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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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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扒竊技藝令克格勃專家眼界
　　　　　　　　　　大開：看守所里，她對押解她的軍官行
　　　　　　　　　　竊；特務學校里，十一名教官成為她的
　　　　　　　　　　行竊對象。

　　傅索安隨克格勃調查組從烏蘭巴托返回蘇聯後，又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級特工學校待了一個多星期，便接到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通知，讓她飛往莫斯科，與其他幾名教官一起去“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報到。
　　1971年11月2日，傅索安和七名蘇聯教官抵達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這所位於蘇蒙邊境貝加爾湖畔的特務學校，據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杜漸所著的《蘇聯秘密警察》介紹，在7O年代中期已呈“特務城”的格局，裡面除了“中國部”，還有“日本部”、“越南部”和“朝鮮部”，專門訓練赴中、日、越、朝四個國家進行諜報活動的特工。但是，傅索安當時初抵“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時，該校還只有一個部，即後來的“中國部”。這所特務學校當時占地面積四百五十畝，作為一所學校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面積了。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首任校長是布特卡少將，這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胖老頭，身高一米九二，體重將近三百磅，據說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曾作為紅軍間諜潛伏柏林十四個月，獲得並發回了大批情報，戰爭結束後，被授予“斯大林勳章”、“一級紅旗勳章”，並獲得“蘇聯英雄”稱號。布特卡少校是語言方面的天才，他精通俄、德、英、法、中五國語言，此外還粗曉日、朝語，曾有過外國語言方面的專著出版。戰後，布特卡一直在從事特工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曾出任過莫斯科諜報學校校長，算得上是克格勃中屈指可數的幾位特工教學專家中的一個。
　　傅索安抵校後的當天晚上，“契他伊斯卡雅”學校為當天報到的八名教官舉行歡迎儀式，並設宴招待。酒席上，布特卡校長向傅索安等人介紹了學校的有關情況：目前共有學員一百五十名，分為十五個班級，每班學員為十人，每個學員所學的特工技能不盡相同，總的來說根據他們本身的特點分別予以“情報”、“行動”、“宣傳”、“游擊戰”四個部分的訓練，學制從三個月到十八個月不等。
　　傅索安不久就知曉了布特卡校長所說的學校所設上述四個部分的用意——情報，即重點培訓以竊取中國政治、軍事、科技、經濟等各類情報為主技能的情報特工，這部分學員在畢業後將被派往中國潛伏或短期活動，以竊取情報為主要內容。
　　行動，即重點培訓以暗殺、綁架、爆炸等技能為主的行動特工，這部分學員畢業後將被派往中國進行短期活動，從事破壞和製造恐怖。
　　宣傳，即專門培訓進行反華親蘇煽動活動的演講、製作宣傳品、散發張貼宣傳品、設置反華廣播電台等技能的特工，以便在需要時潛赴中國進行活動。在這方面，克格勃有過成功的記錄，1962年的“伊塔事件”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所以他們特別重視。
　　游擊戰，這是為蘇聯發動對華侵略戰爭而作準備的。克格勃的專家們設想在發動這類戰爭時，應當派遣一批“游擊戰專家”去中國，在前線地區和後方就地招募特工，進行破壞道路、橋梁、機場滄庫、通訊設備、小分隊襲擊、刺殺首要人物等特工活動，來配合蘇聯軍隊所進行的軍事行動。“游擊戰”這個科目的開設，就是為了培訓這種“專家”。
　　傅索安執教的“情報理論和情報實踐”課，主要是為“情報”科目的特務學員講授。但由於“行動”、“游擊戰”兩個科目的特務學員在具體活動時也會遇到“情報學”問題，所以，她也給他們講幾堂課。半年多前，當安德烈大校讓傅索安當教官時，她還極力推諉，來“契他伊斯卡雅”學校上了幾堂課以後，她就發現這實際上是一個很不錯的位置，這主要由於三個原因形成的：第一，不必擔心被派遣去外國尤其是中國執行任務，因為諜報學校屬於人事管理局管轄，和對外諜報局是兩個部門，沒有這個職能。第二，她從小學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高中一年級，都是班級、少先隊、共青團的幹部，頭腦里已經形成一種“權力欲”，直到叛逃投蘇後才被迫變為唯唯諾諾的猥瑣小人，現在當上了特務學校的教官，這種“權力欲”又回復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對那些特務學員發號施令，這是一種滿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對外諜報局當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這些錢積起來，留着以後過舒適的生活。
　　當然，“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比如說活動範圍很狹。儘管學校很大，裡面有俱樂部、溫水游泳池、公園、湖泊（不在學校面積內）、電影院、咖啡館、酒吧等等，但外面卻被克格勃武裝警衛部隊嚴密地守衛着，特務學員不能越雷池一步，連教官出去也必須去校長室領通行證，而且限定外出時間。所以，傅索安是難得外出的，有空閒時間，她寧可去酒吧間喝酒、聽音樂，或者一個人縮在教官單人宿舍里看書。
　　傅索安所教的班級，共有十名學員，都是中國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個是從黑龍江、內蒙古、新疆叛逃過來的知識青年，漢族人。
　　四個是少數民族，哈薩克、維吾爾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時越境外逃的邊民，當時都是少年，現在都二十多歲了。兩個是克格勃從新加坡秘密招募來的華僑青年，那是一對戀人，但進校後兩人表面上已經斷絕了關係。當時的知識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當過紅衛兵，這使也是紅衛兵出身的傅索安產生了一種親近感，她對那四個知識青年的態度明顯地比對其他六個學員要好。
　　尤其是四個知識青年中推一的一個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對她如妹妹一般。
