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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青挑起的械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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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千鈞一髮！一場大規模的、有可
　　　　　　　　　　能引起民族糾紛的械鬥即將發生！

　　奇瑪村所在的偏僻邊境地區，是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那裡的村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並沒有“奪權改組”的概念，以為不過是開開會，讀讀《毛主席語錄》，喊喊“反修反帝”的口號而已。他們也看報紙，但是，那是《人民日報》、《內蒙古日報》、《黑龍江日報》之類的官辦報紙，從來不刊登各地已經發生或者正在進行的武鬥。所以，他們並不知道祖國的許多地方當時正在進行同胞之間的“流血的革命”。總之，“文化大革命”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怎麼“觸及靈魂”，並不是如一位大人物所說的是“一場靈魂深處的大革命”。奇瑪村的村民，對“文化大革命”的關心遠不及對於奇瑪村和鄰村鮑家莊的矛盾衝突。
　　鮑家莊，與奇瑪村相距四華里，那是黑龍江省境內的一個小村莊，人口比奇瑪村多百分之五十，是一個由漢、回、滿三族農民組成的農業生產隊。鮑家莊和奇瑪村的矛盾由來已久，據說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後期。到“文化大革命”時，兩個村莊已經沒有哪個老人能夠說清這段歷史淵源了，只留下一個近乎民間故事式的傳說——鮑家莊、奇瑪村在明朝時是一個村子，為當地方圓百里內面積最大的一個莊園。莊主鮑太公是個知書達禮的老人，生有兩個兒子，分別叫鮑文、鮑武，原指望兩人一個能文，一個尚武，都爭個官銜，好為鮑氏家族耀宗光祖。不料這兩個兒子對練武習文都無興趣，單單只喜經商。鮑大公看看木已成舟，也就只好罷休。鮑文、鮑武經商甚是得法，經常賺銀子。至鮑太公病死時，兄弟倆已成為當地頗有名聲的富翁。
　　父親一死，鮑文、鮑武沒了管束，開始胡亂交結狐朋狗友，吃喝嫖賭樣樣沾上。一沾上諸種惡習後，他們就懶於經商，終日尋歡作樂。後來，弟弟鮑武患了一種怪病，請了無數郎中，花了不計其數的銀子，也沒治好。眼見得黃泉路近時，來了一個道土，聲稱他能治好鮑武的病，條件是鮑武必須改邪歸正，並勸說鮑文一起走上正道。鮑武從之，道士投以藥石，七天后果然痊癒。鮑武從此果然改邪歸正，不再吃喝嫖賭，但他卻無法勸阻鮑文。鮑武一怒之下，忿然和鮑文分家，鮑氏莊遂一分為二，莊東歸鮑武，莊西歸鮑文。兄弟倆劃地絕情，割袍斷義，鮑武深恨兄長迷途拒返，遂在莊園中間砌了一道高牆，就像二戰後的柏林牆一樣，把莊園一划為二，嚴令莊民不得逾越。
　　鮑文分家後，能全權主宰財政開支，益發有恃無恐，在墮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在一次豪賭中把他的莊子輸給了一個蒙古商人，目己貧病交加，客死於海拉爾。那個蒙古商人接管了贏來的莊子，取名為奇瑪村，並且遷來一部分蒙古人。這樣，莊東、莊西亦即鮑家莊和奇瑪村的矛盾就開始形成了。
　　後來．隨着歲月的流逝，奇瑪村的蒙古人離開了，成了李姓漢人的天下；而鮑家莊雖然還有一半以上人口姓鮑，但卻接納了一些回民、滿人，成為一個民族雜居的村落。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個村子經常發生衝突，從清朝中期開始，更是發展到械鬥，每次都死傷人員。民國前期，這兩個村莊曾發生過一次動用當時被認為是新式武器的三連發步槍和炸彈（即手榴彈）的大規模械鬥，雙方共死傷五六十人，從此結下了如海深仇。
