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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辨認林彪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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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德烈大校對傅索安說：“給你安
　　　　　　　　　　排一個新的崗位——去諜報學校當教
　　　　　　　　　　官。”

　　鍾秀翔這樣的特工在克格勃屬於車載船裝的小角色，克格勃並未為她的落網而安排力量去探查下文，也就是不管她的生死了。
　　因此，對於傅索安來說，鍾秀翔的生死一直是個謎。也許鍾秀翔是傅索安叛逃蘇聯以來所碰到的第一個中國女性，且又是特維爾諜報學校同學的緣故，傅索安自得知鍾秀翔出事的消息後，一直心神不寧，關心着鍾秀翔的消息。她多次去找瑪莎，並通過瑪莎和特維爾諜報學校的幾位分配在對外諜報局的蘇聯男女同學取得聯繫，央托他們找聽鍾秀翔的消息，均未遂願。
　　傅索安通過一個諜報學校畢業後分配在克格勃技術管理局擔任內勤的蘇聯同學，請無線電通訊專家特裝了一個肥皂盒大小的半導體收音機。這個收音機具有特強的靈敏度，並且能自動排除干擾雜音，還有增音裝置，在莫斯科能收聽到東京、北京、香港、曼谷等地的廣播電台播出的節目。傅索安用這個收音機每天數次收聽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想得到鍾秀翔的消息，但該台始終沒有播出。
　　克格勃對其內部人員也有一套監視措施，傅索安的行為當然逃不過他們的耳目。對外諜報局的頭頭起初對博索安的舉動抱容忍態度，因為第一這並未違反頒布的內部紀律。第二傅索安是經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特批而進入克格勃的角色。第三她在從諜報學校畢業後所從事的活動中表現比較出色。但是，後來見傅索安似乎有不肯停下來的意思，這就引起了頭頭的重視。1971年3月下旬的一個上午，對外諜報局特別監察處把傅索安召去，由一名中校軍官跟她作了一次談話。對方告訴傅索安，她在莫斯科所有的活動都始終處於監視之下，這不是單單針對她的，而是每一個從國外活動後返回的特工在一段時間內都會受到秘密監視，即使是將軍也不例外。
　　傅索安此時已經今非昔比，她已經站穩了腳跟，不怕蘇聯人把她怎樣怎樣，這樣，深埋在她身上的桀騖不馴的本性便略有顯露她雖然沒開口，但從眼睛裡透出的神色卻是表露出不以為然的意思。中校看在眼裡，也不吭聲，從桌上的一個活頁里拿出一張紙，微笑着遞給傅索安。傅索安接過來一看，驚奇得像是親眼見到電視屏幕上的人物蹦出來在她的面前：紙上打印着她從台灣返回莫斯科後的每次外出，和每個人接觸的時間、地點，對方的姓名、身份！
　　中校笑吟吟地加以說明：“這些材料都是輸入了計算機的，將被永久保存。”
　　傅索安這下子真正領教克格勃的厲害了，她不敢再生牴觸之心，老老實實坐在那裡，顯出一副俯首聽令的樣子。中校和她談了許多“馬列主義”、“蘇維埃革命”、“熱愛蘇聯”之類的大道理，最後說：“我們認為，在最近幾年克格勃招募的外國特工中，你是一個優秀分子，你身上具有着一個優秀特工人員的天賦，因此，我們很想把你培養成一個特工專家。我代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向你提出殷切希望，願你時時處處以特工事業為重，以保衛蘇聯的國家安全為己任，摒棄那些不必要的雜念。傅，你能做到嗎？”
　　傅索安點頭：“是的，我應當做到！”
　　中校站起來跟她握手：“我們期待着你更多的實際行動。”