　　這個女知青，名叫皮勇，當時是二十一歲，上海市人。皮勇這個名字，應當是給男孩子起的，不過給這個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臉調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鬧鬧，是個不折不扣的假小子，從小到大，不知打過多少次架，真是又“皮”又“勇”。皮勇出身於上海一個勞動人民家庭，父親是碼頭工人，母親是紡織工人。當初這對夫妻結合時還沒有“計劃生育”這個說法，所以兩口子把生孩子當作人生一大樂趣，不厭其煩地生了一個又一個，一共生了八個，皮勇排行老六。孩子多的家庭，有兩個缺陷是顯而易見的：一是經濟困難，缺衣少食。二是疏於管教，自我成型。皮勇兄弟姐妹八人，從記事起就整天價為爭一點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類鬧得雞飛狗斗。以皮勇的調皮相，在家裡自然不是個安分守己的主兒，她人小爭不過兄姐，就時常乘他們不留意的當兒悄然伸手撈取看得中的東西。“不告而取，是謂之竊”，兄姐發覺之後，自然要動手教訓，皮勇就逃出家門，直到家裡人見她晝夜不歸着了急，全家出動找她回去才罷休。前科自然不算賬了，但沒幾天她必有新行為弄出來，於是開始了又一輪逃一尋的鬧劇。皮勇的童年，就是在這種周而復始的“遊戲”中度過的。
　　皮家人當時自然不曾想到，他們的這種行為，竟是在為克格勃培訓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皮勇逃離家庭，晝夜不歸，住宿無從談起，碼頭、車站可以棲身，但吃飯總是要解決的，她便開始偷竊，皮勇的偷竊，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拎竊包裹，二是扒竊錢包。別看她成績單上連掛紅燈，在偷竊方面的心眼卻是玲瓏剔透，她也沒有拜師傅，也沒有觀察、偷學，就憑自己的那份感覺，竟然無師自通地成了一名盜竊熟手。她偷到了錢鈔，先是自己上館子、泡劇院、逛商店，胡亂花用；若還有剩餘，就叫上幾個要好同學去消費。有時也買些東西回家，大人問起來源，便說是揀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沒有進行“拾物交公”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
　　皮勇從六七歲開始自學偷竊，竟然福星高照，連續十年沒失過風，這在黑道上的職業高手中也是一個驚人的記錄。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可能是因為社會治安惡化導致竊賊增多而使人們的防範意識增強的緣故，皮勇終於在一次扒竊作案時失風，被人當場逮住送往派出所。當時，神州大地大講“階級鬥爭”，派出所問案先要問家庭出身，民警一聽這小姑娘父母雙雙皆是產業工人，先已生了從寬之心。再問下去，案情又輕，便來了個“教育釋放”。皮勇有驚無險折騰了一回，反倒有了經驗。以後又作了些案，因為擔心銷贓時暴露，所以干的都是扒竊，不再動拎包的腦筋。
　　這樣到了1970年底，皮勇名義上算中學畢業，當時稱之謂“70屆”，要畢業分配了。皮勇的兄姐都已在上海工作，所以按政策她應當上山下鄉，去外地插隊落戶，學校給了三個地方讓挑選：江西、貴州、內蒙古，皮勇喜歡吃牛羊肉，便捨近求遠挑了內蒙古。
　　1971年3月中旬，皮勇和一批上海70屆學生離滬赴邊疆，來到內蒙古自治區陳巴爾虎旗海拉爾河畔距中蘇邊境不到百里的呼倫科爾夫屯插隊落戶。皮勇到那裡一看，呼倫貝爾大草原，牛羊成群，駿馬飛奔，不禁大感興趣，打定主意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紮根草原一輩子。她的假小子習性得到了充分發揮，沒多久就學會了騎馬，被牧民稱為“好樣的漢族姑娘”，準備把她作為典型加以培養。但皮勇是個“扶不起的阿斗”，牧民在動培養她的腦筋的時候，她卻發現自己的想法過於天真：草原上雖然牛羊成群，但那是集體的財產，並不能隨意宰殺，就像上海街頭商店裡琳琅滿目的商品，上海人不能隨意取用一樣，知識青年的伙食都是以蔬菜為主，而且主食是粗糧。皮勇雖然出身勞動人民家庭，但也過不慣這樣的生活。更使她難以忍受的是艱苦的勞動，一天於下來，每每累得腰酸背痛，晚上難以入睡，早上爬不起來。皮勇受不了這等苦，便開始動起了開小差的腦筋。
　　照皮勇後來對傅索安的說法，她從來沒想到過要叛逃蘇聯，她是想逃回上海，每月扒竊一二個皮夾子，日子就過得沾了蜜一樣了。興趣好的話，三月半年盯一個“肥戶”，跟它個兩天兩夜，下手竊得，少說是四位數，存在銀行里，將來出嫁時派用常但是，皮勇的動機在無意中向集體戶的知青吐露了，結果被戶長報告了大隊部。大隊部便把她找去訓話，訓完話又揚言要把她隔離，說要查一查她過去的盜竊問題。皮勇又氣又惱，更是擔心牧民瞎來來，來個大會登台，掛牌批鬥，捆綁游屯什麼的，於是在當天晚上偷了生產隊一匹馬，騎了就跑。黑暗中，皮勇也不辨東西南北，如瞎人騎馬一般，只管策馬亂問，結果闖到了國境線界河邊。那匹馬似有靈性，戛然駐步，然後返身便走。皮勇心急慌忙，動手便打。不料那匹馬一撅屁股便把她掀了下來，拔腿飛奔而去。“篤篤”馬蹄聲驚動了附近正在巡邏的邊防軍，吆喝着往這邊趕來。皮勇這才知道自己奔錯了方向，但這時已無退路，這個誤會只怕說不清楚，她心一橫，便跳進了界河。這時是盛夏，河水不凍人，皮勇游泳技術又不錯，就這樣游過了界河，到了蘇聯。
　　蘇聯方面當時對中國叛逃者的政策已經作了調整，對於叛逃的知青，原則上都是進行特工訓練後派往中國執行任務，所以克格勃不擔心這些人中混入了“中國間諜”，這樣，對叛逃者的審查遠沒有三年前傅索安叛逃過去時嚴密。皮勇逃到蘇聯後，馬上被關進克格勃的看守所，訊問後她寫《親筆供詞》，要從七歲開始寫起，一直寫到叛逃時的情況。皮勇不敢隱瞞什麼，只得如實招供。沒想到克格勃聽說她是積年扒手，竟然大感興趣，連稱“有用的人才”。
　　當然，這種事日說無憑，必須眼見為實，因此克格勃特地安排了一次測試。
　　當時，皮勇被關在距中蘇邊境三百公里處的小城尼布楚的看守所里，克格勃在那裡設置有一個分局機構。這種機構當然沒有身懷扒竊絕技的情報專家。這樣，最實際的測試就是讓皮勇去市場當場下手扒竊。幾個克格勃軍官把皮勇從監房裡提出來，對她說：“現在，我們要把你帶到市場上去，你可以任意對你所認為適宜下手的對象行竊，不必有任何顧慮。但是，有一點你必須注意，你別想動逃跑的腦筋，我們始終盯着你，只要你敢試一試，就會開槍把你打死！”
　　皮勇嚇了個激靈，連忙點頭：“是！是！是！”
　　結果，皮勇的表現使克格勃軍官大大吃驚：他們把皮勇從監區提審室往外面帶，穿過院子，進入一條連接監區和看守所工作區的長長的過道，過道盡頭是一道電動控制的鐵門，出了鐵門又穿過院子、過道，方才到門口警衛室。皮勇跟着那幾個軍官，走進警衛室，軍官在辦出門登記手續時，皮勇突然笑嘻嘻地說：“我想，我們不必出去了。”
　　軍官不無驚奇地問：“為什麼？”
　　皮勇從懷裡掏出一個煙盒，對一名軍官說：“這是您的吧？”
　　那軍官瞪大了眼睛，下意識地摸了摸口袋，叫着“是的”，取回了煙盒。
　　正當那幾位在驚嘆皮勇的“特殊技能”時，皮勇又指着另一個軍官：“您丟了什麼東西嗎？”
　　軍官一檢查，發現少了鋼筆。皮勇笑着把鋼筆還了他，這場測試就此結束。
　　不久，克格勃就派人找皮勇談話，給她兩個選擇：一是遣送回中國；二是留下來當蘇聯國家安全部的特工。皮勇性格雖然有些大大咧咧，但她也知道遣送回國後會有什麼樣的結局，於是答應當特工。這樣，她就被送往已經初具規模的“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和先期被招募後抵達的那些特務學員一起，一面進行體能訓練，一面接受“政治洗腦”——聽克格勃專家作反華、反中共、反毛澤東的宣講和看反華影視片。至1971年10月底，學校對他們進行了分班分科目，皮勇因為會扒竊，被分在“情報”科目，學期三個月，最主要是由克格勃的扒竊專家向她傳授系統的扒竊技能，另外則學習情報心理與情報實踐，後者包括開鎖、使用各類竊聽器和製作微縮膠捲以及運送情報的方法。
　　皮勇受到傅索安的青睞，除了她是女知青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甚至超過前一點的是：她能喝酒。
