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絕
　　　　　　　　　　密方案，執行者竟是傅索安！

　　傅索安從東京返回莫斯科後，受到了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的嘉獎。克格勃總部也派一名將軍以總部名義接見了她，稱她為“有功人士”。幾天后，主管暗殺、綁架業務的克格勃行動執行部部長欽巴爾少將也親赴傅索安下榻的對外諜報局第三招待所接見她，贈送了一塊瑞士出品的金殼女式手錶。
　　傅索安在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工作匯報後，被送往克格勃在黑海海濱小鎮巴索里亞爾附近的一個療養院。按照克格勃專家的理論，執行暗殺、爆破、綁架等暴力型任務的特工，在完成任務後，都應當去療養院接受以療養為主的心理治療，以減輕那些任務對他們的大腦和心靈深處的潛在壓力。
　　一般說來，像傅索安這樣情況的特工，去療養院所待的時間都不少於兩個月。這兩個月裡，除了必須進行的體能鍛煉外，其他都是屬於高級享受的。但是，傅索安在那裡只待了半個多月，就被緊急召往莫斯科，讓她轉往香港去療養。傅索安意識到又有任務下達了，但那個向她說明此事的克格勃官員卻反覆聲明這是純粹的療養，不存在其他性質的情況。傅索安懷着半信半疑的心態，獨自從莫斯科直接飛往香港。
　　傅索安的猜疑其實是對的，克格勃之所以心急火燎地把她從黑海療養地召回，是想讓她另外執行一項任務——去台灣潛伏。
　　當時，台灣方面在和美國進行了長達兩年八個月的乞求式談判後，終於獲得許可准予獲得一種新型化學武器的技術援助。台灣的“國防部”和美國草簽了一份協議書，規定美方將從1970年10月份開始，在六個月內分六次把該化學武器的技術資料、樣品和生產設備輸送台灣；美方提出的先決條件是台灣方面不得以任何形式將該武器的任何資料向第三方泄露，否則將隨時取消該項目的援助。可以想象，這份協議對於台灣方面來說，肯定是一項特大機密。但是，這項機密在產生後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內，不知怎麼的，就被克格勃知曉了。很快，關於該機密的一份簡報就送到了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桌上。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蘇聯應當了解美國擬援台灣的這種化學武器的情況，以加強蘇聯的軍事力量。這樣，此事就下達給了克格勃對外諜報局。
　　對外諜報局主管美國和加拿大間諜工作的第一部和主管中國、越南、朝鮮間諜工作的第六部的特工立即奉命緊急行動起來，在短短三十六天時間內，就獲得了該項被美國和台灣稱為“GV計劃”的軍事技術援助計劃的有關情報。“GV計劃”協議書規定：台灣方面具體負責接受並作製造該化學武器策劃的機構是“中華民國國防部”管轄的“第三特別局”（該局又稱“接受美援局”，在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撤消，改以“臨時特別處”替代，於1979年徹底解散）。蔣介石以“中華民國總統”名義特地直接發文，指定由“國防部第三特別局”“副局長”丁雪猷全權負責主持“GV計劃”的實施。丁雪猷是廣東汕頭人氏，1920年出生，自幼即赴美國生活和接受教育，1943年以美國軍事援華組成員的身份叵到中國。抗戰勝利後，美軍援組撤回美國，丁雪猷留在中國。蔣介石為了利用他和美國的關係得到援助，讓他擔任了國防部高級參謀，特授陸軍少將軍銜。國民黨敗逃台灣後，丁雪猷一度脫離軍界，赴美經商，直到1967年才應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熱情邀請而返回台灣，擔任“國防部第三特別局”“副局長”，該局一直未設“局長”，所以他實際上是該機構最高長官。
　　克格勃的諜報專家在分析丁雪猷的各種情況後，制定了一個獲取美援台化學武器技術情報的方案，決定派特工打人丁雪猷公館，秘密竊取情報。書面方案形成後，經安德羅波夫親自審議批准，指示對外諜報局“立刻付諸實施”。對外諜報局通過秘密調查，弄清楚了雪猷有一個表兄名叫了扶生的，是台灣基隆市的一個房地產老闆。丁扶生在丁雪猷小時候一次游泳遇險時曾救過這位表弟，算是丁雪猷的救命恩人，所以丁雪獻後來發跡後一直不忘提攜表兄，凡事都很買他的面子，對了扶生提出的要求從不駁回。對外諜報局的專家經過慎密研究後，決定利用丁扶生的關係，把特工安插到丁雪猷的公館裡去。丁扶生有個獨生子，名叫丁默，五歲，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克格勃安插特工的文章開篇，就動在此人頭上。
　　1970年3月中旬的一天，丁默陪同菲律賓赴港的幾位貿易夥伴去香港島西面海中的大嶼山遊覽。當時，大嶼山與香港島之間的交通不甚方便，只有一種班次間隔時間較長的小輪船。丁默為了顯示派頭，特地向一位貴商朋友借了一條私家遊輪，帶足了酒類、飲食，準備在大嶼山待上三天。不料頭天晚上，他們所泊的遊輪就遭到一群武裝海盜的襲擊。他們不但搶去了所有人身上的財物，還把人一個個押到開來的快艇上，逐個詢問家庭住址和擁有的家產。這實際上是克格勃密謀策劃的一次特別行動，這些“海盜”全是克格勃收買的黑社會人士，由兩名克格勃特工臨場指揮。當蒙住雙眼的丁默被押上快艇後，他們給他注射了一針管由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的專家特地研製的藥劑。當時丁默不痛不癢，正覺得不可思議時，他被告知：不准泄露注射針劑一節，三天內當他有不可忍受的痛苦時，可以撥打一個電話（他們給了他一個號碼），會有人來為他解除痛苦的。一番話語說得丁默毛骨驚然，哪裡還有心思遊覽，一行人當晚就起錨動身，返回了香港島。
