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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紅衛兵到插隊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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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聽
　　　　　　　　說有一名中國紅衛兵叛逃蘇聯時；當
　　　　　　　　即向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下令：“立
　　　　　　　　刻派一架飛機，把這個中國姑娘接到
　　　　　　　　莫斯科來！”

　　姍姍來遲的春天，懶洋洋地伸展翅膀，在這舉世聞名的歐洲大都市裡揮拂。馬路邊，還堆積着一叢叢灰白相間、顯得髒兮兮的殘雪。公園的空地上，已經有些嫩綠的新草像針尖似的探出頭來。
　　路旁的綠化地帶里，那已萌綻葉芽尖兒的樹木上，有幾隻小鳥正尖着嗓子在啁啾雞啼。馬路街頭，幾個剛卸脫冬裝的路人，正慢吞吞地行走着。整個城市的沉靜氣氛，使人不禁想到這是一座被遺棄的城市。
　　庫圖索夫大街的中段，坐落着幾幢外牆貼着淺綠色馬賽克的公寓大樓。莫斯科的市民都知道，這裡是高級官員住宅區，居住着包括蘇共中央總書記里昂納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內的一些蘇共中央政治成員，軍隊高級將領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高級官員。每天上午，都會有一輛輛高級轎車從這個住宅區的幾個門裡駛出，開往克里姆林宮以及其他機關所在地。
　　這天上午將近9時，從住宅區的1號大門裡駛出一輛福特——1965黑色高級轎車。這輛轎車的司機是克格勃上校軍官，他的旁邊坐着一個棕紅色頭髮的彪形大漢，這是克格勃總部衛隊長魯賓諾夫少校，他同時又兼着克格勃主席的衛隊長，每天負責接送克格勃主席上下班。轎車的後排座椅上，坐着個頭高大、體格魁偉、頭髮已顯灰白的克格勃主席尤里·符拉季米洛維奇·安德羅波夫。汽車剛駛出住宅區大門，這位克格勃主席就輕聲下令：“可以開快些！”
　　“是的，主席同志。”上校司機答應一聲，果斷地踩下了油門。
　　安德羅波夫是俄羅斯人，出生於1914年6月15日，早年曾在卡累利一芬蘭共和國首都彼得洛扎伏特斯克的一所國立大學讀書。他在年輕時曾當過郵電局的電報生和電影公司的電影剪接員，後來又進了里賓斯黨的一所水運技術學校，在那裡，他參加了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安德羅波夫從水運學校畢業，被指定專職搞共青團的組織工作。1939年，他加入蘇聯共產黨，接着很快就當上了雅羅斯拉夫市的共青團委書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安德羅波夫已是卡累利一芬蘭共和國共青團的書記，曾一度在敵後率領游擊隊同入侵蘇聯的德國人作戰。1944年，他升任蘇共彼得洛扎伏特斯克市委第二書記。衛國戰爭後，安德羅波夫青雲直上，連連晉級，1951年已是蘇共中央政治部書記了。由於安德羅波人精通英語，1953年他被派往蘇聯駐匈牙利大使館當顧問，次年即轉為大使。
　　匈牙利事件後，安德羅波夫回到莫斯科，被任命為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他在這個位置，有機會訪問了蒙古、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波蘭、中國、阿爾巴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1962年，安德羅波夫晉升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他上任後的第一次露面，就對毛澤東進行猛烈的攻擊。
　　安德羅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長期支持者，所以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對他頗多倚重。1967年5月19日，凌晨1點，莫斯科塔斯社發出了一條使世界驚奇的消息：尤里·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接替了原先的克格勃頭子謝米察斯特尼的職務。從此，克格勃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安德羅波夫身上具有蘇共高級官員所難見的文雅的風度，文學的修養，以及知識分子的趣味、幽默。他是一個喜歡讀書巨善於思考的人，由於公務繁忙，所以只好見縫插針抓時間，此刻在赴克格勃總部的途中，還捧着一本英文小說在閱讀。大約讀了三四頁，轎車就駛抵了克格勃總部。
　　克格勃總部的地址是捷爾任斯基廣場2號，再往前兩個街口，便是克林姆林宮。總部門口沒有任何顯示“情報機關”、“秘密警察”的標誌，這幢由大塊大塊灰色花崗石砌成的九層大樓，以前曾是“全俄保險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改由國家保安部門占據。
　　1954年3月13日，赫魯曉夫創建了克格勃，這裡便作為該機構總部所在地。
　　安德羅波夫從轎車上下來後，和往常一樣，沒有乘電梯，而是步行上樓。這個身高二米０三的克格勃主席上樓梯時的姿勢，很像一頭肥碩的大熊在笨拙地爬坡。魯賓諾夫衛隊長尾隨其後，時時準備在首長一旦踩空跌下時，伸手去攙扶。但這種擔心似乎是多餘的，安德羅波夫已經爬了一年樓梯，一次也沒有踩空過。
　　安德羅波夫一口氣上到四樓，一邊和走廊里的秘書、衛士點頭招呼，一邊大步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克格勃主席的辦公室是整個總部最大的一間辦公室，裝修得非常豪華，地板上鋪着紫紅色、嵌織着黃色東方圖案的巨型地氈，配有整套法國名貴沙發，牆壁表面貼着紅木。連接這間寬敞的辦公室的，是一間備有淋浴設備洗澡房的隱蔽而優雅的臥室。但是，安德羅波夫很少走進這間臥室，至於過夜，入主一年來從未有過一次。
　　安德羅波夫走進辦公室，朝堆在那張巨大辦公桌上的不低於一尺的那疊文件掃了一眼，臉上在一瞬間顯露出一種似笑未笑的神情，隨即恢復常色，走到高大的窗口前。尾隨而進的秘書立刻和平時一樣，送上一個已經裝填了煙絲的黃楊木煙斗。安德羅波夫點點頭，說了聲“謝謝”，秘書已劃燃了特製的長杆火柴，小心翼翼地伸了上來。
　　安德羅波夫站在窗前，抽着煙斗，兩道銳利的目光透過鏡片，直射窗下。從這個視角望出來，可以望過整座捷爾任斯基廣場，看到對面馬克思大街的景色。抽着煙斗望街景，這是安德羅波夫每天上班後第一項必修的功課。
　　一煙斗煙絲抽完，安德羅波夫來到辦公桌前，在皮轉椅上坐下，朝秘書點了點頭，微微一笑：“安德烈同志，讓我們開始吧？”
　　“是的，主席同志。”
　　所謂“開始”，是安德羅波夫一邊聽秘書匯報重要文件（情報）的概要，一邊自己從案頭那疊文件中挑選內容重要的瀏覽。安德羅波夫有着一項常人所不及的本領：他叮以一面用英語接電話，頭腦里則在考慮着國外的某樁要事，而手裡的筆還能用俄語在寫東西。現在，他一面聽秘書匯報，一面把文件一份份的翻閱。當秘書匯報完十份文件開始說到第十一份時，安德羅波夫已經把面前那疊尺余高的文件測覽完了，他隨手拿起一個藍色塑料文件夾，翻閱起裡面的那一疊紙。