　　皮勇還在兩歲時就已經開始從每天必飲酒的碼頭工人父親那裡沾一兩口酒了，當時當然是為了藉此能得到幾顆花生米、半塊豆腐乾之類。後來，她開始偷竊了，自己有了錢，便常常溜到飯店去喝酒，也有時則買了酒和滷菜去公園找個角落自得其樂，有幾次曾醉臥草叢，通宵不歸。如此實踐，到她插隊落戶時，她的酒量已經超過男知青了。蒙古族牧民善飲，皮勇的酒量由此又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後，由於當地氣候關係，學校允許學員喝適量的烈性酒，但以不醉為前提，誰喝醉誰就進禁閉室。皮勇對這種寬鬆很是滿意，經常在餐廳或者酒吧間喝“茅台酒”、“西鳳酒”、“竹葉青”、“五糧液”、“滬州老窖”之類的中國名酒。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所有的用具、食品等等全是中國產品，生活方式也全是照搬中國的，甚至使用的錢鈔也是人民幣，也用糧票、布票等當時中國國內使用的票證，但是不限量。
　　傅索安因為長期心緒不順，經常以酒澆愁，自然也常常喝酒。
　　初到“契他伊斯卡雅”的特務學校，她喜歡一個人待在寢室里喝酒，弄一瓶酒、幾個罐頭就能混一個晚上。漸漸，她吃厭了罐頭，只得去餐廳、酒吧喝酒。博索安第一次去酒吧喝酒時，皮勇也在那裡，她看見教官進門，馬上起立，行禮，恭恭敬敬道：“傅教官！”（“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內，任何人都必須說中國漢語）。
　　傅索安看看這個‘’黑里俏”學生，獨占一桌，上置兩碟小菜，一瓶“西鳳酒”，小菜沒動過，酒也剛開。皮勇指着上座：“傅教官，請這邊坐！”
　　傅索安坐了下來，眼務員早已侍立一側，皮勇沒等傅索安開口，就吩咐道：“炒兩個葷菜，來一瓶‘茅台’！我請傅教官。”
　　傅索安原以為皮勇是嫌“西鳳酒”不夠請她的檔次而叫上茅台酒。不料酒上來後，皮勇仍喝她的西鳳酒，不禁納悶：“你可以喝多少酒？”
　　“這樣的酒，一斤醉不倒我。”
　　傅索安暗暗吃驚，卻不露聲色，斟了酒和“黑里俏”學生暗暗比試。不到兩小時，兩人各把自己的一瓶酒喝光了，都沒有醉。師生倆互相用驚奇的眼光望着對方，心中皆暗嘆“想不到”。從此，傅索安和皮勇成了一對酒友。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發給特務學員的薪金在克格勃所有特務學校中是最低的，這說明被他們所招募的那些特務學員，在克格勃眼裡並不受到重視，僅是赤裸裸的利用而已。皮勇在該校的薪金，是一百五十八元人民幣，相當於蘇聯一個工程師的工資，放在中國上海，則是一個技師或者八級工匠的月工資。由於“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內的物價均按中國當時的市場物價計算，這份薪金中又不包括食宿衣着費用，所以按理說是很寬裕的。但對於皮勇來說，由於特別講究吃喝，便難免捉襟見肘。從小養成的習慣，使她喜歡請客，和博索安結為酒友後，她便常常包下酒錢。傅索安也不是個小器之輩，收入且高於皮勇數倍，她計算皮勇的用法是入不敷出，於是便提出兩人備付半個月，皮勇想了想也就答應了，這時是1971的12月上旬。這對師生酒徒喝到中旬，皮勇的薪金已經所剩無幾，偏偏她還要硬撐着想先悄悄地把下半月的酒菜費用預先付了，於是便動起了在特務學校內部扒竊的腦筋。
　　克格勃專家後來對皮勇的扒竊技能作總結時認為：“從特工專業角度而言，這個學員的扒竊技能不是第一流的，但她的心理素質卻始終能處於超常發揮的狀態，因此屬於超流的。這一點，從她在尼布楚看守所對克格勃軍官和在特務學校內部大肆作案上面可以看得出來。應該承認，皮勇若是在特務學校待較長時間，她無疑會被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情報特工。但是，我們在這上面操之過急，過早使用了這棵好苗，結果造成了悲劇。”
　　關於皮勇的悲劇，將在本書下一章　中作專門敘述。這裡，讓我們了解一下皮勇是如何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中進行扒竊作案的——皮勇原本就是一個竊技不凡的扒手，進入“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後，經過克格勃專家的調教，扒竊技術迅速提高。如果按刑事作案的標準來說，她的技術可以稱得上“出色”兩字，因此，她在特務學校作扒竊案子可謂是得心應手，只要伸手，沒有不得的。皮勇在1971年12月中旬到1972年元月上旬這半個多月里，共作案十一次，沒有一次失風，她的作案對頭都是經過預先選擇的，專揀外國人下手，其理論是：外國人有錢。
　　頭一個成為皮勇作案受害者的，是日本教官清田勇。清田勇是日本男子和白俄羅斯女人結合所生的混血兒，身材魁梧，是一位柔道高手，至於他是如何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擔任格鬥教官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很有錢，所穿的都是從日本帶來的世界名牌，手錶、戒指、項鍊什麼的，都是首屈一指，因而被一些蘇聯教官背後稱為“資產階級分子”。皮勇選中他作為下手對象，是非常合適的。那天晚上，清田勇大搖大擺去俱樂部，在門口他碰到了皮勇。皮勇的受訓科目中沒有格鬥課，因此清田勇不認識這個中國學員，但皮勇認識他，她當時看上去是急匆匆正要往門外出去的樣子，見清田勇迎面走來，一個急剎車站住，垂頭敬禮：“清田教官，您好！”
　　清四勇駐步，看看皮勇，點頭微笑：“你好！”
　　就在這兩個“你好”之間，清田勇衣袋裡的一疊拾元人民幣已經“好”到皮勇那裡去了。請田勇直到深夜回到他的寢室，才發現丟了大約四百元至五百元左右的錢鈔。這點數目對於他來說是小菜一碟，根本不當一回事，所以他連聲張都沒聲張，一笑了之。
　　皮勇初次得手，自鳴得意，次日即在餐廳對一名蘇聯教官下手，對付他是手到撈來，就像從自己口袋中拿取一樣。那蘇聯教官倒是不久就發現了，在餐廳及來餐廳的路上找了一遍，沒有找到，也就算了。
　　之後，皮勇連連得手，不亦樂乎。直到1972年元月8日，她才開始受到懷疑。那天是星期六，特務學校俱樂部的電影院裡全天放映中國當時被禁映的幾部“文革”前的故事片。皮勇一早便去觀看，看完一部《冰山上的來客》後，她和十幾個中途離場的觀眾一起往外走，其中有一個是越南教官阮一鳴。皮勇挨近他，輕而易舉便獲得了成功。
　　阮一鳴是教“游擊戰”的，他沒想到在這樣一所學校里竟然有人對他進行“游擊”。若論失竊的錢鈔，他是十一名受害者中最少的，僅七十六元，但他卻很當回事，當即決定去報告。
　　本書前面章節曾介紹過蘇聯克格勃招募特務學員的情況，可以認為所招募的都是一些蘇聯青年中被當局認可的優秀青年。這些人在特務學校受訓期間，從未出現過偷雞摸狗之事，所以，克格因考慮設置特務學校部門時，根本沒想過搞一個“保衛科”之類。
　　阮一鳴便去向校長布特卡少將直接報告，他除了把自己失竊的情況報了案，還反映了他所耳聞的其他幾個教官近日曾經失竊之事。
　　布特卡校長聞報極為震驚，馬上判斷是扒竊作案，並且認定必是接受扒竊技能訓練的特務學員所為。布特卡讓阮一鳴不要聲張，以免阻礙調查。
　　布特卡校長親自主持調查，他是一名老資格的諜報專家，對這類事情具有清晰的思路，略微考慮下來，便找出了專學扒竊技術的學員名單，一看一共才六人，於是馬上打電話把教官找來。布特卡對扒竊教官說了案情，臨末道。“這個扒手，現在你這六名學生中間，你看會是誰？”
　　那教官十幾年前是莫斯科刑事偵察局裡頭牌掛名的扒手，人稱“扒竊大王”，後來落網後被克格勃弄來當上了教官。他對扒手的特徵真是太熟悉了，只略略想了想馬上在名單上皮勇的名字下面劃了條粗槓：“我認為是她！”
　　“為什麼？”
　　“扒竊錢鈔純為使用，也即消費。這個皮勇每天晚上泡在餐廳、酒吧喝酒，薪金有限，自然要生竊心了。”
