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年輕，所以不可避免地，他們崇高的激情使他們成為這個城市最為孤獨、最為偏僻的人，像微小的晶鹽和水滴，稀釋在浩瀚的人海里，讓人無從覺察。在仔細描述他們之前，我必須闡明：他們與任何所謂的新潮一族無關。為此，我不得努力作出鑑別，把他們從眾多矯情自戀的偽詩人、浮躁疏陋的偽前衛藝術家、以及層出不窮的佩戴真理面具之偽理論家和假道學中篩選出來，一一呈放在公眾的面前。他們如此脆弱的生存和如此堅毅的人格同樣令我們們內心震顫、令我們在茂密的物慾之中緊緊保持、反躬自省。在至真至善的精神王國與喧囂的世俗之間，他們奮不顧身地選擇了前者，這並不是說，他們試圖拒斥社會，正相反，他們秉持着憂患和悲憫、秉持着充盈內心的神秘理想，試圖以自身的高度和速度為人們尋求迷途中的人文之路，尋求永恆的福祉。

　　我不知道這個日趨發達的都市文明帶給他們究竟是幸福抑或不幸。我只知道，他們只是游離在邊緣，無從介入；他們只能孤獨地漫遊在自己的哲學和人格精神構築而成的日光朗照的世界裡，既不沉淪、也不放棄。

　　作為一個鄉村教師，一個視詩歌為生命的人，施的生存能力是極其低下的。在崇明的西北角，在浩蕩的江水和大海的抱合之處，在一個名叫新平的小小的村落里，他喃喃自語地活着，寫着震撼人心的詩篇和美文。　　關於他的生活經歷，我不想過於繁冗地敘述。他畢業於復旦，然後回鄉執教。大約在八十年代末，和我一起參與了名聞一時的“新生代”詩歌運動，因不滿其過分的浮躁與參差不齊而退出。後滬上一雜誌邀請他出任編輯，他自度難以適應都市生活而婉拒，至今仍生活在由農業和大地構成的王國里。一條江流蜿蜒着繞過他的身邊。　　關於他的生存狀態，我似乎難以用語言進行細緻的描述。這是一種獨特的，被理想和真理之光籠罩的，充滿形而上色彩的精神遊歷；是和世俗生活保持距離的完全木訥又完全自由的生活方式。在他給我的來信中，我可以時時感受到這種因高度的生存質量穿透而出能量和光：“......我現在埋頭於詩歌史，在浩瀚的汪洋中尋找先師們的靈光。從荷馬開始，我沿着品達、薩福......的道路一路寫來，完成了十餘篇紀念性的東西，這可能是唯一可以聊以生計的工作。我享受着他們的醇酒，......我現在所寫的只是對一種東西的最真實和最激烈的記錄。”（信札九一年九月六日）在我最為艱難的日子裡，他來信道：“......人為着自己的陰影而活着，這陰影或許就是信仰，你我都一樣。”（信札九零年一月六日）“你我兩個人，接受了別人在這個時代放棄的東西：美、美德、羞怯、脆弱，這是我的悲哀。”（信札九零年十月一日）作為詩人，他心靈的支撐點或者說君臨他生活的導師正如他信中所寫：“......我越來越真切地感受到有一個形而上的國家，那是日光朗照真理之境，她由農業支撐，並向前噴薄。”“......我的生活不需要小說，而詩歌不同，但我寧願只為我的國家寫詩，而不去做這個國家的詩人。”（信札九零年九月十六日）他並不是一個自命不凡者，為了自己的詩歌理想，他從不放棄最基礎的努力：“......我們總以為是詩歌打開了我們，但我們畢竟不是天才，我們充其量是個技藝的挑剔者、夢境的漫遊者，充其量是詩歌的開採者，寫作應該是我們不間斷的工作，這樣才對得起詩歌，才能發現點什麼，告訴別人點什麼。”（信札九三年十月十七日）。

　　我希望人們通過他的信札中片言隻語能看到些東西，這比我的描述更為有力。他的這些文字帶給我巨大的反省的壓力，其精神內核在輻射中又不斷自燃，給予我們持續下去的願望和勇氣。對於公眾而言，這一切都是陌生的，除了讀書和寫作，他的生活是如此謙卑。我想說的是，他們存在着，在視野之外，在更高更遠的地方，存在着。