　　丁默回家後，果然沒敢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被打針一節，也不敢外出，一直待在家裡。他心裡很希望那一針不過是海盜和他開的一個玩笑，為的是阻止及時報案，而能來得及逃離香港海域。丁默甚至還推測可能當時被擄上快艇的每個人都挨了這樣一針。很快，兩個晝夜過去了，丁默體內並無什麼反應；第三天白天，他也沒任何異樣感覺。隨着時間的推移，丁默愈加相信自己的推測是正確的。但是，第三天深夜，當“海盜”所說的時限還有一個多小時的時候，藥性突然發作了：一直安安靜靜、愜意地坐在沙發上的丁默那張白白胖胖的臉上突然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霸，緊接着又可怕地皺成一團；藥效在幾秒鐘時間內便使他由安靜的羊羔變成了咆哮的老虎，就像二百伏特的電流在體內通過，四肢被大錘在慢慢地敲碎一樣，他一下子跳了起來，卻又馬上倒在地下，瘋狂地滾動，嘴裡發出駭人的叫聲：“哎呀！疼死我啦！救命啊！”
　　家人、傭人聞聲跑進了書房，丁默一面亂滾，一面斷斷續續地說出了電話號碼，讓即刻撥打呼救。
　　僅僅過了幾分鐘，就有人趕來了。來人給丁默服了一粒藥，不到半分鐘，他就恢復了正常，對對方感激涕零，差點磕頭。那人說今天時間晚了，不宜談話，給了丁默一個地址，讓他次日中午去那軍負面。
　　次日，丁默依約趕去，昨晚那位已經等着他了。對方告訴了默，那一針的藥效持續時間可長達三年到五年，服一粒解藥僅能保證在十天內不發作，十天過後必須再服解藥，否則突發無疑。當然也有一次性了斷的解藥，那是另一種針劑，打下去便永遠不會再發作了。丁默以為對方是為了敲竹槓，便大着膽子問對方“要多少”。
　　對方表示不要一分錢鈔，只要丁默答應協助辦到一件事情，現在馬上可以獲得部分解藥，待事情結束後，則可給予注射永久性的解毒針。
　　丁默聽了，連連點頭：“是！是！先生讓辦什麼事，請儘管吩咐！”
　　“我們介紹一位女傭人到你那裡，由你負責把她送到台北去，通過你父親的關係介紹到你的叔父丁雪猷將軍公館去當傭人。”
　　丁默一聽，尋思其中必有什麼不大靈光的緣由，但他鑑於體內毒藥的原因，只有同意這一選擇了。對方又說：“丁先生，這是一個極為明智的選擇。那麼，我們將在十天之內把那個女傭人送到貴府。你在三天內必須把如何使她赴台北並進丁公館的打算詳盡地列出來，七十二小時後我們仍在這裡碰面，聽你談這一打算。最後，要提醒丁先生的是：此事是一個重要機密，你必須守口如瓶，包括對你的夫人和父親。知道嗎？”
　　丁默自然點頭。
　　三天后，丁默拿出了他的方案：他準備對父親謊稱×（女傭人）原系他家的傭人，因和他有染被妻子察知而無法繼續待下去；而他已和×產生了深厚感情，不忍分離，所以想把她送往台北，自然也不適宜留在老家，又不忍把她送往他處謀生，所以想請父親出面把×介紹到丁雪酞公館去做一個階段的女傭人再說。
　　克格勃的特工專家緊急討論了“丁默方案”，最後得出結論：可以施行。對外諜報局在考慮“女傭人”人選時，想到了傅索安，因為她是中國人，年齡、容貌又都符合方案要求，而且重要的一點是她在前兩次執行任務時，都能表現出一種“特工的天賦”，專家們認為她肯定能夠完成這項特別任務。這樣，傅索安就被緊急從巴索里亞爾療養院召回，飛赴香港。
　　傅索安抵達香港後，被安置在九龍一幢豪華的別墅中，確實過着比在巴索里亞爾療養院還高級的物質生活，但是，這幢別墅里除了陪伴她的一對貓狗外，沒有任何人，一切事情都要她親自動手，包括侍候貓狗。另外，留給她看的錄像片，全是清一色的香港片，而且每部裡面都有不少關於傭人在東家幹活、生活的內容。聰明的傅索安馬上想到，這回大概要叫她扮演女傭人的角色，去完成一項什麼任務了。由於有了這個思想準備，幾天后克格勃指派的一名代表來到別墅向她交代任務時，她一點也不感到突然。
　　傅索安被送往丁默家中，真的做起了女傭人。丁默對此事守口如瓶，他本人對傅索安自然心存畏懼，不敢得罪。但他不諳真情的妻子、兒女卻把傅索安當成了真正的傭人，很是給了些惡氣，這對於傅索安來說，是進入角色的助動劑。後來她之所以能在丁雪猷公館裡站穩腳跟潛伏下來，部分得益於這一點。
　　傅索安在丁默家中待了一個多月，已經能熟練地勝任一個女傭人所需干的一切活兒，也學會了在主人面前如何使用各種得體的神態、語言。這時，丁默根據“海盜”的安排，真的和傅索安上了床，並且故意讓妻子發現。丁妻雖不是《水滸》中孫二娘、顧大嫂一類的角色，卻也沒得可以，馬上和丁默大吵起來，還打了傅索安兩記耳光。丁默“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把傅索安送到他所熟悉的一位富商家裡，仍做女傭人，講明是臨時的，他將把她送往台灣去。
　　1970年11月20日，傅索安在丁默的陪同下，從香港飛往台北。丁默已經安排了一切，傅索安在丁默父親了扶生家裡只住三天，就被送往丁雪猷公館去了。

22

　　　　　　　　　　　　令人驚訝的事實：克格勃的鎖具
　　　　　　　　　　專家，僅憑着一張照片，就破譯了具
　　　　　　　　　　有九位數密碼的美國名牌保險箱鎖
　　　　　　　　　　具，製造出一模一樣的鑰匙！

　　丁雪猷公館位於台北市區東南側信義路附近的一條小巷裡，附近有中山公園、孫中山紀念館、台北醫學院和國泰醫院。這是一幢日本庭園式建築物，占地面積不大，構築得卻十分精緻。原是侵台日軍一個高級將領的宅邸，台灣光復後被國民黨政府作為敵產沒收，一度曾被警方占用。1967年3月丁雪猷從美國返台灣前，由蔣經國親赴現場察看後，下手諭讓緊急修繕，以“政府”的名義贈給丁雪猷作為公館。
　　丁雪猷是個五十歲的矮個子，西裝革履，戴着一副玳瑁架眼鏡，看上去就像一個大學教授，模樣斯文，說話英語多於漢語。他一見傅索安，就笑吟吟地叫着她的化名：“陳塵珠，不錯不錯！長得這麼漂亮，可惜沒一份好工作，真是沉落在塵土中的一顆珍珠啊！
