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使命：暗殺勃列日涅夫的衛士。
傅索安的香港之行，同時也是克格勃對她的一種考察。她單獨出境而能去而復返，證明是值得信賴的。這樣，克格勃便決定委予她一項重任。
這項重要任務，其實是在傅索安剛從香港返回莫斯科時就已經開始着手準備了，只不過博索安不知道而已。她回到莫斯科後，在對外諜報局第三招待所里過着療養似的生活。克格勃每天給她單獨放幾部介紹日本社會的紀錄影片和消遣性質的故事片，全是日文原版片。另外，還在她的房間裡放了許多日本畫報和連環畫，供她隨意翻閱。克格勃對這些安排的解釋是：一個優秀特工，就像一個優秀的暢銷書作家一樣，應當了解的知識越多越好。
大約在1970年2月底的一天，下午2點鐘，傅索安正在房間裡看電視時，那個去機場接她的克格勃少校叩門而進，問傅索安是否願意附近走走。
傅索安正覺得有些煩悶，便說：“好啊！去哪裡呢？”
“我和我的助手開了輛汽車來，車上有獵槍，還帶着一條獵犬，您如果有興趣，我們去森林打獵吧？”
“太好了！”傅索安拍手歡叫，她根本沒想到這是克格勃下達任務的一種方式。
傅索安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手套，隨少校下了樓。樓下停着一輛“基輔人”牌越野車，少校的助手坐在司機位置上。傅索安鑽進車廂內，後部蹲着的一頭獵犬兇狠地盯着她，發出低沉的吼叫，被少校喝止了。
越野車馳出招待所大門，飛馳了十來分鐘，拐上一條石塊鋪築的便道，駛進了一片樹林，在空地上停了下來。三人下了車，每人拿了一支獵槍，踩着白皚皚的積雪，向樹林深處走去。四周一片寂靜，偶爾才聽見遠處傳來一二下聲響，那是松鼠或者雪雞在活動。
他們走了一會，少校的助手忽然駐步，指着前面：“噓——！”
少校和傅索安定睛看去，原來是一隻肥碩的野兔站在樹下。
少校立刻舉槍瞄準，說時遲，那時快，傅索安早已撩槍摟火，“砰”的一聲，野兔應聲倒地。獵犬興奮地吠了一聲，箭似地躥了過去，把獵物叼了回來。
少校和助手不無驚奇地望着傅索安，助手翹起了大拇指：“好槍法！”
少校讚嘆道：“不愧是特維爾諜報學校的高材生！”
這隻野兔是他們這次狩獵活動的推一收穫，接下來他們轉悠了一圈，再也沒碰到什麼目標。少校領着傅索安回到停車的地方，說：“歇一會兒吧。”
助手把牽着的狗拴在一株樹上，然後打開汽車引擎蓋自顧檢查機器了。少校從衣袋裡掏出兩顆糖果，一顆遞給傅索安，一顆放進自己的嘴裡：“吃下去，然後我給你表演一種你從未見到過的魔術。”
傅索安具有女人天生的好奇心，聽了自是大感興趣，馬上把糖放進嘴裡，輕輕嚼了幾下，咽了下去。她覺得這糖不怎麼好吃，甜中略帶苦味，似乎還有些藥的氣味。少校見她把精吃下去了，微笑着問道：“傅，你來自中國，我聽說中國有一種功夫，只要把手指朝人一指，對方就會死掉，是嗎？”
傅索安笑道：“這是中國武術中的點穴法，但使用時並不是朝人一指，而是一戳，而且必須戳在規定的幾個穴位上。另外，所起的作用並不是使人死掉，而僅僅是把對方制服。”
“哦！”少校點點頭，又問：“那麼對動物呢？比如說對這條狗一指或者一戳，能不能將它致於死地？”
“這個，沒聽說過。我想大概不能吧？”
“可是，我能！你信不信，我只要對這條健壯的獵犬一指，它馬上會倒地死亡！”
傅索安搖搖頭。
“你不信嗎？那好，我試給你看看。”
少校在豬犬前面大約兩尺遠處蹲下，叫傅索安站在他旁邊，左手托住右手腕，右手抬起，食指、中指併攏着對準正朝他望着的獵犬一指。奇蹟發生了，傅索安看到從他的手指間似乎噴射出一股似輕煙薄霧的氣體，那條獵犬叫都沒來得及叫一聲，就栽倒在地下，一動不動地死了！
‘啊！”傅索安驚得目瞪口呆。
少校站起來往地下吐了一口口水，從衣兜里取出兩個塑料制的子彈狀盒子，遞給傅索安一個：“趕快插進鼻孔，用力吸！”
傅索安學着他的樣子吸那盒子裡的藥，鼻腔里充滿了一種甜津津的氣味，聞之使人覺得清新。
少校命令助手把獵犬屍體抬上車，三人然後上車返回招待所。
一路上，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回到招待所，少校和傅索安一起走進房間。坐下後，傅索安沏了兩杯濃咖啡端上。少校喝着咖啡，微笑着問道：“傅，你認為我剛才表演的魔術怎麼樣？夠水平嗎？”
“這不是魔術，這是一種暗殺手段。”傅索安在歸途中已經把先前目睹的一幕悟透了，“暗殺用的武器，就在你的袖口裡！”
