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一頁
前一頁
曾厚望是個四十多歲的瘦高個子，以前長期幹部隊保衛工作，五十年代後期調入核試驗基地保衛部工作，從1960年開始就擔任機要通訊員，從未出過差錯。這次密件失竊責任不是他的，也沒對他進行隔離審查，但他難受得難以名狀，整天待在“先鋒廠”的內部招待所房間裡唉聲嘆氣。倪炯敏和曾厚望見面，沒多說話，只聽他敘述了有關情況：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達“先鋒廠”，當天即去研究所辦了手續，把帶來的試樣放進了研究所的保險箱。
　　曾厚望是蘭州人，以前從未到過西南，難以適應將軍墳地區的氣候水土，抵達“先鋒廠”後的第三天，就出現了病病懨懨的症狀。
　　研究所領導知道後，馬上讓他去“先鋒廠”研究所醫務室去治療。
　　當時，他們不知道因為試劑的原因，要推遲獲得分析結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輸液，只配了點藥，他特地向醫生說明：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將離開“先鋒廠”，屆時會不治而愈。服藥以後，頭兩天情況有所好轉，到了3月19日卻突然腹瀉，一晝夜瀉了二十多次，不思飲食，頭昏腳軟，只得臥床輸液，兩天后方有所好轉，但仍須每天去醫務室打針。這時，他們已經知道試劑一事，估計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誤了歸期，嚴遵醫囑，每天去向醫生報到，老老實實吃藥打針。儘管如此，恢復得仍舊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瀉，這次更加厲害，還伴有腹痛，於是只得再次臥床輸液。由於基地急等密件，經請示獲准，決定曾厚望留下治療，由曹秋林一人攜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癒，他知道此時不宜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況且基地也沒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鋒廠”，過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說完，不住地搖頭：“唉——，我這身體……若我這次不生病，那就不會出事，兩個人上路，警惕性就高，雙保險，扒手別想動腦筋！”
　　倪炯敏問：“你這次究竟生了什麼病？”
　　“我這身體應該說是不錯的，當兵出身，從來沒生過什麼玻身體素質差的人，也不讓當機要通訊員，這次是水土不服，將軍墳這地方瘴氣太大，我一到這裡就感到不舒服。”
　　倪炯敏點頭：“我也是，所以我馬上喝白酒。你沒喝酒嗎？”
　　“我們這一行有紀律，不允許喝酒的。”
　　“你的水土不服一說，是醫生的判斷，還是你自己認為？”
　　“這是醫生診斷。”
　　“有病歷卡嗎？”
　　“沒有。我這是臨時看病，用不到搞病史。”
　　“你是不是吃過什麼不潔食物？”
　　“醫生也問過，我沒吃過不潔食物。”
　　當晚，根據倪炯敏的意見，偵查指揮部舉行案情分析會。由於三鎮警方不是指揮部成員，所以未通知他們參加。吳榮德也是老公安，他在上午倪炯敏抵達伊始就已把偵查情況向倪炯敏交了底：偵查工作事實上已經處於走投無路的狀況，現在見倪炯敏主動提出開案情分析會，料想這位專家對案情有了新的見解，因此一上來就請“倪老師作指示”。
　　倪炯敏笑道：“老師不敢當，指示更談不上。我請同志們看一幅坐標圖。”
　　助手小唐、小金把一張白紙用圖釘固定在牆上，眾人一看，上面只畫着五個圓圈，中間一個稍大，四個方向長度不等畫着四個稍小的圈子，大家不解其意，一個個大眼望小眼瞪着倪炯敏。倪炯敏站起來，走到牆角，指着坐標圖開始發表他的觀點：“這中間的大圓圈，代表將軍墳，四個小圓圈，依東南西北方向依次為芙蓉溪、楠角鎮、泥坪岡和‘先鋒廠’。密件是在將軍墳失竊的，我同意大家對於案犯特徵的大部分分析意見。現在先談談偵查指揮部關於偵查範圍的分析，當時一共定了四個地方：將軍墳、楠角鎮、芙蓉溪和泥坪岡，應該承認這裡面的正確成分。但是，我在想，‘先鋒廠’為什麼不在偵查範圍呢？據劉副處長剛才和我個別交談時解釋，是因為‘先鋒廠’的八百五百名幹部、職工都是經過挑選而來的骨幹分子，不可能作案。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站得住的理由，如果‘先鋒廠’的治保狀況永遠能打保票，那麼要在廠內設一個公安處幹什麼？
　　公安處要設刑偵科、治安科幹什麼？對付外來的犯罪分子？你‘先鋒廠’有軍隊保護，是軍事禁區，出入須憑通行證，外人是無法進來的。退一步說，八百五百名幹部、職工可靠，那麼他們那些總數超過二萬名的家屬是不是可靠呢？家屬中是否有人可能會作案呢？