　　這次談話後的第二天，傅索安感冒了。她沒當回事，仍舊獨自外出去附近公園散步，中午還在公園的餐廳里喝了不少酒。但是，可能是受了寒氣的原因，當天晚上她就咳嗽了，次日吃了藥，仍不見效，並且開始發燒。她下榻的是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的內部招待所，只有克格勃成員才能入祝眼務員顯然不清楚她具體是什麼角色，但是“自己人”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發現她生病後立刻向所長報告了。招待所所長是個體重百餘公斤的胖女人，難為她還穿着一套克格勃的校官服，佩着少校銜章，聞報後像頭大笨熊似地走進了傅索安的房間，問長問短一番後，讓服務員給傅索安量了體溫，然後說：“你必須去醫院！”
　　招待所長給不知什麼地方打了個電話，只隔得十餘分鐘，一輛救護車就已經呼嘯而來，停在樓下。傅索安被送住位於馬特洛索夫大街的克格勃醫院，經診斷是患了大葉性肺炎，立刻住院治療。
　　傅索安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星期，疾病倒沒給她帶來多大痛苦，難熬的是寂寞和空虛。她原以為瑪莎以及在莫斯科的那幾位蘇聯同學獲悉她患病住院後（上救護車時她關照招待所長給他們打電話的），會來醫院看望她並且陪她聊天的，她一直等到出院也沒見這些人的影子。後來知道，那些和傅索安接觸的同學都被克格勃有關部門找去談過話，警告他們不准搞小集團，所以這些人嚇得一個也不敢來醫院看望傅索安。
　　傅索安獨自躺在病榻上，醫院規定不能閱讀書報，也不能看電視聽廣播，當然更不能喝酒，這樣，她只有靜思默想。好幾次，傅索安想到父母、弟妹，想到了家鄉，尋思今生再也難以見到，不由得一次次潸然淚下，抽泣不已。
　　傅索安人院後的第十五天，招待所派來兩名服務員，駕着一輛轎車來接她出院。胖胖的招待所長在招待所門口迎接傅索安，見她下車，迎上來和她握手，並送上一束鮮花：“親愛的傅，祝賀你這麼快就恢復了健康！”
　　傅索安還是住原先的那個房間，她進去後不無驚奇地發現裡面多了個金屬書架，上面放滿了俄文版、英文版以及台灣印的中文版的《情報學》、《情報理論研究》、《情報心理學》、《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特工談如何獲取情報》、《情報特工實踐》、《我的情報特工生涯》等關於情報學的書籍。傅索安一個愣怔後，問道：“這是誰布置的？”
　　招待所長說：“這是昨天局部派人送來的，說給你閱讀。”
　　傅索安沒再說什麼，招待所長離開後，她開始琢磨此舉的用意。起初，傅索安以為又要派她去哪個國家搞情報了，心裡隱約有些忐忑。但是，後來想想又覺得不對頭：如果是搞情報，是不必看這類書的。自己已經是一個稱職的、有過實踐的特工，毋須研究這些紙上談兵的玩意兒。那麼，上面可能是另有用意了。什麼用意？
　　會不會讓她寫一篇情報方面的文章，刊登在克格勃內部的工作雜誌上？傅索安想到這裡，頭就痛了：她的俄語口語現在算是過關了，可以說得和蘇聯人一模一樣，連俚語罵人話都精通。但是，對文字卻沒有把握，閱讀還可以，寫文章卻是斷斷不行的。如果讓她寫一篇文章，那簡直要從頭學起，費時間耗精神，如今她已提不起勁兒來鼓搗這套玩意兒了。但是，克格勃紀律規定必須服從上級命令，她又不得不這樣做。
　　這天晚上，傅索安是帶着極端厭煩但又無可奈何的心情進入睡眠狀態的。她沒有想到，克格勃讓她接觸這些閱讀物的用意，並非是要她寫文章，而是委以別用。
　　次日，傅索安以為克格勃會來人找她談寫文章的事，但卻無人前來。她百無聊賴之中，就從書架上選了一本書，坐在沙發上看起來。看到晚上8點鐘，一本書已經翻完了，於是她又拿了一本。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正在看書時，傳來了輕輕的叩門聲，她以為是服務員，說了聲“請進”，頭也沒抬，繼續看書。傅索安聽見門被輕輕推開了，卻沒有腳步聲，而是飄進來一陣煙草味，她抬眼一看，不由自主地扔下書本站了起來，愣住了——門口站着一個五十多歲、身材高大的蘇聯老頭，穿着一套燙得筆挺的克格勃呢軍官服，佩着大校銜章。他，就是1968年7月17日找傅索安談話並讓她填寫參加克格勃的表格的安德烈上校！
　　傅索安愣過之後，朝門口走去，邊走邊笑。安德烈走進房間，開口道：“是你嗎？傅—索—安！”