“哈哈，真是一個聰明的姑娘！你完全說對了，看，這就是武器。”
少校從皮夾克的袖口裡抽出他的“魔術道具”，那玩意兒看上去就像一支超長形鋼筆，手指頭粗細，端頭有一個大頭針粗細的小孔，尾端一厘米處有一個三角形的按鈕。少校說：“這是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的科學家最新研究的毒藥槍，讓我給你作一個分解說明。”
克格勃技術管理局是克格勃三個沒有編號的管理局中的一個，該局專門製造和供應特務活動用的各種工具和儀器，其中包括各類殺人武器。少校分解的這支毒藥槍，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一個由一節一點五伏特的高儲能電池控制的扳機；第二部分是一個撞針，由於是電源啟動撞針，所以保證不會發出一點聲響；第三部分是一個玻璃藥針瓶，瓶內裝有SCC氫氰酸，當撞針擊破玻璃瓶時，毒藥立即噴射出來。
少校指着拆開的毒藥槍，說：“這種毒藥和空氣接觸，立即會化成霧狀，在兩尺內對準一個人的面部噴射，可以即刻致死，而且不留痕跡，因為在兩秒鐘之內，那個人死於心臟麻痹。世界上最出色的法醫來進行屍檢，也只會得出‘心肌梗塞’的死因結論。”
傅索安馬上意識到克格勃此舉是要叫她去執行暗殺使命的先兆，心裡不禁“咯噔”起來。但少校把毒藥槍收起之後，並沒有說什麼就告辭而去了。
次日，少校的助手來了，帶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蘇聯女人。就蘇聯人的體態而言，她算是“瘦斜的，長得也不漂亮，還戴着一副眼鏡，一進門就盯着博索安看，看得博索安渾身不舒服，幾乎要泛起雞皮疙瘩。
助手說；“傅，這是給你安排的日語教師。”
那女人朝傅索安點點頭：“你好！我是娜佳。”
傅索安和娜佳握手，自報了姓名，心裡暗忖：讓我學日語，看來是準備派我去日本執行暗殺任務了！
少校的助手走後，娜佳立刻開始教傅索安日語口語。娜佳相貌不敢恭維，日本話卻說得絕對到位。傅索安懷疑她在日本生活過一段不會很短的時間，她甚至會說日本社會底層那些人嘴上掛着的俚語，還會說日本女人和男性做愛時表達種種感受的語言。
娜佳教傅索安所說的日語，全是實用的生活和交際方面的內容。
傅索安和她二十四小時待在一起，利用一切機會學會話。此外，還看一些日本電影、錄像片，大多數是以東京為背景的。娜佳對東京的地理情況比傅索安對天津的了解還熟悉，她常常指着鏡頭侃侃而談，介紹那裡的各種情況，簡直如數家珍。
幾天下來，傅索安心裡大致上已經有數：她將被派往東京執行暗殺任務。
一個月後，娜佳對傅索安的日語會話及對東京的了解程度作出了評價：“你的日語會話水平已經相當於一個在日本待了一年半至二年的外國人的水準；對東京地理、社會的了解程度，則相當於一個在那裡待了三年的外國人了。你現在已經可以獨立在東京生活了。”
娜佳作過評價後，就告辭而去了。傅索安從此再也沒見到過她。據說，在克格勃這樣的神秘人物有數千之多！
娜佳走後，傅索安開始等待少校，因為她已經百分之百地肯定她馬上要被派往東京去殺人了。按照克格勃的紀律，拒絕接受上級所下達任務的特工，將送交軍事法庭以“違抗軍令”罪接受審判。
只有一點例外：除非這個人當時正患着嚴重的疾病而傅索安並未患病，因此她只有作好接受這一任務的準備。
兩天后，少校來了，和他一起來的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穿便服的胖老頭，少校對他執禮甚恭，估計是克格勃的一位高級軍官。少校向他介紹了傅索安，卻沒對傅索安說到他的職務。
這個胖老頭看上去很和善，沒有那種高級軍官頤指氣使的派頭，他用拉家常的口吻詢問了傅索安叛逃來蘇後的一些情況和感受，然後像講故事似的聊起了一件事：“你大概也聽說過，我們的勃列日涅夫總書記在衛國戰爭時曾是一位將軍，他曾直接指揮軍隊和德國鬼子作戰，並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偉大勝利。1943年春天，勃列日涅夫將軍在行軍途中，遇到了一個餓得奄奄一息的少年，當時這個少年已經處於休克狀態，很快就會死亡。將軍命令軍醫全力予以搶救，並拿出專門配備給他用的、當時非常緊張的葡萄糖注射液給少年使用。少年脫離險境後，人們問清了他的情況：他叫尤里·巴甫倫夫，十六歲，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市列寧十年制學校的九年級學生，衛國戰爭爆發後，父母均死於德軍空襲，哥哥姐姐參加了游擊隊，也先後戰死。他為了給親人報仇，決定參加游擊隊，拿起武器親手殺死德國鬼子。在尋找游擊隊的途中，他凍餓交加，終於昏迷，如果不是遇到紅軍，那就肯定一命嗚呼了！