　　所以，我認為當初未把‘先鋒廠’定在偵查範圍內是一個失誤。現在，除‘先鋒廠’外的四個範圍都已調查過，未發現線索，我懷疑作案者來自‘先鋒廠’這一邊！�…�
　　倪炯敏笑笑：“我接下去還要談到，侍冬早找到晚找到沒有什麼價值，胡業章的口供據我判斷應當是可信的。”
　　一個偵察員說：“但他右手食指上的傷口是案發前還是案發後產生的還未得到證實，這是關鍵的一點。”
　　“沒有‘關鍵’這個說法，胡業章的右手食指即使沒有傷也算不上‘關鍵的一點’！為什麼呢？因為我從他的《親筆供詞》觀察，他是個左撇子，所以必然是左手作案；而曹秋林的密件失竊於右側內衣袋，他當時右側倚樹而站，所以案犯作案只能以迎面姿式下手，這樣，就必須以右手下手，否則姿式不順，小臂會接觸曹的胸前而被察覺，但胡業章卻是左手作案的，因此他不具備這個條件。”
　　倪炯敏這番話一出口，令眾偵察員大吃一驚，他們都和胡業章見過面，卻從來沒留心到胡是個左撇子，而倪炯敏光憑《親筆口供》就看出了這一點，這不能不使人驚嘆；而他對於案發情況的分析，無疑是細緻入微的，令人信服。於是，大家都頻頻點頭，靜候倪炯敏往下分析。倪炯敏接着道：“‘先鋒廠’除了八百五百名幹部、職工，還有二萬多名家屬，加在一起共三萬來人口，實際上已是一個城鎮的格局。我初步摸了一下，在這個特殊城鎮裡面，除了‘先鋒廠’，還有醫院、學校、商店等，那二萬多名家屬中，有大約六千至七千名是初中生以上年齡至六十歲以下的，這些人中會不會有人是扒手？還有，‘先鋒廠’的幹部、職工中是不是有人會有作案嫌疑？
　　這些，都應當查摸一下。大家以為如何？”
　　眾偵察員討論下來，確實缺乏為“先鋒廠”打保票的理由，於是決定報請厂部獲准後，將全班人馬開回廠區進行查摸。厂部領導同意這一方案，加上一條補充意見：護廠的一個陸軍營，也應列入調查範圍內。偵查指揮部便速和部隊取得聯繫。雙方商定由營部組織自查。
　　二十四小時後，各處查摸結果紛紛報往偵查指揮部：均無線索。吳榮德無可奈何，愁眉苦臉地去見倪炯敏。他走進倪炯敏的臨時辦公室時，只見桌上放着兩個空酒瓶，三隻酒杯和幾個空罐頭，煙缸里的煙蒂堆積如山，顯然，來自北京的這三位今天一直在喝酒。吳榮德哭笑不得，接過倪炯敏遞過來的香煙，苦笑道：“倪老師，我們白辛苦了一天一夜。”
　　“吳處長請坐！”倪炯敏拉吳榮德坐下，“沒有白辛苦，這是必要的鋪墊，真正的查摸馬上要開始了，當然，這是連專案偵查指揮部也只能少數幾個人知道的秘密查摸，我料到你會來找我，就在這裡等候大駕光臨啊！”
　　吳榮德給弄了個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鋪墊？真正的查摸？這是怎麼回事？”
　　倪炯敏便向吳榮德作了詳細介紹——昨天，倪炯敏去查訪曹秋林、曾厚望後，憑着一個刑偵專家的職業性敏感意識到這樁案件似乎和“先鋒廠”的人有關。他回憶了和曹秋林、曾厚望談話的每一個細節，很快就找到了疑點：曾厚望的兩次“水土不服”顯得過於突兀。案件失竊的關鍵條件是由原來的兩人護送改為一人護送，而曾厚望的“水土不服”恰恰構成了這個條件。倪炯敏於是決定在這上面找找線索，他通過“先鋒廠”黨委動用了保密電話，先和核基地方面取得聯繫，通過對曾厚望的調查排除了其參與密件盜竊的可能性，接着便和公安部通話，要求速向衛生部有關專家了解有關西南“水土不服”症的各種症狀。北京很快就來了回電，告知了症狀，倪炯敏發現曾厚望的症狀僅在初期和“水土不服症”相符，之後便完全不符，於是便懷疑有人在裡面做了手腳，企圖人為製造一人護送密件的結果。這一懷疑最有理由的依據是曾厚望的兩次臥床輸液的時間恰恰和試樣分析結束的時間相同。倪炯敏當即決定要在這上面重點查一查，但他擔心一下子把矛頭轉向“先鋒廠”會打草驚蛇，所以提出先作為一般刑事案件在全廠（包括家屬區）作普遍查摸。其實，倪炯敏心裡已經有數：如果案情確如他所估計的，那麼無疑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間諜案件。
　　當下，吳榮德聽倪炯敏如此這般一說．驚得目瞪口呆，好一陣才說出一句話來：“會是間諜案？”
　　“如果案情確和曾厚望兩次患病有因果關係，那麼這無疑是一起間諜案！”
　　吳榮德向倪炯敏請教接下去應當如何着手偵查，倪炯敏說：“先從曾厚望的治病查起：是誰給曾治的？採取了什麼措施？服了什麼藥？藥物來源？給藥途徑？根據查得的情況再作下一步安排。”
　　吳榮德說：“好！我馬上作安排！”
　　倪炯敏又說：“為防止打草驚蛇，要給外界形成一個假象：把今天在廠區內調查的人仍抽出去在原定的四處地方進行調查，使人以為今天一天的調查只不過是走過場，應付公安部專家。當然，接着開始的廠內調查應當是絕對保密的。”
　　“是的。
　　對“先鋒廠”研究所醫務室的調查，根據倪炯敏的安排開始悄然進行。倪炯敏作為一名刑偵專家，所考慮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細緻的，他認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歷卡，不作病史記載，但是既然用了藥，那麼就要開處方，而處方上必須有醫生的簽名。所以，給曾厚望開處方的那個（或者幾個）人便是給曾厚望看病的醫生，調查就從他（他們）身上開始，當然必須是在絕密條件下進行的。