　　這樣，皮勇被叫到了校長室。布特卡親自訊問，皮勇也不抵賴，爽爽快快作了交代，並且說明了錢鈔去向，另外還反覆聲明與傅索安無關，一副“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樣子。
　　皮勇被關進了禁閉室。傅索安聞訊，馬上去見布特卡校長，說明此事雖與她無直接關係，但和她們喝酒有關。她情願代皮勇退贓，並且請求寬大處理皮勇。
　　布特卡想想皮勇的學期才三個月，滿打滿算到這個月底就要畢業離校了，尋思寬大就寬大吧，於是給了傅索安這個面子，讓把皮勇放了出來。
　　傅索安從此不再和皮勇一起在餐廳、酒吧喝酒，她獨自一人在寢室里喝，因為已和餐廳搭上了關係，讓餐廳把菜炒了送往寢室享用。到了元月底，皮勇結業了，傅索安才在酒吧請她吃喝了一頓。
　　席間，皮勇打聽自己的去向。傅索安說不清楚，她確實不清楚皮勇的去向，但憑她的經驗判斷：學期僅三個月，說明是急着使用，皮勇必會馬上被派往中國去執行任務。
　　傅索安的預感是準確的，皮勇不久便被派往中國活動，製造了一樁驚動北京的案件……

29

　　驚動聶榮臻元帥的特種密件失竊案。
　　這個所在，名喚“將軍墳”。但是即使當地年近百歲的老人，也不知道那墳墓在何處，埋葬的是哪朝哪代的哪位將軍。將軍墳地處川、湘、滇三省交界地區，一條寬闊的河流從高山峻岭間穿涌而出，流經一個三里見方的平壩時，突然一個急拐彎，繞着壩子流了大半個圈，向下游奔流而去。這個壩子，就稱為將軍墳。由於將軍墳一面靠山，三面臨水，格局酷似半島，所以以前一向少有群眾居住，只不過作為五天一次的趕場集聚點。直到1965年，國務院、中央軍委鑑於當時的形勢，從戰備角度出發，決定在將軍墳地區建置一家軍工保密廠後，大批科研技術人員和工人從全國各地遷來，進入了將軍墳西南側深山裡的廠區，這些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將將軍墳五天一場的慣例改成了“每天有潮，當地群眾才漸漸在將軍墳定居，使這裡成為一個有着千餘人口的山間小鎮。
　　1972年初春，就在這個僅在當時國防科委內部地圖上才標出坐標位置的山間小鎮上，發生了一起被列為“1972中國十大案件”的扒竊案件。
　　1972年2月28日，星期一。這是一個陰沉沉的日子，層層疊疊的烏雲和濃濃重重的霧氣把太陽遮了個嚴嚴實實，平地間的有效視線不到十米。碰上這樣的日子，是將軍墳汽車站最熱鬧的時候。這個車站是將軍墳地區連接三省的中心樞紐，每天發車十八班次，把當地群眾和代名為“先鋒機械製造廠”的軍工保密廠的出差幹部、探親職工送往三省百里之內的幾個城鎮，從那裡可以坐車船去有火車站的地方。如果天氣正常，每天十八班次正好把陸續而來的旅客送光。但是，碰上這種陰霧天，由於能見度差，有幾趟往來於危險道路上的班次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都一律停開。這樣，原先擬乘這幾趟班次的旅客就不得不改變路線，改乘大致相同方向的班次，然後步行。所以，這樣的日子，汽車站通常總是秩序大亂。不但售票窗口前人頭濟濟，就是檢票口也是一副擁擠景象，一些買不到車票的人都想混進車站，強上汽車。這天，由於多停開了一趟班次，所以擁擠現象更為嚴重。
　　上午8點10分，開往楠角鎮的汽車開始檢票上客，一群手提肩扛各種行李的旅客亂鬨鬨地涌往檢票口。汽車站派出了四個膀粗腰圓的職工檢票，兩個一邊站在只能通行一人的鐵柵欄通道口，一邊吆喝着讓人們把車票拿在手裡，一邊一個個驗票放行。所有有車票的旅客，都把車票拿在手裡，拼命地往前擠，只有一個人例外：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高男子，身穿黑色皮夾克，肩上掛着一個硬鼓鼓的皮挎包，一手捏着車票，一手抓着挎包帶。他神色安閒地站在人群後側，用平靜的眼光望着從他面前涌過的旅客，一點也沒顯露出會坐不到座位的擔心樣子。
　　這個男子，名叫曹秋林，是這群人中的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旅客。他的特殊身份在於他所擔負的特殊使命，這個特殊使命使他享有這趟班車不得不把全車最好的位置即司機旁邊的座椅給他留着的特權。而且，這趟班次的司機已經得到汽車站站長的命令：這個位置不坐上此人，這趟班次便不能發車！因此，曹秋林根本不必擔心坐不到位置。
　　七八分鐘後，有車票的旅客都已經進了車站，只有一些無票者還擠在鐵柵欄通道口向檢票人員交涉、請求，想破例上車。曹秋林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分開人群，把車票遞給檢票者。檢票者接過車票，看了看，撕掉一隻角，把票遞還給曹秋林。曹秋林接過車票時，正好從側里吹來一股山風，他忽然感到胸口似有一陣涼意，低頭一看，不禁驀地一驚：不知幾時，皮夾克的拉鏈已被拉開了一半！一種不祥之感像利刃突襲一般直刺進他的頭腦，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把手伸進皮夾克裡面的右側胸前，一摸內插袋，拉鏈已經扯開，裡面的東西早已不翼而飛！曹秋林這一驚非同小可，幾乎是手麻腳軟，全身出現一種虛脫似的感覺，搖搖晃晃差點馬失前蹄，愣了一愣方才作出反應，狂呼似地大叫一聲：“不好啦！”
　　這確實是一件相當“不好”的事情，確切一點說，是一個特大案件。曹秋林不翼而飛的東西，乃是一份難以用價值來衡量的密件：氫彈試驗數據鑑定書。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向全世界顯示了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和實力。1967年6月7日，中國又在西部地區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標誌着我國在核武器研製方面的飛速進展。國防科委的核專家在第一顆氫彈試爆炸成功後，排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干擾，積極投人發展核武器的最新研究中，於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緊接着又在同年9月29日在西部地區上空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氫彈爆炸。
　　1972年1月8日，根據中央部署，我國又在西部核試驗基地進行了一次新型氫彈試驗。當時的核試驗基地，雖然聚集着中國一流的核專家，但由於受技術設備的限制，還不能完整地分析每次核武器試驗後的全部技術數據。有些試樣，只能送往國內其他科研單位去分析。地處將軍墳的“先鋒廠”所附設的研究所，就是這幾家核試驗試樣技術數據分析單位中的一家。從1966年開始，“先鋒廠研究所”就承擔着分析核試驗樣的任務。每次核試驗後，基地都視所進試樣體積大小派兩至四名機要通訊員攜帶試樣赴將軍墳交“先鋒廠研究所”分析，然後將所得的各項數據帶回基地，試樣則封存於研究所的地下保密庫內。
　　1972年1月8日那顆新型氫彈爆炸成功後，核試驗基地的專家照例進行慎密的取樣分析工作，從1月下旬開始，將需要送往國內其他科研單位協助分析的試樣陸續派機要通訊員送去。2月15日，機要通訊員曹秋林、曾厚望奉命將最後一批試樣送來“先鋒廠研究所”。本來，只需五天左右時間就能得出分析結果，但由於缺少一種特殊試劑，專門派人去上海採購，所以直到2月底方才完成。核試驗基地急等這批技術數據，從2月25日起，每天發來急電催促。身負重任的曹秋林、曾厚望心急如焚，乾脆坐在研究所長辦公室等待。研究所長於是像催命鬼似的緊催手下技術人員，終於在2月27日上午搞完了全部工作。不料，當最後一個數據出來後，曾厚望突然患病，臥床不起，難以成行。由於時間緊迫，曹秋林經電示基地獲准，決定破例獨自將密件送回基地。