　　傅索安如兩年多前一樣，沖安德烈深深鞠了一躬：“您好！尊敬的首長。”
　　安德烈擁抱了傅索安，並且吻了她的額頭，說：“我的孩子，兩年多不見，長得比過去更漂亮了！”
　　安德烈鬆開傅索安的時候，她看見仍是上次見到過的兩個便衣衛士站在門外，便問道：“首長，請您的衛士進來坐坐嗎？”
　　安德烈說：“不！把門關上。”
　　儘管傅索安對當克格勃特工已有厭煩情緒，但她對給自己指引這條路的安德烈始終懷着感激之情，也許是當初和他的見面意味着從叛逃以來的苦難到脫離苦海的分界線的緣故。她像招待自己的親人那樣，臉上浮着真誠的笑容，給安德烈端咖啡、沏茶、削水果，然後，又倒了兩杯葡萄酒，一杯奉給對方，一杯高高擎起：“首長，祝賀您晉升為大校！我們下次見面時，您一定已經是將軍了！’安德烈喝了酒，笑道：“我的孩子，你的俄語已經說得和蘇聯大沒什麼兩樣了。告訴我，這兩年多時間，你過得好嗎？”
　　傅索安知道安德烈是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高級官員，估計他不會不清楚自己這些日子裡幹了什麼，這純粹是一種作為正式談話前的過渡性話題，所以，她用短短幾句話便概括了全部內容。安德烈點點頭：“傅，你幹得不錯！長此以往，你將會作出更大的成績，取得更大的榮譽！”
　　傅索安微笑着問道：“首長，您的到來，是不是象徵着要給我安排新的工作了？”
　　“哦！多聰明的孩子啊！”安德烈發出慨嘆，“你說得不錯，是準備給你安排一個新的崗位，一個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崗位。”
　　“什麼崗位？”
　　“派你去諜報學校當教官。”
　　傅索安大吃一驚，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什麼？叫我去當教官？首長，我怎麼能當教官呢？我自己才從特維爾諜報學校畢業一年出頭哩！”
　　安德烈像是沒聽見這番話，繼續說他的：“你去那裡教授‘情報心理與情報實踐’課，這是我們經過慎重研究的。當然，你還需要學習，所以我通知對外諜報局給你送來了這些書籍。另外，我們還要安排你到克格勃的高級特工學校去進修六個月，主要是學習一些情報學理論知識。”
　　傅索安還想分辨說明自己難以勝任，但剛說開了個頭就被安德烈神情嚴肅地阻止了：“傅，這裡不是菜市場，可以討價還價！”
　　傅索安見狀不對，只得點頭：“我服從安排！”
　　笑容又回到了安德烈臉上：“傅，你記住，對於你來說，最難渡過的階段已經渡過了，接下去，不管幾時，都沒有能擋得住你前進步伐的障礙了。”他點燃了已經熄滅的抽斗，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團濃濃的煙霧，“現在，我可以給你說一下你去執教的那所諜報學校的情況。”
　　傅索安從安德烈的敘述中，終於明白了克格勃調她去當教官的原因——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敵視中國的程度愈來愈深。蘇共中央政治局在1969年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討論決定了責成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中國開展諜報工作。克格勃內針對中國的特工，都集中在對外諜報局第六部。該部的職能是針對中國、越南、朝鮮開展諜報活動，原先特工人數在對外諜報局同類的十個部中雖說是最多的，但現在為了加強對中國的諜報工作，理應大大增加特工。為此，克格勃在進行緊張的可行性研究後，決定新設一所特務學校。這座學校設在蘇聯、蒙古邊境的貝加爾湖附近，位於伊爾庫茨克以南大約三十多公里，名叫“契他伊斯卡維”。
　　在俄語中，“中國”的讀法是“契他伊”，“契他伊斯卡雅”的意思，就是“專為中國而設”。“契他伊斯卡雅”只招募亞洲籍特務學員，尤其注重招募中國人。蘇聯中央政治局審議批准了這個計劃，指定於1970年初開始籌建。至1971年春，“契他伊斯卡雅”的建築物已經聳立，開始進行設施施工。與此同時，克格勃開始物色教官和制訂招募特務學員的計劃。按照克格勃高層核心的構想，“契他伊斯卡雅”創設伊始是短期訓練一批特工，迅速充實對外諜報局第六部的力量，為今後成立專門針對中國的對外諜報局特別第六部打下基礎。這樣，該校招募的特務學員應以中國人為主，其對象是：叛逃投蘇的知識青年及其他成分的人員，蘇聯及亞洲各國的華僑。