　　“先鋒廠”公安處請研究所財務科以“查賬盤庫”為名，出面對醫務室的庫存藥品、處方等進行檢查。財務人員根據公安處事先的指點，把注有“外來人員曾厚望”字樣的幾張處方暗暗抄了下來。
　　吳榮德一看，都是諸慧麗所開。情況報到倪炯敏那裡，倪炯敏問：“諸慧麗是怎麼一個人？”
　　公安處劉城副處長說：“她是個20多歲的青年女醫生，1969年來我廠工作的，先在廠醫院當內科醫生，半年前才調來研究所醫務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調她的檔案！”
　　半小時後，諸慧麗的檔案袋已經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詳細閱讀了有關內容：諸慧麗，1944年12月出生於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個礦工家庭，父親是礦工，母親家庭婦女。1949年初，她過繼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隨伯父母（亦即以後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幹部，分別在水產部和北京市物資局工作。諸慧麗自小學起，一直至西南醫大畢業，皆品學兼優，多次獲獎，在大學裡已經參加中國共產黨。1967年，她從西南醫大畢業，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鋒廠”醫院擔任內科醫生。來廠後表現不錯，是研究所行政線黨支部委員。
　　倪炯敏把材料袋裝進檔案袋，問道：“她結婚了沒有？”
　　吳榮德說：“還沒有。最近正在談戀愛，對方是本廠的一個工程師，和她同年，西安交大畢業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廠的，表現很好，已入黨了。”
　　“兩人談了多久，關係怎麼樣？”
　　“談了三四個月，關係處於初級階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會，說：“從這些情況來看，諸慧麗應當沒有問題。”
　　吳榮德、劉城互相對視了一眼，不約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斷道：“可是我仍舊認為案件的毛病應當出在醫務室。”
　　“那下一步怎麼辦？”
　　“還是盯着那裡查，不過要換一個方向，查查他們那裡最近是否有人外出過——哪怕是半天。”
　　吳榮德情研究所勞動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個二月份醫務室無人外出。這個“外出”指的是離開“先鋒廠”範圍，醫務室全體人員都住在“先鋒廠”家屬區，成家了的住公房，單身的住宿舍。
　　“先鋒廠”廠區相當於一座小城，各個進出口都有軍人和公安處人員把守，出入都須登記，所以一查就能一目了然。到這分兒上，別說吳、劉兩個處長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幾個人湊在一起嘀咕。這事怎麼着？怎麼橫查豎查都不着邊兒？倪炯敏無咒可念，心煩意亂，他還得每天和北京通電話，向公安部匯報偵查工作情況。這天晚上打過電話，大概受到指責了，回到臥室沉着臉道：“咱先扔下案子，喝酒聊天吧。”
　　於是，五個人喝起了酒。因為心裡兜着案子，聊着聊着還是聊到了這上頭，小唐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醫務室沒有人外出，那就說明密件並非那裡的人所扒竊——當然目前還不能排除與案情有關的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反過來考慮一下：外面的人是否進過‘先鋒廠’，與醫務室的嫌疑人接觸，雙方互相策劃並作案？”
　　倪炯敏眼睛一亮，盯着吳榮德、劉城：“有這個可能嗎？就是外來人員能否進廠？”
　　劉城說：“外來人員若是工作關係要進廠的，必須經國防科委批准並出具貼有照片的公函，憑公函經我廠核批後方發給‘臨時通行證’。但是，若是只進入家屬區，那就只需接待方登個記就行了。
　　當然，根據規定，那只限於本廠人員的親屬。”
　　倪炯敏恍然大悟：“弄了半天，原來你們是內外有別——生產區和家屬區是分開實施安保的。這就好了，照小唐說的去查一查外來人員最近是否有訪問研究所人員的，尤其是醫務室。”
　　吳榮德興奮得差點手舞足蹈：“查！查！查！立刻查！老劉，你去辦一下，這裡坐等回音！”
　　劉城立即出門，去公安處辦公室往“先鋒廠”通往外面的四個卡子打電話，讓火速查明2月份外來人員找研究所人的名單，一會兒，他拿着一疊紙條興沖沖地奔進來：“有門兒！有門兒！”