　　這是一份文件（情報）目錄。安德羅波夫作為克格勃主席，控制着這個龐大特務機構的所有部門，計有：克格勃中央書記處、第一管理局（對外諜報局）、第二管理局（國內防諜局）、第五管理局（秘密警察局）、邊防管理局（邊防軍）、第三管理局（軍隊監察局）、第七管理局（監視調查局）、第八管理局（聯絡通訊局）、工業保安管理局、技術管理局、行政管理局、第九管理局（警備管理局）、人事管理局、檔案中心、檔案登記部、財政經費部、特別調查部、經驗核對部、保密檢查部、國家通訊部、書刊審查部、訓練部、運輸部。這些部門由安德羅波夫的六個副手分管着，每天處理各自的業務。所有送呈總部的文件均先由副手審讀，然後將他們認為重要的挑選出來，送往主席辦公室由安德羅波夫親自處理、挑選剩的則由他們直接處理，但是必須將處理結果備案。此外，凡是未向主席辦公室送呈的文件，每天必須製作成目錄，送到安德羅波夫的案頭。現在，安德羅波夫就在瀏覽這份目錄。
　　秘書翻着文件夾，開始匯報第14份也就是最後一份文件：“1968年4月30日，美國國防部在諾福克市的‘黑玫瑰皇后飯店’舉行了一次參謀長聯席會議，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問北越戰場增派兵力的可行性，與會參謀長……”安德羅波夫突然把手一揮，大聲道：“讓那些參謀長見鬼去吧！
　　不要念了！”
　　秘書一怔的當兒，安德羅波夫已經伸手抓起面前一排電話機中的一個送話器，吩咐道：“彼羅朱柯夫同志，請您帶上那份編號為‘B103’的文件，馬上到我這裡來！”
　　彼羅朱柯夫中將是安德羅波夫的六個副手中的一個，負責分管邊防管理局。他和其他五名副手的辦公室都在四樓，所以，安德羅波夫剛把送話器擱回機架、他已經推門而進了。
　　“主席同志！”
　　“彼羅朱柯夫同志，請坐！”
　　彼羅朱柯夫把B103文件遞給克格勃主席，然後在牆邊的沙發上坐了下來。秘書見狀，知趣地退廠出去。
　　安德羅波夫接過文件，二話不說，立刻看了起來。這份編號為“B103”的文件，是克格勃邊防管理局在昨天晚上10點鐘以“急件”形式送往彼羅朱柯夫家裡的，主要內容是：蘇聯、中國邊境的36號地區（此為克格勃邊防管理局的編號）的蘇聯邊防軍執勤人員，於昨晚8時59分抓獲一名從中國方面叛逃過來的女紅衛兵。
　　經初步審訊，叛逃者供稱自己名叫傅索安，天津人，叛逃動機是“投奔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尋求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安德羅波夫閱完文件，皺眉沉思了片刻，望着副手：“彼羅朱柯夫同志，這個叫傅索安的叛逃者，現在在哪裡？”
　　彼羅朱柯夫略一欠身，回答道：“昨晚我收到這份急件後，立刻和邊境方面通了電話，他們說現關押於邊防軍營房的禁閉室。”
　　安德羅波夫微微頷首：“我認為對於我們來說，這也許會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難道由此會引起外交糾紛？”
　　“外交糾紛是不會的……”安德羅波夫站起來，想說什麼，但動了動嘴卻未開口，伸手抓起一部紅色電話機的送話器。這是“克里姆林宮專線”，電話線的另一頭連着克里姆林宮蘇共中央總書記辦公室，可以直接同勃列日涅夫通話。這邊安德羅波夫剛抓起送話器，那邊勃列日涅夫已經有了反應，耳機里傳來一個鼻音很明顯的聲音：“唔，是安德羅波夫同志？”
　　“是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有一件重要情報向您報告……”安德羅波夫簡要地把傅索安叛逃來蘇的情況說了一遍。
　　安德羅波夫之所以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器重，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同，這也是他後來成為勃氏接班人執掌蘇共大權的一個原因。現在，安德羅波夫剛把情況說完，勃列日涅夫已經領略了此事潛在的意義，立刻下令：“馬上通知邊境方面，必須嚴格保證這個叛逃者的安全。另外，立刻派一架飛機，把這個中國姑娘接到莫斯科來！”
　　安德羅波夫對着話筒點頭：“是！立即執行您的指示！”

2

　　　　　　　　　　江青給公安部長打電話：“我要活
　　　　　　　　　　的！查到這個人後，給我押到北京
　　　　　　　　　　來！”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一輛藍色“上海”轎車從北京城裡快速駛往位於西郊的釣魚臺國賓館。
　　釣魚臺原是清廷皇帝及皇室成員在一年內的某些日子專門來此舉行垂釣儀式的地方，解放後經過修繕闢作國賓館，金日成主席、西哈努克親王、恩克魯瑪總統、胡志明主席等眾多國家元首訪華時都在此下榻“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外事活動減少，空出不少別墅，就作為一些中央領導人及中共文革小組部分成員的臨時下榻處、這段時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顧問的康生就住在這裡，這輛“上海”轎車中的乘客就是奉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的命令來拜見康生的。
　　“上海”轎車駛到釣魚臺國賓館大門口，停了下來，站崗的解放軍戰士迎上前去，查看通行證後，方才放行。轎車駛進大門，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牆，上面有用紅漆臨摹毛澤東主席頗有特色的筆跡書寫的“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轎車順着用道繞過屏牆，往裡行駛了一會兒，在一幢別墅前停了下來。從車裡下來一個身穿人民解放軍陸軍幹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許，是中央文革小組抓專案工作的負責人之一。許某下車後，從公文包里取出江青手寫的便條，走進別墅，遞給了一個秘書模樣的工作人員，對方看了看，便把他引進了客廳。
　　大約過了十多分鐘，身穿紫色毛衣、外罩絲棉背心的康生走進了客廳。許某連忙迎上，做自我介紹後，說：“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囑要我代她向您老問候！”
　　康生“唔”了一聲，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隨手做了個姿勢示意許某坐下。
　　許某坐下後，用恭敬的目光望着康生，小心翼翼地開腔道：“康老……”康生不客氣地打斷道：“你的來意，江青同志在電話里已經講過。現在，我給你十分鐘時間，計你把有關情況說一下！”
　　許其額外沁出了冷汗，公雞啄米般地連連點頭：“是！是！我把情況向康老匯報……”許某奉命求見康生，是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專案。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大體情況如下：“西安事變”後，中共中央鑑於當時處於民族存亡的緊急形勢，急需大批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幹部分赴各地開展工作，於是決定讓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後關押於國民黨“北平反省院”內的黨的幹部按照國民黨的規定辦手續出獄。這些幹部遵照黨中央指示出獄後，積極投入工作，對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此事當時經中央集體討論所決定，所以這六十一人在歷史上應當說是清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後還擔任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卻有人提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中央文革小組遂決定進行專案調查。然而，專案調查的工作卻開展得疙疙瘩瘩，不甚順利。江青聽許某匯報後，指手畫腳發號施令道：“這事應當去向康老請教，康老是專案問題的專家、權威，沒有搞不定的專案！”