　　解放後，奇瑪村最初屬於黑龍江管轄，這為人民政府解決兩村糾紛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的縣民政局派了副局長為首的七名幹部組成一個工作組，進駐兩村長達九個月之久，終於從根本上解決了兩村的糾紛，結束了矛盾衝突。50年代中期，奇瑪村劃屬內蒙古自治區管轄，兩個村莊分屬兩省（自治區）管轄，接觸減少了，也使新的矛盾減少了。但是，自6O年代初困難時期開始，奇瑪村和鮑家莊為使用新修水庫的蓄水，開始產生了矛盾，而且逐漸形成了衝突。
　　這個小水庫，位於奇瑪村和鮑家莊的地界交會處的低洼地。
　　1958年，兩村為解決長期困擾生產的水利問題，經過協商，決定合修一個小水庫。水庫利用原先的一塊天然低洼地修造，兩村根據土地面積、人口數量按比例出勞動力。兩年後，水庫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後不久，就出現了問題：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滿足兩個生產隊土地的灌溉量時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庫每年的維修養護的勞力費用如何分攤。
　　兩個村莊的生產隊幹部曾為解決問題而多次進行過磋商，但都由於“胳膊朝里彎”而未達成共識。這樣，兩個村莊終干從1963年開始出現了矛盾衝突，雙方部分村民多次發生集體對罵。次年開始，衝突升級，出現了個別人之間的毆鬥。到了1966年、1967年，在春耕需水時節，雙方參加毆鬥的人數逐漸增加，但都有所克制，都沒有動用任何傢伙，只是徒手較量，因此未曾導致矛盾激化。
　　北國氣候轉暖較晚，傅索安一行到奇瑪村安家落戶時，那裡剛剛開始春耕。奇瑪村方面發現，今年他們面臨着一個相當嚴峻的局面。原來，鮑家莊方面在去年冬天想出了一個爭奪小水庫之水的法子：他們利用勞力多的優勢，在靠近水庫鮑家莊地界的一側，開鑿了一個占地一畝、深約三米的蓄水池，用潛水泵把水庫里的水抽上來，灌了滿滿一池。當時，他們放出的風聲是說為了便於實施機械化、渠道式灌溉，所以奇瑪村這邊也沒理由加以反對。但是，春耕開始後的情況卻並非如此，鮑家莊仍是往小水庫汲取灌溉用水。小水庫蓄水有限，鮑家莊此舉明擺着是要待雙方把水庫蓄水用盡後，獨自使用蓄水池的水。所以，那幾天奇瑪村的社員對此忿忿不平，議論紛紛。
　　這當兒，傅索安幾個開始參加勞動，雖然有些吃力，但由於已有思想準備並且迫於無奈，處於有進無退的境地，所以眾人還是毫無怨言地支撐着。他們之間當時的關係，就像是後來去插隊知青中廣泛存在的集體戶，傅索安則是戶長。鑑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這個大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知青集體戶的群體，盡力營造着一種和遠在數千里之外的天津母校的“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相同的氛圍，每天，集體戶中有“早請示、午對照、晚匯報”的儀式。晚匯報後，便是民主生活會，大家學習語錄，暢談體會，也議論生產隊的人和事。由於那幾天整天聽到的是小水庫問題，集體戶議論得最多的也是這個問題，大家都認為鮑家莊的做法太霸道，不講道理。
　　另一名比傅索安晚幾年叛逃出境成為克格勃特工的女知青胡國瑛在後來被克格勃派遣回國進行間諜活動失風落網後，曾在她寫的交代材料里談及傅索安本人就此事親口對她說的話，傅索安稱：“當時，我努力在思想上盡力把自己完全當成奇瑪村的一員，所以，見奇瑪村的社員對小水庫之事如此關心，我也就特別關心。而我活躍的思維、好動的個性，自然而然會想出那個成為兩村械鬥事件導火線的主意來。”
　　這個被傅索安稱為“導火線”的主意是這樣出籠的：集體戶眾人談了一會兒，覺得應當為奇瑪村在這件事上出把力，便議論起辦法來。有人還是學生意氣十足，主張去找鮑家莊生產隊長辯論。
