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吉也克鎮外的7801醫院的藥品倉庫失竊案，竊而復歸的贓物看上去是鐵克里的藥水，但實際上是被竊賊認為是鹽酸而下手的。他發現竊錯了，就拋出贓物，以免事態擴大。
　　竊賊拋贓的當天晚上，企圖再次行竊7801醫院藥品倉庫，其目的是不是可以推斷：因為上次錯把“鐵克里藥水”當鹽酸而竊了，這次是來竊鹽酸呢？
　　在7801醫院再次行竊鹽酸不成，就上塔城生產資料商店行竊。
　　由此可見，竊賊的行竊目標是鹽酸。至於為何要盜竊鹽酸，那就不得而知了。劉斯勛認為，這正是需要調查清楚的。所以，他讓唐家乙把訊問馬午生的筆錄抄了一份讓他帶回哈拉布拉縣去。
　　三天會議結束後，劉斯勛匆匆趕回哈拉布拉。當天，他就向縣公安局局長、政委（由軍事管制小組組長兼）匯報了“鹽酸”情況，認為應當調查一下究竟是怎麼回事。局長、政委深以為然，經研究，決定由劉斯勛負責主持這項調查。當然，由於不明情況，此事還不能立案，更談不上什麼專案組，不可能投入較多力量去開展調查。
　　劉斯勛從他的刑偵隊裡抽調了兩名資深刑警，一叫王松，一叫徐佩豐。這天晚上，他把王、徐請到自己家裡，一面喝酒一面介紹案情，交代任務：“從明天起，你倆就不必沾手其他事兒，就專門調查這事兒，務必要弄它個水落石出！”
　　三人分析了情況：竊賊第一次盜竊二瓶一千五百克重的“鹽酸”，第二次盜竊了四瓶五百克的，這說明他所需要的鹽酸在二千克至三千克之間。這也可以作為竊賊為什麼不把中學作為行竊目標的解釋，因為中學的化學實驗室雖然也有鹽酸，但通常不超過五百克，而且不是經常有的。但竊賊為什麼要盜竊這個數量的鹽酸，那就難以判斷了。若準備搞破壞活動，那應當盜硝酸或者硫酸，因為硝酸、硫酸腐蝕作用遠遠勝於鹽酸，而且硝酸還能製造炸藥。但他去盜鹽酸，這裡面顯然兜着一個謎。
　　劉斯勛對王松、徐佩豐說：“你們的調查就是要解開這個謎團。”
　　王松、徐佩豐對馬午生的調查先從外圍開始，他們趕到吉也克鎮派出所，直接向派出所長說明情況，問是否知道巴拉坎大隊的馬午生這麼一個人。
　　派出所聞言驚道：“什麼？馬午生會去塔城偷竊公物？這個……是不是弄錯人了？”
　　王松把劉斯勛從唐家乙那裡獲知的馬午生的年齡、外貌等說了一遍，派出所長沉吟道：“聽上去倒是此人。”於是連連搖頭，說：“他會偷竊，真是不可思議！”
　　王松、徐佩豐聽了便向所長請教為何“不可思議”。派出所所長向他們介紹了馬午生的情況：馬午生，回族，今年五十四歲，祖祖輩輩居住在塔城地區，至少三代是以替人打工作為謀生手段的。
　　解放前，馬午生也是長工，直到1944年才因參加“三區革命”而成為軍人。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人民武裝暴動，暴動者完全占領了上述三個地區，並成立了新疆民族軍。這次暴動，史稱“三區革命”。馬午生當時參加了“三區革命”，成為民族軍的一名馬夫。1949年12月，民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馬午生在該軍第二師司令部當炊事員，後來擔任炊事班長。
　　1954年，馬午生從部隊復員，回到巴拉坎老家，娶妻成家，以種地謀生。三年後，經原民族軍的一個上司介紹，馬午生去塔城“蘇聯僑民協會”當雜役，每月領取一份工資，生活質量大大提高。
　　60年代初，中蘇關係開始惡化。1962年4月，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區發生數萬中國邊民集體沖關外逃投往蘇聯的事件，這就是當時震驚世界的“伊塔事件”（也有稱“伊犁事件”的）。“伊塔事件”是蘇聯克格勃一手策劃的，事先有為數不少的克格勃特工以“蘇聯僑民”、“走親訪友”的名義在伊犁、塔城等地進行秘密活動，對中國邊民進行反華宣傳，最後促成了這次事件。當時，在塔城“蘇僑協會”當雜役的馬午生，事先曾兩次向我有關部門報告了他所知曉的關於該事件先兆的蛛絲馬跡。“伊塔事件”發生時，邊民外逃持續了三天三夜，許多人是全家外逃，有的村子逃得只剩下十幾人。馬午生的妻子在境外有親戚，見同村有不少人外逃，便也動了念頭，提出要全家越境投奔蘇聯親戚。但馬午生堅決不肯，結果其妻帶着一對兒女扔下他走了。
　　外逃的人中，有的還趕走了生產隊的牲口、大車，車上裝着集體的財產。馬午生見狀，堅決阻止。他在北疆寒意十足的春夜裡，光着膀子站在村口橋頭，大叫着“誰要帶走集體的財產就先把我姓馬的殺了”，伸開雙臂攔住大車。結果，他所在的生產隊的大車、牲口一輛一口也沒被外逃者帶走。在阻止過程中，馬午生被毆打成傷，但他毫不退讓。
　　“伊塔事件”結束後，政府在處理善後事宜中，了解到馬午生的表現。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縣和地區的先進分子代表大會，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紅衛兵來當地“串連”，馬午生總被作為“反修標兵”而去給他們回憶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跡。紅衛兵送給他的《毛主席語錄》、像章、袖章，積存在一起竟有滿滿一木箱。所以，馬午生在當地，是一個積極進步的人物。這樣的人，竟會有偷竊行為，自然令派出所長感到不可思議了。
　　派出所長介紹完馬午生的情況，說：“為慎重起見，我建議你們還是認真細緻調查一番為好，我們要對馬午生負責。”