“勃列日涅夫將軍聽說尤里·巴甫倫夫的情況後，深表憤懣和同情，親自去看望他，給予安慰、問候後，問他是否願意留在這支部隊裡，參加反侵略戰鬥。尤里·巴甫倫夫喜出望外，立刻表示願意。
勃列日涅夫將軍指示把尤里·巴甫倫夫送往偵察連當士兵。尤里·巴甫倫夫在那裡表現出色，立了兩次功。1944年底，勃列日涅夫將軍下令把尤里·巴甫倫夫調往司令部，擔任他的衛士。從此，尤里·巴甫倫夫就在將軍的直接關懷下成長，一直到戰後。
“1948年，尤里·巴甫倫夫見蘇聯已經迅速恢復了經濟，戰前的大學也已重新設立，就向勃列日涅夫將軍表達了他想去上大學的心願。當時，他已由將軍作為介紹人參加了蘇聯共產黨，將軍正準備把他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但將軍還是尊重他的選擇，馬上出面聯繫，把他送進了軍事科技大學。尤里·巴甫倫夫入學後，選擇了輕火器專業。由於勃列日涅夫的那層關係。學校把他作為特殊對象進行重點培養。1953年，尤里·巴甫倫夫以優異成績從軍事科技大學畢業，被母校留校任教。勃列日涅夫同志繼續對他予以關懷，勉勵他在工作的同時進行輕火器研究。在這種關心下，尤里·巴甫倫夫在三年內設計出兩種世界上一流的輕火器，填補了蘇軍在這方面的空白。1958年，他被調往專業部門從事輕火器研究，成為蘇聯新一代的兵器專家之一，獲得了許多榮譽和獎勵。
“尤里·巴甫倫夫出名後，漸漸變了，變得特別喜歡揮霍錢財和好色。這樣，儘管他是蘇聯少數高薪階層者之一，但其收入仍遠遠不能彌補支出，只能以借債來支撐。至1966年，尤里·巴甫倫夫已經債台高築，為了躲避討債者，他不得不經常待在他的研究室里，那裡高牆電網，戒備森嚴，即使是紅軍高級將領，也必須持通行證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進入。這樣過了大約一年，1967年11月中旬，尤里·巴甫倫夫應邀去保加利亞作講學。在那裡，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對他進行收買，於是，他背叛了祖國，也背叛了挽救他、培育他的勃列日涅夫同志。
“尤里·巴甫倫夫叛國後，先在美國特工的安排下秘密逃往西德，然後繞道英國去了美國。在美國，他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全部蘇聯兵工業的秘密，犯下了特大叛國罪和泄密罪，嚴重損害了蘇聯的利益。情況報到勃列日涅夫同志那裡，他大為震怒，指示必須嚴厲處置。蘇聯紅軍最高軍事法院於1968年3月組成特別法庭，進行缺席審判，判處尤里·巴甫倫夫死刑，並特別強調任何一個蘇聯公民都可以以任何方式執行這個判決。
“當時，尤里·巴甫倫夫在美國費城。判決生效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同志就親自直接向行動執行部下達命令，讓該部立即派特工去處決這個叛徒。行動執行部派兩名特工飛赴費城，但還沒下手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發覺了，通知尤里·巴甫倫夫轉移了。一個多月後，執行者在夏威夷群島的巴塞頁島上發現了尤里·巴甫倫夫的行蹤，經過觀察、策劃後開始實施。但當過衛士的尤里·巴甫倫夫十分警覺，兩次避過了死神的襲擊。之後，他就失蹤了。克格勃對外諜報局奉命調查了一年有餘，還是沒有發現尤里·巴甫倫夫的行蹤。不久前，一個意外的機會使我們獲得了他的消息，他已經整容換面，改變了國籍和姓名，以西德商人的名義定居在日本東京，已經開了兩家公司，正在進行正常的經商活動。”
胖老頭一氣說到這裡，停了下來，點燃了煙斗，抽了兩口，一雙眼睛沉思地盯着裊裊上升的氤氳青煙，哺哺地說：“我想，這次他的末日終於到了！”
少校望着傅索安：“傅，你知道首長說這句話的意思嗎？”
傅索安感到好笑：哪有不明白的？我早在一個月前就已經明白了！她點點頭，輕聲道：“我想，首長是準備派我去東京對尤里·巴甫倫夫執行死刑。”