　　“先鋒廠”公安處和以往那樣，給曹秋林預訂了今天去楠角鎮的汽車票，因曹這次是一人，又要派人護送，被曹秋林婉言謝絕了——根據基地的規定，機要通訊員不能與外人同行。曹秋林是軍人出身，抗美援朝時當過偵察兵，回國後又在部隊於保衛工作，一向機警謹慎，正因為如此，才被核試驗基地選為機要通訊員，承擔基地外的長途機要通訊。1964年以來的八年中，他多次執行任務，從未出過差錯，沒料到這次卻是意外，人還未離開將軍墳就出了問題。
　　當下，那四個檢票的大漢見曹秋林神色迥異，料想他失竊了什麼東西，估計多半是錢鈔，便關切地詢問：“丟了多少錢？”
　　曹秋林搖搖頭，臉色鐵青地轉頭扭頸冷眼四下觀望，沒發現可疑人物，遂壓低了聲音對四人說：“你們看住這裡，所有人都只許進不許出。外面這些人，不要驚動他們，發現鬼鬼祟祟的，先扣下再說！”
　　“您同志是……”他們不知曹秋林是什麼人。
　　曹秋林沒有回答，拉開拉鏈讓四人看了看腰間的手槍，便拔腿往車站裡飛奔而去。他一口氣奔到站長室，出示了證件，三言兩語說明了情由。
　　站長立時驚出一頭冷汗，急煎煎問道：“咋辦？”
　　“你馬上組織全站同志，把車站外的人都趕到站內停車場去，卡住通道，只進不出；另外，所有車輛也一律不得出站。”
　　“明白了！”
　　站長出去後，曹秋林馬上往“先鋒廠”公安處打電話報案，接着又向將軍墳公社公安特派員報了案。
　　公安特派員小姜立刻趕到汽車站，這時所有人都已集中在站內停車場上，他進去走着掃了一圈，認出幾個在他那裡掛過號的小偷，馬上一一叫出來，讓車站職工先把他們看起來。這時，“先鋒廠”公安處長吳榮德、副處長劉城率領二三十名警察風風火火跑步趕到。曹秋林、小姜把處置措施說了一遍，吳榮德當即下令：“先搜查那五個在小姜那裡掛過號的傢伙！”
　　那五位是四男一女，三個是插隊知青，二個是當地社員，都是偷雞摸狗、挖牆掏兜的行家裡手，個個進過“群專隊”，蹲過拘留所，可謂是見過世面的角色。但沒一個經歷過今天這樣的場面，因此都有些不自然，乖乖接受搜身。搜查結果，四個男的沒什麼，但公安處的兩個女警察在那個叫袁淑貞的女知青的胸罩里發現了一百四十元錢，這在當時已經算得上一筆款子了，她便被留下接受訊問。四個男的放行，但被告知未經許可不准離開生產隊；警方傳訊，隨叫隨到。
　　吳榮德和劉城、小姜商量後，決定對停車場進行清場，所有人分幾路排隊離開，出卡子前必須自動將行李打開、衣兜掏淨，接受國檢。一小時後，近千名對象悉數通過了卡子，沒發現失竊的密件。接着，警察又對所有的車輛、停車場的廁所、雜物間等旮旯進行了細密的搜查，並無收穫。
　　至此，必須將案情上報了。
　　“先鋒廠”公安處將案情緊急報告厂部後，厂部當即啟用應急密碼，向北京國防科委拍發加急電報。與此同時，還開通專線保密電話，直接向國防科委報告了案情。國防科委戰備值班室接到案情報告，震驚之下馬上向主管國防科委的最高領導聶榮臻元帥作了匯報。聶帥當即親自向公安部打電話，要求迅速協助偵破此案，追回密件。
　　這時，由“先鋒廠”公安處牽頭召開的“2·28案件”案件分析已經在臨時徵用下來作為專案偵查指揮部的將軍墳公社革委會會議室舉行。由於將軍墳地處三省交界處，所以公安處請來了將軍墳汽車站發往三省終點站——楠角鎮、芙蓉溪、泥坪風三個鎮的派出所長一起參加會議。案情分析會開始前，吳榮德處長向與會地方公安民警通報了案情，傳達了“先鋒廠”領導班子的決定：由於失竊的是屬於國家特級機密的密件，所以偵查指揮部由“先鋒廠”公安處成員清一色組成，希望三省公安同行予以密切協助，以及時偵破案件。接着，吳榮德請機要通訊員曹秋林敘述了失竊密件的有關情況。
　　曹秋林敘述完後即退出會場，根據核試驗基地接到案情通報後發來的急電，他隨即被隔離審查，軟禁於“先鋒廠”公安處，直到後來偵破案件後才得以恢復自由，受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處分，並且調離了機要通訊員這一崗位。
　　之後，正式進行案情分析。對當地治安情況最有發言權的將軍墳公社公安特派員小姜第一個發言，亮出了他的觀點：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案犯作案的動機是扒竊錢包，不料判斷失誤，錯竊了密件。
　　小姜的這個觀點得到了他的頂頭上司、楠角鎮派出所所長老許的支持：“小袁說得對，我估摸也是這麼回事。將軍墳這幾年今非昔比，人了興旺，引來了一批扒手，尤其是汽車站，三天兩日發生扒竊案件。眼下的這起案件，無疑是其中的一起。”
　　泥坪岡派出所的張所長也表示贊同這個觀點。接着，“先鋒廠”公安處的幾個偵察員也發表了相同的意見。主持會議的吳榮德問芙蓉鎮派出所的莊所長：“老莊，你認為呢？”
　　莊所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一向沉默寡言，每次開會總是最晚開腔，說起話來一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樣子：“我在想，這會不會是一起政治性扒竊案，也就是台灣或者外國敵對勢力派來的特務所作的案件？”
　　“不可能！”“先鋒廠”公安處副處長劉城斷然而語：“為什麼說不可能呢？因為核試驗基地的機要通訊員送試樣一舉向來是嚴格保密的，基地從來不提前通知我們，他們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沒有先兆，也沒有規律性，連我們公安處都無法估摸，敵特分子又是如何知曉的？所以，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應予排除，而把立足點放在一般扒竊案這條線上去偵查。”
　　莊所長想了想，點頭笑道：“也有道理。”遂放棄了原先的觀點。
　　接下來，開始進行實質性的分析討論：案犯是什麼人？大家議下來，一致認為那個扒手至少具備以下三個特徵——一、從外形判斷，雖然尚不知是男是女，但不會是老年人或者少年，不是形同乞丐的角色，也不會是穿着闊綽、惹人注目的角色。
　　因為據曹秋林回憶，他在抵達汽車站後曾檢查過，密件還在；十來分鐘後，當他檢票進站時才發現遭竊。在這段時間裡，沒有老頭、少年、乞丐、闊佬之類的人在他身邊轉悠過，否則，他定會留下深刻印象的。
　　二、從作案手法看，既然能扒竊內插袋裡的東西，那肯定是一個有着豐富臨場實踐經驗的老手，可能曾落入過法網。
　　三、將軍墳地處深山，並非交通要道，與外界基本處於隔絕狀態，就“江湖黑道”而言，絕大部分人是不知道這個地方的。而案犯是個扒竊老手，很難想象他會放棄在其他交通便利、易於逃逸且油水又足的作案地而來將軍墳這種地方一試身手。因此，案犯應當是一個熟悉將軍墳地區而又不大習慣在較遠地方作案的人，他多半就在將軍墳地區亦即前述三鎮範圍內。
　　案情分析會據此決定：就在楠角鎮、芙蓉鎮、泥坪岡三鎮也就是將軍墳地區進行嚴密調查，凡是有過偷竊行為的人，不管是否處理過，都須查明在案發時間內的去向。對上述人員中有過扒竊前科的角色，則須予以重點調查。另外，鑑於將軍墳地區有從上海、北京、重慶、貴陽、長沙等地來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大約八百餘名，這些人中有少數是有過偷竊行為的，自然也在調查範圍內，考慮到知青自由散慢，說走就走，來去無蹤，從而會給偵查帶來困難，所以從即日起由所在公社的革委會下令暫時停止外出，一律留在各自聽在的生產隊。
　　接着進行人員分工：“先鋒廠”公安處長吳榮德坐鎮偵查指揮部抓總，指揮並協調偵查工作。副處長劉城率四名偵察員去楠角鎮；另一副處長周曉良率四名偵察員去芙蓉溪。公安處刑偵科長馬有福率四名偵察員去泥坪岡。公安處刑偵科李平副科長率兩名偵察員去將軍墳偵查。上述四地的派出所和公安特派員積極協助專案組開展偵查工作。
　　吳榮德宣布完畢，目光閃閃掃視眾人：“還有什麼問題嗎？……好！事不宜遲，立即開始行動。各個組每隔四小時，不管是否查到線索，都必須和指揮部通一次電話，報告工作情況。從今天晚上開始，每天午夜12點鐘，指揮部都會把全局偵查工作簡況向各組通報。散會！”