　　王松、徐佩豐同意這一觀點，表示不會草率行事，更不會妄下結論。他們決定去巴拉坎大隊深入調查，當然，無論以哪一方面來說，都不宜公開身份。因此，他們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協助。派出所長便把兩人作為‘’縣革委會農業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農業局）工作人員”介紹給公社革委會，還真的陪王、徐過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戲真做，稱是奉命下來調查農村社員科學種田情況的，想跑幾個大隊，先去巴拉坎大隊，因為該大隊的糧食畝產一直處於全縣前茅。公社革委會哪知底細，當即出具介紹信，兩人便趕到了巴拉坎大隊，在大隊部住了下來，開始對馬午生進行秘密調查。
　　由於有派出所長那番言語，王松、徐佩豐也真怕有人冒名頂替馬午生在塔城行竊，所以他們先查事發時間馬午生是否在生產隊，查下來馬午生果真外出了。
　　接下來調查兩個問題：馬午生是否真的奉派去採購桐油？他是不是完全文盲？結果，兩個偵察員巧妙地從生產隊長那裡了解了以下情況：馬午生確實是為生產隊採購桐油，那是他自己主動向生產隊長提出的，而並非受生產隊所派。本來，這個季節不是給木器塗抹桐油的季節，木器上桐油應當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這一段時間裡，但生產隊長考慮到馬午生是個“名人”，只怕他幹活覺得累了，想弄樁外出差使輕鬆輕鬆，也就不便駁他的面子，於是就同意了。沒想到從大隊傳來消息，說馬午生在塔城行竊。次日，馬午生從塔城回來了，出乎意外地卻帶回了十來斤桐油，他向生產隊長敘述了自己在塔城遭竊後無奈而被迫行竊的經過，說返回時從吉也克鎮上的一位朋友處借了錢，買來了桐油。生產隊長雖然對他不在吉也克鎮上採購桐油而非要捨近求遠去塔城一舉感到不解，但還是為他“出於公心而行竊”所感動，在家裡殺了只公雞請他喝了頓酒。至於被竊去的錢，那按照規定只好由馬午生自己負擔了，生產隊長不能開“報銷”之例。馬午生沒讀過書，但他在部隊裡學過幾年文化，其水平相當於小學四五年級，能看報紙，也能寫寫信。
　　王松、徐佩豐出于謹慎，沒和馬午生作正面接觸，便返回縣城向劉斯勛副局長匯報了情況。
　　劉斯勛聽了偵察員的匯報，沉思良久，眨着眼睛道：“如此看來，這個馬午生在唐家乙那裡說廠假話，他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應當是識得瓶子上所貼標籤上的‘鹽酸’字樣的，他的塔城之行其實完全是為了盜竊鹽酸。一個農民，如此迫切地要鹽酸幹什麼？……唔，看來，有必要還要調查一下馬午生是不是去7801醫院行竊的那個人。你們知道他穿幾碼的鞋？”
　　“這個不清楚，為防打草驚蛇，我們沒敢和他接觸。”
　　“唔，這事兒去查一下，你們辛苦一下，再去巴拉坎走一趟。這回不必藏藏掖掖了，可以向幹部亮明身份，但是請他們要保密。”
　　王松、徐佩豐二上巴拉坎，大隊和生產隊幹部見他們去而復回，先已意外，待到看了證件，更是吃驚。王松說：“我們這次來，對外名義仍是搞農業調查，但真正目的是想弄到馬午生的腳印，最好是看一下他穿的鞋子。”
　　大隊治保委員吃驚不小：“馬午生，他怎麼啦？難道真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現在還沒能下結論，所以要調查。不過，他身上兜着疑團是肯定的。”
　　治保委員便讓生產隊長予以協助。生產隊長說：“怎麼查呢？
　　馬午生這兩天又不在家，他去紅花峪走親戚去了。”
　　“他家裡有什麼人？”
　　“他老婆孩子都逃蘇修那邊去了，就他一個人生活。”
　　徐佩豐說：“那倒好，我們正好去他家看看，總有留下的鞋子的。”
　　“可門是鎖着的。”
　　這個問題當然構不成障礙，偵察員說：“去看看再說吧。”
　　生產隊長便帶王松、徐佩豐去了南側村口，指着樹林子說馬午生就住在那裡面。兩個偵察員走進樹林子一看，那是三間土屋，門窗緊閉，門界上扣着一把鐵掛鎖。王松說：“想個法子進去看看。”
　　徐佩豐看了看門鎖，沒去觸碰，繞到屋後，也不知用了什麼法子，就把一扇窗子鼓搗開了。生產隊長年歲已高，腿腳不便，自然不能攀爬，便待在外面。王松、徐佩豐攀窗而入，裡面一間是廚房兼作堆放農具、糧食、雜物，一間是客堂，一間是臥室，皆陳設簡陋，但收拾得很整潔，不像通常莊戶人家那樣雜亂無章、骯髒不堪，也許是主人當過軍人的緣故。
　　偵察員轉了一圈，在床下發現了幾雙穿過的鞋子，遂拍了照片並將其中一雙跑鞋底弄了個石膏模。徐佩豐把鞋子放回原處後，把目光投向床上，意外發現枕頭下露出一個書角。他抽出來一看，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柳青所著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封面已經有些破損，翻開來扉頁上寫着一個名字：馬根法。裡面翻了翻，沒發現什麼。
　　王松接過書也翻了翻，笑道：“一個自稱是‘文盲’的人，竟還看起了柳青的長篇小說。”他把書放回原處的時候，眼睛突然眨了眨，定定地望着那塊印有向日葵的枕巾：“唔？”
　　“怎麼的？”
　　“你看枕巾上面！”
　　徐佩豐定睛一看，枕巾內側的邊沿有一截頭髮，一頭壓在枕巾下面，取出來一看，是一根大約25厘米長的軟軟的細頭髮，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王松自言自語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嗎？怎麼床上有女人頭髮？這事兒怪了！”
　　徐佩豐說：“也許是相好吧？”
　　王松把頭髮夾在筆記本里：“管他相好不相好，總得查一查！”
　　偵察員對這次秘密搜查所獲得的東西進行了鑑定和調查——鞋印雖為三十八碼，但從磨損特徵判斷，與在7801醫院現場提取的鞋印不是同一人。
　　馬根法系巴拉坎大隊第二生產隊社員，回鄉知識青年，《創業史》是他的，半個多月前馬午生借去。當時他頗為不解：馬午生從不看書的，怎麼借起長篇小說來了？便有些拒絕的樣子。馬午生說是借給他的侄女看的，馬根法這才給了他。