胖者頭笑了，笑得很暢爽，一邊笑一邊點頭，然後在一瞬間突然恢復常狀，開腔道：“尤里·巴甫倫夫是個狡猾的傢伙，他既有保衛工作的經驗，又有保鏢，並且已經對克格勃有防範意識，所以歐洲人根本別想接近他。我們想，你是中國人。又是一個年輕姑娘，也許不在尤里·巴甫倫夫的防範範圍內，因此幾經研究，決定把你推出去執行這個任務。傅，你願意嗎？”
傅索安知道這句間話是多餘的，馬上朗聲道：“首長，我願意！
並且感到很光榮！”
“很好！你完成了這個任務，蘇聯將會永遠記住你！克格勃將給你記特等功！”
“謝謝！”
“有關整個行動的方案和執行細節安排，將由少校向你作詳盡的交代。”
“是！”
胖老頭為了表示對這項任務的重視，在談話結束後特地請傅索安到莫斯科市內的一家大飯店吃了一頓飯。次日，少校和他的助手開車來招待所，把傅索安接往位於莫斯科東側市郊結合部的一幢建築物里。當傅索安踏進其中一個大房間時，不禁大吃一驚：裡面設置了一個足有20平方米大的東京全景立體沙盤，上面有東京的每條道路、每條河流、每幢建築物、每座橋梁、每根電線杆，商店的招牌、公共汽車的站牌都標得清清楚楚，用放大鏡一看，全是日文。
少校說：“這沙盤是剛製作的，克格勃對此的直接投資是七萬八千六百盧布。它等於是從東京上方一百五十米處對全市的直接俯瞰。這是特地為這次任務製作的，由此可見我們對除掉尤里·巴甫倫夫的決心。”
三個人在沙盤前斷斷續續一共待了三天，少校和助手極為詳細地向傅索安介紹了尤里·巴甫倫夫在東京的住宅位置、公司所在地、座車牌照號碼、日常活動規律、體態相貌特徵（有照片和錄像），並且交代了代號為“W—I”的暗殺方案。
少校說：“我聽說中國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叫做‘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對你這次赴東京執行‘W—Ⅰ’方案完全適用，克格勃的專家在制定方案時無法判定尤里·巴甫倫夫一旦在意外情況下所採取的行為，這就由你自己根據情況靈活掌握了。總之，不管你採用什麼方法和手段，除掉這個叛國分子就算圓滿完成了任務。”
傅索安點頭：“明白！”
少校又向傅索安交代：為了配合她執行“W—I”方案，克格勃對外諜報局已經指定在日本活動的特工抽出人員組成一個支援小組，將在她需要時提供必要的支援；具體聯繫方法以及執行方案所用的毒藥槍等，將由去東京羽田機場接她的那個人負責轉交。
最後，少校說：“你留在這幢建築物里，休息三天，同時對着沙盤鞏固對東京的印象。第四天，我將送你去機場的。”
傅索安點點頭：“是的！”
其實，她對如何執行“W—I”方案，心裡還沒有一個成熟的答案。
20
槍管里的毒藥從報紙里噴出來，
化成一股淡霧，直襲尤里·巴甫倫夫
的臉部，他便離開了這個世界。
1970年4月上旬的一個周末，傅索安持克格勃的證件偽造專家專門偽照的護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遊探親的名義，化名“李娜麗”飛抵東京，順利地通過了海關檢查。機場外面，克格勃已經安排了一個日本中年男子來接站。
這個日本人名叫固關孝三郎，是東京一家機械公司的汽車司機。傅索安在莫斯科接受任務時被告知的是：此人是她的臨時房東，她被安排住在他的家裡，住宿及搭夥均需付錢，絕對不能讓他知曉真實身份及使命。因此，傅索安到他家後，馬上贈送給固關孝三朗夫婦每人一件中國真絲短袖衫，說明自己將在東京待一段時間，邊打工邊尋找已經失散多年的叔父，說着預付了一些食宿費用。固關夫婦很是客氣，再三推辭不掉方才收下，然後沖傅索安連連鞠躬。他們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後門的一間大約有十來平方米的小屋裡，傅索安可以從後門自由出進，這使她感到很是滿意。
當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倫夫整容後的照片，最後看了一遍，然後使用銷毀劑將全部照片化為紙漿，倒進抽水馬桶衝掉。至此，尤里·巴甫倫夫形象已經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腦海里，即使他混在幾十個和他年齡、體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間，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認出來。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時間，坐車兼步行把東京轉了個遍。
