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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越境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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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義滅親！刑警父親一把拽住女
　　　　　　　　　　兒，直送公安局。

　　金國安三人綁那個男幹部時，因見他沉沉大醉，生怕悶死而未往嘴巴里堵東西。而這位老兄，手足被綁住了卻照樣睡覺，全然不知已經發生了重大變故。那個女幹部被綁上時是清醒的，雖然嘴巴被堵住了，但她從一開始就想報警。傅索安幾人一離開，她就開始掙扎，好在她的整個身子沒被掛在固定位置，所以，在炕上還能滾動。她費了好大勁總算滾到後窗口，抬起被綁住的雙腳，對準窗戶一陣猛端，終於踹碎了玻璃，又踹斷了窗戶上的木欄條。靜夜中，那聲音傳得很遠，終於驚動了不遠處的解放軍哨兵，飛奔過來一看，大驚，連忙朝天鳴槍報警。
　　工作組領導和解放軍方面緊急碰頭一分析，認為傅索安一行極有可能往邊境線方向逃跑，企圖越境投敵。於是，馬上派出兩支追捕小組，分別往額爾古納河和黑龍江方向搜捕。同時，緊急通知附近邊境哨卡，嚴防位六個目標偷越國境。
　　但是，兩支追捕小組全都落空了，他們一直搜索到國境線，也未發現脫逃人員的任何蹤跡！
　　工作組意識到判斷失誤，隨即又急電通往哈爾濱的各火車站，讓注意攔堵逃犯。這一着棋子也沒走對，使傅索安等人有時間從容地在另一條路線上進行旅遊式的逃亡。這條路線是傅索安早在脫逃前就已經選定了的，她沒選擇進黑龍江省經哈爾濱入關那條線，而是捨近求遠，選擇往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那條線。他們逃離奇瑪村後，步行五個小時，於天亮前來到一個蒙族小鎮。這鎮上有一個解放軍的兵站，他們憑着“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介紹信，使兵站軍人相信這幾個是徒步進行“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小將，現在想往呼和浩特，但走累了，因此想跟解放軍叔叔商量讓搭個車。兵站軍人自無二話，不但讓他們上了一輛開往呼和浩特的軍用卡車，還送了他們一些乾糧和肉乾。這樣，他們六人在經過幾天飽賞大草原綺麗景色的旅途生活後，平安地抵達了呼和浩特。
　　熱情的軍車司機還把他們帶到部隊軍營，在招待所住了一夜。
　　那天晚上，在部隊招待所的那個整潔、寬敞的房間裡，傅索安主持召開了一次討論出路問題的會議，最後決定依照“奇瑪模式”，另外物色一個地方去安家落戶。在物色前，鑑於身邊錢鈔所剩無幾，有必要冒險回一趟天津，籌若干錢鈔、糧票。計議既定，他們便安然入睡。這一夜，對於博索安來說，其實是她在自己的祖國境內所睡的安逸覺中的最後一夜了。此後一直到越境逃往蘇聯的若干日子裡，她再也沒睡過一個安逸覺。
　　次日，傅索安一行離開了部隊招待所，前往呼和浩特火車站。
　　當時，中共中央已經發通知申明停止學生串連，要求學生回校“複課鬧革命”，所以，鐵路部門對學生乘車作了新規定，不准學生無票乘車。傅索安六人一看車站候車大廳里所貼的告示，知道不買車票是無法乘車了，但是此時他們一共只有幾元錢，根本無法買六張去天津的火車票了。怎麼辦？金國安等人提出不管三七二十一，買了站台票混上車再說。傅索安左思右想，否定了這個主意，決定另闢途徑。她從天津出逃時所帶的“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空白介紹言還沒用完，便開了一張，說他們一行是一年前離開天津在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形勢考察的，這是一個小組，名謂“紅東方革命形勢考察小組”。
　　傅索安拿着這張介紹信去見車站軍代表。那軍代表看了介紹信，臉上露出一副似信不信的神態，嘴裡唔唔呵呵不知說些什麼。
　　傅索安一看要砸鍋，靈機一動，急中生智，請軍代表往呼和浩特西郊的那個部隊營房打個電話，說那邊可以證明她所說的是真情。
　　軍代表果然打電話，一問，對方說是有這麼六個紅衛兵小將在外考察，這次經內蒙古陸字第××號兵站介紹，搭他們部隊的車抵達呼和浩特，昨晚住在部隊招待所，今晨已離開，擬回天津云云。軍代表這才信以為真，開了一張一次性使用的從呼和浩特到天津的免費乘車證。但是，軍代表收掉了傅索安出示的那張介紹信。這張介紹信為後來傅索安幾人的落網提供了確鑿的線索。
　　傅索安一行憑着臨時乘車證上了車。旅途中，他們商量回天津後落腳何處和如何籌款。傅索安決定繼續利用“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空白介紹信，憑介紹信去天津市郊結合部的一家鎮辦電鍍廠“體驗生活”，先找個落腳點住下再說。金國安、陳冬芳五人想想也只有如此，自是一致贊成。