　　於是，許某便來釣魚臺拜見康生了。
　　許某把調查情況擇要匯報完，正好十分鐘。康生聽了，在鏡片後面轉動着眼珠子，嚅動着嘴唇嘟噥道：“沒有章法……戰線鋪得過寬……沒有找准知情人……”見許某打開本子準備記錄，馬上阻止：“不許記錄！”
　　許某連忙合上本子，連鋼筆一起放進公文包。
　　康生突然問：“你會寫文章嗎？”
　　許某不知所措地回答：“湊合着寫過幾篇，不過水平極其有限他還想往廠說，卻被康生打斷了：“搞專案就像寫文章！要有材料，有了材料還要會取捨。取捨，懂嗎？”
　　許某茅塞頓開：“晤，懂！懂了！”
　　康生打了個哈欠，掏出手帕，摘下眼鏡拭淚水，邊動作邊說：“‘北平反省院’的事，你去找一個人，這個人姓張，弓長張，以前在‘北平反省院’管檔案的。凡是進過反省院的人，他應該都清楚他們在裡面的表現；。這個人解放初期住在天津，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可以通過公安機關去查一查，聽說他很會刻圖章。”
　　其實，康生說得出此人的姓名、地址，就在幾年前，他還派人去天津向那人“借”過一幅米芾的字。但是，即便是江青本人來問他，他也只會說這些，這是康生風格，也是陰謀家的風格。
　　許某離開釣魚臺後，立刻去見江青，把康生的話詳細說了一遍。
　　當天晚上，江青給公安部長謝富治打電話，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張××這麼一個人。
　　謝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沒問題，不論死活，都一下給您找到！”
　　江青的話有些不合邏輯：“我要活的！查到這個人後，給我押到北京來！”
　　謝富治只好點頭：“好的。”
　　但是，謝富治沒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讓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張××時，這個人已經被人打傷，送進了醫院。行兇者，正是兩個月後越境逃蘇的傅索安。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於天津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一家科研單位的英語文字翻譯。傅索安從小就長得很漂亮，她的周歲照片曾被照相館放大後陳列在櫥窗里。從生下來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過不少照片，有的還請人畫上了彩色。這些照片，在博索安後來越境叛逃後，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後，比傅索安小七歲的弟弟傅索強曾憑他少年時的記憶對1968年時的傅索安作過了一個白描式的敘述：“她個頭很高，大約不會少於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體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間；臉形是鴨蛋形的，五官長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勻，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來總閃着光波，眼睛上部長着一對濃黑的月牙眉。她和當時的同齡人一樣，愛穿一套草綠色的軍裝，右臂套着個紅袖章，剪得很短的頭髮上壓着一頂軍帽。”
　　根據這個敘述，可以想象傅索安當年乃是一個比較俏麗的高個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
　　她在班級里擔任着班幹部、英語課代表，又是共青團支部副書記，是一個很具號召力的活躍分子。傅索安喜歡看書，這個習慣又使她養成了勤於思考、善於思考的習慣。因此，她考慮問題往往比她的同學要深些廣些。正因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別人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學校的一般教師時，她已經在寫“制定和忠實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區、市教育局長頭頭的大字報了。當她的同學跟着炮轟教育局頭頭腦腦時，她已登上火車去了北京，成為8月18日毛澤東主席首次接見的紅衛兵中的一員。接着，傅索安開始了“革命大串連”。她的串連有別於當時絕大多數紅衛兵，不是遊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種社會調查。三個月中，傅索安的足跡走到了新疆、內蒙古和東北三省，不但去城市，還下農村，她甚至還在內蒙古農村認了一位“乾娘”，這個舉動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個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時，她的母校已經山頭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級林林總總總共有二十多個“造反兵團”、“戰鬥團”之類的造反組織。傅索安豈是甘於寄人籬下之徒，所以斷然謝絕了幾個同班、同年級組織拉其入伙的邀請，自己發起組織了一個“橫空出世造反總部”。“橫空出世”與同校其他造反組織相比，具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其成員打破年級界限，從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紅五類”、“黑七類”一視同廣，只要本人有革命決心、造反幹勁。這樣一來，許多被排斥在造反組織大門之外、從心底里渴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學生，都紛紛投奔“橫空出世”。
　　傅索安鑑於當時特別講究“家庭出身”，而自己並非出生工農兵家庭，底牌不硬，所以在討論總部領導班子時，采勸讓賢”方針，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統統讓給別人，她只擔任常委，為七人領導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這個常委卻有着決定整個“橫空出世造反總部”方針大略的權力。她所讓賢推舉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級的學生，視她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會上她的話往往是一言九鼎，說一不二。根據傅索安的布置，“橫空出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併了本校的十四個造反組織。到1967年8月，“橫空出世”的成員已達一干一百多人，成為全校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造反組織。