她不無驚奇地發現，東京的地理、環境和建築物分布情況和克格勃的那個立體沙盤完全一樣，甚至連警察站崗、巡邏的位置、路線也毫無差異。傅索安由此而覺得自己對東京是相當了解的，這，增加了她完成行刺任務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開始接觸行刺目標。尤里·巴甫倫夫住在東京市區南部一個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個高級公寓小區，距傅索安下塌的固關孝三郎家有二站路，步行大約需要一刻鐘時間。根據克格勃掌握的情報，尤里·巴甫倫夫的活動規律是這樣的：每天清晨6點鐘，他在兩個日本保鏢的陪同卜，從家裡出來，步行會附近的一個小型公園散步三刻鐘左右，然後來到公園前的天橋上，那裡有一夥擦皮鞋攤，他會隨意在其中一個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閱讀上天橋前從報攤上買來的當天早報。一張報紙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報紙和錢走路。他在家裡用完早餐後，坐上私人轎車去他所經營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倫夫經營着兩家公司；此外，他還開了一個技術諮詢所，專門接受機械方面的技術諮詢。尤里·巴甫倫夫上班時間通常總是待在無線電器材公司，機械公司或者技術諮詢所有業務，都是通過電話向他請示拍板的。他在無線電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點鐘，這才坐車返回阿谷叮公寓。之後，他不再出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倫夫都過着這種深居簡出的單調生活。他和他叛逃後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兩個年輕漂亮的女秘書兼傭人生活在一起。由於他的好色，那兩個日本女青年無疑是他發泄性慾的對象。尤里·巴甫倫夫常年雇着兩個保鏢，他們日間一起值勤，晚上則一天隔一天輪換在公寓裡提供保護。
傅索安不露聲色地盯了兩天，發現尤里·巴甫倫夫的活動規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況毫無差異。於是，她開始考慮如何下手。
根據克格勃的方案，她應當在尤里·巴甫倫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樓”下手。“兵部大樓”即尤里·巴甫倫夫那家無線電器材公司所在地，這是一幢五層建築物，以業主兵部規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倫夫的公司位於八樓，占用了一半房間。克格勃的行動專家在反覆研究後，認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樓”物色機會對尤里·巴甫倫夫下手。因為一般說來，保鏢在公司或者家裡對他的保護對象的關注程度最為薄弱，此時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殺所用的武器是特製的毒藥槍，所以傅索安下手後不易被懷疑，容易完全脫身。傅索安因為此事關繫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慮得特別細緻。
她很快就發現了一個漏洞：從理論上說，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樓”伺機下手。但是，在具體實施時，可能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即進大樓後無法下手，甚至一連幾次都無法下手，這樣，對方肯定會注意她，那時她無疑無法下手了。這不是拿她的性命當兒戲嗎？傅索安氣得差點破口大罵。但氣歸氣，罵也可以，行動卻必須實施的。