　　馬午生平時從來不和女性交往，村里從未有過關於他和哪個女人相好的傳言。
　　劉斯勛和王松、徐佩豐分析了上述情況，得出一個推斷：馬午生床上的頭髮系他所說的“侄女’”所留，《創業史》也是她所閱讀；估計這個“侄女”多半和“鹽酸”有關。
　　劉斯勛下令：“一查到底，弄清這個‘侄女’是何許人！”
　　王松、徐佩豐三赴巴拉坎大隊，仍是不顯山不露水的秘密調查。但是，查下來卻發現馬午生並無兄弟姐妹。不過，越是這樣，倒越引起了偵察員的興趣。王松忽然想起馬午生這幾天去紅花峪走親戚之說，便向大隊治保委員了解：這個親戚是何人？治保委員不是二隊人，不清楚馬午生的根絆，於是便向二隊生產隊長請教。
　　生產隊長說：“記得馬午生娶的婆娘是紅花峪的，要麼是他婆娘面上的親戚？”
　　這是一條線索，但若要查清則須去紅花峪。兩個偵察員交換了意見，決定去紅花峪跑一趟。紅花峪屬於額敏縣，距巴拉坎大隊四十里地，兩人趕到那裡，通過公社公安特派員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馬午生的親戚，還查到了他那個“侄女”。
　　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遠芳，二十三歲，甘肅省伊哈托黑人氏。這伊哈托黑處於狹長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為內蒙古，東為新疆，往北三十餘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國。朱遠芳的父親原先在新疆謀生，“三區革命”時也是一個參與者，後來成為民族軍戰士，和馬午生待在一個班裡，兩人交情很深。解放後，朱父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退伍軍人的名義回到了老家伊哈托黑，在當地一家工廠工作。1968年，朱遠芳被分配到伊哈托黑農村插隊落戶，由於和當地社員關係搞不好，日子很是難過，便央求父親給她另外聯繫一個地方插隊，這在當時的知青中稱為“轉隊”，算不上一樁新鮮事。朱父想起老戰友馬午生，便寫來一封信請求幫忙。馬午生古道熱腸，兩肋插刀，當即和紅花峪聯繫，以自己“侄女”的名義把朱遠芳安排來新疆插隊。這件事從1970年7月間開始辦，至9月份辦成，朱遠芳於9月上旬來紅花峪落戶，以上情況是偵察員從紅花峪大隊幹部和群眾那裡調查所獲。
　　王、徐回到縣公安局，把調查所得的情況向劉斯勛匯報了。劉斯勛聽了眉峰一聳：“又冒出一個女知青來了！這個朱遠芳從9月份抵達紅花峪，跟着就發生了7801醫院藥品倉庫失竊案件、‘鹽酸事件’什麼的，看來，她不是一個良善之輩，我們不能等閒視之！”
　　後來據劉斯勛說，他就是從這時開始懷疑這個案件可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間諜破壞案之類。因為這樣想，所以他馬上去向局長、政委匯報，談出了自己的懷疑。局領導認為此案非同小可，當即召開黨委會，專門討論此案，最後決定成立專案組，政委掛帥總抓，具體仍由劉斯勛指揮。
　　劉斯勛撇開手頭的工作，率領十二名警察來到吉也克鎮，把專案組設在派出所里，正式開始偵查此案。由於思路起了變化，偵查路子也重新作了安排，專案組決定把調查重點放在朱遠芳身上。
　　首先同時展開兩步調查：一是查閱朱的檔案材料。二是秘密提取朱的腳印及頭髮，分析鑑定是否是7801醫院失竊案案犯及在馬午生床上過夜的女性。
　　偵察員去了額敏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辦公室，查閱了朱遠芳的材料。那是甘肅方面在7月份寄來的，有朱遠芳的履歷表。
　　縣知青辦及伊哈托黑鎮特哈拉大隊准予其“轉隊”的證明、戶籍轉移許可證明。偵察員作了摘錄，並把所有材料都拍了照片。劉斯勛看了材料摘錄及照片後，由於頭腦里已有“間諜案”的懷疑，當即命令出動三名偵察員星夜急赴甘肅伊哈托黑調查。為爭取時間，他吩咐偵察員在獲得調查結果後，立刻發回加急電報告知。
　　另一路偵察員通過紅花峪方面的幫助，順利地提取到了朱遠芳的腳印和頭髮，當即連伺7801醫院現場提取的腳印照片，馬午生床上的那根頭髮，由專人驅車送往烏魯木齊自治區公安廳作技術鑑定。兩天后，鑑定結果出來了：7801醫院現場腳印及馬午生床上的頭髮均系朱遠芳的。
　　這時，去甘肅外調的偵察員也以加急電報發回來調查結果：伊哈托黑無朱遠芳其人，該地也未辦理過類似此情的知青“轉隊”手續，新疆方面所收到的所有證明材料都是假的。
　　劉斯勛雖然已有思想準備，但在獲知這一結果後還是感到震驚：“如此看來，這個‘女知青’是一名特務嫌疑分子！”他通過電話向局長請示後，當即下令：“立刻拘留朱遠芳、馬午生！”
　　這時，馬午生已回到巴拉坎大隊，偵察員連夜急赴其住處，把他從床上拖起來，扣上手銬拉了就走，同時搜查住處，未獲任何可疑物品。
　　與此同時，朱遠芳也落入了法網，偵察員搜查了她的住處，獲得如下特工活動證據：外形酷似“熊貓牌”半導體收音機的高頻超短波收發報機一台，定向無線電聯絡儀一個，蘇制左輪手槍兩把，子彈一百二十發，新疆、內蒙古、甘肅空白邊境通行證各三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工作證一份，密寫藥水一瓶，全國糧票三百公斤，人民幣八千元。
　　這個名叫朱遠芳的“女知青”，就是1970年6月從蘇聯特維爾諜報學校畢業的克格勃特工鍾秀翔。

25

　　　　　　　　　　　　這種可怕的牲畜瘟疫產生於克格
　　　　　　　　　　勃技術管理局生物研究室，一旦傳播
　　　　　　　　　　開來，將引發震驚世界的新聞！

　　當時，知道“朱遠芳”的真名叫鍾秀翔的，只有她自己。