　　也有人主張刷出大標語造造輿論，或者乾脆把大字報貼到根河旗人委大門口去。另有一個主意是鼓動社員去縣城或者旗城靜坐請願，總之，都是大城市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傅索安在這方面再一次顯出她的棋高一着，她排斥了所有人的不切實際的主意，自己提出了一個很實際，又似很有道理的主意：把鮑家莊的蓄水池刨開個缺口，讓裡面的水流回小水庫。
　　傅索安語音未落，其餘五位馬上異口同聲贊同。傅索安隨即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詞：“‘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事不宜遲，我們今晚就去幹這件事！”
　　金國安五個當即響應：“對！現在就去！”
　　於是，六人抄起農具，出了集體戶，悄然來到村外，朝小水庫那裡走去。那夜正是月明天，一輪圓月高掛天空，像個大銀盤似地散發着皎潔的光芒，把大地照得一片銀白。他們也不用打手電筒，順着小道直趨水庫，繞左側的堤岸來到鮑家莊的那個蓄水池旁邊。
　　前面說過，這個小水庫是利用一塊低洼地修成的，水庫旁邊的地，都比水庫要高，鮑家莊的蓄水池位置最高，就像一個“懸湖”。
　　這為傅索安一行實施“放水還庫”計劃提供了方便，他們上前去，二話不說，各自揮動農具，片刻間就把蓄水池靠近水庫一側的堤岸刨開了一個口子。頓時，那決堤的水猶如一匹白練似地一瀉而出，自然而然地往低處流，回到了水庫。
　　次日早上，鮑家莊的社員出工來到村外，見一池水已經被放了個精光，不禁目瞪口呆，隨即有人飛報生產隊長。一會兒，鮑家莊的生產隊長、政治指導員領着副業隊長、婦女隊長等一班隊委幹部，急急來到現場，見狀馬上判定乃是奇瑪村方面所為，一個個怒火中燒，站在那裡沖奇瑪村方向亂罵了一通，悻悻而返，回去舉行緊急會議商量對策。
　　傅索安幾個的舉動，並未向奇瑪村社員通報。這天恰是需要灌溉幾塊土地，這邊鮑家莊的領導班子剛離開，奇瑪村的一個隊幹部就帶了五名社員，抬着水泵、電線來水庫準備作業。他們一到目的地，就發現氣氛不對，鮑家莊的十幾名社員站在對面堤岸上，臉上氣勢洶洶，嘴裡罵罵咧咧。他們估摸無非又是為水庫糾紛，也就沒搭理，自顧拉電線、安水泵。不料，剛擺開架式，鮑家莊的人就奔過來了，把他們團團圍住，不讓抽水。奇瑪村那位副隊長弄了個文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驚問原因。話剛出口，對方一個大耳光已經扇過來，砸個正着，當即鬧了個滿臉紅。
　　奇瑪村那五名社員見副隊長被打，自然不肯善罷甘休，馬上上前去，將打人者揪祝鮑家莊的人見了，也沒有人下命令發信號，不約而同一涌而上，一場混戰就此開常這是解放以後這兩個村莊之間最嚴重的一次衝突，雙方不但動手，而且還就地取材動用了傢伙，什麼鐵管、管子鉗、木棍、钁頭、扁擔等等，拿到什麼算什麼，亂打亂砸。打到最後，鮑家莊方面人多勢眾，占了上風，把奇瑪村五人個個打得鼻青眼腫，皮開肉綻，都躺在地下動彈不得，只有哼哼的份兒。鮑家莊那幾位還不罷休，臨走時把奇瑪村的抽水機、電線、工具作為戰利品一古腦兒都搬走了。
　　奇瑪村的當家人李能達隊長聞訊，大大吃驚，連說“禍事來了”。這李能達是個老實人，抓生產是能手，處理糾紛卻是束手無策。還是傅索安的乾娘、他的妻子郭菊花幫他出了個主意：派人去跟鮑家莊交涉，要求他們賠禮道歉，交還搶去的東西並賠償這邊被打傷人員的醫藥費、誤工費。李能達從之，決定親自出馬，帶了一個能說會道的小青年直奔鮑家莊。
　　鮑家莊的政治指導員在隊委會辦公室接待奇瑪村的代表，他態度傲慢，自己坐着，卻讓李能達兩人站着。聽了李能達提出的要求後，他拍着桌子，吹鬍子瞪眼道：“賠償？放屁！咱一池水給放了，你們怎麼賠？不要談了，沒門！”
　　李能達還想談，政治指導員卻走了。他們兩人待在辦公室不知怎麼辦時，湧進來十幾個社員，二話不說便把他們扭住，反剪雙手上綁，每人頭上套上一頂顯然是剛剛製成、漿糊也還未乾的高帽子，推推搡搡便在村里遊街。一直轉了兩圈，方才把兩人鬆綁，逐出村莊。
　　李能達兩人受此恥辱，只氣得頭昏眼花，站在野地里好一陣才回過神來，返回村子，告知眾鄉親，禁不住眼淚汪汪。奇瑪村人聽之聞之，禁不住咆哮如雷，紛紛嚷嚷着要報此仇。幾個年紀大的社員慌忙攔住，說鮑家莊人丁興旺，勞動力比奇瑪村多出一半，打是打不贏他們的。況且，現在是新社會，靠打是打不出道理的，還是先忍一忍，仔細商量一下看怎麼穩妥就怎麼做，總之，事情已經出了，應當讓它平息下去，而不是擴大。
