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暗夜流螢

　歷史，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民族對破碎記憶的修復。因此，它應該是一個民族人格與道德的博物館和紀念碑；它應該是一個民族咀嚼恥辱的源泉；應該是一個民族前進道路上寫滿“教訓”的獵獵經幡。對於一個沒有宗教敬畏的世俗民族而言，它同時也應該是浸透“原罪”意識的教科書。
　　對照這樣一種標準，捧讀中國歷史，我們汗顏無地、長號大哭。“中國五千年無史！”有的只是成王敗寇的無望循環；有的只是三十年河東河西的奴役與被奴役的交替；有的只是對同一段歷史的不同註腳，就像一個妓女，為不同的嫖客擺出不同的花樣和姿勢。如此而已。
　　五千年無史，不僅在於歷史被政客玩弄、強姦、凌辱、褻瀆，更在於歷史主體（“人民”）本身的醉生夢死、搖擺與變節。中國人，一群永遠無法斷奶的孩子。正因為無法斷奶，所以“有奶便是娘”才正成為無數次農民暴動（我拒絕稱其為“革命”）中那些群氓無賴搖擺、變節、背信棄義的永恆主題。正因為是孩子，所以無法約束、管理自己，更不懂得擔當責任、義務和追求做“人”的權利。他們像水一樣不穩定、流質善變，而且最終會像水一樣淹沒自己。
　　從《春秋》到《資治通鑑》再到《二十四史》，甚至到現在，故老相傳的是對強權政治的膜拜，對奴隸的愚弄和麻醉。為“尊者諱”的怯懦與粉飾使歷史真相嚴重失真，給記憶留下了許多盲區。鮮血滲入土地，不留一絲痕跡。過往的悲劇從而在白紙黑字裡失重。甚至，在我看來，所謂現代國家與封建國家之間的區別，更在於現代國家分工更細、管制更嚴。那些異質的聲音更容易被稠密的喜劇、狂歡、“規訓”（見福柯《規訓與懲罰》）的主流強勢話語所稀釋、打壓，消弭於無形。因此，我明白了：為什麽中國現代精神的啟蒙只會發生在二十世紀之初——那個軍閥割據、綱紀鬆弛的時代？
　　在現時的中國，繁華祥和得甚至容不下一個人的幾滴眼淚、幾聲哭泣。甚至一個虔敬、純潔、真誠的人的大哭都會成為喜劇的源泉。“泛喜劇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根本的特徵。任何事物，無論虛偽還是真誠、卑鄙還是高尚、輕浮還是莊重都可以輕而一舉的將之喜劇化從而緩解其蘊涵的內在張力。正因如此，歷史不但失真、失重，而且由於“記憶”地缺席使歷史成為廢紙一張。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當我沉入歷史時，我忽然覺得它還是太輕。在中國。誰記得一切，誰就應該嚎啕大哭。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被踐踏、凌辱、愚弄、欺騙，也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坦然、麻木、善忘、樂觀。王夫之曾沉痛的說中國“上有申韓，下有法老（其實質是強權政治和犬儒主義），因此中國永無出頭日。”而幾千年來生活在這樣一種“法道結合”的環境裡的人們卻異常樂觀。這種幾千年來積累起來的樂觀情緒直接傳染給了現代的我們。中國的節日（其中也不乏有一些紀念性節日，然也不過是如魯迅先生所說“禮而已矣”）數目之多足可申請吉尼斯記錄，國家的、省的、市的、縣的、某個部門的。我們每天都張燈結彩，載歌載舞。我想起了傑姆遜的一句話：樂觀主義，即使最輕微的樂觀主義，都只能推薦給那些願意被人利用和操縱的人。
　　　　　　　　　　　　　　　　　
　　株連九族的酷刑和“焚書坑儒”是歷史的文治：“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和“一將成名萬骨枯”是歷史的武功。兩者和起來就是令無數百姓崇拜，令政客追求的所謂“文治武功”。幾千年來，那些淤積的鮮血和腐爛的屍體告訴我們：歷史是政客們拉出的一堆糞便，那些青史留名的所謂“偉人”不過是恰好把糞便拉在了莊稼地里而已。
　　中國的歷史，為什麽不能是一部人格史？為什麽不能是一部平民史（其實是平民的受難史、屈辱史）？為什麽不能是一部思想史（讓廖若晨星的異端浮出海面。在中國只有那些異端才能說出些許真理。）？那些人格卑劣、陰暗，手上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們，為何時至現在仍然對他們頂禮膜拜？那些所謂史官難道就不能溫熱一些，用愛恨情仇來書寫歷史？除了成王敗寇，我們的歷史就不能多一些東西嗎？像《史記》那樣：把卑鄙塗在卑鄙者的恥辱柱上；把高尚鐫刻在高尚者的墓志銘上。讓人類良知得以伸張。