　　這“門兒”就是名單中果然有找研究所醫務室的，來人是個女知青，登記本上填着名叫卞學君，貴州省榕江縣九里壩公社新花大隊插隊知青。二十三歲。接待人是鄺裕祥，系卞之舅父。2月1日抵達，2月29日離開。
　　倪炯敏看了那張紙條，問道：“這個鄺裕祥是什麼人？”
　　“研究所醫務室主任，一個有着多年醫療經驗的內科醫生晤，倪老師要不要查閱檔案？”
　　“暫時不查。我們還是先查一下那個卞學君吧！”
　　吳榮德說：“對！分兩步查：一是馬上和榕江方面聯繫，是否有此人。二是家屬區查摸，弄清她來這裡的目的及活動情況，重點是2月28日上午案發時間的行蹤。”
　　“對！”
　　調查進展神速，次日中午，兩項結果都已獲取：一、榕江方面稱確有卞學君這麼一個女知青。二、鄺裕祥夫婦同在“先鋒廠”工作鄺妻春節前去南京老家探親，至今未歸，鄺一人居住，外甥女來後與他做伴，他似乎不大怎麼陪她玩耍，那姑娘一直待在家裡看書看電視、聽留聲機，2月28日的去向因不能向m調查，所以無法知曉。”
　　吳榮德說：“就這些，似乎不大有價值。
　　倪炯敏胸有成竹道：“我始終盯着曾厚望那兩次‘水土不服’不放，現在冒出這個女知青來，哪有輕易放棄的道理？往下查！三管齊下——第一，派人去榕江找卞學君當面詢問。第二，找諸慧麗調查給曾厚望看病是怎麼回事。第三，查閱鄺裕祥的檔案。”
　　劉城副處長帶了兩名女刑警赴榕江去找卞學君調查。這邊，小金和吳榮德找諸慧麗一調查，不禁大出意外：原來，諸慧麗在着節後臨時借往“先鋒廠”醫院去了，到2月29日才回來，在這期間，她根本沒去過研究所醫務室，更談不上開處方了。
　　倪炯敏親自查閱檔案，也有收穫：鄺裕祥，1930年出生於貴陽市的一個醫生家庭。1951年，他考取上海醫學院，五年後畢業，被分配到第二機械工業部工作，由於表現積極，被吸收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次年，經部人事部門決定，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保健醫生，直至1959年底。之後，一度仍調往第七機械工業部擔任醫務方面的工作，還借調去過北京協和醫院。1965年“先鋒廠”組建時，國防科委把他調來，先在廠醫院擔任內科主任，後來研究所組建醫務室，考慮到他技術全面，並且有過當保健醫生的經歷，便委他擔任了醫務室主任。鄺自參加工作以來，一貫表現積極，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模範共產黨員”。鄺妻強秀鳳系“先鋒廠”醫院藥劑師，平時表現也不錯。倪炯敏把檔案材料連看了幾遍，臨末目光停留在“1957年3月至1959年12月，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保健醫生”一行文字上，皺起的眉頭使目間皮膚形成了一個“川”字。在公安部，他雖然不是搞政治保衛工作的，但對那個部門的一些材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即“文革”前的）並非一無所知，他聽說過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中期破獲的一些反革命特務案中，有的案犯就是在和蘇聯援華、訪華人員的接觸或者留學蘇聯時，被克格勃特工拉下水而成為出賣祖國的間諜的。因此，他產生了聯想：眼前這個鄺裕祥有過與蘇聯專家的接觸，會不會被混跡其中的克格勃特工拉下水了？這個聯想固執地占據着倪炯敏的思維空間，最終成為一個疑點，而被他在本子上記錄了下來。
　　次日，轉榕江調查的偵察員風塵僕僕驅車而歸，帶來了同樣令人出乎意外的消息：榕江縣九里截公社新花大隊確有一個名叫卞學君的女知青，查其檔案，系貴陽市人，1966屆初中畢業生，1968年去榕江插隊落戶，她的舅舅是鄺裕祥，“先鋒廠”醫生。但是，卞學君今年春節並未離開生產隊，她那個集體戶的全體知青都留在鄉下和貧下中農一起過了一個“革命化春節”。偵察員還帶回了一張卞學君的照片，果然和鄺裕祥的鄰居所說的那個“卞學君”相貌不同。
　　這樣，事情基本上明了了：一個女特嫌分子冒卞學君的身份混進“先鋒廠”家屬區潛伏下來，在鄺裕祥的配合下於2月28日去將軍墳汽車站竊取了曹秋林所攜的密件。
　　偵查指揮部當即決定：立即傳訊鄺裕祥！
　　leqZ年3月8日深夜，“先鋒廠”公安處的兩輛吉普車悄然駛至鄺裕祥所住的樓下。偵察員叩門而入，向鄺出示了由廠黨委批準的《傳訊通知》，把鄺請上了汽車，直駛公安處。與此同時，對鄺宅和研究所醫務室的搜查也開始了。偵察員經過細緻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於特務聯絡的密寫藥水、工具以及兩本密碼。此外，還查獲了特嫌分子作案時所供的那個被誤認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邊出現過的可疑人物的衣着特徵正好相符。在絨線帽里發現女性長發一根，這為後來追蹤、認定間諜案犯提供了鐵證。偵察員把搜查結果報往偵查指揮部時，吳榮德、劉城以及倪炯敏的兩位助手小金、小唐對鄺裕祥的訊問正在進行。