　　那幾個老年社員的話是對頭的，事情到了這一步，如果和鮑家莊協商不成，奇瑪村方面應當向大隊、公社反映，讓上面派人來調解解決。但是，受了奇恥大辱的生產隊長李能達卻被怒火燒得失去了理智，他沒選擇向上級反映的辦法，而是和老婆郭菊花商量應該怎麼辦。郭菊花給丈夫出了個主意：召開隊委會討論一下再說。
　　李能達於是在當天下午召開有七個隊委參加的隊委會議，商量對策。前面說過，這奇瑪村的社員百分之九十都姓李，祖上有些氏族關係，解放後不興這一套，但大家還是記得“一筆寫不出兩個李字”這句話。七個隊委中，有六個是李姓，他們把這事看成是鮑家莊在欺負他們李姓氏族，所以堅持要出這口氣，一致主張“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李能達聽了，說：“我何嘗不想給鮑家莊點厲害瞧瞧，但是咱打不過人家啊！”
　　這時，郭菊花正好給隊幹部送開水來，進門聽見了這話便發表意見道：“人少不一定打不過人家。當年共產黨人那麼少，還不是把國民黨的八百萬軍隊給收拾了！關鍵是怎麼個打法。”
　　眾隊委一聽，都說嫂子言之有理，拉她坐下一起開會。農村生產隊開會本來就不正規，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沒啥講究，這郭菊花便坐了下來。但人們叫她說說共產黨是怎麼收拾國民黨八百萬大軍的，她就說不上來了，急中生智道：“這事要問咱閨女，她讀書多，學問好，准知道是怎麼回事。”
　　李能達於是說：“對！去把咱閨女那幫子叫來，請他們談談這事該怎麼解決。他們是大城市來的，書讀得多，事情也見得多，興許能出好主意。”
　　這樣，傅索安六人被請來列席隊委會。李能達幾個向知青請教國共戰爭情況，李白波、王慧珍對“三大戰役”比較熟悉，便介紹了一下情況。眾隊委雖然都能聽懂，卻總不得要領，覺得無法和眼前這事聯繫起來。傅索安見眾人一臉納悶，便問乾爹想解決什麼問題。李能達說了“人少，打不過人家”的顧慮，傅索安笑道：“這有何難？我有個法子，準保咱們能以少勝多，給鮑家莊一個教訓！”
　　眾隊委一聽大喜，忙問是什麼法子。傅索安問道：“鮑家莊的政治指導員和搶抽水機、行兇的那幾個社員，你們是否知道他們住在哪裡？”
　　那個被毆傷的副隊長說：“這個，當然知道！”
　　傅索安一笑，便說出了她的主意：“以少勝多的辦法是搞突然襲擊，今晚我們這邊派一支小分隊過去，定下四五個襲擊目標，每家上去五人，弄開門後直接攻擊目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不能動目標的家屬，二不能動他們的財物。行動以後，把預先準備好的闡叫行動目的的《告示》貼在鮑家莊隊委會門口，使他們的社員群眾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叫‘有理、有利、有節’。”
　　眾人部說這法子好。但是，李能達想到了一個問題：“我們打了他們，如果他們也這樣來一下，怎麼辦？”
　　傅索安說：“不怕！我們從今晚開始，就在村口設立工事，派力量持武器守衛，通知全村作好大打的準備。鮑家莊人雖然多，但是要主動向奇瑪村進攻，恐怕力量還不夠。”
　　這時，傅索安的乾娘郭菊花說：“不怕他們人多，我們可以向其他生產隊借些力量。別的不說，我娘家村子，只要我去走一遭，帶二十個人來是沒有問題的，那邊興打獵，他們都有獵槍。”
　　這樣，此事就算定下來了。眾隊委散會後，立刻分頭實施，抽大組織小分隊，並通知全村備戰。一時間，奇瑪村家家戶戶準備武器，有獵槍的擦獵槍，練過把式的則拿出大刀長槍磨磨鋒利，沒有武器的就準備木棍、鐵棒、扁擔之類。女社員則忙着去村口挖溝修上事。集體戶的那幾位，則開始起草《告示》，經李能達審定後，用毛筆往紙上抄，一共抄了四張紙。
　　當天深夜，由李能達帶領的一支二十八人小分隊，手持各種武器，悄無聲息地出了村，潛入鮑家莊。李能達先把《告示》貼在鮑家莊隊委會門前牆上，然後下達了行動命令。五撥人當即按照事先的分工摸到目標門口，越牆而入，打開院門，然後撞開屋門，擰亮手電筒，把目標從被窩裡拖出來就打，打完便走。整個行動，只不過幾分鐘時間，等到鮑家莊人被驚動，家家戶戶紛紛起來探看究竟時，小分隊早已撤出了莊子，安全返回奇瑪村。