　　卻說奇瑪村方面，工作組沒有追捕到傅索安等六名逃犯，正在開會研究如何走下一步棋子時，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派了四名警察，帶着批覆的工作組要求逮捕傅索安六人的報告，驅車來到奇瑪村，想對這六名天津知青執行逮捕令。他們聽工作組介紹有關情況後，當即表示：這六人是公安機關已經批准逮捕的罪犯，現畏罪潛逃，可由公安機關對其實施偵查緝拿。
　　工作組諸君一聽，心頭的石塊落了地，皆額手稱慶。幾個頭頭計議下來，便向各自的上級（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去電請示是否撤回。兩地有關部門回電內容是一致的：暫不撤回，留在當地指導春耕生產，鞏固安定局面，待逃犯逮捕歸案後，進行現場批鬥，以教育當地有關群眾提高階級鬥爭觀念。至於協助執行任務的一連解放軍，則因任務已經圓滿完成，可回歸原部隊銷差。工作組便嚴格執行上級指示，分駐鮑家莊、奇瑪村指導春耕生產。
　　卻說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偵緝傅索安等六名逃犯，他們將這作為一樁大案來處理，專門抽調精幹人員組成了一個專案追捕組。
　　追捕組根據在奇瑪村獲得的線索，順藤摸瓜去了額爾古納左旗人民委員會，根據當時接待傅索安等人的幹部的回憶，弄清那六人來時出示的是天津“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介紹信。追捕組認為這是一條很有價值的線索，於是便往天津方面掛長途電話，經過一番周折終於查清了“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電話號碼，遂直接打過去詢問情況。不料把名單一報，“橫空出世”方面卻用斬釘截鐵的口氣聲稱他們組織沒這樣六名成員。原來，傅索安六人製造“張厚石事件”後，“橫空出世造反總部”原本就對傅索安為首的“山下派”深惡痛絕，又怕組織受牽連，於是馬上發表聲明，說早在“張厚石事件”發生之前，就已經把這六人開除出去了。總部為此還特地開全體成員大會，關照全體統一口徑，若再有人問起傅索安六人，則一口咬定“橫空出世”沒有這六人。因此，“橫空出世”接電話的那個委員之類的角色這樣回答額爾納左旗公安處追捕組。
　　對於追捕組來說，認為這個回答是準確的，於是排除了傅索安等人是天津“橫空出世”成員的可能，另闢蹊徑開展偵查。他們分析了傅索安等人脫逃時的種種情況，認為極有可能是兜遠路從呼和浩特那裡離開內蒙古的，於是立刻派員赴呼和浩特調查。
　　偵杏人員抵達呼和浩特後，先去了火車站，公安找公安，他們找了車站派出所。派出所方面聽他們一說情況，有個民警突然想起幾天前曾有六個學生模樣的男女向他們打聽過車站軍代表辦公室在哪裡。他一說，偵查人員大喜，連忙讓他回憶那六位的相貌特徵。那個民警沒有過目不忘的本領，當然不可能記得六人的全部相貌，但還是說出了其中一二個的主要特徵。偵查人員跟逃犯特徵一對，基本吻合！於是馬上去拜訪車站軍代表。
　　這次拜訪真是大有收穫，偵查人員獲得了至關重要的線索——那紙“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介紹信。至此，他們確定逃犯必和“橫空出世”有瓜葛，應當去找“橫空出世”要人。經用長途電話向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請示，處領導命令偵查人員火速赴天津緝拿逃犯。這樣，五名偵查人員就踏上了赴天津的列車。
　　這時，傅索安、李白波、金國安、費磊、王慧珍、陳冬芳六人已經在位於天津南側市郊結合部的“東方紅”電鍍廠落下了腳。“東方紅”電鍍廠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鎮辦廠，用當時天津人的說法，這家工廠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員是“社會渣滓”，即都是有歷史問題或者現行問題的原社會閒散人員，家庭出身是“黑五類”的子女。
　　這些人自己知道底牌不硬，所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敢造反，都老老實實地待在廠里勞動生產。所以，“東方紅”電鍍廠是天津地區極少數沒有造反派組織的單位之一。這種單位見造反派最怵，所以，傅索安想去那裡暫時落腳，果然一說就行，無人敢說二話。
　　博索安幾個在“東方紅”電鍍廠占了兩間宿舍，臥具都由廠里提供，吃飯也是廠里供應。他們生怕和人多接觸把話說豁邊了會露出馬腳，就很少和工廠接觸，而是包下了該廠的大批判專欄，專門出專欄牆報，該廠正缺乏這種人才，倒也用得着，雙方頗有相得益彰之感。