　　圍繞將軍墳分布的三個鎮中，芙蓉溪距將軍墳最近，大約有十八公里。所以周曉良小組最先開始工作。芙蓉溪派出所莊所長性格內向，慣於腹中琢磨，記性極好，他一回到派出所，請周曉良等人落座後，馬上吩咐內勤：“把這幾年裡凡因盜竊而抓進來過的那些傢伙的材料都拿過來。”
　　材料取來了，牛皮紙袋疊起來有近一米高。莊所長邊用一塊干抹布拭着上面的灰塵，邊把幾個卷宗袋扔在一邊：“路上我已經琢磨過了，芙蓉溪符合會上列出特徵的角色就這五個。其他這些，都是掘壁洞撬門的主兒，又是鄉下人，手指粗得像擀麵杖，專門給他們辦個培訓班只怕也學不會扒竊手藝。”
　　偵察員查閱這五份卷宗，這五人全是芙蓉溪戶籍，都會扒竊且被拿下過，其中三人因屢教不改已被判刑，押解外地服刑。一人在去年又一次扒竊被抓後被戴上了壞分子帽子，在鎮清潔站監督勞動。另一人是北京知青，下鄉三年來先後在芙蓉溪、將軍墳、楠角鎮等地扒竊作案數次，被所在大隊及芙蓉溪開會批鬥過，今年以來未發現作案跡象。
　　周曉良說：“這五個，都要查一查。”
　　莊所長說：“那三個勞改的估計不會出問題，因為若是他們越獄脫逃，勞改隊肯定會立即火急來電要求我們協查的。現在並沒有電報，說明他們都在那裡好好待着，沒有作案時間。要查的，是何十四和陸文龍。”
　　周曉良等人深以為然，於是馬上着手調查。先是外圍密查，兩小時後得知如下情況：清潔站那個被監督勞動的壞分子何十四，昨天晚上向單位請假，說今天去鎮郊三里坪大隊探望患病的親戚，今晨一早就離家了，現在還沒回來。知識青年陸文龍，陰曆年前去北京探親，至今未返隊，假期已滿，也未來信續假。
　　周曉良和莊所長商量後，決定雙管齊下：立即發加急電報去北京市公安局，請求協查陸文龍的行蹤去向。派員即往三里坪大隊，傳訊何十四。
　　這時已是薄暮初上，從芙蓉溪到三里坪都是山間小道。派出所民警和清潔站副站長共三人匆匆而去，行至鎮外大石橋，只見一個黑影迎面而來。副站長待對方走近，定睛一看，正是何十四，當下攔個正着：“何十四，來得正好，派出所去一趟！”
　　何十四的身軀受驚似地動了一動，雙目不敢正視三人，訥訥道：“我……我沒做什麼壞事啊，怎麼又要上派出所了？”
　　“廢話少說！叫你去就得去！”
　　當下，一個民警帶何十四去派出所，另一民警和副站長仍去三里坪，向何十四那個親戚調查何當天的活動情況。派出所里，莊所長、周曉良等人正在吃着簡單的晚餐，見何十四帶到，馬上三口兩日執下飯菜，扔下飯碗就開始訊問。偵察員問姓名等開場語時，莊聽長打開了何十四帶着的那個挎包，裡面是一雙新布鞋、一個干荷葉包。打開荷葉包，見是斤余左右的臘豬耳，莊所長湊近聞了聞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
　　這時，偵察員問起了何十四當天的活動情況。何十四已經恢復了鎮定，口齒清楚地回答：“我今天去探望姨夫了，他是三里坪大隊的社員，這一陣生了病，我怪惦念的，就去看看他。我向站里領導請過假的。”
　　“你說詳細一點：幾時離的家？幾時到三里坪？是不是一天都在那裡？誰能作證？”
　　於是，何十四照着作了詳細回答：“我是上午6點多鐘離家的，走了大約半小時就到了——因為早上有霧，所以走慢了些。到了那裡，和姨姨、姨夫聊了會兒，就幫他們劈了一上午木柴。中午，他們請我喝酒了，飯後我又幫着他們幹了些雜活，傍晚吃了點東西就告辭了。往回走到大石橋時，碰上你們，就給弄到這裡來了。”
　　“這麼說，你今天一天沒離開過三里坪？”
　　“是的。我一步也沒離開三里坪！”
　　這時，去三里坪調查的那個民警回來了。他一進門，周曉良便朝手下人使眼色，於是何十四馬上被帶往隔壁屋裡去了。莊所長望着那個民警：“怎麼樣？”民警把從何十四姨夫家摸得的情況敘述了一遍，竟和何十四說的完全相同！
　　周曉良皺皺眉頭：“唔？難道他沒有作案嫌疑？”
　　莊所長眨着眼睛：“再問問看吧。”
　　何十四再次被帶進來，莊所長仍讓他在那張椅子上坐下，遞過去一支香煙，自己也叼了一支。何十四受寵若驚地站起來，以極快的速度掏出火柴，劃燃後討好地伸手給莊所長點煙。莊所長說聲“謝謝”，深吸了一口，示意何十四坐下，說：“何十四；你知道我們為什麼把你找來嗎？”
　　“莊所長，我想是進行例行訓誡吧？”
　　“嘿嘿，例行訓誡？我是派出所長，這是公安處周處長，由我們出面對你這麼一個角色作例行訓誡，不是太抬舉你了？實話說吧你今天去過將軍墳沒有？”
　　何十四像觸電似地哆嗦了一下，連連搖頭：“沒有！沒有！”
　　“沒有？門別關得太早。這樣吧，我跟你交代清楚，給你一分鐘時間考慮，如果去過，老實說出於了些什麼，爭取從寬處理；如果沒去過，也如實說明，然後走人。但是，醜話說在前頭，如果你不老實，是要從嚴處理的！你好自為之掂量掂量。”
　　莊所長說完，不再看何十四，眼光移向手錶，一五一十地報了起來。何十四坐在那裡，一副不為所動的樣子。等到莊所長數完六十秒，他一下子站了起來，說：“我確實沒去過將軍墳！”言畢，真的轉身邁步。
　　屋裡眾偵察員見狀，幾乎有點“目瞪口呆”，連周曉良也轉臉望着莊所長，只見老頭子臉浮冷笑，望着何十四抬腳跨門檻時，突然低喝一聲：“回來！”
　　何十四轉身：“不是說讓我走嗎？”
　　莊所長似笑非笑，下巴往桌上一努：“這個！”
　　何十四這才想起自己把挎包忘了，他走到桌前，正待動手包起那些豬臘耳時，莊所長開腔了：“這玩意兒從哪裡弄來的？”
　　“我姨姨給的，她知道我喜歡吃這，特地做的。”
　　“胡說！”莊所長大聲喝道，“這臘豬耳散發的香味，分明是將軍墳‘老鹵鋪子’特有的配料，你姨姨做得出？”
　　“老鹵鋪子”是將軍墳地區未成為“先鋒廠”廠區時將軍墳堆一一家山間小鋪，鋪主姓蔣，據說祖上是替那位死去的將軍看墳的，祖傳下來一味配料，專煮豬羊牛肉，香味獨特，名聞方圓百里。將軍墳成為一個小鎮子後，那蔣老頭成為供銷社職工，承接開了一家“老鹵鋪子”，專賣滷菜。
　　莊所長這一招起到了出奇制勝的作用，何十四嚇得馬失前蹄，乘勢跪地求饒：“莊所長，我說實話！我說實話！請求寬大！請求寬大！”
　　“起來！坐着說。”
　　何十四對他上午的的真實去向作了交代：原來，何十四以前扒竊時，因為錢多，便引誘將軍墳一個丈夫在外地工作的青年婦女俞某與他通姦，保持着長期關係。後來，他失風戴上了壞分子帽子，不敢再去找俞某。不料，那俞某竟想着他，托人捎來了一封信。何十四的妻子其時因“壞分子”之事已跟他離婚，攜子而去，他一個人正覺着慾火難熬，便偷偷前往將軍墳和俞某幽會。昨天，俞某托人捎信說她今天休息，讓何十四去，何十四便謊稱去三里坪探望姨夫而請了假。今天清晨三時他就起床了，步行十八公里去將軍墳，一頭鑽進俞某家，鬼混一番後匆匆離去。那臘豬耳和布鞋，就是俞某相贈。何十四深怕此事露出破綻，便直奔三里坪姨姨家，幫着幹了半天活，傍晚臨走前特地吩咐姨姨：如若有人問起，便說他是上午7時到的。
　　何十四一口氣交代完後，又是連連求饒。這邊偵察員自是大失所望，當下把何十四先押了，急忙向將軍墳指揮部報告，請求找俞某檢查。不多時，回音來了：俞某證實了何十四的口供。
　　何十四為此付出了代價：被處勞動教養一年。此與本案無關，就此打祝這邊周曉良小組諸君白白耗費了一番力氣，自是惱火，正沮喪時，郵電所送來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緊急回電……北京市公安局拍發來的加急電報全文如下：“遵囑，對知青陸文龍家屬進行訪查，稱陸在郊區親戚家。調查人員當即驅車前往，見到了陸本人，特告。”發報時間為下午6時20分。
　　偵察員看了電報，搖頭苦笑：這個對象也否定了。因為北京距將軍墳數千公里，照眼下的交通條件，陸文龍根本不可能上午在將軍墳作案，傍晚已回到北京。
　　芙蓉溪偵查小組在大失所望而沮喪時，楠角鎮小組正在為偵查工作取得了進展而興高采烈。這個小組的工作是從對在將軍墳車站現場當場抓到的女扒手袁淑貞的訊查開始的。
　　袁淑貞，22歲，1967屆初中畢業生，貴陽市人，出身職員家庭。
　　她的扒竊“技藝”說來好笑，竟是從看押對象那裡學得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袁淑貞是一名狂熱的紅衛兵，當時貴陽市每次凡是有紅衛兵參與的事件，她幾乎都有份。但是，儘管她表現積極，但由於家庭出身算不上無產階級，所以一直只能當個跑龍套的小角色。