　　不過沒什麼，你還年輕，完全可以改變面臨的現狀。唔，你會說英語嗎？”
　　傅索安用英語說：“我能聽懂，但說不好。”
　　丁雪猷大為高興，說她說得還可以，馬上給她起了個英語名字：瑪麗亞。從此，他一直叫傅索安“瑪麗亞”，一直到後來傅索安間諜案東窗事發，台灣有關方面來調查時，他仍這樣稱呼這個克格勃女特工。
　　丁雪猷家庭結構極為簡單，就夫妻兩人，一子一女全在美國華盛頓。和他們夫婦同住一起的有一個看門人，一個花匠兼雜役，一個廚娘兼傭人，兩個衛士兼司機。傅索安去後，丁雪猷夫婦讓她替代廚娘的一部分差使，主要是負責打掃內宅，這為傅索安進行間諜活動提供了便利。
　　克格勃為了開展這項工作，專門搞了個七人小組，分布香港。
　　台北，負責掩護、協助傅索安活動，傳遞間諜器具和情報。傅索安進入丁公館後，立刻利用外出購物之便，把丁公館的地形、房間分布圖以及丁雪猷的一些情況作為首份情報遞送給接應特工。幾天后，她從接應特工那裡獲取了莫斯科的指示。對外諜報局要她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開始注意丁雪猷的言行，從中獲取有關“GV計劃”方面的情報。
　　一星期後，傅索安去丁公館附近的一個超市為主人購物時，發現那裡的廣告欄里有一個暗號，她知道其中的意思，便去附近的中山公園“遊玩”，在偏僻角落的一堆石塊下順利地取到了克格勃專為她送來的間諜器具，那是“FDⅢ”特工照相機和“K9”竊聽器。這兩種間諜活動器具都是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特務工廠新研製的產品，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間諜器具。“FDⅢ”照相機的體積極小，隱藏在一塊普通女式手錶里，其性能極佳，可以使用微型膠捲在通常攝影有困難的光線條件下拍攝任何種類的東西，拍攝時沒有任何聲響。“FDⅢ”偽裝得極好，即使是受過訓練的海關檢查員，也看不出這塊手錶跟別的手錶有什麼不同。如果不是拆開來看內部的機件，是不可能發覺這是間諜照相機的。“K9”竊聽器的發明權並非克格勃所擁有，最初，大約在1957年，那是東德特務機關所研製的產品。1962年，克格勃的技術專家把這種微型竊聽器改進成為一種“電子微型偷聽器”，它的直徑不到十二毫米，雖然體積極細，卻具有高度性能，可以清晰地偷聽一間房間裡的每一種聲音。甚至把它藏在一隻挖空的鞋跟里，或者放在家具里，都能照樣拾音。幾年後，克格勃又將“K9”竊聽器的體積縮小，使它的直徑只有八毫米，而拾音效果卻增強了一倍。到了60年代末期，隨着電子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克格勃又把“K9”竊聽器縮成比大頭針略粗一點的體積。改進後的針狀竊聽器由於超短波輻射波的限度，發射電波的範圍只能達到四百米左右。對外諜報局擔心在丁公館附近的接應特工不能在這個範圍內收聽、錄音或者雖然能聽但聲音不清晰，又給她配備了剛從技術管理局的研究室里製造出來的“K9R”微型接受器，這種接受器只有一支圓珠筆大小，它收取針型拾音器的傳播後，能立即自動增強發射，使收聽者能在較遠的地方收聽和錄音。
　　最初，傅索安憑着“Kg”竊聽器聽到了丁雪猷夫婦在臥室里的談話中對於她的評價。她了解到丁雪猷對她毫無戒心，並且認為她很勤快，表示如果她不想離開，可以讓她長期待在公館裡。而丁雪猷的妻子則擔心丈夫被傅索安的姿色所吸引，多次婉轉地提醒丈夫注意。傅索安由此認為自己可以利用女主人的這一心理進行自己的活動，藉以牽制丁雪鎖，後來她果然達到了目的。
　　丁雪猷雖然是“國防部”的“中將副局長”，但他從來不穿軍服，只在他的臥室里掛了一套將軍服。平時基本上也不去“國防部”上班，而總是在公館裡看書、用英文寫作（他是軍事評論家，在美國好幾家報刊辟有專欄）或者接待客人。再不，就去美軍駐台司令部進行半公半私的聊天，由於他和美國的那種關係，他向來被美軍駐台司令部奉為上賓，有時他甚至就住在司令部里，一住就是二三天。
　　丁雪猷的公事，基本上就在家裡辦的。丁公館後院那間三十多平方米的書房，就是丁雪猷的辦公室。美軍駐台司令部贈送給丁雪猷一個一米高的保險箱，讓他用來盛放機密文件。丁雪猷另外還有一個從美國帶來的保險箱，放在臥室里，用以存放他們夫婦的私人貴重物品。
　　傅索安根據上述情況，判斷到10月份美國方面通過美軍駐台司令部向台灣方面支付“GV計劃”所規定的首批技術資料時，極有可能把丁雪猷召往司令部，當面交付。之後，丁雪猷會先把資料帶回家裡，次日再送往“國防部”。於是，傅索安意識到若要竊取資料，必須掌握書房那口保險箱的鑰匙。
　　最初，傅索安想從丁雪猷那裡獲取保險箱印模，但觀察下來發現難度極大。因為了雪猷從小受的是美國教育，性格中形成了一種講究認真的成分。他認為保險箱鑰匙應當永不離身，所以便專門製作了一根粗粗的金項鍊，把鑰匙掛在上面，寸身不離，即使洗澡也不拿下來。傅索安從竊聽器傳來的對話中了解到，丁雪猷晚上睡覺時也不把鑰匙取下來，只有和妻子過性生活時，才取下放在一邊，過後即重新繫上。傅索安思來想去，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即以色相勾引對方，伺機獲取印模。她想憑自己的容貌，以及在特務學校所學的勾引男性的手段，把這個國民黨中將引上床榻還是辦得到的，況且必要時還可以使用克格勃特製的春藥。問題是在具體實施前必須把丁雪猷的妻子調開，看來此事得依靠接應特工去實施了。
　　傅索安用密寫藥水寫了一份“計劃”，通過接應特工傳往莫斯科。對外諜報局對這個方案進行了研究，肯定了傅索安關於技術資料會先拿到丁公館的推測，但是不同意她所想出的辦法。特工專家們認為，傅索安在台灣潛伏，應當不留下任何可能會引起懷疑的蛛絲馬跡，以女色勾引了雪猷而獲取鑰匙印模的辦法是一種“下策”，不到萬不得已不宜使用。因此，他們指示傅索安：作好從保險箱獲取資料的準備，至於鑰匙，由他們去解決，只要求傅索安提供一張該保險箱的正面照片。