　　這樣過了幾天，傅索安想想“梁園雖好，卻不是久戀之家”，長蹲在“東方紅”電鍍廠總不是件事情，既無前途，並且說不定哪天會暴露落網，還是滑腳溜掉為好。她一說，幾個夥伴都有同感，於是悄悄計議了幾次，決定去太行山區再次安家落戶。這個行動需要若干經費，他們便決定各人去自己家裡走一趟，能拿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傅索安畢竟年輕，缺乏經驗，低估了公安機關的偵查能力，她想了又想，認為自己一行沒露出過什麼馬腳，連奇瑪村的乾娘郭菊花也不清楚她的確鑿住址，因此，估計內蒙古警方一時還不至於把偵查觸角伸到天津來，所以此刻出其不意回一趟家是可行的，麻煩的倒是“張厚石事件”，不知目前情況如何，天津公安機關是不是還管着這個案子，這要弄弄清楚。因此，為穩妥起見，還是宜先派一個人去探探風聲。
　　這個探風聲的合適人選，自然是刑警之女陳冬芳。傅索安一說，陳冬芳自無二言，拔腿就走。走時是下午3點多鐘，說好晚上8點鐘之前準定回來。
　　陳冬芳踏進家門時，正是5點鐘家人下班返家的時候，父母都剛回來，陳冬芳的突然出現使他們吃驚不小，她的母親是醫院護士，見離家出走將近兩月的女兒突然回家了，吃驚之後自是歡喜，摟着女兒問長問短。她的父親陳明忠卻歡喜不起來。陳明忠是刑警，當時被領導指定為“張厚石事件”的調查人員，因為不知陳冬芳涉及該事件而口無遮攔泄了密，導致陳冬芳通風報信，六名當事人全部畏罪潛逃。公安機關往下查，陳明忠自然逃脫不了責任，立刻被卸去警眼，隔離審查。幸虧張厚石後來被搶救過來，押送北京，該事件不了了之了，陳明忠才剛解除審查，被通知準備調離公安戰線。這事別說在“文化大革命”了，就是放在三十年後的現在，也不見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陳明忠的心情自是可想而知，此刻見陳冬芳突然冒出來，難免大怒，一個箭步躍上前去，把女兒從母親懷抱里一把拽出來，掄起來就是兩巴掌。打過之後，二話不說，拉着陳冬芳就往外去：“走！”
　　去哪裡？公安分局。
　　公安分局已經接到內蒙古趕來的追捕人員的情況通報，正準備組織布控，見陳明忠把女兒帶來了，不禁大喜，立刻把陳冬芳扣了起來，並火速通知下榻在市公安局招待所的內蒙古追捕人員。
　　那幾位聞訊，自是喜出望外，馬上趕往分局，就地審訊。陳冬芳哪見過這等陣勢，驚懼交加，早已亂了方寸，對方稍稍一問便招架不住，來了個和盤托出。
　　警方當即出動警車，風馳電掣般地駛往“東方紅”電鍍廠，把傅索安、金國安、李白波、費磊、王慧珍五人一網打盡！

7

　　　　　　　　　　午夜時分，值勤人員再次檢查關
　　　　　　　　　　押要犯的西屋時，發現已是人去室
　　　　　　　　　　空！

　　傅索安六人被捕後一小時，內蒙古警方追捕小組便立刻急電報告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逃犯已悉數落網！
　　午夜時分，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發來回電，命令追捕組即刻就地審訊，次日即妥押回蒙。
　　追捕人員接到電報時，已經回到招待所，準備休息了。看了電報，意識到這是一起嚴重案件，估計上級是準備從快審處，所以才讓他們即刻審訊。他們不敢怠慢，立刻去公安局開了提審公函，於下半夜2點多鐘趕往看守所，分頭提審傅索安六人。
　　奇瑪村、鮑家莊衝突事件並不算得上複雜，審到上午8點多鐘，追捕人員已經基本查清了傅索安六人各自的罪行。追捕人員臨時開了個短會，交換了意見，初步認定傅索安是這起大案的主犯，便和看守所商量，將這名女犯單獨關押了。
　　1968年4月30日上午10點多，結束提審後先後被押回看守所監房的傅索安、王慧珍、陳冬芳正惶惶不安地在小聲交談提審情況時，看守員突然過來，打開了鐵門，叫着博索安的番號讓她出去。
　　傅索安吃不准剛提審完怎麼又要被叫出去，忐忐忑忑地跟着看守員來到走廊盡頭的另一間小監房，被關了進去。此舉令傅索安吃驚不小，她雖然沒跟公檢法打過交道，但是從以前看過的電影、小說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有限的那些法制報道中獲知一點：但凡單獨關押的犯人，都是要犯，最後處置時前景都不樂觀，不是無期徒刑就是死緩、死刑。傅索安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過自己就帶人掘堤放水和列席隊委會出了一個主意，竟會被定為要犯。從這時起傅索安開始意識到社會的複雜性和法律的威嚴。但和許多相同情況下陷入如此境地的人一樣，此刻傅索安已經無法擺脫這種極其嚴重的危險境地了！
　　極度的恐懼和焦慮在傅索安身上產生了相當明顯的反應，原本那一兩天是她的例假臨始日，她從進入青春期以來，例假臨始一向很準，每月一次，前後不超過24小時。但是，這次所受的嚴重精神刺激影響了她的內分泌，例假未來。這為她這幾天的越境投蘇行動提供了方便，也為她以後當克格勃特工創造了條件。因為如在例假期內跳進東北冰冷的河水中泡一段時間，肯定會得婦科疾病，而患有婦科疾病的人是不能當克格勃特工的。後來，傅索安對人說起這一段事時，稱她當克格勃特工乃是“天意”。
　　差不多也是在關進單人監房後的幾小時裡，傅索安頭腦里開始浮現出“越獄”的念頭。但當時因為思緒極亂，所以她並沒有把“越獄”同“越境”聯起來考慮。
　　1968年5月1日清晨3點多鐘，傅索安在迷迷糊糊的半睡眠狀態中被看守員喚醒，讓她“出來”。監房外的走廊里站着二男一女三個看守員，傅索安剛走出監房，就被他們扭住，她的雙手被反剪過來，扣上了一副手銬。