鄺裕祥初時自然拒絕招供，一口咬定公安處抓錯人，揚言要到北京國防科委去告狀。待到偵察員把他自以為密藏得天衣無縫的密碼等證據送進來時，這才傻了眼，接着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頭如搗蒜。吳榮德沒料到這個平時一向自視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級知識分子竟會弄出這副腔調來，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過神來，親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來，說：“老鄺，你別這樣，事情到了這地步，還是老老實實交代清楚為好。你那個‘外甥女’已經走了一個星期了，我們還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鐘交代，我們就早一分鐘追回密件。否則，時間耽誤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對你可是大大不利！”
　　鄺裕祥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邊抽泣，一邊抹着眼淚鼻涕，斷斷續續地作了交代——誠如倪炯敏所估計的，鄺裕祥早在1958年7月間，就在陪蘇聯專家去北戴河休養時，被混跡其間的克格勃特工軟硬兼施拉攏，答應為克格勃工作。那個披着“專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時和鄺裕祥的接觸，對其進行了收集情報、使用密寫工具、聯絡方法等方面的訓練，並給了一些錢。但是，並沒有下達活動指令。1959年12月，專家組撤回了蘇聯。臨行前，那個克格勃特工吩咐鄺裕祥潛伏待命，偽裝積極，取得信任，以便日後大展鴻圖。鄺裕祥具體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個月把自己的境況向澳門的伯父（他是一個本分的老中醫）寫信告知就可以了。
　　從1960年3月開始，鄺裕祥嚴格遵照指令執行，每季度向澳門伯父處寫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對他就像忘記了一樣，從來不聯絡，也不下達活動指令以及發放特務經費。這種情況使鄺裕樣產生了一種“得以解脫”的想法。他的“下水”出於迫不得已，後來他曾為之懊悔不已，所以當克格勃那麼長時間不理睬他時，他很是輕鬆了一陣。但這畢竟是暫時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不過是在等待時機。到了1965年，鄺裕祥被調來“先鋒廠”後，馬上就有密信寄來，命令他提供情報。“先鋒廠”作為一家大型保密單位，自有許多保密措施，各部門之間處於完全獨立、封閉狀態。因此，縱使鄺裕祥費盡心機，也只弄到了極小部分的情報。對於克格勃而言，這中間最有價值的一條情報，就是“先鋒廠”研究所承擔中國核試驗基地部分項目的數據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連三發來密令，讓鄺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鋒廠”之間的聯絡、接觸過程。鄺裕祥經過一番折騰，終於完成了任務，於1969年2月把這一至關重要的情報向克格勃提供了。
　　從那時開始，鄺裕祥就意識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數據密件上動腦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鄺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密寫）發來的指令，命其火速制定一份接待及協助特工竊取元月8日中國那顆氫彈爆炸後“先鋒廠”研究所數據分析結論賽件的方案，在元月2O日前寄達貴陽市的一個地址，顯然那裡有克格勃特工在坐等（後來查明那是一家旅館，信件插在門口任人自取，查當時所有旅客，未有收穫，估計收信特工是上門去取的）。鄺裕樣不敢違駁，卻又不希望克格勃真的作這起案件，以免殃禍自己。他反覆動了腦筋，最後想出特工冒充其外甥女來探親，然後去將軍墳跟蹤機要通訊員行竊的主意。鄺裕樣把信件寄出後，一直處於忐忑不安的狀態中，暗中祈望克格勃放棄這次行動。不料，2月上旬他接到密令，稱方案已獲批准，讓準備實施。鄺裕祥無奈之下，只好把妻子打發去南京探親，以便接待和協助派來的特工實施方案。
　　2月13日，鄺裕祥接到3號哨卡值班室的電話，說有人找他。
　　鄺速騎摩托車趕去，和冒充外甥女卞學君的那個女特工見了面，辦了有關手續後，把她拉往家屬區，在自己家裡住了下來。那個女特工看上去大約二十二歲左右，女性中屬於中高個子，黑黑的皮膚，長得倒還有幾分姿色，人看上去很活絡。她自稱姓龍，讓鄺格樣稱她“小龍”。“小龍”向鄺裕樣交代了克格勃的指令：務必協助她竊取密件。