　　傅索安於是動用了“FDⅢ”照相機，在打掃丁公館書房時悄悄拍攝了一張保險箱的正面照片。這張照片被沖印放大後，送到了克格勃技術管理局專門負責鎖具研究的第七研究所。第七研究所擁有二十多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鎖具專家，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有一手開鎖的絕技。用一根棉紗線開啟某種手銬之類的近似天方夜譚的本領，對於這些專家來說，不過是一種雕蟲小技。專家對照片上的保險箱進行了辨別，認定這是美國雷嗚公司於60年代初推出的“雷鳴牌”保險箱。他們從資料中查到，“雷鳴牌”保險箱具有防盜性能特強、鎖具保密性極佳的特點，這種保險箱能防各種金屬工具的砸、鑽、磨、撬和電焊切割，甚至還能抵擋一定程度的梯恩梯炸藥的爆破。它的鎖具是特製的，采勸一箱一鎖”制，即每口保險箱均配備一個與其他保險箱結構種類都不同的特別鎖具，這種鎖具所附設的密碼長達九位數，使竊賊在一定時間內根本無法撥弄到“開啟”的位置。這種保險箱的種種優點自然都是可以想象的，否則，美軍駐台司令部絕不會贈送給丁雪猷了。
　　但是，這難不倒克格勃的鎖具專家。他們經過研究後，決定先弄清了公館那口保險箱的鎖具的內部結構，然後仿製一模一樣的一個鎖具及鑰匙。為了了解鎖具結構，專家們專門設計製造了一個特殊裝置。
　　1970年9月上旬，這個舉世無雙的特殊裝置到了傅索安手裡，同時附來的還有一份用密寫藥水所寫的使用說明書。專家考慮到傅索安的文字水平，是用中文所寫的，以使她能一目了然。這個特殊裝置的外形像一本三百頁厚的32開圖書，六面全部是平整密封的，四側是膠木，正面和底都是高級鋁合金，正面有一層特製的粘膜，使用前揭去粘膜，把它平放在保險箱門的鎖具上方，就會自動粘住，並且開始工作。半小時取下，原封不動送出去，就完成了全部了解鎖具結構的程序。
　　傅索安拿到這個特殊裝置後，立刻開始考慮如何下手。丁公館書房的門平時一直是敞開着的，但是丁雪猷待在裡面的時間居多，所以必須候得他出門時方可行動。了妻平時一般不去書房的，這倒不必考慮防範。其他幾個人里，衛士是跟丁雪猷走的、看門人也不會去後院。剩下廚娘和花匠兩個，花匠腳頭最散，是防範的重點對象，不過這個老頭子晚上通常是回家的。所以，傅索安決定選擇某個晚上，待了雪猷出門應酬時下手。
　　傅索安等了大約一個星期，一天下午，丁妻忽然把她叫去，把兩套衣眼交給她，讓她去外面洗衣鋪燙一燙，特地關照立刻取回。
　　傅索安聽了，心裡一動：難道今晚他們夫婦要出門？她不假思索，馬上開腔道：“夫人，不必出門找店鋪燙，我就會燙的。”
　　丁妻聞言大喜，立刻讓傅索安操作。傅索安確實學過燙衣服，那是得益於1968年叛逃蘇聯後不久和克格勃兩個教她俄語的女特工生活這一段日子。那兩個蘇聯女人講究穿着，每天燙衣服，她在旁邊看着看着就會了，一動手比她們毫不遜色。沒想到這一招到眼下竟能派到用常傅索安手腳利索地先燙好一套女式裝，丁妻穿上身一照鏡子，連叫“OK”，催着傅索安快燙丁雪猷的那一套。
　　傅索安邊燙邊問：“夫人今晚要出去？”
　　“可不是嗎？‘國防部’張高參的夫人今晚舉行生日舞會，張高參再三邀請我們出席，那只好去一去羅！”
　　傅索安聞言大喜，尋思機會終於來了，這真叫“蒼天不負苦心人”。
　　天黑以後，丁雪猷夫婦和兩名衛士坐着轎車出去了，丁公館裡一片靜謐。傅索安走到廚房裡，催那個肥胖如豬的廚娘快弄晚飯吃。她知道廚娘喜歡吃喝幾口葡萄酒，便拿出預先準備好的一瓶法國紅葡萄酒，說她今晚也想喝一喝，讓對方多弄兩個菜。廚娘見了，自是高興，馬上操弄起來。不一會，菜餚就起鍋了。傅索安讓廚娘盛了一份，連同一瓶白酒放在一個食籃里，拎着送到門房那裡，讓看門人吃喝。她顧不上和對方說話，匆匆忙忙馬上奔到自己的臥室，取了那個特殊裝置，直去書房，按照說明書所敘述的程序迅速操作，把裝置粘在保險箱上後悄然離開，回到廚房。
　　廚房裡，胖廚娘已經把酒菜擺上桌子，兩人相對而坐，邊喝邊聊。不料剛喝開個頭，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那個六十多歲的老花匠一頭撞進了廚房，上氣不接下氣道：“不……不……不得了！”
　　傅索安見老花匠竟沒回家，不禁目瞪口呆，望着對方一時說不出話來。原來老花匠今天下午幹完活後，不知怎麼的感到甚是疲乏，便在花房裡躺下休息一會，不想竟睡着了，一覺醒來已是天黑。
　　他急着回家，爬起來就走。哪知路過書房時，聽見裡面傳出一陣陣輕微的響聲，駐步定睛一看，竟見裡面還有微光閃爍。這老頭子篤信鬼神之說，見狀想起這公館原是日本將軍的宅邸，當年肯定有人在這裡屈死過，莫非現在鬧起鬼來了？想着不禁大駭，便三步並作兩步來廚房了。
　　當下，傅索安聽花園如此這般一說，耳畔轟然一響，頭都大了，思忖這下子要砸鍋了！她心裡罵着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的專家：怎麼沒在說明書裡寫上那玩藝兒使用時會發出聲音和閃光？
　　胖廚娘一聽，也是魂不附體，雙手捂住心口，嘴裡喃喃而語：“鬧鬼了！鬧鬼了！咋辦呢？”
　　老花匠說：“要不我去叫阿祥去裡面看看，他當過兵，想來不怕鬧鬼。”
　　阿祥就是那個看門人，據說以前在胡宗南軍隊當過兵還立過戰功，想來肯定殺過人，而殺過人的角色通常是不怕鬼的。
　　傅索安見老花匠要往外挪步，便強作鎮定道：“別去叫阿祥，讓我去看看吧！”說着，她操起一把切菜刀往外便走。花匠、廚娘互相望了望，壯起膽子遠遠地跟在後面。