　　傅索安被押到看守所院於里時，看見她的五個同伴已經一字兒並排在架着電網的高牆下面壁而立。他們也扣着手銬，但卻都是前銬。傅索安見狀，又一次意識到自己已被定為首犯，心裡深處泛起一陣涼意，禁不住顫抖不已。
　　看守員命令傅索安也站到牆邊去，但和金國安五人保持着一段距離。剛剛站好，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的追捕人員從辦公室里走了出來，來到他們身後，其中一個嗓音宏亮而又透着威嚴的宣布道：“你們六個聽着，現在把你們押解內蒙古。你們的犯罪地在那邊，所以必須押往那邊接受審處。押解途中，必須嚴守押解紀律：一、一切行動聽指揮，叫行就行，叫住就住，不許擅自行動。二、押解途中，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所有行動在事先都必須向我們報告，獲得許可後方可施行。三、從現在起，不准互相交談，打暗號。不准唱歌、哼戲、怪叫。上述三條紀律，必須嚴格執行，如有違反，將按照押解規定予以制裁，直至執行槍決！都聽明白了嗎？”
　　金國安、李白波、費磊、王慧珍、陳冬芳都以連連點頭表示，只有傅索安張嘴應了一聲：“明白了！”
　　這時，看守所的大門打開了，從外面開進來兩輛警車，車上有幾名天津方面的警察，其中有一個是女的，他們跳到地下，跟內蒙古同行說了幾句話，雙方就把犯人往警車上押，傅索安、王慧珍、陳冬芳一輛，金國安、李白波、費磊一輛。
　　警車一駛出看守所大門，儘管馬路上空曠無人，但還是鳴響了警報器，尖厲的警報聲刺破了黎明的寂靜，馬路兩側的不少住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都爬起來開門開窗探看。警車很快就駛抵天津火車站，傅索安六人被押下車，被命令待在一間空行李房內，天津、內蒙古的十幾名警察如臨大敵一般地守在行李房周圍。
　　行李房裡，費磊正好坐在博索安旁邊，這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側着臉，用稚氣未脫的眼睛望着傅索安，小聲道：“傅姐，難道我們就這樣完了？”
　　傅索安冷冷一笑，悄聲道：“沒準吧！”
　　這時，那個女民警推門而進，對着傅索安喝道：“不許說話！”她拉了張椅於，在傅索安面前坐下。這個舉動使傅索安被迫取消了和費磊說幾句話的意圖，她沒有料到，這是她和費磊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對話。
　　傅索安一行的這次特殊旅行，是先從天津去哈爾濱，然後從哈爾濱那邊進入內蒙古。天津市公安局已經和鐵路方面取得聯繫，讓在徐州開往哈爾濱的17O次直快列車上留出兩個硬臥席廂（12個鋪位），供內蒙古警方押解犯人用。清晨4點39分，170次直快準點直駛抵天津站，在站台邊緩緩停下。警察把傅索安六人押上最後一節車廂，分別在最末兩個席廂里安頓下來。六名犯人，每人一張臥鋪，鬆開手銬的一個箍套，銬在床鋪鐵架上。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的五個追捕人員和天津警方借援給內蒙古同行的那個女警察，三個一組待在席廂里，嚴密監視着犯人。
　　4時52分，170次直快列車汽笛長鳴，駛離天津車站。王慧玲、陳冬芳禁不住淚如雨下，抽泣不已。
　　170次直快抵達哈爾濱後，按照押解計劃，他們是在四小時後上開往海拉爾的列車。這四小時，當然不能押着犯人出站，追捕人員就把傅索安六人押往車站派出所在站內的治安值班室，關在裡間，等列車來了好上路。
　　這六人中，也許是傅索安最早動脫逃念頭，但是毫不猶豫付諸實施最早的卻是費磊。這費磊出身工人家庭，自幼就是頑劣小子，長得又瘦又小，在學校里人都稱他“瘦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經過將近兩年無法無天的造反生活，他更是自由自在慣了，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現在冷不防被一副銬子扣住了雙手，丟失了自由，對於他來說，真是比死還難過。所以，費磊打定主意，認定一個“逃”字。他不像博索安那樣，做事會動腦筋，前三後四反覆考慮後方才實施，他是不由分說，逮住機會就上。列車行駛途中，費磊想逃，但因為看得緊，只得罷休。現在，被關在治安值班室里，便認為時機已到，決定開始實施脫逃。
　　費磊瞅准追捕人員都去吃飯，外面只留下那個天津女民警的機會，走到門口提出要上廁所。那個女民警讓他等一會兒，他不肯，擺出一副準備大吵大鬧的架式。車站派出所的一個民警見了，便帶費磊去。到了廁所門口，那個民警用鑰匙給費磊開手銬。剛剛打開一個箍套，費磊突然蓄足勁道把一大口口水吐向對方臉部，隨後拔腿便跑。
　　那個民警被口水蒙住了眼睛，伸手亂抓了一把，沒揪住費磊。
　　待到擦去口水，定睛一看，費磊已經逃出十幾米開外，馬上緊追不捨。費磊接連躥過幾條橫道線，來到一列停着的貨車前，這是最後一條鐵路了，過了這條鐵路翻過不高的圍牆，就算逃出車站了。費磊毫不猶豫，低下身子往車底下鑽，想鑽過列車，攀牆而逃。後面追趕的那個民警看見列車前方已經亮出了開車信號，不禁大驚，連忙扯開嗓子發出警告：“別跑！危險！”