　　　　　　　　　　　　　　　　　
　　有時候我想，如果一個民族對殺人不眨眼的暴君；對於“寧可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的奸雄；對於逃起命來連子女都不顧的無賴；對於為了個人私慾而不擇手段將社會搞亂的政治流氓，非但沒有痛恨、詛咒、輕蔑、唾棄反而供奉起來神化、膜拜並真心以為政治強人、偉人就應該是這個樣子，這樣的民族是個永遠無法脫離蒙昧、野蠻的民族。組成這樣民族的人們就是歷史悲劇的承擔者，甚至也是釀成歷史悲劇的幫凶。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政客。這個世界，有了政客才有亂子；沒有政客會出大亂子。前者針對的是政客的品質，後者針對的是人民的素質。
　　　　　　　　　　　　　　　　　
　　五千年無史，根柢在於無“人”。真正的大寫的人，過“正常人”的生活的人：有尊嚴、有辨別力、有愛恨情仇，可以被別人領導，但不可以被別人驅策，更不可以被別人利用——無論他們假借什麼樣高尚的名義。然而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我們的人民不過是和平時期心寬體胖的奴隸，戰亂時期被政客利用的一把刀、一支箭而已，就像《水滸》中的逵。鄧曉芒教授曾說“文革”無非就是宋江吩咐李逵用大斧逐個砍去又從而被砍的過程。其實套用於整個歷史，又何嘗不是呢？
　　說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一個令人熱血澎湃，一個通體透着高貴偉岸的字眼，一個無往不能，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詞：革命。從清末開始，這個詞就主宰着各個不同的時代，每一個政治勢力都試圖和它攀親、聯姻。它是如此的顯赫、榮耀、甚至有點跋扈。每一次殺人和流血都是在它的名義下，以至於中國老百姓認為只要殺頭就是革命，只要流血就是革命，因此出現了許多以“革命”為生的“職業革命家”。時至現在，這個詞仍具有一種不怒自威，讓人誠惶誠恐的霸氣。主流媒體還時常提到它。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在“革命”的前面加一個“反”字。言外之意自己仍代表着革命。但誰又曾問過：革命的目的是什麼？是讓人生還是讓人死的？是讓人獲得自由還是讓人成為奴隸？
　　革命正在墮落成打擊異己，保護既得利益的一件武器。使用它的人就像一個喪失了性功能的老人：保守、守舊、宣揚禁慾，制訂清規戒律不讓年輕人越雷池半步以免顯出他們的老來。
　　在五千年的歲月里，無論是“暫時做穩了奴隸”還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老百姓都活的誠惶誠恐、低眉順眼，是強權政治和犬儒主義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嚮往者和實踐者。一個對上諂媚的人對下必驕橫、必專斷、必陰狠。中國人城府深沉，將上級施加的羞辱咽到肚子裡有朝一日飛黃騰達後再反芻給部下。父母教育孩子的“不經苦上苦，難做人上人”，其自強不息的初衷也是這般陰暗。因此可以這樣說：中國人深昧強權政治和犬儒主義對人性的戕害但卻從未想拋棄它，而是與之共舞，從而使中國歷史的這一特點循環往復、綿延不絕。
　　　　　　　　　　　　　　　　　
　　中國人要想重塑歷史的尊嚴（毋寧說重塑人的尊嚴），必須透過“你方唱罷我登場”無進化歷史循環讀出恥辱來：一種幾千年來非人感的恥辱；一種讓你大徹大悟、痛徹心扉、號啕大哭的恥辱。而要想讀出這種恥辱，必須是具有憂鬱、高尚、勇敢、敢於承受孤獨的悲觀者，一個對悲劇異常敏感的悲觀者才能做到。忽然我想起多年前寫下的一句讖語：誰不能沉潛入黑暗，誰就難見得光明；誰濫用了喜悅，誰就易被別人操縱。
　　　　　　　　　　　　　　　　　
　　20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