　　傅索安邊往後院走，心裡邊在思忖：到這當兒，得先保住自己，也顧不得什麼鑰匙不鑰匙了，我進去後把那玩意兒取下來就是，再找個藉口騙過他們，把這事給穩祝因為那兩位跟在後面，她生怕被他們察覺，所以步履飛快，不一會兒趕到後院，往書房望去，卻什麼動靜也沒有。傅索安三步並作兩步衝進書房，裝模作樣把燈打開，嘴裡咋呼着“是什麼東西”，眼睛朝保險箱一看，那裝置好好的貼在門上，悄無聲息，也沒閃光。原來，這個特殊裝置實際上是一架特製的X光攝像機，它能自動調節X光的射透強度，把保險箱鎖具的內部結構一層層拍下照片。在最初啟動機器時，它會發出類似電焊槍和焊接物接觸所產生的輕微“噼啪”聲和電閃光，須臾即消失。剛才正好被花醫看見，現在自然沒有了。傅索安見沒有什麼異常，便決定仍讓它工作，畢竟這種機會是難逢的。她聽見外面二位已往書房一步步挪來，便當機立斷關上電燈，退出門外，笑道：“虛驚一場！”
　　花匠、廚娘異口同聲問道：“是什麼？”
　　“是桌上那個檯燈的插頭拔下時沒拉開，天黑以後工廠下班，用電量減少，電流、電壓增大了，把插頭吸近插座上的鋼片，這樣就引起電火花和聲音了。我已經把插頭拉開了，放心，沒有事了！我們去喝酒吧。”
　　花匠、廚娘都是鄉下人，哪裡知道什麼“電流”、“電壓”，當下自然被傅索安懵住了，信以為真，如釋重負。三人便回廚房去喝酒，傅索安擔心兩人多嘴多舌亂說出去引起了雪猷的懷疑，便說此事應當算是她的責任，因為插頭是她拔的，一時大意了，請求“大爹”。
　　“大嬸”不要對其他人說，免得主人趕她走，說着拿出一些錢塞給他們。花匠、廚娘原本就因傅索安的到來使他們減少了活兒而高興，加上傅索安甚是乖巧，哪裡捨得她離開，此時又得了錢鈔，自是一口答應。
　　一會兒，傅索安看看手錶半小時已到，便找了個藉口，出去了一趟，把那玩意兒取了下來。卻多了個心眼，不敢放在自己臥室里，而藏在花園裡的一塊石頭下面。當晚，一宿無話。
　　次日，傅索安見丁雪猷夫婦神態依舊，料想沒什麼事兒，便利用去郵局替丁雪酞寄信件的機會，把X光攝像機送了出去，交給了每天守在聯絡點上的接應傳工。
　　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的鎖具專家對所有X光像片進行了慎密的判讀和研究，繪製了重達噸余的圖紙，又經過上百次的實物試製，最後終於製成了一個和丁公館那口“雷鳴牌”保險箱一模一樣的鎖具，並配製了相應的鑰匙。1970年9月30日晚上，這把鑰匙以及相應的密碼數字送到了傅索安手裡。接應特工向她轉達了克格勃專家的意見，為確保萬無一失，應當先試一試，看是否打得開保險箱。第二天，傅索安在打掃書房時，試了一下，輕而易舉地把保險箱打開了。
　　10月10日，丁雪猷從美軍駐台司令部參謀長史密斯將軍那裡拿到了美國方面託交的“GV計劃”第一部分資料。史密斯將軍為表示對實施該計劃的慶賀和祝願，以私人名義在美軍駐台司令部舉行酒宴，熱情款待丁雪猷。酒宴結束後，果然如傅索安兩個月前所估計的，丁雪猷把技術資料帶回了公館，放講了他認為萬無一失的“雷鳴牌”保險箱。
　　傅索安從竊聽器中獲知這一情報後，於當天半夜時分果斷行動，打開保險箱後，用“RDⅢ”特工照相機拍攝了丁雪猷拿回家的全部資料。次日清晨，這批資料已被製成只有一粒芝麻大小的微型膠捲，傅索安把它放在一個清涼油盒裡，當禮品贈給了那個化裝成小販的克格勃接應特工。
　　克格勃的情報專家對這批情況的評價甚高。對外諜報局為了勉勵傅索安，還用密寫藥水寫來了一封表彰信，對她的工作予以好評，並許諾在完成全部任務返回蘇聯後，將給予重獎。但是，無論是對外諜報局還是傅索安，都沒有料到，當這封信到傅索安手裡時，危險正在向她逼進！

23

　　　　　　　　　　　　傅索安嚇得魂飛魄散，暗忖此時
　　　　　　　　　　不走，還待何時？……全台島戒嚴！
　　　　　　　　　　電視台、電台滾動播放“懸賞通緝”，
　　　　　　　　　　傅索安插翅難飛！

　　傅索安在丁公館從事間諜活動被台灣方面很快就察知的原因，當時她並不知道，甚至連克格勃方面也不清楚。直到她歷經艱難逃回蘇聯後九個月，才從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找她談話的一位官員口中得知真實情況——美國準備並已開始着手援助台灣的那種化學武器。在當時美國的軍事武器庫里，並不是最先進的。但是，60年代中後期，由于越戰的原因，美國在研製化學武器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財力、人力，所以他們在這個領域裡處於世界之先。這樣，即使不是最先進的化學武器，在蘇聯看來，已經是“耳目一新”了。傅索安盜拍的那部分技術資料，使蘇聯軍方高級人士感到震驚，他們意識到蘇聯如果不立刻加強對這方面的研究，將來是會大大吃虧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獲悉這一情況後，於1970年10月中旬在克里姆林宮由勃列日涅夫親自主持舉行了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一問題，決定立刻着手組織一批科學家開展研製化學武器的可行性研究。
　　當時，蘇聯化學家中有三人正在國外進行學術研究和訪問，被國內緊急召回。這三名科學家，都是國際化學界榜上有名的角色。
　　根據美國、英國、法國、西德等國的情報機構的工作慣例，舉凡這類科學家，都是他們的監視對象，他們平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每篇文章都是情報特工所大感興趣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檔案中心，甚至還專門設立了一個檔案庫，將全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化學家、核專家、氣象專家地理專家的各種情況加以搜集保存，不斷予以研究，以判斷是否有研製新式武器、研究戰爭可行性的跡象。現在，蘇聯一下子緊急召回這三名化學家，馬上引起上述國家情報機構的注意。這些國家互相之間訂有“交換情報”的協議，經常交換一些被認為可以推出的情報。當下一交換，蘇聯的這一動態馬上引起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高度注意。他們是知道“GV計劃”的，專家一分析，馬上懷疑“GV計劃”在實施中有可能出了毛病，着了蘇聯情報特工的道兒。美國人動不動就要上真格的，尤其在諜報範圍內，他們寧可上當白花力氣，也不肯放過任何一個比較重要的疑點。於是，中央情報局的頭頭腦腦當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刻着手調查“GV計劃”的泄密情況。局本部指定七名高級特工組成了一個專門調查小組，全權負責調查此事。