克格勃的紀律森嚴，如無特別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務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安德羅波夫有句名言：“須知我們用人民所創造的財富送你們到國外去，不是為了讓你們觀賞異國風情和享受高級生活的！”後面他沒有說，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開動腦筋，另想辦法完成任務。她以“生脖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兩天，終於想出了一個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給她的應急聯絡方法，在阿谷町地鐵車站出口處的閱報欄的第二根木柱子一點二米高度處，用手指甲刻了一個不十分明顯的三角形圖案。次日上午8時許，她去街心花園，在長椅上坐下，手裡拿着一本色彩鮮艷的畫報。一會兒，來了一個歐洲男子，用英語對上陪號後，問她有什麼事要協助的。
傅索安用英語說：“請給我安排一個在阿谷町天橋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賣報機會，並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時內行嗎？”
傅索安當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倫夫只在早晨去天橋，尋思三十六小時其實和二十四小時是一樣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點了頭，又問：“怎麼聯繫？”
對方說：“明天晚上8點鐘，請您去大東京電影院門前，有人會遞給你票子，您進去就解決了。”
傅索安站起身來：“好的。那麼，再見！”
三十六小時後，傅索安準時抵達大東京電影院門口，果然有一個日本男子遞給她一張票子。傅索安憑票入場，對號入座，發現旁邊的位置空着。一會兒，燈光熄滅，電影開場了。有個人無聲無息地挨着她旁邊坐下，在經過她面前時，把一個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來分鐘就離開了電影院，回到固關家打開皮包一看，裡面是一套東京報販穿的衣服，一張摺疊式尼龍布小椅子，一塊印有“東京報紙專賣”字樣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錢。另外還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的竟是中文，讓她明天早晨6點鐘去天橋下擺出報攤，會有人給她送來報紙。條子上還附有報紙的種類、名稱、批發價和零售價。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剛在天橋下尤里·巴甫倫夫每天買報紙的那個位置放下椅子，攤開那塊塑料布，便有一輛自行車到面前，騎車人扔下一包報紙後，點點頭便走了。傅索安把報紙在塑料布上擺開，坐在椅子上開始賣報。不一會兒，另外幾個報販也來了，各人自己找了個位置，攤開報紙，等候主顧。
6點40分，傅索安估計尤里·巴甫倫夫要來了，便悄悄取出毒藥槍，卷在一份報紙裡面，然後拿了一顆“糖果”，放進嘴裡慢慢地嚼着。她剛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見身高體壯的尤里·巴甫倫夫在馬路對面氣定神閒地踱着方步往這邊走來，身後跟着兩個比他矮一個頭的保鏢。傅索安馬上把卷着毒藥槍的那份報紙成喇叭狀握在手裡，朝行人輕輕晃動着。東京報販不興吆喝，這個動作就是招睞顧客。一個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駐步，買了一份《東京灣時報》。
他剛走，尤里·巴甫倫夫已經來到面前，漫不經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張紙幣，說着蹩腳的日語：“請給我一份《東京晨報》。”