　　但是已經遲了，費磊整個身子此刻早已鑽進貨車底下，就在這時，列車啟動了。於是，悲劇發生了！
　　費磊之死對於博索安五人來說，是一個嚴重的刺激，他們在接下來的旅途中，幾乎沒吃一點東西，每個人都呆呆地坐着，神情木訥，形如木偶。追捕人員從人道主義出發，自己掏錢買了燒雞，分給五個犯人吃，免得他們餓出病來。
　　1968年5月6日下午，傅索安一行被押到了額爾古納左旗公安處所在地根河，囚於公安處看守所。傅索安作為首犯，仍是單獨關押。當天晚上，看守所把他們五人開出去，帶到了一間會議室樣的屋子裡，由公安處一位幹部對他們進行教育。原來，工作組知道傅索安一行已經押解來後，決定在5月8日、5月9日兩天舉行現場批鬥會。公安處方面擔心在押解途中出事故，所以派幹部對傅索安五人進行教育。幹部在教育中宣布費磊已經自絕於人民，警告其餘五人不要走費磊之路，還說這是邊境地區，軍警民的革命警惕性極高，要想逃脫那無異於是白日做夢，痴心夢想！
　　這次教育對於傅索安來說，是一個提醒，但並未打消她脫逃的念頭，而是提醒她應當謹慎行事。當天晚上，她開始盤算如何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實施脫逃，以及脫逃成功後的去向，她決定游過額爾古納河，逃往蘇聯。至於逃過去之後的事，傅索安不去考慮了，她認為自己如若不逃也是死路一條，逃過去最壞的打算也是死，扯平。如果不死，則是她的福分了。
　　次日一早，傅索安、金國安、陳冬芳、王慧珍、李白波五人仍被扣上手銬，押上警車。經過長途行駛，於當夜押抵奇瑪村。押解民警從安全角度考慮，停車後沒讓押解對象下車，就在車上待到天明。
　　1968年5月8日，工作組在鮑家莊召開批鬥會，對傅索安等六個“黑手”的罪行進行揭發、批鬥。鮑家莊的社員對“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誅，有少數人還跳上批鬥台以暴力教訓這五人，就像當年對付地主惡霸一樣，要不是押解民警盡力阻止，五人沒準都是直着上台，橫着下台。五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訓最為深刻，等到批鬥會結束時，她的半邊臉面腫得像發麵，一隻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頭髮也被拉掉了一束。
　　批鬥會結束後，傅索安五人被押回奇瑪村，這天晚上他們被關押在原先他們所居住的集體戶里。
　　奇瑪村的社員對“黑手”的看法和鮑家莊不同。他們認為傅索安等人如此作為是為了奇瑪村，並非為他們自己。因此，儘管他們一方面出於無奈接受工作組的命令安排5月9日將在奇瑪村召開的批鬥會，另一方面則儘可能給傅索安幾人以照顧。傅索安五人剛被押回集體戶，已撤去生產隊長職務的李能達和妻子郭菊花，以及其他一些社員就拿着雞蛋、雞湯、肉包子、餃子等來到集體戶。
　　郭菊花見傅索安被打成這副模樣，馬上讓人叫來生產隊衛生員，給乾女兒治療。
　　公安人員對於奇瑪村社員和犯人的接觸採取眼開眼閉的態度，這倒不是他們同情傅索安等人，而是怕困阻止這種接觸而和奇瑪村社員發生矛盾，惹出些什麼事情來。但是，這種寬容是有限度的，一小時後，公安人員就相當堅決地勸社員離開集體戶，並且不許在外面停留。接着，公安人員開始安排警戒措施。
　　本來，公安人員是有設想請奇瑪村方面派人協助值夜看守的，但是，先前這一幕使他們對這個想法產生了動搖，生怕協助看守的社員製造機會讓犯人脫逃。這樣，全部看守任務便由他們自己擔任。集體戶一共有三間屋子，東、西兩間是臥室，中間一間是客堂，公安人員把傅索安單獨關押在西屋，扣上了手銬。其餘四人關在東屋，兩人一副手銬，全部和衣而臥，因此也不分男女。他們自己沒地方睡覺，就坐在客堂里。
　　就在這天晚上，傅索安脫逃了。事後公安人員總結會時分析，造成這個女犯人脫逃的原因，是他們監管措施不嚴，沒有明確的責任分工，並且喝了酒，致使下半夜警戒出現失誤。原來，執行這次公務的六名公安人員中，有三人是蒙古族。他們出門時，往行裝里塞了酒壺，因為他們基本上每天都須喝酒。這天晚上，他們不能睡黨，坐着聊天，無事正好喝酒。好在客堂里有現成的鍋灶，他們事先向社員買了三隻雞和一些醃野味，合在一起煮了一大鍋，六個人一起吃喝。起先，他們還保持着警惕性，過一小會兒就有一個人起身離座去兩個臥室門口，打開房門往裡觀察。由於每次都見犯人睡得好好的，漸漸也就大意了。喝完酒，已經是9點多鐘了，六個人中的那位負責者張科長親自去兩個臥室檢查了犯人，一直仔細到查看手銬是否完好，確認不會發生什麼情況後才退回客堂，作了安排：從現在到天亮還有9小時，輪流看守，每個人一個半小時，他以身作則第一個。
　　安排妥當後，其餘五人馬上或靠牆或倚桌休息，張科長則在客堂里踱步，隔一會兒就推門檢查犯人情況。一個半小時後，張科長喚醒了第二位值勤人，待對方檢查犯人人數後，坐下休息了。
　　等到第二位開始執行勤務時，一直在裝睡的傅索安開始行動了。早在天津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她已經在研究不用鑰匙打開手銬的法子了。作為高中一年級的優等生，傅索安的各門功課都學得很好，琢磨各類問題都很有悟性。火車還沒開到哈爾濱，她已經弄清了手銬的結構，原來不過是一種極為簡單的逆向支撐原理。