　　當時，核基地的機要通訊員還未抵達“先鋒廠”，作為研究所醫務室主任的鄺裕祥，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否會來。但小龍說得很確鑿：肯定會來“先鋒廠”進行數據分析，這幾項分析只有“先鋒廠”能做，而且也只有這個時候能做。她說這是克格勃科學家經過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果然，兩天后，曹秋林、曾厚望來了。小龍當即命令鄺裕祥做兩件事：一是打聽密件送高“先鋒廠”的時間。一是無論如何設法把兩個機要通訊員中的一個留下來。對於鄺裕祥來說，後一樁事很是勉為其難。他正犯愁的時候，從未來過西南地區的曾厚望突然水土不服而求醫了，於是便有了兩次使這個壯實的北方漢子病臥床榻的陰謀。鄺裕祥生怕惹人懷疑，便自作聰明地冒出用諸慧麗的名字開處方的主意，想給以後一旦出現的調查留一個謎團。
　　2月28日，小龍早早去了將軍墳，待到曹秋林抵達汽車站後便挨上去作了案。她當時就溜回“先鋒廠”家屬區。換下了作案時穿的衣服，本來想馬上離開的，但在急急忙忙返回的途中扭傷的腳開始腫脹疼痛了，難以行走。於是只得留了下來。次日，她接受鄺裕祥的勸告，由鄺帶着去家屬區醫院治療，但是拍過X光片子後，她卻又改變了主意，堅持要走。鄺裕祥便把她送往將軍墳車站，看她乘坐的開往芙蓉溪的汽車離站了方才駕着摩托車返回。
　　至此，“2·28案件”的案情已經完全明了。倪炯敏立刻掛通了北京的保密電話，向公安部匯報情況。鑑於該案性質已經起了變化，由最初判斷的普通刑事案轉為間諜案，所以他當即請示是否需要“走馬換將”，調政治保衛線的專家來指導進行下一步偵查工作。
　　公安部有關領導經過研究，決定仍由倪炯敏指導並協助偵查指揮部把“2·28案件”一查到底，抓獲案犯，追回密件。
　　1972年3月9日中午，“2·28案件”偵查指揮部召開案情分析會，研究那個自稱“小龍”的克格勃女間諜的去向。
　　會議開始時，倪炯敏公布了一個有關失竊密件自毀裝置的秘密：據曾厚望在請示核試驗基地獲准後告知，曹秋林失竊的那份密件的外形如同一個西裝皮夾，外用特殊材料密封，防水防火。內有一種自毀液體，當外面一被啟封，自毀裝置就自動開啟，只要打開密封層，裡面的密件上的文字、數據就會在瞬間被毀，密件就成為一份廢紙。只有將密件放進特製的儀器中經過處理後，才能安全開啟，獲得密件上的內容。倪炯敏臨末道：“作為克格勃這樣的間諜機構，不會不懂得密件的自毀裝置，所以，他們向‘小龍’下達任務時，一定會交代這一點。所以，‘小龍’竊得密件，並不意味着已經竊得了機密，只要她還沒越境，密件就一定還完好無損。我們現在的思考聚焦點，是定在‘小龍’是否還在中國這一點上。”
　　吳榮德說：“今天凌晨，我們已向全國各邊境口岸發了緊急傳真電報，要求協查自2月28日至今持合法證件出境的女青年中是否有形如‘小龍’的。至開會前五分鐘，最後一份回電已經發來，各個口岸均未有這樣的女青年出境。也未搜撿到狀如密件的物體。
　　因此，我想，那個‘小龍’一定還在國內。”
　　公安處長的這個觀點，與會偵察員中有人贊成，但更多的人卻是提出異議，對“小龍”得手後這麼長時間仍不越境赴蘇向克格勃交差的意圖表示懷疑。“小龍”已經得手，她還不走幹麼？難道身負其他使命？這不合間諜活動的規律，擔任盜竊密件這樣的重任的間諜，向來都是“一行不兼二差”的。對此，“吳派”觀點者作出了解釋：密件雖小，但畢竟無法通過我邊境口岸的檢查，所以，“小龍”只能攜密件以非法形式出境。這就需要接應，而克格勃方面在交代任務時因不知竊取密件的確切時間，因此肯定得放一定的餘量，把接應日期定在稍後的日子，“小龍”不走，就在等這個日期的到來。
　　如此解釋，過於牽強，另一觀點者馬上指出：如果這一觀點成立，那麼吳處長前面的觀點就立不住腳了，因為完全有可能“小龍”早已越境日蘇聯了。一時間，雙方各不相讓，爭得不可開交。爭了好一會，劉城副處長和吳榮德處長低聲交換意見後，打招呼讓大家都住口，請倪老師說幾句開導開導。倪炯敏笑道：“這個問題我也在琢磨，初步想法是宜在鄺裕祥的供詞裡找答案。大家可以再看看，鄺裕樣的供詞筆錄。”
　　於是暫時休會，一些人“自由活動”，一些人輪流閱讀鄺裕祥供詞筆錄。半小時後重新開會時，果然有個偵察員找到了答案：“‘小龍’還在國內的依據是她的腳扭傷了，難以進行非法越境。”
　　有人不以為然：“傷？傷到什麼程度？一個多星期了還不能走路？她離開將軍墳時不也是一個人上的車嘛！”
　　正當前面那位無言以對時，外面傳來一陣摩托車引擎聲，倪炯敏的助手小唐手持一個紙袋匆匆進來。倪炯敏問：“怎麼樣？”
　　小唐點頭：“着了！”
　　“你給大伙兒說一下吧。”
　　小唐從紙袋裡抽出兩張X光膠片，對着牆上的日光燈高高舉起：“倪老師讓我去了醫院，調來了‘小龍’受傷後拍的X光片子。
　　醫生指出，她的左腳腳背的第一根骨頭也就是大腳趾骨已經發生骨折，大家可以看一下片子。”’眾人看着片子，議論紛紛，有人問這骨折意味着什麼。小唐說：“醫生說，通常說來，這樣的骨折應當上石膏或者夾板，三個星期後方可拆除。在這期間，患者難以作較長距離——比如幾公里——行走。”