　　可以想象，這些人中絕大部分是不懂俄語的，這個問題在他們的學期內難以解決。因此，就只能在教官上動腦筋，挑選一些精通漢語的克格勃特工去充任教官。克格勃人事管理部根據這個構想，在物色教官時，馬上想起傅索安，認為她不但具備其他條件，還因其原先的紅衛兵身份易與特務學員中的知識青年取得溝通。這樣，傅索安便被列進“契他伊斯卡雅”的首批教官名單，指定她執教“情報心理與情報實踐”。
　　傅索安了解情況後，尋思這樣也好，至少她可以不再被派往國外執行任務，與提心弔膽的日子告別了。這樣想着，她的情緒變得好起來了，請安德烈和他的衛士吃了一頓飯，飯後還興高采烈地跳了舞。
　　一星期後，傅索安被送往位於喀山的克格勃第四高級特工學校，讓她進修情報學。
　　克格勃第四高級特工學校的規矩比特維爾諜報學校還嚴，但傅索安這次是以教官身份去進修的，所以學校管不到她，教官們對她也很客氣，她在裡面算得是一個比較自由自在的人。這樣的日子過得很快，不知不覺中半年將要過去了。就在傅索安扳着指頭計算日子準備舉行告別筵席款待教官時，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降臨到她的頭上來了！

27

　　　　　　　　　　　　傅索安親眼目睹了歷史性的一
　　　　　　　　　　幕：在溫都爾汗三叉戟飛機墜毀地，
　　　　　　　　　　克格勃專家割下了林彪和葉群的頭
　　　　　　　　　　顱，放進沸水中煮。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傅索安在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級特工學校的教官餐廳吃過晚飯，回到寢室，剛準備洗個澡後看電視時，電話鈴突然發出一陣刺耳的響聲。她遲遲疑疑地望着電話機，不肯伸手去取耳機。那是因為她入校將近半年，極少有人在晚上給她打過電話，她有點懷疑是不是撥錯了號碼。鈴聲執拗地響着，她在無可奈何中終於拿起了耳機。
　　電話是學校政治委員打來的，只有一句話：“傅，請你馬上到我這裡來！”就不由分說地掛斷了。
　　傅索安一邊穿外套，一邊思忖：政委親自打電話，聲音又這麼急，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傅索安在克格勃已經待了三年多，憑她的聰明，知道克格勃不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不少特工都平白無故地受到了無端的懷疑，從而被軟禁、關押甚至判刑、流放、槍決。這類事情在對外諜報局發生得最多，因為該局的特工一大半都出國執行過任務，構成被無端懷疑的根源。現在，以學校政治委員出面夜晚急召她，莫非厄運也降到她頭上來了？
　　傅索安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校部，一踏進政治委員辦公室，那個有着克格勃少將軍銜的中年禿頂男子便把一紙電傳遞給她：“傅，你看一下，五分鐘以前，從莫斯科發過來的。”
　　傅索安定睛一看，電傳內容是讓她閱到這個命令後，立刻去喀山澳托爾軍用機場，當晚22時45分左右，將有一架伊爾運輸機從莫斯科飛來，她即登上該機，具體任務由也在這架飛機上的伊凡諾夫上校向她交代。
　　政治委員問道：“看完了嗎？”
　　“是的。”
　　“那麼，你馬上坐我的車去奧托爾機場吧。”
　　“奔馳”轎車把傅索安送到奧托爾軍用機場時，機場方面已經接到通知，一個少校軍官客氣地把傅索安引領到休息室，告訴她從莫斯科飛來的那架飛機將在五十分鐘後到達，問她是否需要喝點什麼，或者小憩一會。傅索安搖搖頭：“我什麼都不需要，就在這裡坐等吧。”