　　弄懂了原理，傅索安也找到了不用鑰匙開啟手銬的辦法。正好這天傅索安的乾娘郭菊花送來了包子，那盛包子的竹容器馬上被傅索安看中，於是她讓乾娘把容器也留下。傅索安吃包子時，乘人不備偷偷扯下一根茨片藏在身上，這就是她打開手銬的鑰匙。11點多鐘，傅索安待第二個值勤人進來檢查過手銬後，馬上在被窩裡開始鼓搗，大約花了十多分鐘，便把手銬鼓搗開了。這時，執勤人推門擰亮手電往房裡照着檢查，傅索安強作鎮定，佯裝睡熟，竟把他蒙了過去。待那人去對面屋子檢查時，傅索安立刻輕輕爬起來，打開窗子，跳窗而出，遁身黑夜之中。
　　事先，公安人員檢查過窗子，並且用白麻繩在窗子外面拴了幾道，使屋裡的人無法把窗子打開。後來發現，那白麻繩已經被人用利器割斷了。事故發生後，公安人員進行過調查，結合傅索安打開手銬的蔑片，疑是李能達、郭菊花所為，進行過正面接觸，但終因無確鑿證據而作罷。
　　傅索安脫逃大約一刻鐘後，天空忽然降下了大雨。值班人員被風雨聲提醒，再次檢查東、西屋時，發現西屋裡已是人去室空，不禁大驚，馬上喚醒其他同志，迅速組織追捕。

8

　　　　　　　　　　她狠狠咬了咬牙齒，從高高的河
　　　　　　　　　　岸上跳進了額爾古納河！

　　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天空密布黑雲，把星光遮得嚴嚴實實。
　　傅索安從臨時監押所逃出來後，一頭扎進了黑暗，她努力睜大眼睛，但是四周漆黑，通過視黨反映到大腦里的，嚴然是一大片故意塗成的幻異圖景。她無法選擇道路，就在野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胡亂踩着，朝着額爾古納河方向狼狽逃竄。
　　一會兒，狂風驟起。接着，如同一片巨大瀑布似的大雨，從背後鋪天蓋地地橫掃過來。傅索安心裡湧起一陣驚喜，尋思這場風雨對於她的脫逃無疑是有利的。事實正是如此，如果不是狂風颳斷了電話線，中國方面的邊防軍在接到電話後，肯定會在額爾古納河邊設哨守伏，傅索安奔過去，正好一頭撞進網裡。
　　從奇瑪村往額爾古納河邊的實際距離大約是十九公里，傅索安使出她以前在學校參加1500米長跑賽的勁道，拼命奔跑着。跑了一會兒，低低的雲層中間轟響了雷聲，震得人渾身打顫。白色的、亮得使人炫目的閃電，時而劃破黑沉沉的夜空，照出了在暴風雨中狂亂地搖擺起伏着的冬日留下的枯萎青草。一眨眼間，閃電消失了，天地又重新合為一體，所有的一切都被無邊無際的黑暗所吞沒了。
　　傅索安不知跑了多久，終於來到了額爾古納河邊。借着電光，她看見額爾古納河的水浪在洶湧翻滾。那股隨風撲面襲來的潮濕的冷意，讓渾身上下已全被雨水打得濕透了的她，仍難以控制地連打寒戰。傅索安頭腦里閃過一個念頭：河水肯定很涼！但她無法猶豫，馬上飛快地脫下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拋進河裡。當她把自己脫得只剩一個胸罩、一條褲衩時，狠狠地咬了咬牙齒，從高高的河岸上跳進了白浪之中。
　　傅索安從水裡鑽出來的時候，感覺到河水比想象的冷的程度要好一些。她伸展長長的胳膊，用力划動着，用側泳姿式向對岸方向游去。最初的感覺是一種機械的麻木，但是漸漸就起了變化，河水的寒意所製造的刺激替代了麻木，使她感到周身難受，從裡到外都在疼痛。她盡力堅持游着，過一會兒就改變一種姿式。游了一會兒，她終於感到難以支撐，手腳好似縛上了石塊，沉甸甸的不聽使喚；頭腦也漸漸模糊起來了。就在她拼命掙扎時，一個浪頭打來，就像一條巨龍張開了大口，一下子就吞沒了她……傅索安越境位置的對岸，是蘇聯克格勃邊防管理局的第36號地區。蘇聯方面在該地區布置了一個營的邊防部隊，營長是個少校。1964年10月14日，原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下台，由勃列日涅夫接替他的職務。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後，推行了一條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更進一步地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大約從1964年底開始，蘇聯在中共邊境三千多公里的邊境線上增加了軍隊，邊防軍的武器裝備也升級換代。蘇聯邊防軍在執行巡邏勤務時時常故意侵入中國境內，向中國方面肆意挑釁，這種挑釁甚至在傅索安越境叛逃的那種風雨之夜也還在進行。就在傅索安在寒氣逼人的河水中拼命亂游的時候，遠處，一艘巡邏艇正在中速行駛着。艇上，蘇聯邊防軍人不時打開探照燈，朝主軌道中國一側的河面上亂晃亂照。
　　蘇聯巡邏艇行駛了一會兒，突然越過主航道，向中國境內駛來。艇長是個五大三粗的中尉青年軍官，他站在駕駛艙里，不時舉起望遠鏡朝前面觀察，嘴裡嘟噥着：“向前些！再向前些！”