　　受襲擊的鮑家莊生產隊政治指導員以下五人，都被毆傷，傷勢還不輕，共有三人骨折，一人一隻眼睛被打瞎，個個有出血傷口。
　　這一來，鮑家莊人被激怒了，沒等隊委會開會研究，馬上有幾十名青壯年社員自發組織起來，抄起武器前去進攻奇瑪村。這些人剛走近奇瑪村的村口，工事後面就有獵槍朝天開槍示警，他們一看對方已有準備，只得退了回來。
　　鮑家莊隊委會當即召開緊急會議，失去理智的隊委幹部決定“以血還血”，天明後召開了社員大會，公開發出“戰鬥動員令”。於是，全莊備戰，並派回、滿族社員去本省其他生產隊糾集親戚前來助戰。
　　奇瑪村方面，也照計划行事，除了加強工事守備，還派出郭菊花等幾名社員前往本自治區鄰近村莊借援助力量。當天晚上，雙方已有幾十名援兵抵達，其中有不少是回族、滿族和蒙古族，一些人騎來了馬、駱駝，攜帶了馬刀和對付猛獸的雙筒獵槍。另外，鮑家莊為攻下奇瑪村的工事，還專門請來了一個擅制土炮的回族老人，指導他們試製土炮。
　　一場大規模的，有可能引起民族糾紛的械鬥即將發生！

5

　　　　　　　　　　這不僅僅是戴手銬的事，弄不好
　　　　　　　　　　腦袋也會搬家！

　　奇瑪村、鮑家莊的械鬥隱情首先被內蒙古境內額爾古納河的邊境人民解放軍部隊發現，部隊方面一面向內蒙古、黑龍江的當地基層政府和駐守黑龍江省的邊境部隊通報情況，一面緊急向上級領導報告。
　　邊境地區，和蘇聯的關係又處於一觸即發的地步，而且有可能還會引起民族糾紛事件。情勢之嚴重，引起了邊防部隊、內蒙古、黑龍江兩地政府的密切重視，三方不約而同地緊急電告北京的中央軍委、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國務院辦公廳。當天下午，從北京發來電令：由內蒙古、黑龍江兩地政府共同組成的工作組和解放軍部隊的一個連隊立刻進駐奇瑪村、鮑家莊，制止械鬥，解決糾紛。
　　僅僅過了兩小時，全副武裝的一連解放軍就開進了奇瑪村、鮑家莊。接着，兩省（自治區）的工作組先頭人員也趕到了現場工作組做的第一項工作，是勸說雙方的援助力量立刻離開當二十元人民幣的路費。結果，至當天晚上10點鐘，所有“援兵”都已回去了。
　　接着，解放軍在兩個村莊的外圍設崗布防，禁止外人進入警戒線，也不准奇瑪村、鮑家莊的任何人離開村莊。
　　次日，工作組發布命令：拆除工事，收繳武器。
　　這項工作完成後，已經基本消除了械鬥的可能，工作組便開始調查事件起因。這時，解放軍抽出大部分戰士和兩個生產隊的社員一起勞動，並出動軍用卡車去額爾古納河裝水，供兩村灌溉。這兩項措施對於穩定大部分社員的情緒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為解決糾紛奠定了基礎。這起事件的起因並不複雜，工作組只調查了兩天就大致上查清了來龍去脈。這樣，傅索安六人就進入了工作組調查的範圍。
　　工作組成員都是內蒙古、黑龍江兩地基層政府的普通幹部，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他們在開展工作時不得不小心翼翼，這也部分地影響了他們的工作思路。他們在決定調查傅索安等人時，竟沒一人想到應當查一查這幾個紅衛兵的底牌。如果想到查一查的話，傅索安等人肯定是先被拘捕，押回天津再說。工作組對眾社員那裡了解到的傅索安一行來插隊落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深信不疑，作為幹部，自然有些政治頭腦，他們馬上考慮到這幾位今後什麼時候會被列為“典型先進人物”也說不定，所以在調查傅索安等人在械鬥事件中的責任時特別留意，免得弄不好日後被扣上一頂什麼帽子。所以，當工作組在調查時，傅索安幾個還渾然不知，和解放軍官兵關係搞得很熟絡。
　　幾天后，工作組終於查清了集體戶知青在這次事件中的行為，他們不無震驚地發現這次幾乎釀成驚動全國的械鬥事件的起因竟是這幾位知識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當時流行的說法，傅索安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的“黑手”。