　　美國中央情報局調查小組首先在本國進行調查，循着和”GV計劃”有關的國防部、陸軍、兵工科研部門進行了一系列極為秘密的調查，並未發現問題。於是，他們把調查觸角伸向台灣，自然也是悄悄的，先調查美軍駐台司令部與“GV計劃”有關係的幾位將校軍官，在確認可以排除疑點後，終於認定毛病有可能出在台灣方面。
　　到這時，有關情況可以向美軍駐台司令部通報了，並且按照慣例，美國中央情報局也不宜直接和台灣方面發生關係，而應當由美軍駐台司令部和台灣方面聯絡溝通。調查小組和美軍駐台司令部一通氣，決定由美軍駐台司令部出面向台灣方面提出請安排力量開展對此事的調查。
　　1970年11月3日，美軍駐台司令部參謀長史密斯向“中華民國總統府侍從室”打電話，要求會見蔣介石“總統”。當時蔣介石正患感冒，在發燒，遂讓蔣經國代為會見。史密斯參謀長向蔣經國通報情況後，要求立刻進行調查，並就此和美方保持熱線聯繫。史密斯走後，蔣經國立即向蔣介石匯報了會見情況。蔣介石聞訊後很是驚畏，因為當時尼克松已經就任美國總統，美國方面已經在某些方面顯露出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的端倪，“GV計劃”的達成本來就來之不易，如果在台灣方面出了問題，很有可能成為美國中斷實施該計劃的藉口。因此，蔣介石立刻讓蔣經國向“國防部長”黃杰轉達口諭，命令“國防部情報局”仿效美國中央情報局組成特別調查組，對此事進行嚴密調查。
　　台灣黨政軍的組織結構，一向有些不倫不類，比如“國防部情報局”（其前身是“國防部保密局”，再往前那是臭名昭著的“軍統局”）。從名義上看來應當完全歸“國防部”管轄，但它的實權卻在主管台灣全島諜報工作的蔣經國手裡。所以，蔣介石讓蔣經國向黃杰轉達口諭，實際上就是向蔣經國下命令。蔣經國當即驅車去黃杰官邸，傳達‘”總統”口諭後，要求黃杰向“情報局”下達了有關命令，再往下這事就由蔣經國過問了，一直到調查結束，才讓黃杰看了有關書面結論。
　　“國防部情報局”的調查組成員比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調查組成員要多，共有十七人，由軍統少將級老特工葉佩防擔任組長。葉佩防接受任務後，先去拜訪了“國防部辦公廳”“副廳長”龍政旺，了解了關於“GV計劃”的基本情況及台灣方面的承辦程序。調查組一分析情況，認為如果真是出毛病的話，那麼毛病出在丁雪猷那裡。
　　丁雪猷的情況，葉佩防自然知曉，他不敢貿然把調查觸角伸向這個深受蔣家父子器重的紅人，遂去求見蔣經國。蔣經國聽了倒並未覺得意外，他認為了雪猷本人決無問題，無論從其信仰、忠誠及經濟狀況的任何一方面來說，都決無與蘇聯合作的可能，估計毛病出在其周圍。蔣經國指示葉佩防：直接與丁雪猷接觸，向其了解有關情況。
　　葉佩防領了令箭，有恃無恐，當下便找了一個丁雪猷正好去“國防部”自己的辦公室坐坐的機會，闖了進去，和丁雪猷當面接觸。葉佩防和丁雪猷，實際上是老相識了。當年丁雪猷以美國對華軍援組成員身份待在陪都重慶時，葉佩防是軍援組的衛士組組長。丁雪猷去前線視察時，葉佩防總是提供寸身不離的保護。有這段情誼，又有蔣經國發的話語，丁雪酞對葉佩肪還是客氣的，知道葉英語水平蹩腳，他特地說起了漢語。但他一口咬定自己這邊肯定不存在什麼泄密問題，讓葉佩肪去其他方面調查。葉佩肪好說歹說，並且表示相信他這邊不會出什麼紕漏，只不過作為程序過過場，才使他答應談一下自己經手辦理“GV計劃”的經過。這一談，葉佩防馬上發現有一點不對頭：丁雪猷竟然違反規定把“GV計劃”資料帶回家，雖然只在家裡放了一夜，但誰能保證毛病不恰恰出在這個晚上？
　　葉佩防一說，丁雪猷哈哈大笑，不以為然道：“老弟，你可能不知道，我那口保險箱是美軍司令部贈送的‘雷嗚牌’，不是吹，別說什麼萬能鑰匙了，就是我把原配鑰匙插在上面叫人去開，也別想動它的腦筋！再說，這鑰匙我是晝夜寸身不離的！”
　　葉佩防見談不下去，只得布置開展外圍偵查。他倒不是已經認定準是丁雪猷那裡出了毛病，而是此事系蔣氏父子親自交辦的，必須把勁使到，方方面面都查一查，有苗頭當然最好，該他立功受獎。沒有線索，他也可以交差，落個“辦事認真”的評語也是好的。
　　所以，他執意要調查清楚。
　　由於把疑點設想在丁默猷把資料帶回公館的那天晚上，所以調查組把調查零點定在那天晚上和資料存放同一時間在丁公館過夜的人員身上。他們把丁妻、衛士、看門人、花匠、廚娘、傅索安一一排列，馬上將疑點集中到傅索安身上，因為一是新近方來，二是並不是台灣居民。查到這一步時，正好蔣經國召見葉佩防，聽取調查情況匯報。葉佩防一匯報，蔣經國大為吃驚，拍桌道：“丁雪獻糊塗，怎麼能把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收留在堂堂國軍中將的公館裡！”當即命令調查組迅速查清傅索安的背景，並且同時把她秘密監控。
　　對傅索安的調查開展得很是順利，“國防部情報局”調查組循着丁雪猷一了扶生這條線索一直查到香港，終於發現傅索安所示的香港居民身份證是偽造的。至此，差不多已經真相大白了，葉佩防在請示蔣經國後，決定逮捕傅索安。
　　1970年12月10日，上午9點多鐘，兩輛轎車駛抵丁公館外的小巷口，葉佩防率領八名特工來抓傅索安了。按理說逮捕傅索安這樣一個角色毋須一個少將大特務親自出馬，但因為是去丁公館抓人，葉佩防就不得不出馬了。從保密角度考慮，事先沒有通知丁雪猷，葉佩防生怕這麼多人貿然上門顯得孟浪，便讓手下人在小巷裡守着，自己先去通個氣。