　　鍾秀翔被捕後，由於案情重大，劉斯勛命令給她扣上了雙副手銬，武裝押解布拉哈拉縣，直接押往縣看守所，審訊就在看守所內進行。
　　劉斯勛親自出馬，擔任主審。據一位當時在場負責警戒事宜的刑警後來回憶，他接到緊急通知趕到看守所對審訊室布置警戒措施時，鍾秀翔還未押到。大約在清晨5時左右，鍾秀翔押抵看守所，大門洞開，押解車輛直接駛進看守所院子。她穿着一件當時知青中流行的草綠色緊身棉襖，雙手反銬在後，被兩名為這次任務而特地從公安局內勤抽調出去的女警察左右挾架着下了車。在雙腳着地的同時，她飛快地轉動眼睛，迅速觀察周圍環境，這是諜報學校所受的訓練形成的條件反射——她在下意識地動着脫逃腦筋。
　　鍾秀翔被押進審訊室時，神情並不慌張，只是有些呆滯，從她接下來回答訊問時的情況看來，這個呆滯並不是驚嚇所致，而是故意裝出來的。
　　劉斯勛事後談到這次不順利的審訊時猶自耿耿於懷，他說：“????！特務犯跟一般刑事犯就是不一樣，鍾秀翔有着一種特別沉得住氣的本領，簡直軟硬不吃！”鍾秀翔在長達五小時的審訊中，只說了兩句話，一句是“我叫朱遠芳”，一句是“你們抓錯人了”。此外，不管審訊人員問什麼，說什麼，她都不吭一聲，偶爾冷笑幾聲，態度很是惡劣。
　　劉斯勛見“話不投機”，最後決定停止審訊，讓把案犯關進監房，同時指示看守所必須給予她完全人道主義的待遇。看守所長親自出面，讓給鍾秀翔送去了嶄新的被褥和生活用品，考慮到她被捕後還未吃過東西，特地讓伙房下了雞蛋掛麵送去。鍾秀翔吃了，而且吃得很香，吃完後她蜷縮在被褥里打起盹來。這本來是違反監規的，但考慮到當天還要審訊，所方也就不阻止她了。
　　鍾秀翔休息了，劉斯助一班人卻還不能休息，他們接着提審馬午生。馬午生冷不防被逮捕，料想東窗事發，已經嚇得坐立不安，這會兒被押進審訊室，見裡面坐着六個警察，連大腿杆子都篩起糠來。審訊者讓他坐下，劉斯勛的副手、刑偵隊副隊長馬德泉問過他的姓名等等後，便讓他交代問題。
　　馬午生可能覺得馬德泉的態度很和善，便異想天開地起了硬頂的念頭，指手畫腳嚷嚷道：“我有什麼問題？我是被你們瞎抓的！
　　我是回回，你們瞎抓少數民族，當心鬧起民族糾紛！”
　　馬德泉淡笑道：“回回又怎麼啦？你是回回，我也是回回。在中國，什麼民族、什麼人都得嚴守國法。馬午生，你的事情我們已經掌握得八九不離十了，還是老老實實交代為好！”
　　馬午生聲調低了八度，但猶是不肯承認：“我有什麼問題啦？
　　我有什麼事兒啦？”
　　“你先說說你跟朱遠芳的關係。”
　　“她是我一個老戰友的女兒，原本是去甘肅虱…”“停！”劉斯勛喝住他，“這個，我們已經調查過了，全是假的！”
　　馬午生一愣，張口結舌：“這……這個……那麼……”他突然咬住了舌頭，不無驚恐地睜大了眼睛，盯着審訊桌旁邊的一張稍矮的桌子。那上面，原先蓋着一塊白布，現在突然被揭去了，露出了下面那些從鍾秀翔住處搜出來的特務活動罪證。
　　劉斯勛笑道：“怎麼，沒想到吧？現在，我想你可以開始交代了，不然，對於你來說，可能太晚了。”
　　馬午生沉思良久，終於哭喪着臉作了以下交代——原來，馬午生在塔城“蘇聯僑民協會”當雜役時，其經歷和多年生活養成的狡猾引起了披着“蘇聯僑民”外衣的克格勃特工的興趣，決定發展他為特工。1959年秋，克格勃派了一名也是“蘇聯僑民”的女特工以色相輕而易舉地把馬午生引上了鈎，然後便捧出了底牌：要麼聽他們的指揮，叫幹什麼就幹什麼；要麼被指控為“強姦罪”送到塔城公安局去。馬午生嚇壞了，幾乎不假思索就答應參加克格勃。從此，他開始秘密替克格勃搜集邊境地區的軍事、政治情報，從克格勃那裡領取了不少獎金。1962年初，克格勃根據赫魯曉夫的旨意，開始策劃“伊塔事件”。具體主持這項陰謀的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第六部考慮到事件發生後，原先在伊犁、塔城等地區活動的披着“蘇聯僑民”外衣的特工都將暴露而被迫撤回蘇聯，克格勃在上述地區的諜報工作所選中的人員中，有一個便是馬午生。
　　為了使馬午生取得中國方面的信任，便於今後活動，克格勃故意指使馬午生在“伊塔事件”發生前便去向中國有關部門報告蛛絲馬跡：事件發生時，又讓他指使家屬逃蘇，而自己卻留下來阻止邊民外逃，從而把他塑出了一副“反修英雄”的形象。
　　“伊塔事件”後，馬午生繼續接受克格勃的指令，為克格勃收集情報，直到1966年夏天才停止。之後三年多時間，克格勃沒有跟他聯繫。直到1970年8月中旬的一天，馬午生去吉也克鎮趕集時，忽然有一個哈薩克牧民打扮的漢子和他打招呼，邀請他去一家小酒店喝酒。馬午生馬上想到這可能是克格勃派來的聯絡特工，儘管心裡頗有些惶惶，但還是只得去了。果然，酒剛斟上，對方就說出了接頭暗語。馬午生的猜測得到了證實，只得老老實實聽對方傳達了克格勃的指令：克格勃將安排一名女特工來塔城城區開展活動，馬午生須妥善安排其在當地農村“插隊落戶”，然後積極協助其進行活動。
　　那個“牧民”傳達指令後，讓馬午生當場拿出有關方案來。馬午生尋思那主兒大概活動過就要走的，即使不暴露，也會給他留下一個話柄，引起人們的議論，日後會與他不利，所以，不能把她安插在自己村里，得弄到外村去，這樣，他頭腦里便冒出了“紅花峪”。
　　至於名義，這倒難不倒馬午生，他想起自己有個姓朱的戰友在甘肅，可以讓女特工頂其女兒的名義，“轉隊”來新疆落戶。他把設想對“牧民”一說，對方未置可否，讓他過幾天聽消息。
　　五天后，馬午生又去趕集時，徑直來到那家小酒店，那個“牧民”已經坐在裡面等着他了。這一次，兩人談話時間不長，“牧民”向馬午生交代：決定照他提出的方案實施，考慮到這裡是邊境地區，為避免麻煩，決定把女“知青”朱遠芳的原籍定在甘肅邊境地區的伊哈托黑，從邊境到邊境，相對說來不易引起懷疑。“牧民”讓馬午生這幾天不要外出，注意接收從甘肅方面“老戰友”寄來的掛號信。收到信後，立刻着手辦理此事。紅花峪方面答應後，可在巴拉坎大隊二小隊村口的電線杆一米高處用刀子刻一個“△”符號，朱遠芳會攜帶有關“轉隊”材料來找他的。