　　“橫空出世”兼併其他“造反兵團”、“戰鬥團”時，提出的是“革令大聯合”的口號，所以，在把對方的人馬編入自己的花名冊時，不得不將人家的頭頭列入總部領導班子。那幾個後來的常委、委員都是高二、高三年級的學生，年齡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姐姐，資歷也毫不遜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們對要聽傅索安的號令自是心有不甘，口有微詞。而“橫空出世”原先的領導班子中，也有人對傅索安心懷不滿。漸漸，這兩部分人半公開半秘密地勾結起來，經過一番密謀，於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總部全體委員會議上發動襲擊，提出改組領導班子，並當即實施。結果，傅索安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解除了常委職務，會議念其創建組織有功，保留她的總部委員的頭銜。
　　傅索安被這個突然襲擊搞了個措手不及，氣得發昏。當天晚上，她獨自縮在臥室中的床上，強迫自己鎮定下來，冷靜分析面臨的情勢。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個選擇：一、接受這個事實，在委員這個位置上仍干她的造反事業。二、退出“橫空出世”，從此不問造反之事，當逍遙派。三、仍留在“橫空出世”，和新領導班子斗一斗。
　　傅索安經過一夜考慮，最後決定作第三個選擇。
　　當天下午，傅索安以個人名義在“橫空出世”總部裡面貼出了一份大字報，題目是：《一次觸目驚心的政變》。這份長達三千餘字的大字報里，披露了上一天那個全體委員會議的內幕，傅索安憤怒地指責：“一小撮陰謀家”搞這次“政變”是“別有用心”，是“干擾革命鬥爭大方向”，是“幫了一小撮階級敵人及走資派的忙”，等等。
　　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這份大字報一貼出來，馬上有人響應，寫大字報、小字報和標語表示支持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別為：金國安、費磊、李白波、王慧珍、陳冬芳。這五人都是傅索安當初發起成立“橫空出世”時的積極響應者，也是總部的第一批成員，自稱“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這一炮在“橫空出世”內部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許多紅衛兵暫停和對立派的“派仗”，將注意力轉向本組織內部。總部新領導班子見勢不妙，立即作出反應，又是座談會，又是大字報，又是廣播，向眾部下說明事實真相，闡述觀點，安撫軍心，穩定形勢。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罷甘休，隨即作出了相應的反應，也是大字報大標語忙個不停。六人決定抱成一團，和本組織頭頭堅決鬥爭到底。金國安提出：“我們乾脆成立一個戰鬥隊，名義上屬於總部下面的，實際上是獨立的。”
　　“對！”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贊同。
　　傅索安考慮下來，說：“不用成立戰鬥隊，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名稱，這個名稱僅是代表我們有統一的觀點。這樣，別人支持我們時不必心存顧慮，被頭頭疑為已經參加我們的組織。”
　　金國安想想也是，便點了頭。其他幾位也贊成。眾人便開始商量名稱，但是，議來議去都是“戰猶酣”、“叢中笑”、“愕未殘”、“試比高”、“百萬雄師”之類，仍像戰鬥隊的名稱，似不合適。最後，還是傅索安一錘定音：“他們是頭頭，高高在上，如在山頭。我們處在底下，似在山腳下，乾脆就叫‘山下派’！”
　　“山下派”的出現，令“橫空出世”的頭頭腦腦大為頭痛。當時，“橫空出世”已成為整個天津地區的大對立派系一派中的一個分支組織，作為“學生軍”，有着其他工人、財貿、農民、機關幹部、公檢法等造反派所不具備和無可替代的作用，“橫空出世”自有自己的任務。但自從有了“山下派”，總部不得不分出若干力量專門應付、反擊，消耗了大量精力。1968年2月間，“橫空出世”總部曾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山下派”問題。有常委曾主張將“山下派”開除，但討論下來卻找不到理由：傅索安等人只是對幾個常委有意見，並非反對總部的鬥爭大方向，光靠這點難以開除，否則可能會動搖軍心。
　　但也不可能長期容忍“山下派”的作為，常委會反覆討論，終於找到了一個法子；限制“山下派”寫大字報、標語的紙張筆墨。
　　1968年2月底，“橫空出世”總部召開全體紅衛兵會議，宣布常委決定：各戰鬥隊必須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節約鬧革命”的指示，即日起將指定專人寫大字報。大標語，所需筆墨紙張憑底稿送經主管政治宣傳的常委審查批准後去後勤組領取這樣一來，“山下派”沒了內江的工具，除非自己出錢去買，但傅索安幾個根本沒經濟來源，他們吃飯都是靠父母的。此事怎麼是好？當天晚上，“山下派”六人聚合於傅索安家裡，商量對策。議來議去，只有一個選擇：設法獲取筆墨紙張，繼續攻擊“山上派”。
　　“山下派”對獲取筆墨紙張的手段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文化大革命”初期時，中學生成立造反組織很方便，扯個旗號，然後找校長室開證明去公安局備個案，就可以去刻公章。至於造反所需的經費，學校自會提供，有了經費就可以購置筆墨紙張等等了。但是，到了1968年，情況起了變化，校長早已關進牛棚，校長室也不復存存，各中學都只剩兩個對方派造反絹織，活動經費一部分主教育局領取，一部分憑本組織出具介紹信去商店強行除取實物，所欠款項有了錢則付，沒錢就“留待運動後期處理”。現在，“山下派”要獲取筆墨紙張，只有一個辦法：自己成立一個組織，出具介紹信去文具商店強行除齲傅索安拍板：“有進無退！就這麼幹！”
　　他們為即將正式成立的組織起了個名稱叫“莽崑崙”，商定暫不公布，眼前階段只為獲取筆墨紙張打“內戰”。但是，問題馬上來了：校長、校長室都不復存在了，學校的公章也不知在哪裡，誰給開證明去公安局備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來一張白紙，用鋼筆在上面“唰唰”寫了幾行字，遞給陳冬芳：“你和費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設法往上面蓋個章，算是備過案就是了。”
　　陳冬芳的父親，在公安局當民警，雖然不是掌權的，也總是“自己人”，估計可以和蓋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於費磊，則和公安機關絲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純是給陳冬芳個伴兒。
　　陳冬芳、費磊兩個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臉色就知道不行。