　　丁雪猷正在書房裡寫稿子，聽說葉佩防來訪，料想必仍是來談“GV計劃”那事的，心裡頗不以為然，有心不見，卻又沒有理由，只好讓他進來，直接到書房。傅索安見來了客人，習慣地沏了茶送上。葉佩防擔心傅索安在外面偷聽察覺，便打着哈哈對丁雪猷說：“聽說丁局長臥室里的一套西洋家具實在不錯，兄弟特來求觀一眼，想給即將新婚的犬子也依照購上一套。”
　　丁雪猷聽了一愣，尋思你這傢伙生了一對女兒，哪有什麼“犬子”？正納悶間，見葉佩防朝自己不住地眨眼睛，這才恍然：他有事要拉我到臥室去談。丁雪猷知道葉佩防是銜命調查“GV計劃”一事，自是不會開玩笑，便點頭道：“好啊，去看看也好啊！只是你大概得去夏威夷才買得到。”
　　兩人說說笑笑步出書房，往臥室方向走去。葉佩防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這番心思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傅索安並不認識葉佩防，也不知這個西裝革履的老頭子是什麼角色。她送上茶水後，走出書房院子裡晾衣服，忽然見盯葉兩人往臥室那裡去了，心裡不禁一動：這是什麼意思？看這老頭和丁雪猷剛見面時的樣子，並不是什麼深交故友，以丁雪猷的規矩，哪有隨隨便便往臥室領的道理？莫非其中有詐？傅索安想着，尋思此事不得不要注意，做間諜的，凡事都須防範在先！於是，她馬上快步走回自己的臥室，拿出筆型竊聽耳機，按下按鈕啟動，藏在丁雪猷臥室里的“Kg”針狀竊聽器，把“圓珠筆”（耳機、錄音機）的一端貼近耳朵，裡面傳出葉佩肪和丁雪猷的對話聲音：“……丁局長，情況就是這樣的。”
　　“唉！她是這種角色，真使我始料不及啊！老弟，這事‘總統’知道了嗎？”
　　“‘總統’大概還沒知道，不過我已報‘秘書長’（指蔣經國）了，‘總統’那邊肯定是瞞不過去的。”
　　“看來我這次要栽了！”
　　“丁局長，不瞞您說，兄弟我今天登門，就是來拿她的，我帶來的弟兄就在小巷口等着。”
　　“沒說的，人。你拿下就是！”
　　傅索安被這番話嚇得魂飛魄散，暗忖此時不走，還待何時？前面小巷有人，我就從後門走。她來不及收拾什麼東西，連竊聽耳機也沒拿，當即拔腿便走，一溜煙地奔到後院，開了後門逃之夭夭。
　　卻說葉佩防和丁雪猷定下逮捕傅索安的措施後，葉佩防立刻出門去召集特工，丁雪猷則讓花匠去喚傅索安，想在他的臥室里遣人。不料，花匠在公館裡轉了一圈沒找到傅索安。這時葉佩防領着那班人進來了，一聽找不到人，不禁大驚失色，馬上斷定傅索安已經逃跑了。葉佩防是老特務，經歷豐富，立刻定下神來，命令八名特工立即出門分頭追捕。然後，他要通了台北市警察局的電話，直接和指揮中心的頭頭通話，自報身份和簡單說明情況後，用下命令的口吻道：“立刻啟動！控制機場和火車站！在淡水河上的光復橋、華江大橋、中興大橋、忠孝大橋、台北大橋、淡水大橋、重陽橋和基隆河上的百齡橋、承德大橋、中山橋、大直橋緊急布設哨卡，檢查過往行人、車輛，把逃犯圍在台北市內，然後查緝！”
　　警方緊急行動，在十幾分鐘之內已經落實了上述措施。
　　葉佩防隨即趕回“國防部情報局”，向上司報告情況後，又抽調大批特工，並調動部分軍警，在台北市內緊急通緝傅索安。與此同時，電視台和電台也破例播出“懸賞通緝”，其實這時傅索安已經逃離台北市了。
　　傅索安從丁公館逃出來後，立刻攔了一輛出租汽車，直駛台北火車站，趕在警方控制車站前的一二分鐘跳上了台北開往基隆的短途火車。她只乘了兩站就下了車，又坐出租汽車急駛基攏車抵基隆市區，傅索安立刻下車，換乘了一輛掛基隆牌照的出租汽車。司機問她去哪裡，她不假思索道：“港口！”
　　特維爾諜報學校開設的眾多間諜科目中，有一項就是“安全返回”，即在國外一旦被追捕時如何逃回本國。“安全返回”課上，教官反覆強調的幾個要點時，有一個就是“在走投無路時，應當往港口逃”，因為一般大城市的港口都是國際碼頭，停泊着許多外輪，也許其中就有蘇聯或者和蘇聯友好國家的遠洋輪，那時就可以逃上外輪偷渡出境了。傅索安此時惶惶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處境十分危急。動的就是這個腦筋。
　　當然，城市的港口都有警察或者保安人員守着，以防止偷渡。
　　這一點，教官在講授時提及過，也教過方法：蘇聯的遠洋輪，都由克格勃定期給一個統一的呼叫暗語，這種暗語一般三個月調換一次，而派遣特工在接受任務時則必定被要求記住這個呼叫暗語。當發生意外需要向可能停泊在某個港口的蘇聯遠洋輪求援時，則可去附近的民用電報局拍發電報，輪船上收到暗語電報後，立刻會作出反應。傅索安抵達港口後，馬上去附近一家電報局拍發了一份這樣的電報，這時，她不清楚基隆港是否停泊着蘇聯貨輪，此舉純是“病急亂投醫”式的求援行為。不想巧的是這天基隆港的海面上正好停着蘇聯一點二萬噸級“阿莫斯爾號”遠洋貨輪。船上電訊室收到暗語電報後，馬上報告船長。船長意識到自己碰上了蘇聯航海界圈內人士熟知卻又極少遇到的情況，馬上和政治委員通氣，兩人商量下來，決定派人上岸去接應這個求援者。但是，他們擔心上台灣或者美國情報機構的當，決定求援者若無法提供證明自己真實身份的證據，就不予接應。船長把這個任務交給大副，讓他帶領一群船員以“玩”的名義上岸，在碼頭附近尋找求援者，驗明身份後把求援者帶上輪船。當然，由於碼頭上要點人數、查證件，所以這裡面要耍耍花招，比如由船上派出汽艇去海面上接應。
　　大副等人很快就在港口外面一家商店門口和傅索安見面了，他們見迎上來的是一個中國姑娘，不由一愣，大副馬上想起政委的囑咐，尋思這別是美國和台灣合搞的一個圈套。這時，傅索安開口了，說的是俄語，問他們是不是蘇聯海員。這一開口，疑竇更重了，因為對於蘇聯人來說，傅索安所說的俄語聽起來總不十分流暢，大副便懷疑這是台灣特工，是想混上船搞什麼名堂的。他還沒開口，一個船員搭腔了，說他們是蘇聯“阿莫斯爾號”遠洋貨輪的船員，還介紹了大副。傅索安馬上盯住大副，但在馬路邊上顯然不便說，見對面有家酒吧，便提議會裡面坐坐。