　　馬午生照此辦理，去紅花峪一說，那邊一口答應，說安排一個知青沒問題。他便發出了聯絡暗號。十來天后，朱遠芳果然悄悄來找馬午生了，隨身帶來了甘肅方面同意她“轉隊”至新疆的全套材料。紅花峪大隊先把朱遠芳安置下來，然後去辦了有關手續，使她成了一名合法的“插隊知青”。
　　朱遠芳潛伏下來後，立刻着手開始活動。她找到馬午生，說需要三至四公斤百分之一百濃度的鹽酸。說來也好笑，馬午生雖然是克格勃特工，但他沒受過一天訓練，又沒上過學，所以根本不知道什麼叫鹽酸。朱遠芳給他解釋了好一會，才知道那是一種化學藥水，具有腐蝕性，但他不知道應當往什麼地方去搞。朱遠芳說在化工原料商店或者生產資料商店可以買到，讓馬午生去購買，並交給他一千元錢。馬午生一打聽，塔城及附近地區並沒有什麼化工原料商店，生產資料商店倒是有的，但在塔城市裡。10月1日，馬午生乘生產隊放假的機會去了趟塔城，生產資料商店倒是有鹽酸賣的，但是必須出具經公安局蓋章核準的單位證明。馬午生空手返回，趕到紅花峪對朱遠芳一說，朱遠芳皺眉不語，沉思良久方才開口，讓馬午生回去，說由她想辦法解決。
　　馬午生回隊後的第三天晚上，朱遠芳突然來了，說她已經偵察清楚，吉也克鎮外的解放軍7801醫院藥品倉庫里有鹽酸，她決定去盜一些來。今晚就去，讓馬午生給她望風接應。馬午生自無二話，當即和朱遠芳出發。兩人趕到7801醫院外面，朱遠芳攀牆而人，潛入藥品倉庫，不一會就盜了兩瓶鹽酸，從牆頭上遞給馬午生。
　　兩人拿着鹽酸回到馬午生家，已是拂曉時分；朱遠芳便在馬午生那裡住了下來。
　　次日，朱遠芳一查驗，發現所竊的並不是鹽酸，而是一種有着濃烈揮發氣味的藥液，不禁大為沮喪，尋思只得再去醫院辛苦一趟了。她考慮到醫院方面會“賊出關門”作一些防範，便決定稍停幾天再去光顧。這樣，她就在馬午生家待了下來，出于謹慎，她從不出門，終日縮在馬午生臥室里。這樣難免寂寞，便讓馬午生去同村社員處借了本小說來消遣，卻不料因此留下了蛛絲馬跡。
　　這時，7801醫院失竊了鐵克里老漢所獻藥水的消息不脛而走，終於傳到了村里，馬午生把傳聞告訴了朱遠芳。朱遠芳聞之頗為吃驚，擔心公安局抓住此案不放，一查到底，查到馬午生這裡來，於是決定把贓物送還7801醫院，以讓公安局偃旗息鼓。她讓馬午生去辦了這件事。次日，朱遠芳派馬午生去7801醫院探看，得知刑警已經撤走，不禁大喜，說：“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今晚二上醫院，把鹽酸盜來！”
　　當晚，朱遠芳、馬午生二上78O1醫院，不料朱遠芳在窺探動靜時正巧被值勤護士發現，結果差點當場被生擒活捉。兩人膽戰心驚地逃回巴拉坎二隊，一頭縮進屋裡，再也不敢動7801醫院的腦筋。
　　馬午生原以為此事就這樣罷休了，哪知幾天后朱遠芳忽然下達指令，命馬午生去塔城生產資料商店盜鹽酸。馬午生不敢違駁，只得答應，便去向生產隊長討了買桐油的差使。朱遠芳向他作了交代，告訴他萬一失風被捕，可如何推脫，並讓他如何應付警方的訊問。朱遠芳和他約定：如果到次日下午2點鐘還不回來，她就離開巴拉坎二隊回紅花峪了。如他很快就獲釋，則速去紅花峪找朱遠芳。
　　馬午生在塔城行竊失利後，從派出所放出來回到巴拉坎二隊，因已過了約定時間，朱遠芳早去了紅花峪，他便往紅花峪去向朱匯報了失利經過。朱遠芳沒有責怪他，說另外再想辦法搞鹽酸。總之，鹽酸是必須搞到的。
　　馬午生一口氣交代到這裡，攤開雙手道：“我所干的就是這些，都交代了，請公安同志明鑑。”
　　是“公安”而不是“同志”的劉斯勛一邊在聽馬午生交代，一邊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朱遠芳這麼急切地想得到鹽酸，這是為了什麼？她要用鹽酸來幹什麼？當下，他便發問：“朱遠芳要鹽酸想幹什麼用？”
　　馬午生連連搖頭：“這個，我可不知道，她沒說，我也沒敢問。”
　　“她什麼都沒說嗎？比如露一點口風之類的？”
　　“沒有，一點口風也沒漏，只說要三至四公斤濃度為百分之一百的鹽酸。”
　　對馬午生的審訊就進行到這裡，劉斯勛一班人此刻已經兩天一夜沒合眼了，決定休息幾個小時後重新審問朱遠芳。
　　馬午生、朱遠芳反革命間諜案在破獲伊始，布拉哈拉縣公安局已經向地區公安處作了電話匯報，公安處隨即電告自治區公安廳。
　　公安廳領導經過研究，決定該案由自治區公安廳直接審理，於是往布拉哈拉縣公安局拍發了“速將馬午生、朱遠芳二犯穩妥押送烏市”的緊急電令。劉斯勛回到公安局想去值班小憩一會時，電令剛到，自然是無條件執行。縣局當即把該案的全部卷宗材料、證據等聚攏一起，裝箱密封，連同馬午生、朱遠芳二犯由劉斯勛率領四名刑警、八名武警，連夜押送烏魯木齊。
　　新疆自治區公安廳對這起反革命間諜案相當重視，特地抽調了五名資深預審員組成了一個審訊班子，組長由已幹過二十多年預審工作、突破過多起疑難大案的杜培生擔任。杜培生接手該案後，先和其他四名預審員一起仔細閱讀了全部卷宗材料，察看了證據，然後商議審訊方案，最後決定先審馬午生。
　　馬午生原以為自己的案情不算怎麼嚴重，嚴重的是朱遠芳，沒料到竟被警戒森嚴地押送到了烏魯木齊，這才知道情況不妙，一進審訊室馬上跪地求饒，痛哭流涕地仟侮自己的罪行。這樣，對他的審訊進行得比較順利，但他卻供不出比在布拉哈拉看守所時更多的內容。這樣，預審員所期待的從馬午生口供中找到對付朱遠芳沉默的突破口的希望就落空了。杜培生只能在對案情了解不深的情況下進行對朱遠芳的審訊。
　　朱遠芳從被捕一直到押解烏魯木齊，頭腦里自然沒有停止過對如何應付訊問的思考。根據她在蘇聯特維爾諜報學校所學到的反審訊內容，她採取的方式是一口咬定自己是甘肅知青，“轉隊”來到新疆的。這當然不解決問題，預審員告訴她：早在下手拘捕她前，就已經派員去甘肅伊哈托黑作過直接調查，當地並無“朱遠芳”其人。另外，那張上面有蓋着鋼印的她的照片的公安部證件，又作何解釋？當然，還有其他手槍、無線電收發報機、密寫藥水之類的間諜證據等等。朱遠芳聽了以後，恍然大悟：特務學校所教授的東西在實踐中似乎並不管用啊！於是，她就採取在布拉哈拉一樣的方式，緘默不言。這樣，第一次審訊沒能達到目的。