　　過了幾天，傅索安決定走另一條路。這條路比較簡便，但可行性卻是個未知數。傅索安單槍匹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員打聽：“同志，我們組織的公章弄丟了，能不能給刻一個？”
　　店員看她的黃軍裝、紅袖章，回答得很和氣：“所有公章都必須憑公安局的證明才能刻。”
　　傅索安一聽，像泄了氣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幾天，“山下派”幾個人碰頭，傅索安一說這事，個個搖頭。
　　王慧珍嘆了口氣道：“唉——，要是我會刻圖章就好了，我們自己給刻一個。”
　　傅索安被提醒了，說：“哎！我們何不自己設法刻一個章子？”
　　“可是我們不會刻呀！”
　　傅索安說：“找個人刻！”
　　“找誰呢？”
　　傅索安緊皺眉頭想了一會，忽然一拍桌子：“對了！叫這個老傢伙給刻！”
　　李白波問：“誰？”
　　傅索安眉飛色舞道：“張厚石！”
　　張厚石就是康生所說的“弓長張”。張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朴，1900年出生於一個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讀《四書》、《五經》，頗有古漢語底子，又寫得一手好字，巳能畫畫善篆刻，青年時也算得上津門名士。30年代初，張厚石參加了國民黨，經一個親戚介紹，去北平（今北京）國民黨市黨部供職，後來奉調去了國民黨“北平反省院”，專門掌管檔案。“盧溝橋事變”前夕，張厚石結束了國民黨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開了家小古玩鋪，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後，張厚石根據人民政府發布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機關坦白交代了自己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歷史。人民政府經調查，認定張厚石那時未參與拷打、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群眾，只是管理檔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機關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從寬處理，不予追究罪責。張厚石接到通知後，對人民政府感激涕零，為表示感恩，他對幾個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國民黨市黨部於過事的朋友現身說法，勸他們也走坦白之路，獲得了效果。為此，當時的天津市公安局軍管會還把張厚石的情況作為典型例子寫進《工作簡報》，送往北京。其時，康生在負責中共中央社會部，他看到這份由公安部轉過去的《工作簡報》後，想起年輕時曾經聽說過張厚石這個“津門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的嗜好，尋思張厚石家裡必有珍品，於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張厚石“借”字畫欣賞。張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麼人，馬上選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黃石交給來人。康生用日黃石為自己刻了一枚藏書章。後來在粉碎“四人幫”後，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從康生家裡抄出來，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奪來的文物一起送往國家文物管理所。
　　張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經營着他的那個小古玩鋪，後來公私合營了被安排進文物商店做店員，不久又調往學校教書。1959年，張厚石因歷史問題被清除出教師隊伍，調往街道工廠當工人。
　　他的家從原先的祖傳宅邸搬了出來，遷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這麼一位“高鄰”。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像張厚石這樣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裡珍藏的文物被抄了個一乾二淨，每天早晚得掛着牌子掃街。這時張厚石已是個年近七十的占稀老翁，但即便在這種環境中，他對書畫金石藝術的嗜好仍是不變。他時常用揀來的禿筆在街頭被風吹落後的大字報、大標語的背面練書法，繪圖畫；用普通小刀在蘿蔔和土豆、甘薯上面刻字。這一幕經常被傅索安從張厚石門口經過時看到，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現在便把私刻公章的主意打到了這個牛鬼蛇神頭上。
　　這天下午，傅索安帶着李白波幾個來到張厚石家裡，大呼小叫點着張厚石的名字，讓跟他們走一趟。張厚實一看這幾位全是黃軍裝、紅袖章，只道是讓他趕場子唱批鬥會主角，馬上拿起那塊牌子往脖頸上掛。被傅索安大聲喝止，只讓他跟着走。
　　張厚石不知這幾位意欲何為，滿腹狐疑地跟着傅索安幾個來到附近的一所小學校。當時停課鬧革命，小學生都作鳥獸散，學校成了空廟堂。幾個人把張厚石帶到一間教室里，喝令坐下。
　　金國安問道：“張厚石，我們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小將！小將！”
　　“知道就好。唔，聽說你很會刻字？”
　　張厚石連忙站起來，低頭道：“那是舊社會的一套，屬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我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住嘴！毛主席說：看事物要一分為二。刻字，既可以成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也可以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
　　張厚石點頭哈腰：“是！是！”
　　傅索安開腔了：“張厚石，你聽着，現在我們因革命事業的需要，讓你刻幾個字！”
　　張厚石似乎預感到有些不對頭，連忙說：“報告小將，我的工具早在運動初期‘破四舊’時就已經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個眼色，王慧珍便從軍用挎包里取出一把刻刀、兩塊長方形木頭和一個圓規，放在桌上。傅索安說：“工具都給你備下了。你這就給我們刻一個公章，名稱我寫給你。”
　　張厚石嚇了個哆嗦，雙手亂擺：“小將明鑑：我只會篆刻，不會刻公章！”
　　“胡說！都是刻字，分什麼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門藝術，並不包括刻公章，字體、形式都不一樣！就像書法家不會寫美術字一樣，屬於不同的範圍。”
　　”廢話少說！你到底刻還是不刻？”
　　“小將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會刻公章。”