　　巡邏艇在艇長指揮下，繼續向中國境內入侵，一直開到離河岸不到十米的位置，與河岸成平行狀態慢速行駛着，同時打開所有探照燈朝岸上照射。幾分鐘後，岸上遠處出現了幾點亮光，中國邊防軍人正打着強光手電筒策馬趕來。艇長見勢不妙，這才急令關閉探照燈，巡邏艇慌慌張張地往回逃竄。
　　巡邏艇逃回主航道蘇聯一側河面後，又神氣起來，探照燈額閃，還以信號燈光朝中國方向打出挑釁性語詞。這時，已經風停雨消，但天空仍是漆黑一片。艇長早已從駕駛艙退回主艙，坐在軟椅上喝着熱咖啡。片刻，他抬腕看看手錶，下令：“返航！”
　　就在這時，從駕駛艙傳來觀察哨的報告：“艇長，發現情況：前面約三十米處的河面上有一個影子在浮動！”
　　艇長放下咖啡杯，一躍而起，衝上艙面，用望遠鏡向前觀察。
　　這是紅外線夜視望遠鏡，能夠看清百米之內漆黑環境中的景物。
　　艇長迅速調節焦距，很快就盯住了影子，仔細辨認後，斷言道：“是一個人，多半是越境者——想逃往中國！靠上去，打開探照燈！”
　　這個影子，正是越境叛逃的傅索安。她在初中時，每年暑假都去海河游泳，有時一段時間甚至天天泡在水裡，練就一身好水性。
　　這項本領在眼下救了她的性命：當她被浪頭吞沒時，嗆了幾口水，那特殊的刺激倒使她恢復了清醒，立刻繼續進行掙扎式的游泳。
　　就在這時，克格勃的巡邏艇發現了她，迅速靠攏過來。
　　“越境者，舉起你的雙手！”巡邏艇的喇叭里傳出一道俄語命令。
　　傅索安懂英語，但不會俄語，根本不知道蘇聯人在說些什麼，因此沒作出反應。
　　中尉艇長不知道這個情況，見沒有反應，馬上下達了另一道命令。一名士兵立刻用高壓水龍頭對準傅索安噴射，強勁的水柱貼着頭部掃過，她只感到耳朵里轟然一響，便什麼也不知道了。就在傅索安的身子像秤砣一樣往水裡沉下的時候，巡邏艇的另一個士兵拋出了一個繩套，訓練有素的手法使這個繩套準確無誤地扣住了目標。士兵迅速收攏繩子，當傅索安被拉到艇邊的時候，另一個士兵伸下一個捕魚用的抄網，幫助他把傅索安弄上巡邏艇。
　　幾乎赤身裸體的傅索安平躺在甲板上，當燈光把她罩住的同時，所有的人都吃了一驚：這是一個中國姑娘！
　　一個士兵低聲道：“她就這麼游過來了，真不容易！”
　　艇長眨着眼睛，下令：“把她抬進艙去，搶救！”又把手一揮：“開艇！全速行駛，返航！”
　　士兵立刻把傅索安抬進主艙。中尉艇長走進駕駛艙，往岸上營部值班室打高頻電話，報告情況，並且提出建議：“如果認為有必要搶救這個身份不明的中國姑娘，請值班室迅速調一輛汽車在碼頭等候，以便馬上把她送往營醫務所實施搶救。”
　　艇長打完電話去主艙時，幾個士兵已經在擺弄傅索安了。他們把兩件軍大衣鋪在地下，把傅索安的褲權、胸罩統統扒下，讓她一絲不掛地躺在上面，用干毛巾擦去全身的水漬。艇長進艙，注視着傅索安，問道：“她怎麼樣？”
　　“她的身體像一塊巨大的冰，涼透了。但她還在呼吸，心臟也還在跳動。”
　　艇長從食品櫃裡拿出一瓶白酒，拋給答話的那個士兵：“用這個給她擦身子，如果她醒了，就給她喝一點葡萄酒、熱咖啡。注意，儘可能把她救活！”
　　搶救進行了十多分鐘，當巡邏艇抵第36號地區軍用碼頭時，博索安仍未甦醒。營部值班室已經派來了醫務所惟一的一輛軍用救護車，車上有一位青年女軍醫和一名年輕的女護士。見巡邏艇靠岸，她們一邊招呼先別動傅索安，一邊急急上艇。如此表現，是因為值班室有命令：盡一切可能搶救這個不明身份者！
　　女軍醫上了巡邏艇，在傅索安身邊蹲下，又是聽心臟，又是量血壓的一陣忙碌後，立刻讓護士給傅索安注射強心針。打針之後，讓士兵用大衣把傅索安裹起來，抬上救護車，直駛營醫務所。
　　救護車駛抵營醫務所時，傅索安甦醒過來了。她睜開眼睛，見面前是幾個外國男女，不禁一愣，但隨即回過神來，用英語說道：“找是中國的……”女軍醫擺擺手，也用英語說道：“不要講話！”說着，打手勢示意隨車而來的兩個士兵把傅索安抬下車，送進醫務所的急救室。
　　急救室里，已經有一個瘦瘦高高的、穿蘇聯邊防軍上尉制服的軍官等着。這個上尉是克格勃第三管理局亦即軍隊監察局的官員，派駐第36號地區監察邊防軍情況的。他沒有值夜班的任務，但邊防軍方面根據克格勃的規定把傅索安越境之事通知他了，所以他馬上趕來了。士兵把傅索安往急救床上放的時候，上尉把女軍醫扯到一邊，小聲用俄語向她詢問傅索安的身體情況。然後，轉身一揮手把兩個士兵趕跑了，讓女軍醫繼續對傅索安進行急救檢查。
　　直到這時，傅索安才發現自己是一絲不掛地被裹在軍大衣里。
　　面對着上尉那種說不清意味的目光，她頓時滿臉絆紅，只羞得無地自容。但她無法改變這一狀況，她知道從在中國的一側高高的河岸上跳入額爾古納河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屬於她自己了，於是，她只好閉上了眼睛，這是她惟一的選擇。女軍醫檢查時，上尉走到一旁去了，因為這時又進來一個軍官，他是邊防軍營部的值班主任，兩人湊在一起密議如何訊問這個中國姑娘。
　　女軍醫給傅索安檢查過後，注射了一針什麼藥劑，又讓她吃了幾粒紅色藥丸。片刻，女護士給傅索安端來了一杯加了牛奶的濃咖啡。傅索安喝下以後，感到身體內部似乎不那麼冷了，但肚子卻餓了，她不敢開口討食物吃，只好忍着。
　　這時，上尉和值班主任已經議好，朝女軍醫說了句什麼便出去了。女軍醫讓護士取來一件白大褂、一雙男式高幫皮靴，扔在急救床邊，示意傅索安穿上。傅索安在穿的時候，想起以前曾經讀過一本描寫二次世界大戰的外國小說，裡面的一個主人公在被俘之後，就是只能穿這類不合體的舊衣物。一瞬間，她的心頭湧上一種恥辱感，但只能無可奈何地微微搖頭。