　　幾小時後，又進行了第二次審訊，朱遠芳仍舊不肯開口。
　　由於案情重大，朱遠芳是被單獨關押在一間牢房裡的。事先，杜培生怕出問題，親自去那間監房察看過，並且向看守所長直接交代過：必須派責任心強的看守員負責看守關押朱遠芳的那一排監房。但是，問題還是發生了，朱遠芳竟在第二次審訊的那天晚上上吊了！
　　事情是這樣的：看守所長知道朱遠芳案情重大，特委派女看守員小喬值夜班看守幾個關押女案犯的監房。小喬二十六歲，當兵出身，“文革”開始那年復員來到看守所當看守員。她在部隊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思想進步，工作積極，辦事認真，所以被看守所長委以重任。這天晚上，小喬倒是格外認真地巡視，但她那幾天正開始妊娠反應，常常嘔吐。這當然不能在巡視時當着案犯的面進行，她就一趟趟跑值班室。大約在下半夜2點鐘左右，小喬又一次去嘔吐，這一次吐得極難受，涕淚交流，她在值勤室耽擱的時間就長了一些。不料，當她料理定當再去走廊巡視時卻發現特務犯朱遠芳已經用被單撕成的布條把自己吊在鐵柵門上了！幸虧發現得早，搶救措施又得力，總算把朱遠芳從閻王爺那裡拉了回來。
　　杜培生被這次事故嚇得不輕，預審小組商量下來，決定把朱遠芳關進另一個已有四名犯其他罪行的女案犯的監房，由所方向她們交代注意監視朱遠芳，使其無再次自盡的機會。與此同時，繼續對朱遠芳進行審訊，但她依舊堅不開口。這樣，審訊形成了僵持狀態。這種情況，對於杜培生這樣一個老預審員來說，自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考慮再三，決定採用“欲擒故縱”的策略，暫時不再提審朱遠芳，把她“晾”在監房裡，使她放鬆戒備之心，產生無聊之意。
　　這樣，她為了打發時光，自然會和同監犯說話聊天，言多必失，時間稍長，估計她會在不經意中吐露口風的。
　　這着棋子走得很對，一個月後，經向朱遠芳的四名同監犯分別了解，預審員獲得了一條線索：朱遠芳對北京很是熟悉，對一些街道、胡同簡直到了瞭如指掌的程度。此外，她對東北黑龍江農場也有所了解。預審小組分析了上述情況，初步判斷朱遠芳是北京人，可能是從北京去黑龍江農場的知識青年，叛逃蘇聯後當特工，又被派遣回國來從事間諜活動的。
　　杜培生針對這一情況，決定加大了解朱遠芳的力度。經嚴格選擇，預審小組將一名犯流竄盜竊罪而被拘捕的吉林女知青調入朱遠芳所在的監房。按照估計，這個流竄女賊與朱有幾點共同之處：北京人，女知青，在東北農常她們之間可能會有共同話題，這樣，朱遠芳也許會在不經意間對自己的經歷、事情會有較多的吐露。哪知事與願違，朱遠芳一聽對方是知青，似乎產生了戒心，不肯多和其接觸，更談不上吐露什麼了。預審小組見事情不妥，便開始走另一步：把朱遠芳的照片、體態特徵、口音等材料以“協查通知”的形式發往北京、天津地區的公安機關，請求那邊予以調查，想弄清朱遠芳的原籍，順藤摸瓜調查到更多材料後，作為審訊她的突破口。
　　“協查通知”發出去後不到一星期，一直難以突破的僵持局面竟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機，從而使預審小組找到了突破口——一向身體健壯的朱遠芳突然生病了，她最初的症狀是喉痛、頭痛，每天去監區作巡回醫療的獄醫知道後，估計是感冒，就給她眼了感冒藥。但藥吃下去後卻並不見效，當天晚上朱遠芳開始發燒。
　　當時同監犯都在睡覺，誰也不曾留意，直到她一次次喝開水時，她們才警惕起來，懷疑她有心事睡不着，說不定又在動上吊自殺的腦筋了。這下子，大家都不敢睡着了，生怕錯過了立功贖罪的機會（看守所規定阻止同監犯人自殺的被視為立功行為，可以作為從寬處理的依據）。她們不睡，朱遠芳倒睡過去了。她的睡，其實是一種高燒的昏沉。幾小時後，她開始出現驚厥和說胡話。同監犯見狀，摸摸她的額頭，燙得簡直不能沾手，於是馬上咋呼起來。值班看守員當即向預審小組報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輪到值班，馬上調車召人，把朱遠芳送往醫院救治。
　　朱遠芳當時是被作為要犯關押的，杜培生親自守在旁邊，看着醫生對她實施搶救。醫生所有的搶救手段和所用的藥物，均須經他點頭。朱遠芳送進醫院時，發燒高達42℃，已經處於完全昏迷狀態。醫生給她打了退燒針，一刻鐘後體溫反而躥到了42．4℃。
　　內科主任、副院長等高年資大夫都被召到急診室，經緊急磋商，決定再注射退燒針，並敷以冰袋強迫降溫。雙管齊下，溫度才緩緩下降，人卻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時後，溫度降到40℃時，朱遠芳說起了胡話，其中反覆說到的是“盛煒富”三個字，聽上去是一個人的姓名；另外，頻率較高的還有“三連七排”。當時的公安機關，由於經濟原因，裝備很差，所以也無法弄一台錄音機放在朱遠芳床頭，杜培生只好守在朱遠芳旁邊用筆記錄。朱遠芳說了持續大約個把小時的胡話，杜培生和另一個女預審員記下了她所說的每一個字，一時無法辨別的就以漢語拼音記下諧音。
　　朱遠芳退燒後，公安機關從人道主義出發，出資請醫院為她作了全方位的體檢，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醫療儀器和檢測手段，最後未發現內臟有什麼隱疾。醫生認為這次發燒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療、檢查的五天裡，公安機關派出了近百人次的偵察員進行秘密監守；另外，因其是病人，還專門抽調了四名女幹警，分兩班晝夜在病房照料。