　　不過，她所在組織的頭頭對她一向是很信任的，所以，在1968年春貴陽市開展“群眾專政專項運動”中，她被指定參加對運動對象即被抓的犯有偷、扒、騙、搶、奸、流氓等罪行的男男女女的看守工作。
　　袁淑貞生性好奇，又兼饒舌，看守中閒着無事便和關押對象胡磕牙瞎聊天，獲得了不少扒竊手段的理性“知識”。後來，“專項運動”結束後，袁淑貞一時在家閒着無所事事，悶得發慌，想起看押對象所介紹過的扒竊“技藝”，便試着一個人練起來。這一練竟練上了癮，不久她就把練得的本領用於實踐，倒未曾失風。從此，袁淑貞成了一名扒手。當年秋天，袁淑貞被分配到貴陽郊區插隊落戶。她有了“掙錢技藝”，自然對艱苦的勞動不感興趣，三天兩日曠工，溜到市里去作案，扒獲錢鈔便大吃大喝，亂花亂用。漸漸，她的行為引起了周圍人們的懷疑。袁淑貞很是警覺，發現不對頭，馬上主動要求“轉隊”，調往位於三省交界處的將軍墳地區插隊。
　　袁淑貞到了楠角鎮後，仍是劣性不改，結果兩次被將軍墳公社公安特派員小姜拿獲，因是知青，所竊數額又不大，所以都是從寬處理，一次教育釋放，一次在公判會上上台陪斗，未予拘留。這次，袁淑貞是第三次落網。因為將軍墳公社屬於楠角鎮管轄，袁淑貞又是在楠角鎮插隊落戶，所以，劉城小組把袁淑貞帶往楠角鎮派出所去訊問。
　　袁淑貞扒手做了已有四年，又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經驗，知道能抵賴就抵賴的伎倆，所以一上來堅決不承認從她胸罩里搜出的一百四十元錢是贓款。劉城五人加上許所長圍着她，又是吆五喝六，又是甜言蜜語，紅臉白臉輪流唱，折騰到傍晚，仍未見效。劉城幾個正在感到頭痛的時候，將軍墳公安特派員小姜來了。小姜是袁淑貞的老對手，又是剋星，袁淑貞見到他就矮三分。他聽說袁淑貞抵賴，馬上進了審訊室，攤出了一張王牌：失主證明那一百四十元錢款確是其所失竊，他提供的錢幣上面的兩個特徵（寫過×路及數字）與贓款相符。袁淑貞這才承認自己今天上午在將軍墳作了案。
　　這為偵查思路打開了一扇門，偵察員自然會聯想到袁淑貞是不是扒竊了密件。於是審訊升級，劉城小組外加許所長、小姜七人全部上陣，光那陣勢就把袁淑貞鎮得神色驚慌、六神無主。慌亂之下，袁淑貞使出了一些女性案犯初落網時對付訊問的一個令人討厭的招術：埋頭哭泣，問聲不響。偵察員一直和她周旋到晚上8點鐘，仍無效果。
　　劉城問小姜：“她上兩次落網時也是這副樣子？”
　　小姜說：“不是的，她有問必答，老實交代了問題。”
　　“如此說來，今天她是反常的。為什麼反常？這裡面是不是有文章？”
　　許所長說：“先讓她緩口氣，吃點東西，然後再問吧。我們也該吃晚飯了。”
　　吃晚飯時，專案偵查指揮部派專車送來了機要通訊員曹秋林所寫的《案件失竊經過情況》，供各偵查小組參閱。劉城等人輪流細細看了一遍，沒有產生新的感覺。許所長說：“小姜，她見你害怕，你是不是單獨去找她談談？”
　　小姜點頭道：“好的。不過，這案子太大，我一個人去談怕不妥。她又是個女流，還是讓小張和我一起去吧。”
　　小張是“先鋒廠”公安處女刑警，袁淑貞藏在胸罩里的一百四十元就是她搜到的。劉城、老許認為可行，就讓小張隨小姜去了。
　　小姜想這是單獨談，便坐到袁淑貞近前，睜大眼睛盯着女扒手：“吃飽了？也不哭了，我們好好談一談吧。”
　　袁淑貞一直處於高度緊張中，這會兒神經鬆弛下來，倦意襲來，冷不防張嘴沖小姜迎面打了個大大的哈欠。小姜被她嘴裡噴出的一股濃烈的大蒜味熏得差點嘔吐，卻又不能表露出來，皺着眉頭望了一會桌上的碗盆：“你晚飯吃了什麼？”
　　袁淑貞莫名其妙：“我吃的米飯、青菜、炒雞蛋。”
　　這和小姜他們吃的是一樣的，萊里沒放大蒜。小姜又問：“中飯呢？”
　　“兩個饅頭。”
　　“早飯？”
　　“一碗麵條、一碟生大蒜。”
　　“為什麼吃那麼多大蒜？”
　　袁淑貞吸了吸鼻子：“我正感冒呢，大蒜可以治感冒。”
　　小姜這才留意到，這個女扒手每隔一二分鐘，就要吸一下鼻子，“吱溜吱溜”的聲音惹人生厭。他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睛，站起來往外走去，去所長辦公室往“先鋒廠”公安處打了個電話，點名讓曹秋林直接通話。不問別的，就問一件事：抵達將軍墳後是否感覺到身邊有嘴冒濃烈大蒜味和鼻子“吱溜吱溜”的人出現過？
　　曹秋林斷然否定：“沒有！”
　　“請再回憶一下。”
　　“我自出事以來，一直在回憶每一個細節，如果有這種明顯的細節，肯定會首先記起來的。”
　　小姜於是斷定：袁淑貞沒有接近過曹秋林，密件並非她所盜。
　　他把這個觀點一說，眾偵察員皆深以為然。小姜說：“不過，我還是想和她談一談，索性挑明原委，要她提供線索看看，說不定歪打正着會有收穫。”
　　“好主意！”
　　這個主意確實很好，小姜向袁淑貞一說“2·28案件”，女扒手就嚇得臉色青白，惟恐沾上瓜田李下之疑。小姜把大蒜味和“吱溜吱溜”一說，給她吃定心丸：“你別緊張，這案子和你無關。”
　　袁淑貞感激涕零，差點趴下磕頭。小姜又說了第三層意思，袁淑貞連連點頭：“應該！應該！這是事關國防機密的大案，我應該協助你們破案！唔……能讓我想想嗎？”
　　“當然可以。”
　　五分鐘後，袁淑貞開腔道：“那個丟密件的人，是不是穿黑色皮夾克、約摸三十五六歲的男子？”
　　“是的。”
　　“左手拎着一個深咖啡的牛皮公文包？”
　　“不錯！”小姜點頭，尋思畢竟是做扒手的，觀察人特別細緻，連曹秋林哪只手拎皮包都看在眼裡。
　　袁淑貞眼睛裡閃出一道喜悅的光澤，咂了咂嘴唇道：“那八九不離十是‘狗爪子’作的案了！”
　　小姜聞言，心中一陣狂喜，招呼袁淑貞暫停，讓小張給她倒了杯茶，自己出去把許所長、劉城等人請了進來。眾人圍着袁淑貞坐下，聽她提供線索——原來，袁淑貞今天上午在將軍墳汽車站曾經把曹秋林作為作案對象，盯了他幾分鐘，但一時不能斷定他把錢包放在何處，又見他一副機警過人的樣子，料想是個難下手的角色，便放棄了。當她選中另一個目標下手竊得一百四十元轉回來時，發現“狗爪子”剛從曹秋林身邊離去，背朝她往集市方向匆匆而去。“狗爪子”是將軍墳公社墳南大隊新來的一個知識青年，遵義市人，據說原在遵義地區插隊落戶，去年秋天轉隊來到將軍墳。此人精通扒竊手段，曾自我吹噓說八歲已經開始扒竊了。十七歲那年在北方流竄作案時失風被人抓住，未扭送公安機關，而用棍子砸斷了他的手指骨頭。
　　後來，骨傷痊癒後一雙手的十個指頭便有點彎曲，黑道同行便戲稱他叫“狗爪子”。袁淑貞與此人見過兩次面，還在一起吃了一頓飯。
　　當時，“狗爪子”表演了一下扒竊手段，確實令袁淑貞大為吃驚，自嘆弗如。
　　袁淑貞一口氣說完，喝了口茶：“你們破了案，可不要說我提供了線索，否則‘狗爪子’的朋友會給我顏色看的。”
　　偵察員聽袁淑貞說得如此確鑿，又驚又喜，簡直不相信他們小組真的交到了好運，幾個人互相看了看。有人開始發問：“‘狗爪子’是怎麼樣一個人？”
　　袁淑貞說；“他今年二十三歲，身高1．65米左右，體重估計不超過五十五公斤，在男性中，他算是個瘦小個子，但極機靈，長瓜子臉上一雙眼睛整日價滴溜溜亂轉。”
　　劉城問：“他叫什麼名字？”
　　“這個倒不清楚，我們都叫他‘狗爪子’，他自己開口閉口‘我狗爪子怎麼怎麼的’。”
　　“你發現他從失主身邊走開時，他穿了什麼衣服？”
　　“一件藏青色的滌卡外套，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細毛線帽子，他最近外出經常是這套裝束。”
　　“他在將軍墳公社墳南大隊哪個生產隊插隊？”
　　“這個我可說不上來，上次我們幾個人一起吃飯時他只說在墳南大隊混着。”
　　於是，興奮的偵察員們決定馬上去墳南大隊找“狗爪子”。他們一行七人抵達墳南大隊時，已經是3月1日凌晨2點多鐘，先去大隊長家。大隊長不在，外出走親戚了，又去鄰村找到了大隊黨支書。一問“狗爪子”，對方說有這麼個人，是來隊不久的知識青年，遵義人，名叫胡業章，在墳南大隊第四生產隊插隊落戶。
　　支書說罷問道：“他怎麼啦？犯了什麼事？”
　　許所長含含糊糊敷衍道：“還說不準，見了他的面，問過了才清楚哩。你帶我們去他住所吧。”