　　工作組根據調查到的事實，反覆進行了討論，最後達成共識：應當拿以傅索安為首的這六名知青開刀，這是因為：一是罪責當罰；二是對這起事件的處理有一個交代；三是這幾個是外來人員，處理了不會在當地留下什麼後遺症，引發下一次械鬥事件的潛在因素。
　　工作組會議作出決定後，把情況寫了一份報告，分送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另外把傅索安六人的罪行起草了一份專題報告，報往內蒙古自治區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要求對六人實施逮捕。
　　報告送出去後，在等待批覆的日子裡，工作組擔心集體戶方面有所察覺，來個“不辭而別”，決定對他們進行秘密監控。為此，工作組專門開會研究如何實施監控，最後決定派一男一女兩個幹部住進集體戶，和知青們來個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通知解放軍調整警戒位置，在集體戶附近設了一個固定哨。為防止知青們察覺，工作組的其他幹部也分別住進社員家裡，一樣同吃同住同勞動。
　　工作組這些措施要算慎密了，但還是被知青們軋出了苗頭。
　　第一個發現情況反常的是女知青陳冬芳。也許是這個姑娘出身刑警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了影響的緣故，她觀察事物很是細心。解放軍崗哨位置變更的當晚，她就發現了，馬上告訴了傅索安。傅索安還沒來得及細細想一想，工作組兩個同吃同住的幹部已經住進了集體戶。傅索安意識到情況似乎不妙，卻佯裝不知，繼續進行觀察，結果又發現了一個情況：工作組的“同吃同住勞動”，全部安排在奇瑪村，這表明奇瑪村使工作組大感興趣！
　　傅索安馬上意識到：工作組要拿他們開刀了！她仔細回憶了自己以及夥伴們在這次事件中的所作所為，覺得也確實構成了“開刀”的條件。傅索安參加“文化大革命”兩年，對這類“開刀”太熟悉了，要麼不動，動的，自己就是“大黑手”、“階級異己分子”、“混進紅衛兵隊伍的反動學生、現行反革命分子”，再加上還有天津“張厚石事件”那筆賬，這就不僅僅是戴手銬的事了，弄得不好腦袋也會糊裡糊塗給搬了家！想到這裡，傅索安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稍稍定神，馬上作出決定：我們得逃離此地！
　　由於有那兩個幹部住在一起，傅索安不能隨便把情況向同伴們通報。不過這難不倒她，她先乘和她們住在一起的那個女幹部暫時離開一會兒的機會，把情況向陳冬芳、王慧珍說了說，讓她們悄悄告知三個男生。陳、王兩人很快就完成了任務。
　　接着，傅索安又寫小條子秘密通知同伴準備行動，具體做法是當晚用酒灌醉兩個監視者，然後避開崗哨，逃離奇瑪村。
　　當天下午收工後，傅索安去乾娘家，拿來了三斤白酒和十多個雞蛋、一些醃魚乾，讓陳冬芳、王慧珍連同白天逮到的一隻野雞，炒出了幾個菜。那兩個幹部見了不知是怎麼回事，坐到飯桌前禁不住探問情由。
　　費磊說：”今天是我生日，咱們一起喝點酒。”
　　兩個幹部一聽，信以為真，便和他們一起吃喝起來。但那個女幹部不善飲，只喝了一小杯後便再也不肯了。傅索安生怕她起疑，也就不敢執意相勸。那個男幹部倒是喜歡喝酒的，知青們斟一杯他喝一杯，而且也沒顯出醉意，到9點多鐘結束時他還頭腦清醒，走路平穩。但是過了一會兒往炕上一倒就呼呼大睡了。
　　金國安、李白波、費磊三人見他睡熟了，馬上把他按住，用事先準備好的繩子將四肢綁住，他竟猶自打鼾。
　　那邊女臥室里，傅索安接到金國安等人發的信號，馬上從被窩裡跳出來，和幾乎是同時起來的陳冬芳、王慧珍兩人把那個瘦瘦弱弱的女幹部扼脖頸捂嘴巴地按住，同樣綁上，還用毛巾把嘴巴堵住了。
　　晚上11時許，傅索安六人離開集體戶，避開崗哨的視線，逃離了奇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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