　　朱遠芳入院的當天，杜培生就和預審小組全體成員埋頭研究了她在發高燒時所說的胡話內容，認為從“三連七排”來判斷，應當是某個軍墾農場的編制番號，結合同監犯所反映的她了解黑龍江農場，初步可以認定她曾在黑龍江境內的某個軍墾農場待過。至於“盛煒富”，可能是一個男性的名字，她還說過“咱倆”，因此多半是她的戀人。極有可能是同學、同事。根據上述判斷，杜培生決定派四名預審員，帶着朱遠芳的照片，即赴東北，分頭去軍墾農場調查是否熟悉此人，調查路線是：黑龍江——吉林——遼寧，如東三省均無，則去內蒙古調查。杜培生特別強調：“不要考慮路遠路近順道不順道，先查黑龍江！”
　　結果，預審員憑着朱遠芳的照片和“盛煒富”這個名字，很快就查到了朱遠芳亦即鍾秀翔的底細。當再次審訊，杜培生叫出“鍾秀翔”三個字時，這個克格勃女特工原本紅潤的臉一下子變得蒼白如紙，雙目眸子定住不動，呆若木雞地望着預審員，她怎麼也沒想到公安機關竟會在這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查到了她的真名實姓。
　　當然，奧妙並不在於這個真名，而是她所有的底細無疑也隨之暴露了。
　　杜培生用一種成分複雜的眼光望着眼前這個和他女兒同歲的女犯，輕聲問道：“你感到很震驚，是不是？要抽支煙定定神嗎？”
　　鍾秀翔從震驚中恢復過來，搖搖腦袋：“不必！”
　　“此刻，你有什麼想法？”
　　鍾秀翔抬起頭，用一種令預審員大出意外也是從未從案犯口中聽到過的朗朗之聲回答：“你們可以查到我的底細，但是你們休想動搖我的信仰！”
　　坐在杜培生旁邊的女預審員聞言拍案而起：“囂張！你……”她想怒斥這個無恥之徒，但是卻被杜培生一個手勢阻止了。
　　杜培生臉上的神情變了，變得凜然威嚴，眼睛裡透着一種嚴厲和嘲諷相雜的光澤，直射鍾秀翔：“一個叛變自己祖國的人，也來法堂上談什麼信仰！請問你信仰什麼？勃列日涅夫主義，希特勒哲學，抑或蔣介石的那一套？”
　　鍾秀翔不甘示弱地回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過自己是否意識到。實不相瞞，我的信仰是愛情至上！我這一生只愛過一次，只愛過一個人，可是我的愛情早已被你們埋葬了，所以，我仇視你們！你們休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鍾秀翔當初和戀人盛煒富越境叛國，盛煒富做夢也沒想到蘇聯方面迎接他的是殘酷的毆打和體罰，他無法忍受這種遭遇，在關押處寫了一紙遺書，藏於內褲腰間，以衣服碎條搓成布繩上吊自盡了。蘇聯方面發現盛偉富死後，把屍體拖到黑龍江上，扔在國境線中國一側的冰面上，作為對此事的了結。這個情況，鍾秀翔因和盛偉富分開關押着，所以是不知道的。後來她答應當克格勃特工時，曾問過盛煒富的情況，蘇方騙她說盛煒富早已參加蘇聯邊防軍，在巡邏時被中國越境潛伏在蘇聯境內的偵察兵殺死。鍾秀翔當時聽了，大哭一場，要來一瓶酒，朝着中國方向遙奠一番，發誓要為未婚夫報仇，這也是她死心塌地為克格勃效命的原因。在她看來，這種思想上已經上升為一種“信仰”了。
　　杜培生聞言不驚，緊盯着問道：“你的愛情是如何被埋葬掉的？
　　可以說說嗎？”
　　鍾秀翔冷冷一笑：“沒什麼不可以的！我的未婚夫盛煒富，1969年初死於侵入蘇聯領土的中國邊防軍人之手！”
　　“盛煒富死的時候，你在場嗎？”
　　“我不在常如果我在場，我也不要活了，肯定會不顧一切地衝上去跟兇手拼命！”
　　“那你是怎麼知道盛煒富亡命之情的？”
　　“是蘇聯同志告訴我的。”
　　杜培生眨着眼睛：“你的蘇聯同志沒告訴你把盛煒富埋在什麼地方，而讓你去墳墓前祭奠一下？”
　　鍾秀翔咬牙切齒：“殺死盛煒富後，他們把遺體也搶過去了！”
　　“以你這次潛來中國的身份，應該是判斷得出此話的真偽了：即使盛煒富真如你所說的死況，中國方面也沒有必要搶他的屍體啊，邊防軍要一個叛逃者的屍體幹什麼用？況且還要從蘇聯帶回中國？”
　　鍾秀翔聞言一愣，連續眨着眼睛，似乎是想把蒙在她眼睛前妨礙她視線的一層薄薄的東西去掉。她原本不笨，進了趟諜報學校後，思維更是清晰敏捷了，經這一點撥，便覺得此事似乎真的不合情理。稍停，她望着預審員，緩和了語氣問道：“那麼，你們是否聽說過盛煒富的情況？”
　　杜培生說：“盛煒富確實已經死了，但他是自殺的，也可以說是蘇聯方面迫他自殺的！”
　　‘啊？！不！不可能！”
　　杜培生朝一個預審員點點頭，他打開一個卷宗袋，從裡面拿出一疊照片送到鍾秀翔面前：“你看一下，這是盛煒富絕命遺書的影印件，這是當時蘇聯方面把盛的遺體扔到國境線我方一側後，我方接收下來解剖前所攝的照片，這是我方法醫對盛偉富作屍檢後的書面結論影印件。”
　　鍾秀翔接過照片，一張一張地仔細看着。預審員發現她的雙手在微微顫抖，臉色越來越難看，白得嚇人，青得可怕，然後是豆粒大的淚珠順着臉頰一顆顆地滾落下來。終於，她把照片緊緊地貼在胸口，“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杜培生微嘆一口氣，站了起來，動手倒了一杯水，端着走到鍾秀翔旁邊，站在那裡，候得鍾秀翔止住哭泣，把杯子遞過去：“姑娘，喝口水吧。定定神，定定神！”
　　鍾秀翔接過杯子抬臉眼淚滂滄地望着杜培生：“謝謝！謝謝！”
　　她喝了水，掏出手帕擦去淚水，又看了看未婚夫的遺照，小心翼翼地問道：“能否告訴我：黑龍江在哪個方向？”
　　杜培生指指審訊室右側：“那裡！”
　　“能讓我站一站嗎？”她是要犯，雖然未上鐐銬，但是那張專供犯人坐的椅子上有一塊鎖着的檔板使她坐下後不能站起來，這是防止犯人施暴的一種措施。
　　杜培生點點頭，讓女預審員把鎖具打開了。鍾秀翔站了起來，幾步挪到右側，在寫着“坦白從寬”四個大字的牆壁前跪了下來，雙手捧着照片，朝黑龍江方向一連磕了三個頭。她磕得很重，額頭在木地板上碰撞出的“咚咚”聲響，直叩每個預審員的心。兩個男預審員擔心她會突然撞牆，機警地站在她身後，隨時準備作出反應。
