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朱大可
2008年1月7日 星期一

李安拍了一部令人“不安”的電影，那就是根據張愛玲小說改編的《色戒》，它引發大陸民族主義者的口水示威狂潮。數千萬個惡罵帖子堆積在互聯網上，形成龐大的暴力話語泡沫。它們來自憤怒的平民大眾。但這絲毫不妨礙另一階層前往香港觀摩其未刪節版。一個流行的說法宣稱，在2007年末，中國人只剩下兩種重要的事務，那就是炒股和去香港看《色戒》。該時尚居然變成了某種身份標記——它是反叛的，表達了對文化專制的蔑視，同時也是炫耀財富的，因為這種境外旅行需要高收入的支撐。在情色大片的兩邊，分別佇立着怒氣衝天的平民大眾和歡天喜地的時尚新貴。這種破裂的文化圖景，正是中國各階層價值對抗的標誌。

在大批判和大狂歡的雙重語境裡，《色戒》的解讀變得異常困難起來。任何評估都將成為一種道德罪惡——不是跟漢奸為伍，就是與體制同謀。政治倫理的狂熱情緒，已經變成了熾熱的視覺火焰，它要焚毀掉基本的評判理性。《色戒》評判的另一個難點，在於我們只能觀看被廣電總局閹割達12分鐘的版本。面對這種專制的刪節，任何電影分析都是無效的。所幸的是，一個月後大陸出現了台灣版的盜版光碟，其刪節長度為四分鐘，主要針對其間的暴力鏡頭，雖然比港版更糟，卻比大陸版更好。這個偷渡海峽的半衰版，暫時成了我們從事電影解讀的唯一依據。

我們被告知，色戒的軸心就是情色。王佳芝是西施式的情色間諜，以色相引誘易先生，為政治謀殺提供情報，卻被對手在床幃上征服，在關鍵時刻提示其逃亡，導致整個刺殺計劃破產。故事的邏輯關鍵在於床幃。究竟是怎樣非凡的性愛或情慾，導致了一個女人的背叛？李安宣稱，所有的答案都在床戲之中。

在三段床戲裡，乾瘦的易先生跟王佳芝發育不全的身體形成奇怪的對稱。他們是一對動物式伴侶，無法引發我們對於美妙身體的憧憬。第一次的強暴和獸奸，第二次的教科書式的圖譜造型，第三次的激烈射精，三者在動物性上極其相似，沒有獲得升華和遞進的契機。第一次和第三次之間的唯一差異，在於易先生放棄了粗野的舉止，轉而變得溫存起來，如此而已。

《色戒》床戲只出現了兩個隱喻鏡頭，首先是王用枕頭堵住易的眼睛，這可能暗示王害怕易看穿她的本相，而另一個隱喻，則是室外警衛和狼狗站崗的插入畫面。毫無疑問，狼狗是易先生的象徵，卻只能暗示男人的性本能，不能完成情感的詩意升華。這隱喻是錯誤的引導，完全偏離導演的主旨。除此之外，長達8分鐘的床戲，沒有出現更多的精神性修辭：它既沒有雜耍蒙太奇的“闡釋”，也沒有詩意的特寫，更沒有互相繾綣的溫情。儘管面對日常生活場景，李安顯示了把握歷史細節的卓越能力，但在性愛的造型話語方面，他甚至比印度和越南等亞洲導演更為貧乏。

女間諜和他的對手就此展開了一場縱慾的狂歡，他們的身體被攝影機赤裸裸剝開，肆意炫示着乳房、臀部到陰毛和睾丸之類的身體雜碎。除了表演者是著名戲子以外，這些床戲跟港台劣質A片沒有什麼區別。《色戒》的性本能是低俗的，王和易，儼然是嫖客和妓女之間的粗鄙關係。

這種純粹的性慾能夠支撐王佳芝的背棄嗎？毫無疑問，它在邏輯上是可疑的，除非李安蓄意要把她塑造成某種性慾狂。但我們卻在床戲以外的場合無法得到驗證。購買五克拉鑽石的場面，充滿情慾和政治信念之間的曖昧衝突。在王的複雜眼神里，我們可以讀出微妙的情意。但這情意並未出現在做愛的現場，以致那些囂張的床戲鏡頭，淪為一堆冗餘的廢物。除了能夠吸引有觀淫癖的觀眾之外，它根本無法推進敘事的邏輯。

這種失控導致了《色戒》身體敘事的斷裂。那些造型猥瑣的性交場面，不足以把色情遊戲推向它的反面，也就是推向李安期待的背叛。浪費了十幾分鐘的床戲篇幅，卻沒有建立情慾和背叛的因果鏈索。在那些歷史講述的精細布景中，李安陷身於他難以駕馭的困局。這是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挫敗，更是導演李安的挫敗。

在李安的身體敘事背後，隱藏着一種無處可逃的黑暗，在槍斃王佳芝時，它湧現在愛國者所面對的無限深淵裡。屠殺場面是用於點題的，揭示着人性的極度陰鬱。這種黑暗性不僅存在於易下令槍斃王的細節之中，而且滲透於野獸般的做愛、關於捕殺愛國者的血腥談論、殘酷的拷打、以及逃出咖啡館的歇斯底里舉止等等，甚至擴散到了張愛玲式的麻將桌上。在太太政治的權力空間，女人的縴手、暴露在旗袍外的玉臂和大腿、捲曲的燙髮、頭飾和鑽石指環和無聊的家常絮語，都散發出冷漠無情的氣息。正是這巨大的黑暗鎖住了李安，令其無法完成對情慾及其曖昧性的題寫。

《色戒》第四個失敗者是張愛玲女士。作為電影腳本的原始藍本，時尚女作家暴露了小說敘事方面的嚴重弱點。她甚至連完整轉述歷史的能力都不具備。整部小說混亂、破碎、和蒼白無力。它的唯一好處就是設定了一張恆久的牌桌，那是太太多邊政治的軸心。一篇三流小說，為一部二流電影提供了敘事起點。

本片的最大失敗者無疑是廣電總局。它以父親般的粗暴方式，腰斬了《色戒》的床戲鏡頭。一方面拒絕對電影實施暴力和情色分級，一方面卻要捍衛國家主義敘事的純潔性，這種可笑的管理模式加劇了電影市場的混亂。中國民眾不是幼兒園孩童，廣電總局用紅布蒙上他們的眼睛，只能引出適得其反的後果：它不僅激怒了觀眾，而且激發普遍的獵奇心理，由此煽起香港旅遊的狂潮。而李安則應當向廣電總局高聲致謝，因為正是它提供的意識形態剪刀，掩飾了影片的情色馬腳。

作者朱大可，祖籍福建武平（客家），生於上海，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現為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是著名文化學者、批評家和隨筆作家，崛起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是當時前衛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從事中國文化研究與批評，其範圍包括文化哲學、歷史文化和大眾文化等。前衛的思想、對社會弊端的理性批評、獨特的話語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執著，使其在中國文化界產生廣泛影響。

朱大可撰稿的專題記錄片《鄭和》（120分鐘），2007年10月由美國國家地理頻道在黃金時段播出，打破本土紀錄片在該台播放的零紀錄狀態。

鳳凰衛視旗下的《鳳凰生活》雜誌2006年9月號，推出“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中國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選，與李敖、余秋雨、程抱一等人一起，成為全球華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朱大可代表著作包括：《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守望者的文化月曆》、《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話語轉型》、《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主編，大型文化年鑑，已出中文版五卷，日文版四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