　　這樣，案情分析會對“小龍”還未離開中國這一點達成了一致意見。接下來，討論另一個更具實質性內容的問題：“小龍”去何處了？
　　眾偵察員七嘴八舌議下來，認為“小龍”潛伏在附近養傷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從鄺裕祥的口供看來，這個“小龍’”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間都透出對中國社會情況的熟悉，所以估計她是不久前叛逃投蘇的知識青年，她是知道中國“群眾專政”的威力的，因此身負如此重案絕對不敢在附近城鎮的旅館下榻養傷。那麼，會不會去了克格勃給她的“關係”處待一段時間？分析下來，也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通常說來，克格勃方面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預見到“小龍”在作案得手後會失足扭成骨折，所以不可能給她安排一個用於養傷的“關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於中國公安機關防範成效極高，克格勃潛伏的“關係”無疑是極其有限的，那也就顯得更為“寶貴”，他們不可能向“小龍”透露這麼一個“關係”，因為“小龍”一旦失風被捕，那個“關係”也就完了。挨一箭失去兩雕的傻事，克格勃不會幹的。
　　這樣，就只剩下一種可能：“小龍”自己找地方養傷。她會去哪裡養傷？無非一是親戚，二是朋友。為了查明“小龍”的親友關係，首先必須弄清她是哪裡人，亦即原籍是何處。為了弄清這一點，偵查指揮部決定突擊提審鄺裕祥，從鄺的供詞中尋找線索，作為破案的突破口。”
　　時間緊迫，破案心切，偵查指揮部對鄺裕祥的審訊排出了強大的陣容，不但吳榮德、劉城、周曉良、李平等處、科頭頭親自出馬，還請倪炯敏帶了兩位助手臨場坐陣。審訊室里擺上了當時屬於比較罕見的磁帶錄音機，由專人負責操作。另外，還安排了三名記錄員，要求記下鄺裕祥所說的每一個字。
　　審訊從3月9日傍晚7時許開始，一直到午夜過後才結束。
　　出乎鄺裕祥意外的是，從頭到底的訊問都是在平和的氣氛中進行的，這顯然和進門伊始他所見到的為之嚇得臉容失色的陣勢不合拍，但顯然使他明白了一點：尋查‘小龍”的去向乃是十分重要的當務之急，所以他苦思冥想，充分配合。據鄺裕祥交代，他不知道也不敢打聽‘小龍”是何處人氏、經歷等等，對方同樣也未打聽他的這些情況，這是特工的基本紀律。“小龍”甚至連姓名也未透露，在公安處的臨時戶口申報單和醫院的病卡上，她都讓他寫了“肖龍”——“小龍”的諧音。他們之間一起生活了半個來月，自然免不了要聊天，‘叫、龍”也從未失口說過是何處人氏。當然，“小龍”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在半個月中總要顯露出一些給鄺裕祥留下印象的細節。這些細節經過偵察員的耐心啟發誘導，一點一點地被鄺裕祥回憶起來，說了出來——“小龍”說話用普通話，但是聽上去不大標準，沒有北方人那麼流利、順暢；用語似乎也不大規範，比如向鄺裕祥打聽曹秋林的年齡時，就用了“他幾歲了”這樣的提問方式。
　　“小龍”在飲食方面的特徵：主食喜歡吃大米飯、粥及糯米糕團，菜餚方面嗜食水產品，不會吃辣，喜歡偏甜，燒紅燒肉、魚時一定要放糖。每天喝酒，喜歡喝紹興黃酒，也能喝白酒，酒量很大，有一次喝了一瓶黃酒、半斤白酒也沒什麼，照樣思路清晰，談笑風生。
　　對上海比較熟悉，具體表現在：2月24日電視中播出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上海的新聞時，她對迎賓車隊途經的道路都能一一說出，如數家珍。電視中播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錦江飯店宴請尼克松一行的新聞時，她說過這樣一段話：“上海的水質不行，60年代中期開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蘇州河和其他一些小河洪里還有魚蝦游游，現在早已絕跡了。這次尼克松訪問上海一定從美國帶來了飲用水。”同樣的新聞，在播出北京和杭州的畫面時，她沒說什麼。
　　3月10日凌晨，偵查指揮部隨即開會分析鄺裕祥的口供。刑偵科李平副科長是上海人，他根據“小龍”在諸方面所表現出的特證，認為她的原籍是上海，理由如下：第一，上海屬於吳語地區，上海人說普通話時對捲舌音總是掌握不准，使人感到缺乏“北方味”，顯得不順暢。另外，上海人在打聽他人年齡時有一個明顯的習慣用語，即問“幾歲了”，而不是“多大了”。第二，上海人嗜食大米、糯米，燒菜愛放糖。第三，上海人習慣喝黃酒。第四，只有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過的人，才知道當時蘇州河及其他小河中的水質情況；也只有上海市區中的居民，才把“小河”稱為“小河浜”、“河浜”。