　　傅索安沒想到這個牛鬼蛇神竟會抗拒，氣得臉面漲得緋紅，冷冷一笑道；“你這個老傢伙，膽子真是大得可以！看來，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還不知道造反派的厲害！”
　　接下去就動手了。據當時在場的陳冬芳、王慧珍所寫的書面材料說，她們看見是傅索安動的手，打了張厚石一個耳光。而後來傅索安逃往蘇聯當了格勃特工後，對比她晚些時候逃過去的中國知識青年黃一煌說起此事時，則說她沒動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總之，不管是准動的手，反正張厚石挨了一個耳光後，突然栽倒在地，昏了過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驚，嚇得尖起來。
　　傅索安起初以為張厚石裝模作樣，俯身一看，見他臉色有點異樣，這才估計是真的。她轉了轉眼珠子，一揮手道：“不管他！走！”
　　一千人迅速離開了現場

3

　　　　　　　　　　“張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
　　　　　　　　　　化大革命”中全中國的第一個插隊落
　　　　　　　　　　戶知識青年。

　　張厚石這年已經六十七歲，又患有心臟並高血壓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後，當即中風昏迷。傅索安幾人離開現場後，看守小學校的那個老校工經過那間教室，發現地下躺着個老頭，上去喚不醒，於是馬上去隔壁工廠叫來幾個人，把這個不明身份的老人送往附近的醫院。
　　醫院當時治病人規矩很多，先要問成分。那老校工是一問三不知，醫院便有些不肯搶救的意思。老校工惱火了，拍着胸脯聲稱自己是五代無產階級，如果醫院不肯救死扶傷，他就要和不是無產階級的醫務人員拼個高低，分個上下。這一唬，才算把醫院方面唬住，組織力量搶救張厚石。
　　張厚石是個胖子，臉面尤顯肥胖，那個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顯的痕跡。醫生一看，便知是毆打所致，按照有關規定馬上報公安局，一邊着手搶救。醫生用了一些不算高級的藥物，暫時控制了張厚石的病情，但還是昏迷不醒。
　　這時候，地區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來醫院查問情況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張厚石這樣的人，是專政機關的內控對象，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兩個民警一看那張臉，馬上認出是張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了解，知道是紅衛兵所為，根據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觀念，叫做“好人打壞人，活該”，所以也沒當回事，通知一下張厚石所在的單位就算解決了。那倒霉的張厚石，就這樣半死不活地躺在醫院裡。
　　就在這天晚上，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命令通過專線電話傳到天津市公安局，讓火速查尋一個抗日戰爭前曾在國民黨“北平反省院”幹過文職差使的張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不敢怠慢，連夜直接把情況——向全市各派出所通報，要求立刻着手查找，一有線索，即報市局。
　　張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長接到市局通知，馬上想起自己管轄區裡的這個內控對象，當時他也不知道張厚石已經住院，便把情況報了上去。天明時分，市局綜合各派出所報來的情況，一分析，斷定張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找的人，於是通知把張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長便派人去叫張厚石，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長為穩妥起見，親自騎了自行車去醫院，得知單位及家屬已確認此人是張厚石，這才向市公安局報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隨即電告公安部。
　　一個多小時後，謝富治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一看案頭的電話記錄，因為不知道江青為什麼要找張厚石，起初也沒當回事，囑秘書往江青那裡打個電話把情況說一下就是了，同時間還要不要把人弄北京來。秘書把電話打到江青辦公室，是那邊的秘書接的電話，答應待江青醒來後馬上報告。
　　上午10點多鐘，江青看到了那份電話記錄。這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頭腦里階級鬥爭的弦一向繃得很緊，又習慣於用文藝創作的思維去觀察、考慮問題，一看之下，馬上一個激靈：我剛要從這個張厚石嘴裡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有這麼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搶先下手，阻止調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
　　江青這一想，頓時覺得非同小可，便往釣魚臺打電話，向康生說了此事，問康生身邊的人是否可靠，會不會把秘密泄漏出去了。
　　康生聽了覺得好笑，但他還是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他身邊的人都是絕對遵守紀律的，決不會泄漏機密；如果真是發生了如江青所想象的問題，也是其他環節的毛玻江青想想自己身邊決無問題，估計毛病在公安部，於是親自給謝富治打電話，簡略地談了情況，要謝部長嚴查張厚石被毆致傷一事；同時要求公安部出面讓天津方面把張厚石搶救過來，然後，轉往北京公安部醫院。
　　謝富治這才知道張厚石身上竟牽着這麼重要的線索，根據他的經驗，此事必須認真處理，否則會被卷進去都說不定。他反覆考慮後決定派一個信得過的幹部立刻趕往天津，主持此事的調查。
　　派往天津的那個幹部，名叫薛貽鈞，四十來歲。他抵達天津後，首先讓天津市公安局給張厚石換了家大醫院，關照說要用最好的醫生、最好的藥物對張厚石進行搶救，一定要搶救過來，使他能思維，會說話。然後，薛貽鈞就和天津市公安局的有關人員商議如何開展對此事的調查。天津方面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從行兇者查起，只要查清行兇者，就可以弄清行兇動機，就可以分析並理出製造此案的原因了。薛貽鈞聽了，認為不無道理，於是說就這麼查。
　　市公安局便往案發地也就是張厚石居住地的公安分局下達命令，讓火速查清把張厚石揪往小學校毆打的那伙紅衛兵。那時已是深夜，分局值班室便叫來兩個值班民警，讓他們去張厚石居住地派出所，會同該所力量進行調查。派出所警力配備有限，夜間只有三人值班，正在處理一起突發事件，聽說是為張厚石的事，那為首的副所長更認為又不是人命案件，不值得如此興師動眾，說不如到天明再查吧，先解決眼前這事兒。分局去的兩個民警見狀也沒法子，只好點頭，但一時既沒地方去，又不能回分局；留在派出所吧，必定要接電話搞記錄什麼的，等於義務打工，於是核計不如往家裡溜，先合合眼，等到天亮再來派出所。這樣，兩人就回家了。