直到這時，傅索安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思維上的錯誤：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倫夫的面部之間的距離遠遠超過兩尺，如果開槍，顯然起不到效果，還有可能會被察覺。要想達到效果，除非站起來，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兩個保鏢馬上會作出反應！傅索安嘆一口氣，只得放棄計劃，把報紙和零錢一起遞給尤里·巴甫倫夫，沖對方嫣然一笑，用日語說了聲“謝謝”。
尤里·巴甫倫夫對女性特別注意，他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張俏麗的臉蛋，眼裡散發出一種異樣的光彩，居高臨下對着對着傅索安審視了幾秒鐘，開腔問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點點頭：“是的，我來自香港。”她牢牢地記着克格勃專家的關照，不說“中國人”，而說“香港”，因為當時香港居民對外都不稱“中國”而稱“香港”的。
尤里·巴甫倫夫點點頭，鼻音重重地“晤”了一聲，和保鏢一起上了天橋。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惱萬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藥槍的報紙放進了裝報紙的帆布袋。此後兩個小時，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着天橋上的那幾個擦皮鞋攤頭，尋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裝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機會了。但現在已不能“轉行”了，否則定會引起懷疑的。
就這樣，傅索安一直到賣完報紙收攤走路，還是沒能想出什麼方案來。往回走的時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沒有限定時間，還有迴旋的餘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圖。傅索安走到拐彎角時，忽然從後面走來一個人，攔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認出是那個歐洲男子。對方開口問她還要提供什麼幫助，她說現在不需要什麼，但是從今天起每天晚上8點鐘都必須去街心花園和她見面。對方連連點頭，說着英語：“明白！明白！”然後迅速離去。兩人接觸不過十秒鐘，在旁人眼裡，這是一次生活中常見的問路。
此後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橋下賣報，尤里·巴甫倫夫也每天從她手裡買報，他盯着她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顯然頭腦里已經在動起了想入非非的腦筋。傅索安對於尤里·巴甫倫夫，就像一個獵手隔河面對着極想獵獲的獵狗，徒然渴望而又無可奈何。
每天晚上8點，傅索安準時去街心花園赴約，因為沒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個歐洲男於說話，眼神一對，微微搖頭便走開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悶悶不樂地從街心花園往固關家走時，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車撞人而引發的三人吵架，她心裡突然一動：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時後，傅索安和那個歐洲男子在街心花園見面，她向對方作了交代後，問實施起來是否有困難。對方沉思了一會，說“沒問題！請您說個時間。”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點50分，請來人看我的暗號行事。事成之後；請安排我立即離開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願您獲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這個日子，無論是號碼還是星期排列，都是歐洲人所深感忌諱的，許多人把這類“13”和“一”相逢的日子稱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國的風水先生所說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倫夫就是這天被刺身亡的。