　　這一番七轉八彎折騰，等到走進墳南四隊時，已是雞叫時分了。支書也不認識“狗爪子”住處，便先去了生產隊長家，由生產隊長領着去。那是村東頭山腳下一間獨立的茅草屋，原是生產隊堆放雜物的倉庫，“狗爪子”來插隊時騰出來讓其居祝一行人近前去，劉城和許所長一商量，命四人去屋後、左右窗下守着，防止“狗爪子”跳窗逃跑。劉、許、姜三個和生產隊長上去敲門，“狗爪子”毫無戒心地把門打開，被小姜冷不防撲上去一把抱住，推至牆角。這小子大驚：“幹麼？幹麼？”
　　“站着別動！”
　　“總得讓我穿上衣服吧，看把人凍的！”
　　偵察員把衣服每個兜里的東西都掏出來後一件件給他穿上，果然有一件藏青滌卡外套、一頂黑色毛線帽。“狗爪子”穿衣服時，搜查已經開始了。知青住所都很簡陋，翻遍了屋裡的每個角落、每件東西，只搜到三百七十元錢，五十三斤糧票、三丈六尺布票及若干煙捲、豆製品券、肥皂券，另外，還有幾張工作證，都是扒來的。
　　許所長望着桌上的贓款，嘴唇微張，吐出一個字來：“拘！”一副手銬便扣住了“狗爪子”的雙腕。
　　拘捕之後，偵察員又搜查了屋子外面的柴堆和墓地，均無收穫。一行人便押着“狗爪子”往捕角鎮去。到了派出所，眾人也顧不上疲乏，趁熱打鐵立刻審訊。“狗爪子”坐在十幾小時前袁淑貞坐的那個位置上，戴銬的雙腕擱在大腿上，雙手籠在袖口裡，用滿不在乎的眼光瞅着偵察員。
　　許所長問過姓名、年齡等例行語後，低聲喝道：“知道為什麼抓你嗎？”
　　“狗爪子”下巴沖桌上一努：“還不是為這幾個小錢。”
　　“這些錢和票證是從哪裡來的？”
　　“哪裡來？是我扒來的！你們知道了還問什麼！”
　　偵察員聞言有些意外，因為一般說來，案犯落網後剛訊問時總是抵賴，抵賴不了再來個避重就輕的承認，最後懵不過去了才全部供認。這“狗爪子”現在一上來就痛痛快快承認了，莫非是知道自己犯下了盜密件的大罪，想來個“金蟬脫殼”？劉城冷冷一笑，說：“胡業章，聽說你手上功夫不賴啊，剛來將軍墳地區就駱駝站在羊群里——露一鼻子了！”
　　“狗爪子”仍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您過獎了！我這手本領在道上只能算還將就算得上眼，談不上如何如何。山外有山，樓外有樓，江湖上比我強的角色有的是。您諸位如果不厭棄，我說幾樁事兒給您們聽聽。”他見無人阻止，便說了這幾年中南方幾省發生的幾起有名的扒竊案。說完以後，似乎意猶未盡，還要說一些“扒竊高手”秘不外傳的絕招，被劉城擺擺手打斷了。
　　“停！停！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問你，你昨天上午去哪裡‘作業’了？”
　　“昨天上午？”“狗爪子”一愣，繼而馬上說了：“昨天早上我就去墳北大隊玩兒了，一直到晚上才離開。”
　　“‘玩兒’是什麼意思？”
　　“我去墳北大隊知青侍冬那裡去喝酒了。”
　　“什麼？”劉城、許所長等人大吃一驚，有兩個偵察員還情不自禁站了起來：莫非白白折騰了一夜，又是一場空歡喜？
　　“狗爪子”神情依舊，又說了一遍。
　　“你說的是真的嗎？”
　　“怎麼不是真的呢？我幫他鼓搗狗肉，手指頭還給那小子劃了一刀呢！”“狗爪子”說着把籠在袖口裡的手伸出來，顯然，他的右手食指上包着白膠布。
　　偵察員又是一個愣怔：如果這手指真是昨天早上受的傷，那他就無法扒竊了，密件就不會是他所竊的，許所長朝小姜使了個眼色，小姜馬上走到“狗爪子”面前，把膠布揭開一看，裡面果然有個傷口，是明顯的刀傷，但看不出是昨天早上受的傷還是中午或者下午受的傷。目前，沒有理由排除他在扒竊密件後，因怕追查過來而故意製造這個傷口的可能。
　　許所長、劉城走出去交換了一下意見，決定暫時停止審訊，而先派員去墳北大隊我知識青年侍冬了解情況。“狗爪子”先關押在派出所。
　　兩個偵察員奉命即赴墳北大隊，直到下午才回來。他們向劉城報告：侍冬在墳北大隊第三生產隊插隊落戶，今天早上還有人看到過他，但就不知去向了。此人是銅仁人，66屆初中畢業生，1969年初來將軍墳插隊，表現不好，好吃懶做，遊手好閒，但未發現幹過違法之事。他經常不請假就擅自外出，有時一走就是十天半月。
　　由於其住處偏僻，所以同隊社員無法提供昨天是否有人去他那裡玩過。
　　劉城向專案偵查指揮部報告了情況，吳榮德處長命令全力查訪侍冬下落，了解胡業章口供的真實性。
　　但是，劉城小組這邊一直查到了3月3日上午，還沒找到侍冬。與此同時，泥坪岡、將軍墳和芙蓉溪三個小組都在繼續作着不懈的努力，但未發現任何線索。
　　這時，公安部派來指導偵查“2·28案件”的刑事偵察專家抵達將軍墳了。
　　公安部派來指導偵查工作的刑偵專家名叫倪炯敏，五十來歲，山東人。倪炯敏是個“老八路”，抗戰初期紅軍剛改稱八路軍時參的軍，先干偵察兵，三年後又當武工隊長。當時膠東半島上的日本鬼子和漢奸一聽到他的名字就頭痛，在他身上，有過不少類似李向陽的傳奇事跡。全國解放後，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調去了公安部。與其他刑偵專家相比，倪炯敏沒進過專業學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較豐富的刑偵實踐。所以，這次公安部派他來將軍墳，只讓他帶了兩名年輕的助手，有着要他“獨擋一面”的意思。
　　據當時參加“2·28案件”的“先鋒廠”公安處刑警董玉華回憶，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個慣於深思熟慮的專家，倒像是一個慣於逗人發笑的相聲演員。他來將軍墳時，穿着一件敞懷的外套，五個紐扣已經掉了三個，一下車東張西望，然後嘟噥一句：“這地方瘴氣很大。”然後就掏錢要助手去買酒。在接着舉行的案情匯報會上，別人喝茶，他卻喝酒。這別說在當時，就是在二十多年後的現在，也是需要足夠的勇氣和自信的，因為一旦案子無法偵破，喝酒就是一個原因，追究起來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倪炯敏後來把“2·28案件”偵破了，所以無人指責他。倒是後來聶榮臻元帥聽說倪炯敏喜歡喝酒，特地派人送了兩瓶茅台酒去。
　　倪炯敏聽了案情匯報，沒發表什麼意見，只是問了幾處細節，然後說：“讓我先考慮一下。”
　　吳榮德等人認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勞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臥室。但他並沒有躺下，連坐都沒坐，就在室內繞着圈子踱步。他的兩個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間整理先前的會議記錄。
　　大約過了兩個鐘頭，倪炯敏去見吳榮德，要求去“先鋒廠”見見曹秋林和曾厚望。吳榮德當下便親自駕車陪送而去。
　　機要通訊員曹秋林被軟禁在“先鋒廠”公安處，晝夜有人監護，不禁憂心忡忡，一天到晚長吁短嘆，一直在打聽案子偵查情況，當然不會有人告訴他。此刻他聽說來人是公安部專家，料想案子還沒偵破，臉上馬上出現了一陣絕望的陰雲。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緊，我們會盡力偵查的。我來找你，就是偵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聽你把你從基地接受任務一直到現在的情況源源本本說一遍，說得越詳細越好，我有足夠的耐心聽完。”
　　曹秋林遵囑，把情況說了一遍，整整說了一個鐘頭。倪炯敏聽得很仔細，但臉上並不是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偶爾還打幾句哈哈。聽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幾句，便去找曾厚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