　　五十分鐘後，伊爾運輸機準時飛抵機常飛機上的人沒有下來，通過無線電向機場聯繫，讓把傅索安送過去。少校駕着一輛吉普車把傅索安送到飛機前。傅索安登上飛機，見機艙里坐着十三個蘇聯男子，都穿着便裝。她站在過道里，眼光迅速在那些人的臉上掃視，問道：“請問，哪位是伊凡諾夫上校？”
　　坐在第四排的一個中年金髮男子點點頭：“這裡來！”
　　傅索安走過去，行了個禮：“上校同志，我是傅索安，奉總部命令向您報到！”
　　伊凡諾夫上校往裡側挪了個位置，讓傅索安坐在他原先的那個座位上。傅索安剛繫上安全帶，飛機就起飛了。她以為伊凡諾夫會向她交代任務內容的，便側臉望着他，但上校已經閉上眼睛在打盹了，她便也閉目養神。
　　三個多小時後，伊爾運輸機降低了高度，傅索安從舷窗朝外望去，只見地面上閃爍着點點燈火，連綿逶迤一大片，估計是一個大城市。不一會，飛機便在一個軍用機場降落了。飛機停穩後，伊凡諾夫第一個站起來：“到新西伯利亞市了，下去吧！”
　　傅索安這才知道這是新西伯利亞市，但不清楚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她隨伊凡諾夫一行下去，地面上已停着三輛轎車，一輛巨型加油車正往飛機這邊靠，幾個穿工作服、戴軍帽的士兵在拉皮管子，準備給這架飛機加油。轎車把他們送往機場招待所。傅索安由此而判斷這僅是短暫停留，幾小時後還要飛。這下子，她陷入了納悶：飛機從莫斯科起飛時無疑加足了油，到喀山後未加油而要飛來新西伯利亞市加油，這說明還要作不會少於莫斯科到新西伯利亞之間距離的長途飛行，這樣，這架飛機的目的地是哪裡呢？
　　機場招待所給他們一行安排了八個房間，伊凡諾夫上校和傅索安單獨一間，其他人都是兩人一間。他們先去餐廳吃夜宵，菜很豐盛，還有酒，但氣氛卻不大熱烈，大家都是各吃各的，很少交談。
　　傅索安窺察下來，恍然大悟：這些人互相之間並不熟悉，是和她一樣，臨時從什麼地方抽來的。這個思維結果延伸了先前那個問題的進度：把十幾個人湊攏來，搞了一架專機飛來飛去，究竟是搞什麼名堂？
　　夜宵結束後，伊凡諾夫上校說：“請大家好好休息，我們明天……不，應該是今天了……還要作一次空中旅行。上午10點起床，11點登機。”
　　眾人往外面走的時候，伊凡諾夫對博索安說：“傅，你要提早一小時起床，9點半。我將去你那裡。”
　　傅索安點頭：“明白！上校同志。”
　　當晚一宿無話。傅索安睡到8點1刻就醒了，起來漱洗後在花園裡散了一會步。9點半，伊凡諾夫上校準時登門，手裡提着一個包，鼓鼓囊囊不知裝着什麼東西。坐下後，他問道：“傅，你聽說過烏蘭巴托這個城市嗎？”
　　“那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對！我們這次空中旅行的目的地就是烏蘭巴托。”
　　傅索安一怔：“唔！去蒙古幹什麼？”
　　伊凡諾夫拿出一份地圖，攤在桌上，邊指點邊向傅索安作了敘述，也就是交代任務：一個多月前，即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約2時左右，蒙古溫都爾汗附近的牧民被一陣難聽的“嗡嗡”聲響所驚醒。有人爬起來觀察，發現聲音是從空中傳來的，這地方不是航線，平時沒有飛機經過，頓時，這越來越響的聲音把羊群驚散，隨後是馬嘶狗吠。這時，牧民發現從西南向北飛來一架飛機，飛得很低。這架飛機在巴圖腦爾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後，順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片刻，這架飛機在山谷盡頭的蘇布爾古盆地墜毀，聲響不怎麼大、隨後燃起了連天大火。
　　傅索安聽得如墜雲里霧中，不得要領，卻又不敢發問。這時，伊凡諾夫上校說：“這架在溫都爾汗墜毀的飛機，是英國製造的三叉戟運輸機，是中國二號人物林彪元帥的座機。”
　　“啊？！”傅索安大吃一驚，林彪的座機怎麼飛出了國境線，又怎麼墜毀了？她再也忍耐不注急煎煎問道：“上面坐着誰？”
　　“據來自中國的情報、那架飛機上有九名乘員，全部遇難，其中有林彪、林的夫人葉群！林的兒子林立果！”
　　啊！簡直石破天驚，傅索安一下子呆若木雞。稍停，訥訥地問道：“這……這是真的嗎？……唔，上校同志，請原諒，我不是針對您……”伊凡諾夫說：“這個情報的真假，有待於我們此行所作的努力。
