講起來蠻簡單的，就是用微電極往細胞里注射可以顯色的東西。但當時世界上會做的人不多，他們也都告訴我老闆特困難。因此，他說我只要能做出兩組數據就可以畢業。出乎意料的是，我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做完了，加上上課的時間，一共才兩年半。他跑來說：“系裡還沒有這麼快畢業的先例，你再做三組吧”。於是，又做了一年。這回，他說話算話，積極地張羅我畢業的事。

因為我生性懶散，老闆又不懂我的技術，這Ph.D讀得輕鬆自在。每天中午都去打兩個小時的乒乓球和遊戲，以至於有人打電話給我時，老闆得到地下室的遊戲房來找。我的周末都花在釣魚上，要是趕上每年四、五月的crappie繁殖期，我有時會整個星期停下實驗去釣魚。老闆從不管。但是，他有他表達不滿的方式。有一次，我過了一星期的釣魚癮後做實驗，發現攤子被動過了，問老闆，他說看我不做實驗，想自己試試。我居然訓斥他說：“你知道你這一動，我得花幾天來調整嗎”？他沒說話就出去了。我也覺得有點過份，於是第二天向他道歉。唉，這樣好脾氣的老闆到哪裡去找。

畢業了，我在同城的另一所學校做postdoc，去看他的次數卻很少。第一次是96年聖誕節去佛羅里達玩，因為在老闆那裡做的是hippocampus(海馬)，我特地給老闆用貝殼和sea horse做了個小玩意兒。他非常高興地收下，放在計算機旁邊。第二次是98年我發了篇Nature，給他送去，他當即用圖釘釘在辦公室門上。到加州來以前，我只是打了個電話跟老闆話別，畢竟他才50歲不到，今後見面的機會多着呢。

沒想到我錯了。兩年前，系裡的秘書到處打電話找我。因為我換了公司，等前同事聯繫到我時，老闆已經病故了，晚期前列腺癌。人有旦夕禍福啊！想到每次St. Patrick's Day，老闆穿着蘇格蘭短裙，吹着bagpipe，精神抖擻地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頭；想到95年去San Diego開會，在一個名為Fat City的中餐館吃飯，老闆點的北京烤鴨老不來，他煞有介事地問侍應生是否還在抓鴨子，那隨後的一陣爽朗笑聲，讓我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