　　和施君和沉思與啞默相反，耿君是一個爽朗健談的人，但我至今仍無法確切地描摹其大致的面目：朋友眾多、交遊廣闊，而在內心又是一個極孤獨的人。作為一個睿智的人，耿君很好地融合了上述兩個不同的側面。他稱自己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且更是一個理想家。因為他無時不刻地在為自己構築精神上的理想王國，並不懈地為這闡述和努力。　　從復旦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耿君進入了某局職大任教，閒適的工作節奏為他提供了鑽研學術的寶貴時光。他在飽覽了中外典籍之後開始了筆耕生涯，然而由於他獨特的文字處理方式以及特立獨行的哲學觀念使他的文字只能在同仁之間傳閱，無法付諸於公眾。其間適有種種商潮席捲上海。他的朋友勸其共謀商途，並許以高於其原收入兩、三倍的薪水。耿君拒絕了，因為他不想打破自己沉湎思想的環境和節奏。為了有使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言說的機會，他開始考研，但是在考分頗高的情況下，卻遭人陷構，只能以自費名義就讀，每年還需多繳數千元的學雜費。　　為了有更多的同道與朋友，他和一些哲學藝術方面的同仁們組織了一個沙龍，不定期地聚會，相互探討哲學和藝術中的至上之境。每每到了深夜或凌晨，他們都會有一種充盈之後的無上愉悅，使自己脆弱的生存在朋友的鼓勵下得以支撐。　　在他簡陋而困頓的小屋裡，我依稀記得他這樣說過：“很多事情總要有人承當，我們即使達不到那無上的高度，即使尚無力改變什麼，又有什麼關係呢？一切是從我們執著於理想的那一天開始註定的，我們天性如此，誰也無法改變。”

　　這種對於全體和個體的刻骨憂患構成了他們推卸的使命。我發現：他們理想的花環是如此真切地閃爍着，在這個蒼茫都市的霓虹背後，神聖、美麗，而又單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他們一樣，保持着年輕的探求真知的勇氣，我只知道孤獨者依舊孤獨，漫遊者還在漫遊，在這個心智漸趨渺茫的年代裡。

　　我即將描摹的陸君，平和、寡淡、謙遜。作為明煬法師的記名弟子，陸君過着工整而又拘謹的生活，並不從理論上對自己的理想進行完整系統的勾畫，然而他的踐約狀態卻無疑令人心生同樣的崇敬。　　在逼仄的職員生涯中，他只是行善，從內心深處盡着自己最勤勉的本分。回家，則有着自己每天必做的功課：閱讀和修持。他總是為自己凝滯的思維而懊喪，也為自己的有所得而欣喜快樂。這樣的快樂有種形而上的美，讓遠離他生活狀態的人也禁不住為之動容。他總覺得自己時間不夠，為此，他甚至每天只維持一餐。我並不是說他們為清貧而清貧地活着，而是說他們對於神聖存在和彼岸世界的迷戀達到了如此的高度。，以至於忽略了太多世俗和肉體所應關注的東西。　　陸君告訴我：“我這個人有點悲。”我理解他的悲，是“悲憫”、“智悲雙運”、“大慈悲”；是他從個人的隱痛向為眾生和宿命祈禱的過程；也是他為那理想中的至善之境而奮不顧身的動機和動力。　　在他遠離都市中心的不大的居室里，圍侍的書籍和一隻薄團保持着和周圍不甚諧調的潔淨。印度奇南香的裊裊余息在彌散中發出古老的、充滿彼岸意味的、懾人心魄的氣味和暗示。我甚至懷疑，在這個繁華都市的其它角落，是否也存在着同樣的心靈和地域。

　　“我無法向末流的人講述，這種高度是不具有這種高度的人所不能達到的高度。”我看見他們默默無聞地作息於人群之間，孤零零地仰望天穹，全身諦聽，廖廓、蒼茫、永無止境。這種對理想、對神聖存在的充滿“經典意味”的獻身方式，很有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壯烈景象，這一景象常常令我面對駱一禾的詩句情不自禁，難以自已，這詩句是：“為什麼我們看見了朝霞？”　　是的，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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