　　一行人走進了酒吧，剛剛坐下，店堂里懸掛着的大屏幕彩色電視機上突然中斷了正在播的音樂節目，播出了台北市警方發言人公布通緝“除塵珠”的講話。傅索安膽戰心驚，一面東張西望看四下是否有人注意自己，一面壓低了聲音對大副說：“同志，這個‘陳塵珠’就是我……”大副打斷道；“你是什麼人？”
　　傅索安說：“我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管理局也就是對外諜報局的軍官。”
　　“可是你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但已經取得了蘇聯國籍，所以是蘇聯公民。我奉命來中國台灣執行任務，現在突然暴露了真實身份，正遭到追捕，所以向你們求援，希望你們馬上把我接應到你們的船上！”
　　大副有點相信了，但他要求查看證件。這真是隔行如隔山，傅索安被弄了個哭笑不得，心急如焚道：“我是混進島的，哪裡來的證件？”
　　“那你有什麼能夠證明你真實身份的東西嗎？”
　　這時，電視裡又播出了警方的通緝令。傅索安尋思這真是“急驚風遇上慢郎中”，她擦去臉上的冷汗，突然想起“FDⅢ”間諜照相機，馬上把手錶從腕部解下來，說：“這裡面有一個照相機，也許可以證明我所說的話。”
　　海員身上都帶着多功能刀，手錶馬上被拆開了，大副看了只有豆粒大的照相機，馬上稱傅索安“同志”，隨即作了布置，命令六個海員立刻乘出租汽車趕到附近的東海銜基隆海水浴場，租一艘快艇往港口外的和平島方面駛去，他和另外的船員馬上回船，派汽艇和他們的快艇會合，把傅索安接上汽艇，載往“阿莫斯爾號”。
　　四十分鐘後，傅索安已經安全地上了“阿莫斯爾號”。她一見船長、政委，就要求船上的電台向莫斯科克格勃第一管理局總部拍發一份密碼電報。這份電報很短，使用的是克格勃特工在國外執行任務遇上突發事件時所規定的密碼，每個派遣特工都把這些密碼背得滾瓜爛熟。電報發出後不到一個小時，“阿莫斯爾號”就收到了蘇聯交通部直接發來的電令，讓他們“絕對負責地保證‘所載貨物’的安全”。博索安的身份得到了確證，於是，她馬上被船長。
　　政委當作座上賓予以熱情款待，他們在船上的小餐廳搞了一桌極為豐盛的酒菜，為她壓驚。這頓酒席剛開始不久，就有執勤水手來報告：台灣警方派人來交涉，說奉命對“阿莫斯爾號”進行檢查。同時，港口外的海面上有幾條警方的巡邏快艇在穿梭行駛，估計是監督“阿莫斯爾號”的。
　　原來，“國防部情報局”在布置對台北市的查緝行動後，考慮到博索安有可能已經通過特殊渠道離開台北，便迅速布置在台北市周圍的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宜蘭縣進行查緝，並且出動炮艇和直升飛機在海面搜索，檢查可疑船隻。與此同時還把情況向美軍駐台司令部通報了。美國中央情報局那個調查組有兩名特工一直待在司令部里，等着台灣方面對此事的調查結果，當下聽說此情況後，憑着特工所特有的直覺，認為傅索安有可能會逃上停泊在基隆港的外國輪船潛離台灣，於是提醒“國防部情報局”予以注意。“國防部情報局”一查，發現基隆港停有蘇聯貨輪“阿莫斯爾號”，頓起疑心，於是立刻讓該局基隆站對“阿莫斯爾號”組織嚴密搜查並予以監視。
　　卻說傅索安剛剛如釋重負似地鬆了一口氣，聽值勤水手一說此事，頓時臉色煞白，驚問“怎麼辦”。船長和政委也很緊張，低聲交換了幾句意見，船長出去應付來人，政委對傅索安說：“請你放心，我們會全力保護你的，但是你可能要受點委屈。”說着，叫來兩名水手，讓傅索安跟他們走。
　　傅索安已經緊張得六神無主了，手足無措地跟着水手走，七拐八彎下到底層油艙。一個水手拿出一套潛水服，幫傅索安穿上，又把氧氣瓶給她背上，對她說：“作好準備，必要時你就只能鑽到油艙里去躲避搜查了！”
　　這時，十多名特工警察已經上船開始搜查了。他們搜查了船長室、臥艙、餐廳、廚房、倉庫、貨艙、活動室、廁所、救生艇等等可以藏人的地方後，在每個通道口都站上一個人，其餘三人便上到機艙搜查。油艙那裡，那兩名水手接到上面打來的電話後，馬上讓傅索安下到艙底，伏在油中，然後，他們便拿着工具開始“修理”設備。
　　一會兒，那三個來到油艙，儘管檢查得很認真，但無論如何也沒想到油中伏着一個人。
　　這一幕，終於有驚無險地過去了。傅索安在油中待了半個多小時，那時是冬天，溫度在攝氏十度以下，等她爬出來時，已經冷得籟籟作抖了。而且，由於過敏，她全身許多部位的皮膚都產生了疙瘩，又癢又痛，後來治了好一陣才痊癒。
　　三十小時後，“阿莫斯爾號”離開了基隆港，經日本返回蘇聯。
　　傅索安總算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克格勃在對傅索安進行審查後，確認她對此事並無責任後，通過交通部對“阿莫斯爾號”的有關人員進行了表彰。克格勃的內部宣傳讀物中也反覆提及此事，想藉以說明“蘇聯人民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心連心”的。但是，據當時一度在蘇聯秘密流傳，被克格勃稱為“地下反革命宣傳品”的《現代事紀實》載稱，該刊曾採訪過“阿莫斯爾號”的船員，他們稱此舉並非出於對克格勃的支持，而完全是迫於克格勃的淫威所做。否則，他們在回國後將會遭到嚴厲的報復。《現代事紀實》當時在蘇聯人民中口碑甚佳，所載紀實文字從未出現過失實現象，因此說應當是可信的。
　　至於“GV計劃”，果真如蔣介石所估計的，被美國方面因此事而取消了。丁雪猷責任重大，原應逮捕，但考慮到他同美國方面關係的作從，僅以“降級降薪”處理了結。但是，丁雪猷的表侄丁默，一個多月後卻突然在香港被人暗殺。他的死，至今仍是一個無法解答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