　　這兩個民警中，一個就是“山下派”成員陳冬芳的父親陳明忠。
　　這陳明忠是個有着十多年警齡的老公安了，經常輪到值夜班，妻子兒女對他晚飯後離家直到次日天明後才回來已經習慣了，但這天晚上卻是十幾年來破天荒地第一次半夜回來，全家都被驚醒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陳明忠哪裡會想到自己的女兒正是他的偵查對象，便口無遮攔地把情況說了一遍，說完往床上一倒便睡。
　　這邊屋裡鼾聲連連，那邊屋裡陳冬芳卻吃驚不小，心裡好似裝了十五個吊桶，只是七上八下地亂晃。她怎麼也沒料到，動一動一個有歷史問題的老反革命，怎麼就會驚動了中央公安部。陳冬芳很想馬上去找傅索安報警，但又怕半夜三更出門會驚動家人，使父親引起懷疑。再說這會兒去敲傅家的門也不妥，反倒會惹人起疑，只好捺着性子等到天明再說。
　　陳冬芳好不容易等到東方發白，再也忍耐不住，馬上穿衣起床，出了門直奔傅索安家。
　　傅索安有晚睡晚起的習慣，早晨6點鐘正是沉沉大睡的好時光，冷不防被陳冬芳喚醒，難免把臉拉長，說話也不大好聽，問女戰友來幹什麼。陳冬芳三言兩語地把事情一說，傅索安的睡意頓時拋到九霄雲外，時間頭腦里就像打翻了盆漿糊，糊裡糊塗不知作何反應才好。愣怔了一會，她才作出了決定，把手一揮道：“冬芳，你趕快騎了我的自行車出去，通知金國安、李白波他們，我們六個人在文廟外的牌樓下會合，大家都必須以最快速度趕過去，不見不散！”
　　一小時後，這六人在文廟外天津市里惟有的一座二柱三樓式的明代過街牌樓下會合了。傅索安此刻已經完全恢復了鎮定，她在路上買了一包燒餅，每人給了兩個，說：“邊吃邊跟我走，我們去找個安靜些的地方坐下來議議。”
　　一行人來到離文廟不遠的玉皇閣。這是一座建於明朝宣德年間的道觀，後來漸漸衰落，到了“文化大革命”，給“破四舊”破得一副蕭條破落之相，少有遊人光顧，正好給“山下派”暫作議事之地。
　　六人中，只有陳冬芳、傅索安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金國安四人還懵里懵懂，傅索安說：“發生了一點事情，先由陳冬芳把情況說一下。”
　　陳冬芳把情況說了一遍，那四人頓時緊張起來，王慧珍嚇得臉都變色了。傅索安鎮定自若，目光閃閃，掃視五人，說：“大家不要害怕，現在事已如此，怕也沒用，不能解決問題。我們自己應當有個主張：第一，我們‘山下派’搞的是革命行動，並非是違反‘十六條’、‘軍委九條’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反動行為。第二，張厚石是不折不扣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無產階級專政對象，這樣的人，別說自己發病栽倒了，就是活活打死也沒什麼的。運動開始到現在，全國哪個省哪個城市不打死幾個個鬼蛇神‘黑五類’分子的？所以，我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至於公安部調查，那肯定是張厚石有其他事情，隱瞞了歷史問題什麼的，這與我們無關。”
　　傅索安如此這般說了一番，總算把那幾位說得稍稍心定。接着，大家商量如何應付眼前這一幕。議來議去，決定照傅索安提出的辦法做：五人先去郊區躲避一下，留下陳冬芳利用父親職務之便探聽消息，看情況變化再作計議。
　　金國安說：“就去大沽口我伯父家吧。我伯父沒兒子，挺喜歡我，老叫我去要。他那裡莊戶人家，住房寬敞，我們去也住得下。”
　　傅索安說：“就這樣吧，大家回去一趟，帶些日用品衣服什麼的，對家裡人說去保定串連了，幾時回來沒準。國安你把你伯父的地址留給冬芳。”
　　傅索安回家後，可能意識到這次離家要在外面待很長一段時間，便把父母抽斗里的現款三百五十元全都取走了，另外，她還帶上了擔任“橫空出世造反總部”常委時搞下的一本空白介紹信。這介紹信為“山下派”後來去內蒙古農村安家落戶提供了方便。
　　當天下午，傅索安、李白波、費磊、王慧珍、金國安來到了離天津市區百餘里的大沽口農村，在金國安的伯父家住了下來。那裡位於海河入海口，附近就是曾聞名中外的大沽口炮台。這幾個城裡學生乍來鄉村，甚是新奇，忘卻了面臨的處境，村里村外到處亂轉，嘻嘻哈哈鬧個不停。只有傅索安沒有參加，也不出門，整天縮在她和王慧珍住的那間小屋裡，或坐或躺或踱步，一副專心考慮問題的樣子。據她後來在蘇聯對也曾是中國知青身份的克格勃特工胡國瑛透露，那幾天裡她在考慮前途問題，“感覺到在世界觀轉變上有了一個難以置信的升華，這是一種成熟”。
　　這種“成熟”很快就有了發揮作用的時候——三天后，陳冬芳突然來到大沽口，帶來了一個在傅索安意料之中但還是使她有些慌張的消息：偵查觸角已經伸向傅索安！
　　原來，公安機關投入力量偵查這起謝富治交辦的案子後，先是去了張厚石家，想弄清是誰揪走了張。但是，傅索安一行去張家時，張家只有張厚石一人，無人能提供這一情況。偵查人員又向張家的鄰居了解，也沒得到什麼線索。於是，改變方向，向小學校的老校工調查。那老校工只在傅索安幾個把張厚石押進學校時和這一行人打了個照面，起初只說得出是幾個男女紅衛兵，後來經過偵查人員耐心啟發，才回憶起為首那個女紅衛兵“好像有些面熟”。
　　進一步回憶，又說“大概就住在附近”。偵查人員再請老頭子回憶，他卻無論如何也提供不出新的線索了。
　　偵查人員於是開始發動群眾，在以小學校為中心的方圓二公里範圍內進行查摸。排出了大約二十來名嫌疑對象，傅索安便在其中。偵查人員之一陳明忠是認識傅索安的，因為她是陳冬芳的同學，這天在飯桌上便向女兒打聽傅索安的近況。陳冬芳一聽便知道壞事了，佯作鎮靜敷衍了幾句，待父親一走，馬上奔大沽口來報警。
　　當下，傅索安聽了陳冬芳的一番敘述，強迫自己壓下心頭湧起的驚慌，說：“沒關係，意料之中的事，我已有了思想準備，他們遲早要找到我們的。”
　　陳冬芳說：“我這就趕回去，再打聽打聽情況。”
　　傅索安說：“你不要回天津了，你一回去，多半就會被公安局抓去！”
　　陳冬芳嚇得臉色慘白：“這……這是怎麼的？”
　　應該承認，傅索安在同齡人中確實屬於思考問題方面的佼佼者，她對面臨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公安局偵查案子，只要到了已有確鑿懷疑目標的地步，案子就差不多要偵破了。她傅索安住得距張厚石最近，應當是二十來個嫌疑者中的一個重點懷疑對象。而且，由於其他嫌疑對象沒有做此事，所以肯定都有“不在現場的證明”，只有她連人都不知去向。這樣，偵查人員勢必把她作為惟一的目標來進行重點偵查。只要稍稍一查，他們就會發現她的周圍是哪幾個人，而這些人正好和老校工所看到的人數、性別等都相符，到這一步，案子就算破了。所以，現在六個人誰也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會被抓起來。
　　那五人被傅索安的分析驚得目瞪口呆。好一陣，才有人戰戰兢兢地問：“那怎麼辦？難道我們就一直在這裡待下去？”
　　傅索安在這三天內已經對終於面臨的這個“萬一”反覆作過考慮，當下斷然道：“這裡也不能待，必須離開，一個小時內就離開！”
　　“啊？為什麼？”
　　傅索安攤出了她的分析：偵查到她頭上，民警定會去她家，一查沒人，馬上會認為已逃脫；於是計議追捕，追捕要線索，其他五人即是線索，只要查清五人的親友關係，他們會一一登門查找的，所以金國安的伯伯家定在追捕範圍內。
　　那麼怎麼辦呢？對此，傅索安也有考慮：事到如今，先要保證自身安全，所以得逃避追捕。鑑於他們今後一段時間的生活，所以他們應當找一份工作。全國的城市都在鬧“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因此宜去農村。去哪裡？可以去內蒙古傅索安“革命大串連”時認下的乾娘那裡。乾娘挺喜歡她，一定會接納他們一行，而且，乾爹是生產隊長，有權安排他們在那裡安家落戶。