這天早晨，尤里·巴甫倫夫和往常一樣，在6點45分左右來到阿谷町天橋下，徑直走到博索安的報攤前，扔下鈔票買《東京晨報》。傅索安送上報紙和零錢時，一雙眼睛顯露出嬌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倫夫見狀，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臉上輕輕擰了一下，用俄語嘟噥了一句：“真是誘人的東方美人啊！”這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句完整的話語。
尤里·巴甫倫夫走上天橋，在一個擦皮鞋攤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兩個保鏢一左一右分站兩側，兩雙眼睛警惕地注視着各人一側的那個通道口。尤里·巴甫倫夫開始看報，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天他竟一反常態，從衣袋裡掏出香煙，點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着，這為傅索安的行動提供了極為理想的掩護。一隻皮鞋剛擦到一半，忽然從天橋下傳來爭吵聲，那是傅索安和兩個日本大漢為了對方走路時踩髒了塑料布而引發的。傅索安銅鈴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語，馬上使尤里·巴甫倫夫辨別出這是誰了，他放下報紙，把臉轉向那個方向。就在這時“啪”的一聲，傅索安挨了一個大漢一記重重的耳光，她尖聲大叫，拔腿就往天橋上逃，手裡很“自然”地拿着一份卷攏的報紙。那兩個大漢嘴裡罵罵咧咧，在後面緊追不捨。
傅索安逃上天橋，朝尤里·巴甫倫夫這邊奔來，一臉驚懼，嘴裡用日語大聲叫着“救命”。尤里·巴甫倫夫見狀，馬上作出反應，指着傅索安：“過來……攔住！”
過來——是招呼傅索安；攔轉—是對保鏢下的命令，讓攔住後面那二位。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大漢已經趕上傅索安，飛起一腳踢在她的臀部，傅索安尖呼一聲，整個身於朝尤里·巴甫倫夫這邊跌衝過來。兩個保鏢已經上去擋住兩名大漢，尤里·巴甫倫夫急忙把擱在架子上擦皮鞋的那隻腳放到地下，想起來扶住傅索安。就在這時，傅索安隔着報紙按下了毒藥槍的按鈕，槍管里的毒藥從報紙里噴出來，化成一股淡霧，直襲尤里·巴甫倫夫的臉部。幾乎是同時，尤里·巴甫倫夫一聲不響地栽倒下來，正壓在擦皮鞋者的身上，引出一陣負痛的狂叫。傅索安也“立足不穩”而摔倒在地下，藉機把毒藥槍塞進懷裡，將報紙扔在一邊，以示“無辜”。兩個保鏢聽見叫聲，回頭一看，大驚失色，慌忙奔過來扶尤里·巴甫倫夫。兩個日本大漢不肯罷休，猶良奔過來要打傅索安，迫得後者爬起往橋下奔逃，攔下一輛出租汽車（也是預先安排的）上去狂叫“快開”。汽車急駛而去，傅索安馬上吸解毒藥，然後將毒藥槍、解毒藥交給司機，下車攔住另一輛出租汽車，直奔羽田機常卻說尤里·巴甫倫夫被送到醫院時，早已氣絕身亡。那兩個保鏢這才想起報告警方。東京警視廳派員趕赴醫院，了解情況後，一面通知死者家屬，一面調查傅索安和那兩個日本大漢的下落，同時傳訊了那幾個在場的擦皮鞋人。尤里·巴甫倫夫的妻子趕到醫院後，同意解剖死者屍體。結果，經法醫驗檢，認定尤里·巴甫倫夫死於心肌梗塞。於是，東京各方撤回了所有調查人員。而此時，傅索安早已飛離東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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