　　政治局責成安德羅波夫主席主持查明墜機事件中的九名死者中究竟是否有林彪元帥，因此，國家安全委員會抽調了克格勃的醫學專家、痕跡專家、化學專家、攝影專家等，組成了這個調查小組，專門前往墜機現場作調查。至於你，雖然不是專家，但你來自中國，曾是狂熱的紅衛兵，親眼見到過林彪元帥和他的夫人葉群，並且有一段時期生活在睜眼就可看見林彪元帥的照片、電影、電視的環境中，頭腦中對林彪元帥的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決定讓你一起去墜機現場，辨認遺體，作為鑑別依據之一。”
　　傅索安一邊聽一邊點頭，表示明白這層意思了。但她覺得頭腦里像是打翻了一盆漿糊，昏昏糊糊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關於林彪叛逃墜機而亡的“九·一三事件”，傅索安直到兩年後再次被派遣到國外去執行間諜任務時，才在外面詳細獲悉。
　　伊凡諾夫打開那個包包，從裡面取出一個金色假髮頭套、一副大墨鏡，放在博索安面前：“這兩樣東西供你化裝用，你應當以蘇聯女郎的模樣出現在蒙古人面前，明白嗎？”
　　傅索安點點頭：“是的。”她戴上頭套、墨鏡，對着鏡子一照，乍看還真像個蘇聯姑娘。
　　伊凡諾夫點頭：“好！可以了！記住，從現在起，你叫卡婭。”
　　11點鐘，傅索安混跡於由清一色蘇聯人組成的“九·一三事件屍體調查組”中，登上了伊爾運輸機。飛機騰空而起，經過四個多小時的飛行，抵達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一行十四人坐車去了烏蘭巴托市內，下榻於一家設施很好的飯店。伊凡諾夫上校關照眾人：未經許可，不能離開飯店。次日上午9點鐘，動身去溫都爾汗。
　　次日，這個調查組乘坐一輛由兩個蒙古人輪流駕駛的客車，離開了烏蘭巴托，前往溫都爾汗。上午9點開車，下午5點鐘過後方才抵達。溫都爾汗是蒙古肯特省的省會，面積八點二萬平方公里，人口大約有7萬多，市里並不繁華，也沒有超過五六層的高樓大廈。傅索安一行下榻於市內最好的一家飯店，但設施遠不及克格勃的招待所。當晚，人人都喝了不少烈性酒，大吃了一頓由牛羊肉做成的各種菜餚。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一行仍乘坐那輛客車，離開溫都爾汗市，向東北方向的蘇布爾古盆地行駛。大約開了一個多小時，汽車在呼和山下的西北草地上停了下來，開車的蒙古人說着生硬的俄語：“就在這裡，到了。”
　　調查組眾人跳下車，呈現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塊寬約二十米。
　　長約三十米的黑褐色的焦土，與四周綠茵茵的草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是林彪座機墜毀時引起的大火形成的。時隔五周，現場空氣中仍有明顯的焦煙氣味。攝影專家打開攝像機對現場開始拍攝，其他人也就開始步入焦土。
　　傅索安對這類勘查純屬外行，也沒有這個使命，但她不願放棄這個目睹歷史事件現場的機會，便也在焦土中走來走去，東張西望。焦土範圍內滿目都是已燒毀的鋼鐵、各種電器零件、燒成一團團塊狀的鋁合金、被燒毀的精密儀器碎片，兩個長長的翅膀和四個碩大的發動機散落其中。傅索安發現了一些瓷器碎片，撿起來一看，上面還能看到清晰的中國文字“唐山裕豐瓷廠”，她拿了一個瓷杯底部，放進了衣袋。
　　傅索安忽然感到涉足於焦土間很是枯燥，便走了出來。她在草地上跺腳抖去皮靴上的焦灰時，一個蒙古人過來用手勢比劃着告訴她：前面還有東西。傅索安照他所指的方向向前走了一百多米，果然見草叢裡有一堆飛機殘骸，都是些輪架、圓形鋼板之類。
　　克格勃的專家們在這塊焦土裡一直折騰到中午，這才回到車上。吃過帶來的午餐後，開始進行此行的第二項工作，也是主要工作——辨別屍體。