　　傅索安一說，金國安五人都愣住了，他們絕對沒有想到，當“山下派”的結果竟會是去內蒙古當農民！一時間，他們誰也不吭聲，用沉默來表示對傅索安這個決定的懷疑、不解和反對。傅索安知道這層意思，於是又拋出了她這幾天思考的部分內容，大意是：“文化大革命”進行到這當兒，還沒有馬上結束的跡象。這場革命，在政治上自是一個極其偉大的勝利，具有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但是在經濟上卻是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根據“美國之音”、蘇聯“和平與進步”等電台（傅索安有時收聽這些短波敵台）所透露的數據看，“文化大革命”開始近兩年，全國工業、農業、商業等的產值都直線下降，對國民經濟構成了一種目前看來尚算潛在的威脅，但即使現在就結束“文化大革命”，這種威脅也會在一年二年後顯露出來。
　　因此，從政治經濟學觀點看，今後一段時間，國內不可能、也沒有經濟能力大力發展工業。而這兩年來，全國的應屆畢業生卻有成百上千萬，大學又不招生，這些人的出路安排顯然是一個大難題。估計弄到最後，中央會下命令讓各屆初高中畢業生全部去農村安家落戶。所以，城市學生去農村估計會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個戰略步驟。照此估計來看，遲早要去農村安家落戶，倒不如乘此機會先下去，將來全國鋪開這項工作時，他們倒可以作為典型被廣泛宣傳也說不定。至於“張厚石事件”，到那時已經時過境遷，不會被追究了。傅索安臨末總結道：“因此，這是一步必須走的棋子，但並不是一步險棋，而是一步穩棋，值得我們一走！請大家想一想後迅速作出決定，不超過一小時。一小時後，我就要走了，你們要跟我走的，就一起走；不想走的，就自便。但是，希望看在我們在一條戰壕里並肩戰鬥這麼一段時間的情誼上，誰如果落網了，不要向公安局透露我的去向行蹤。”
　　傅索安說完，不再看誰一眼，而開始自顧整理她簡單的行裝。
　　等她把東西全部整理好時，那五位已經齊嶄嶄地站在她面前了，金國安說：“索安，我們一塊兒走！”
　　傅索安一陣激動，用濕潤的眼睛望着戰友，激動地和他們一個個緊緊握手，然後說：“我們馬上走！”
　　傅索安的乾娘所在的農村在中蘇邊境額爾古納河畔的內蒙古自治區額爾古納左旗境內。從天津這邊過去的近路是從東北走。
　　為防止警方在天津火車站設卡守伏，傅索安六人經過短暫的商議，決定不從天津、北京那條線走，而是從塘沽去河北唐山，再往哈爾濱進入內蒙古海拉爾，經根河去目的地。六個人湊了一下，身邊總共有三百八十元錢。金國安擔心不夠，又向伯父要了一百元錢。
　　臨走時，金國安對伯父說，他們一行去江南串連。次日，當天津的偵查人員來到大沽口追捕時，金國安的伯父如實奉告，結果很使他們白白忙碌了一陣。
　　由於這次事件中有陳冬芳在內，她的父親陳明忠受到了審查，不久被調離公安戰線，去一家工廠當保衛幹部。粉碎“四人幫”後，公安機關讓他歸隊，他沒答應，一直在那裡干到退休。
　　傅索安一行從大沽口步行趕到塘沽，購買了去唐山的火車票。
　　抵達唐山站後，他們沒有出站，輕而易舉地混上了開往哈爾濱的火車。當時，仍有少數學生在東遊西盪進行“革命大串連”，所以鐵路部門對紅衛兵乘車的查票並不很嚴格。這樣，他們混到了哈爾濱，又用同樣的辦法混到了內蒙古根河（額爾古納左旗政府所在地）。
　　額爾古納左旗當時尚未成立革命委員會，日常工作由旗委、旗人委（即人民委員會，也就是政府）中未被打倒靠邊的幹部負責維持。傅索安六人抵達根河後，用傅索安保存的“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空白介紹信開了一份證明六人系立場堅定的紅衛兵小將，自願要求赴邊境地區投親安家落戶，請當地政府予以支持並安置等等內容的公函。直奔旗人委，把公函投了進去。
　　根河屬於邊境偏遠地區，那裡的幹部十有八九連北京都沒去過，“文化大革命”以來只聽說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紅衛兵造反如何了得，卻從無緣分能去實地考察，現在天津的紅衛兵小將出現在面前，而且是來安家落戶的，這不禁使他們甚為興奮、激動。那些幹部懷着革命激情，熱情接待傅索安一行，請他們住進旗招待所，免費提供食宿。同時，根據傅索安的要求，給他們出具了去傅索安的乾娘所在的奇瑪村安家落戶的公函。
　　兩天后，傅索安六人告別了額爾古納左旗人民委員會那些熱情的幹部，坐着一輛由旗人委給他們聯繫的卡車，風塵僕僕前往奇瑪村。
　　奇瑪村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與黑龍江省的交界處，距中國、蘇聯的界河額爾古納河不到二十公里，離另一條界河黑龍江也不過百來公里。奇瑪村雖然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但全村群眾均是清一色的漢族，而且百分之九十姓李，以種植農作物為生。生產隊長名叫李能達，是個年近五十的憨厚漢子。他的妻子郭菊花，四十出頭，是個潑辣、正直的農村婦女。兩人結婚多年，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郭菊花從未懷孕生育，四十多歲還膝下無人。1966年秋，傅索安出現在奇瑪村時，馬上引起了郭菊花的注意。正好生產隊長讓她清出一間屋子供傅索安作臥房，她便把傅索安拉到家中，親親熱熱一起過了十天。臨走前，傅索安答應當她家的乾女兒，郭菊花夫婦大喜過望，殺了一頭豬、三隻羊，請全村人吃飯，也算是舉行認女儀式。傅索安回天津後倒也有情有義，不時寄包裹，把像章、食品、日用品等在奇瑪村被認為是稀罕東西的物品送給乾爹乾娘。
　　有了這層關係，當傅索安一行來到奇瑪村安家落戶時，自然受到了歡迎。李能達以生產隊長的身份，布置村民給傅索安等人蓋了一座結實的茅草房。全村社員每家都向來自天津的新村民贈送東西，從棉被、衣服、食物、蔬菜一直到各類大大小小的家具、日用品，令傅索安六人激情滿懷，熱淚盈眶。
　　李能達又拿着旗人委的公函去大隊部，張羅着給博索安六人上了戶口。至此，傅索安六人成了奇瑪村的正式農民。他們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最早赴農村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就在這年12月，誠如傅索安所估計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的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中央的一項戰略步驟，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歷時竟達十年之久。可以想象，隨着“張厚石事件”的淡化，張厚石沒有起到江青所期待的作用（張厚石後來被救醒後送往北京，但因他當年在“北平反省院”工作時只管檔案而不看檔案，所以，不能提供什麼材料而被關押，1969年因心肌梗塞死於北京關押點）。他們六人的行為不會被追究，而他們帶頭領先一步插隊落戶的舉動則可能會被作為先進典型而受到大張旗鼓的宣傳、表彰，他們的處境無疑會得以改變，各種榮譽也會隨之而來。
　　然而，事情的發展有時往往不會順着人們主觀想象的軌道進行，就在傅索安六人剛剛在奇瑪村安下家，準備將大批判的熱情和幹勁轉向戰天鬥地時，發生了一起事件。這起事件，導致傅索安成了祖國的叛徒，民族的敗類，克格勃的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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