　　鍾秀翔磕完頭，站起來，回到位置上坐下，雙手捧着照片遞還給預審員，又連說了兩聲“謝謝”。爾後，她突然提出了一個要求：“你們能不能把盛煒富的照片印一張給我保存？”
　　杜培生不假思索道：“行！”
　　“謝謝！謝謝！”
　　次日，鍾秀翔果然得到了一張盛煒富的照片。
　　接着，鍾秀翔就開始交代罪行了。她要求先由自己談，不要被打斷，待談完後再接受訊問。預審員同意了這個看上去有點奇特的要求，於是鍾秀翔便開腔交代了。她談得很詳細，從自己的家庭談起，一直談到“文化大革命”、去農嘗在農場投毒犯罪及叛國當克格勃特工等，這些在前面已有敘述，不再重複，倒是需要寫一寫她此次受派遣來中國新疆活動的情況——鍾秀翔在1970年6月底結束了為期一年的特務訓練，從特維爾諜報學校畢業。按照克格勃的慣例，她被送往外高加索的凱斯洛夫克州的高加索山特亞巴爾溫泉療養院去休養。一個月後，休養期滿，她被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分配往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外諜報局第六部。但找鍾秀翔談話的那個人事管理局官員卻沒通知她去莫斯科克格勃對外諜報局報到，只叫她直接去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阿拉木圖市待命。鍾秀翔馬上意識到自己有可能要被派赴中國進行什麼間諜活動了，因為阿拉木圖居於靠近中蘇邊境的城市，往東不到三百公里就是中國新疆地區。果然，鍾秀翔抵達阿拉木圖的第三天，就有克格勃官員找她談話，讓她準備去中國新疆執行任務，最近一個階段將有人來給她介紹新疆的風土人情，並教她一些簡單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語言。至於任務內容，待出發前再予以交代。
　　鍾秀翔在阿拉木圖郊外的一幢別墅里過着幾乎是與世隔絕的生活，克格勃官員向她解釋：這不是軟禁，而是因為阿拉木圖距中蘇邊境線近，又不是旅遊城市，像她這樣一個東方姑娘頻頻在街頭出現，容易引人注目，於她潛入新疆後可能會產生不利。這樣到了9月初，克格勃派人每天用汽車接她去軍用機場，進行跳傘訓練。
　　一連訓練了五天，鍾秀翔已經掌握了要領。
　　第六天上午，來了四名穿制服的克格勃軍官，汽車上帶來了一個鼓鼓囊囊的背包，裡面除了鍾秀翔被捕時所搜獲的武器、電台等，還有“轉隊”的全套證明材料和一個五百克重的塑料袋，裡面裝着如白砂糖的晶狀物。克格勃軍官先向鍾秀翔交代了她的“轉隊”事宜，然後談了這次任務：那白砂糖似的晶狀物，是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的生物專家研製的一種特種病毒，這種病毒被牧畜和食草動物攝入後，會產生一種傳染疾病，症狀是發熱，幾小時內即可升至極限體溫，然後是七竅流血，在二十四小時內不治而亡。病畜從染上此毒開始，其所有的體內分泌物（液）都是新的傳染媒介物。中毒發病的動物死去後，屍體如不立刻焚燒，那病毒將會在屍體內迅速繁殖，成為新的散播載體，隨風、水、塵土等四面八方蔓延，使更多的牲畜染上疾病。這種可怕的牲畜瘟疫世界上從未出現過，所以沒有病名。克格勃決定向中國新疆地區傳播這種動物疾病，因此命名為“新疆出血熱”。
　　“新疆出血熱”病毒在實驗室內的生存時間為二十七天，克格勃專家考慮到特工人員潛往新疆後的活動條件有限，可能在二十七天裡無法散播，這樣便會造成“師出無功”，所以他們動了腦筋，以藥物使病毒處於休眠狀態，到使用前將其激活。用於激活的化學物質便是鹽酸。克格勃專家在這方面犯了一個錯誤，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鹽酸在中國和蘇聯一樣，輕而易舉就能從商店買到的，所以既沒讓鍾秀翔攜帶，也沒為她準備一紙購買鹽酸的假證明。這樣，鍾秀翔跳傘潛入新疆後，就不得不以盜竊方式獲得鹽酸，從而終於暴露了身份而被捕。
　　克格勃給鍾秀翔配備了電台，讓她完成任務後返回前與蘇聯境內聯繫，克格勃將在邊境線予以接應。克格勃給鍾秀翔規定的最後回返時間是1971年2月1日午夜。
　　鍾秀翔一口氣交代到這裡，要了一杯水喝，然後說：“現在你們覺得有什麼不清楚的，可以訊問，我一定老老實實告訴你們。”
　　於是，預審員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包“新疆出血熱”病毒到哪裡去了？
　　鍾秀翔說：“哦，我忘了說，我一到巴拉坎二隊村外，就把它埋起來了。”
　　“埋在哪裡？”
　　“村外那口破廟後面。給我紙筆，我畫一張坐標圖給你們。”
　　審訊結束後，杜培生向公安廳領導匯報了情況，然後立刻率領四名警察驅車直赴吉也克鎮。十四小時後，杜培生一行抵達吉也克鎮，在派出所配合下，即往巴拉坎二隊村外，按照坐標圖，果然挖出了那包病毒疫苗。至此，這起案件的偵查工作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鍾秀翔其人，不久在看守所突然患病，仍是高燒不退，只是無感冒症狀。所方即送醫院，但醫生動用了最好的進口藥物也未能使高燒退去，二十四小時後她終於不治而亡。這天，是1971年2月2日，距克格勃規定的返回期限超過一天。而發病入院那天，正是2月1日，因此，有關承辦人員曾懷疑鍾秀翔在奉命派遣入境前，已被克格勃以不易察知的方式輸入了定時發作的毒藥，如按時返回，則有解藥可救，否則一命嗚呼。當然，這不過是一種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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