　　“九·一三事件”發生的當天早晨，當地牧民趕到林彪座機墜毀現場，大火已經熄滅，地上一片狼藉，猶自冒着裊裊青煙。飛機殘骸中亂七八糟地躺着九具屍體，其中一具是女屍。牧民們拿來白布，把屍體一一蒙上，一面自發地保護現場，一面往肯特省和附近貝爾赫礦區打電話報告，但始終沒人接。後來，由一個名叫達木林的蒙古人騎了自行車去肯特省報告了。第二天，來了一批軍人，封鎖現場，拍照、攝像、勘查的折騰了好一陣，然後讓牧民把屍體埋葬。
　　傅索安一行來到了埋葬屍體的地方，那是蘇布爾古盆地西北坡的一個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於小小南坡，距失事現場大約四公里。整個墓地呈圓形，在十米長、二米寬的空間裡，設立了三座墳墓，每座墳墓前都立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相同的文字：“中國遇難者之墓”。埋葬時，誰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們是中國人。
　　墓地上有四個蒙古牧民等着，他們是當時參加埋葬屍體的，現在被召來替克格勃挖掘墳墓。伊凡諾夫上校客氣地和他們每個人握手，送給每人一包蘇聯紙煙，用流利的蒙古語向他們詢問了當時埋葬屍體的情況，然後下令把三座墳墓全部挖開。上校強調：“牧民弟兄們，請千萬手下留情，不要損壞了屍體，以免影響我們的鑑別工作。”說完後又用俄語嘀咕了一句：“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攝像機又打開了，拍攝了挖掘屍體的全過程。墳墓的土層很淺，不一會九具屍體便全部挖了出來。屍體外面裹着的白布沿未破損，只是已被屍體腐爛時分泌的屍液和泥土弄得骯髒不堪。當屍體全部暴露出來時，克格勃的醫學專家立刻用噴霧器對墓穴進行細緻的消毒。消毒後，伊凡諾夫下令開始檢查，屍體外面的白布很快就被刀子割開了。專家對屍體直接噴灑了消毒液後，伊凡諾夫對傅索安說：“傅，現在，你去辨認，看這九具屍體中哪具比較像林彪元帥。”
　　傅索安其實早在觀察了，屍體入土已經五個星期，9月中旬氣溫不算很低，而且墓地低凹，出現滲水現象，因此每具屍體的臉部都已經腐爛得難以辨認了。她走到屍體近前，一一看下來，葉群那具是長頭髮，自然馬上認出來。傅索安接着認出了右側墓穴中的林彪屍體：“我想，這是林彪吧。”
　　這個結果，與牧民敘述當時埋葬屍體時“年齡最大的一個”所埋葬的位置相吻合。
　　傅索安後來對叛逃女知青胡國瑛說起這件事時說，她記得林彪的屍體並未與葉群埋在一個墓穴，而是與一個大個子屍體及另一個中等個子的屍體埋在一處，大個子可能是飛機駕駛員，中個子是否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至於葉群，與另外兩具男屍埋在中間那個墓穴；葉群毛髮濃密，由於毛髮不易腐爛，所以在已開始腐爛的一堆屍體中顯得特別醒目。
　　伊凡諾夫在和醫學專家低聲交換意見後，讓用外科醫療器具切割下了林彪和葉群的頭顱，放在隨車帶來的一口鐵鍋里，用沸水煮了一陣，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軟組織，只剩兩個骷髏，然後帶走。
　　這次帶回蘇聯的，還有一個林彪座機上的發動機。克格勃根據發動機上的鋼印號碼很快就查明那架失事的三叉朝確是中國從英國進口的運輸機。但最後確認死者確是林彪，則是在一個多月後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進行“頭骨鑑定”。在精密儀器下，專家發現有幾張照片上林彪頭部的右上角有一個傷疤。頭部皮肉極薄，形成如此明顯的傷疤的傷口當時肯定會在骨頭上留下永難消失的痕跡，專家據此認為：如果從溫都爾汗搞回的頭骨確是林彪的，那麼在相應位置應當找得到受傷的痕跡。經驗查，果然發現頭骨上有受傷痕跡。這樣，克格勃便向蘇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於‘九·一三事件’”的匯報。
　　那時，傅索安已經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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