　　“快些！”女軍醫用英語吆喝道。
　　傅索安冷不防嚇得一抖，趕緊加快動作。穿上白大褂和那雙散發着異味的大皮靴後，又讓穿上一件軍大衣，“踢踏、踢踏”地朝急救室門口走去。門外，站着兩個佩手槍的士兵，那是值班主任帶來的營部衛兵。傅索安一走出去，他們就分站左右，將她押往醫務所的一間辦公室。傅索安受那雙大皮靴的限制，自然走不快，於是衛兵就用俄語喝罵着，還粗暴地推搡她。
　　傅索安進入辦公室後，那兩個衛兵便退了出去，站在門外。辦公室里亮着兩盞雙排長日光燈，傅索安眨了幾眨眼睛方才看清一張桌子後面坐着那個上尉和值班主任，桌上放着一架當時在中國還見不到的磁帶錄音機。
　　值班主任指指辦公室中間地下的那把椅子，示意傅索安坐下。
　　傅索安坐了下來，一雙眼睛緊張地望着對方。她在打定主意越境投蘇時，天真地認為蘇聯人會把她作為客人來對待，就像她小時候見到的中國人對待去中國作客的蘇聯人一樣，根本沒料到會把她當俘虜一樣來審訊，因此從未考慮過應該如何回答蘇聯人的訊問。
　　上尉盯着傅索安，說了一句俄語。
　　傅索安聽不懂，但她從對方的神情判斷，估計是在問她是否會說俄語，便大着膽子用英語回答道：“對不起，尊敬的蘇聯紅軍首長，我不會說俄語，也聽不懂俄語，但能勉強用英語回答問題，不知是否可以？”
　　值班主任顯然不懂英語，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傅索安。但那個上尉肯定是聽懂了，點點頭，馬上用俄語翻譯給值班主任聽，然後出乎傅索安意料之外地說起了中國話：“既然如此，我們就用中國話來進行這次訊問吧！你叫什麼名字？”
　　傅索安見對方會說中國話，心裡稍稍輕鬆，回答道：“傅索安。”
　　“傅一索一安。”上尉重複了一遍，又問：“這三個字在中文裡可以怎麼組詞？”
　　“師傅的傅，繩索的索，安全的安。”
　　“你是哪裡人？今年多大？”
　　“我是中國天津市人，1949年6月5日出生的。”
　　“你在中國的住址？”
　　“我住中國天津市紅衛路石匠胡同74號。”
　　“你的公民身份證號碼？”
　　“中國沒有公民身份證。”
　　“你的身份？”
　　傅索安想說是學生，但頭腦里倏地冒出“政治”兩個字眼，便靈機一動道：“我是紅衛兵。”
　　上尉把傅索安的回答低聲翻譯給值班主任聽，看來，他們雖然不清楚中國解放以後從未施行過“公民身份證”制度，但卻知曉“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紅衛兵”。兩人小聲交換了幾句意見，臉上呈現出興奮的神情。上尉重新開口訊問時，語調略顯緩和：“你既然是中國紅衛兵，怎麼會出現在額爾古納河蘇聯一側的境內？”
　　傅索安說：“我是冒着生命危險來投奔蘇聯的。”
　　上尉將這句話譯給值班主任聽後，又問：“你投奔蘇聯的動機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中國現在實行的一套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以我冒險前來投奔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尋求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傅索安說到這裡，雙手捂住了腹部，臉上現出痛苦不堪的神情。她已經有十餘個小時沒吃食物了，這一夜裡又消耗了如此大的體能，早已飢腸轆轆，先前是強忍着，但此刻胃痛如絞，再也忍耐不住了。
　　上尉見狀，問道：“你這是幹什麼？”
　　“我……我肚子餓！”
　　值班主任站起來，走到門口，對衛兵吩咐了幾句。大約過了幾分鐘，一個衛兵走進門來，手裡端着一個盤子，裡面盛着一包壓縮餅乾、一條尺余長的熟魚乾。值班主任沖傅索安一努嘴，衛兵便把盤子遞給傅索安。傅索安在狼吞虎咽的時候，值班主任和上尉站在窗口邊抽煙邊悄聲交換着對眼前這件從未碰到過的事情的看法，最後決定應當馬上向營長報告。
　　值班主任走出去打電話時，上尉走到傅索安面前，看着她吃，同時像聊家常那樣問她中國市場上供應哪些食物以及它們的價格。當他聽說中國購買糧食和布需要憑票證時，馬上用自豪的口吻說道：“在偉大的蘇聯，這些東西都是敞開供應的，每一個蘇聯公民想買多少就能買多少，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正說着，值班主任進來了，向上尉轉達了營長的指示：根據規定，邊防軍只要弄清越境者的身份和越境目的，就已完成職能使命。因此不必再對越境者進行訊問，先將越境者拘押，然後向上級部門報告情況，聽上級命令行事。
　　上尉雖是克格勃軍隊監察局的，和邊防軍各有上級，但他在邊防軍中也有職務，是營長的下級，因此，他只好服從營長的命令，同意結束訊問。
　　這樣，傅索安就穿着那身裝束被衛兵押進了第36號地區邊防軍營部的禁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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