　　李平的推理被大家一致認為合乎情理，這樣，可以初步認定‘小龍”原籍是上海，原先的身份是上海知識青年。根據3月19日的案情分析所作的關於她在離開“先鋒廠”後多半會潛回原籍養傷的結論，基本上可以認定“小龍”現在棲身上海。偵查指揮部當即拍板：速派一支由精幹偵察員組成的偵緝小組，急赴上海緝拿“小龍”！”
　　1972年3月11日傍晚，由劉城、李平率領，倪炯敏隨行的十人偵緝小組飛抵上海虹橋機常已經接到公安部通知讓“全力協助”的上海市公安局派車把他們接往福州路市局機關。上海警方專為協辦“2·28案件”而組建的一支由十六名資深偵察員組成的專案組已在那裡等着，雙方未及寒暄便開始通情況，談構想，制訂偵緝方案。
　　在偵查工作中久經世面的上海同行沒有料到“先鋒廠”方面來滬要辦的竟是難度這樣高的一個案件，要找的對象竟是一個只知大體上是知青身份的女青年，這等於是從頭開始辦一個案件。不過，上海警方在協助全國各省市同行協辦案件方面的“高熱情、高效率”在全國警界向來是出了名的，專案組長邵冬鋒當即表態：難度再大也要上，一定要把案犯抓到！
　　“先鋒廠”方面原來的設想是在上海歷屆知識青年中排查線索，然後縮小範圍開展偵查。但這個方案顯然是難以實施的：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八十九萬七千六百餘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說檔案材料不全，就是全的話，在這些數量的材料中找一個只有體態容貌特徵的“小龍”也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這等於是在一個中等城市中找一個匿名者，而且這個匿名者還只是“曾在這裡待過”，顯然是無法進行的。上海專案組諸君也開動腦筋反覆考慮，但一時想不出一個在時間和質量上都行之有效的辦法來。這時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憊不堪，於是決定休會，次日再作計議。
　　次日上午9時，雙方繼續舉行案情分析會。上海專案組偵察員老盧提出了一個主意：“小龍”潛來上海既然是為養傷，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須治療，要治療就必須進醫院，進醫院就得填病歷卡，河不從這上面試一試？即使查遍全市各個醫院，範圍也是有限的。
　　眾人都認為這個主意不錯，於是立刻散會，兩人一組拼成了十個小組，配備摩托車，劃分地塊，馬上開始調查。
　　當時，上海衛生系統有個規定：患者求醫，病歷卡由各醫院掛號室保管，只給患者一個門診號，憑號付費領病歷卡。這個規定無意中給“2·28案件”的偵查提供了方便。使偵察員每到一個醫院，都能很容易地調閱今年3月1日以後新開的病歷卡（據分析，“小龍”肯定使用新開卡）。上海的醫院很多，從市級一直到區級、街道（地段）級加起來共有二百多家，還不包括十個郊縣的縣級、鎮（公社）級醫院。二十名偵察員一天跑下來，只查一百來家醫院，並未發現線索。
　　當晚，幾個頭頭腦腦開碰頭會，認為偵查思路是對頭的，但鑑於時間緊迫，需要增大偵查力度：從次日起，增派十個小組投入調查；同時，急電通知十個郊縣公安局，由各局安排專人去境內各醫院衛生院調查，所有工作必須在一天內完成。
　　這樣，到3月13日晚上，偵查觸角已經伸遍了全市市區、郊區大大小小的每個醫院，但是，反饋過來的情況卻令人無法樂觀：竟是沒有一個女青年去診治左腳大腳趾骨折的！偵察員皆大惑：難道偵查思路出了問題？一時間，會議室議論紛紛，許多人的觀點傾向於“小龍”並未來上海。“先鋒廠”方面的劉城、李平幾個頭頭，聞言神色都變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個案件便重新成為“無頭案”了，偵查難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這時，倪炯敏開口了，問上海專案組組長：“老邵，你們上海有沒有企業醫院？”
　　邵冬鋒聞言，先是一怔，繼而恍然大悟：“有企業醫院！對！
　　對！對！漏了這一塊！”
　　所謂“企業醫院”，是指一些擁有萬名職工以上的大型企業自己辦的醫院，當時上海頗有幾家，這種醫院由企業自己管理，與衛生系統沒有行政關係。一般說來，除非軍工企業，其他企業醫院都對外開放，社會上的居民只要付費，就能去看病治傷。企業醫院的規模、設施相當於郊縣的中心醫院，治“小龍”那樣的骨折完全勝任，因此，不能排除她去哪家企業醫院治傷的可能。對於警方來說，這是落實這個偵查思路的最後一個機會，自然緊抓不放。邵冬鋒當即下令：“往各個局打電話，查明全市共有多少企業醫院以及具體地址。”
　　這個指示馬上得到了落實，十來分鐘後便有結果報來：全市共有十一家企業醫院，其中海軍軍工企業的那家對外不開放。邵冬鋒說：“好事不隔夜，馬上去人一家一家查！”
　　當天午夜時分，偵察員在位於楊浦區的上海第二鋼鐵廠醫院內查到了一起可疑病歷。那是3月1日以來全市推一診療的一起女青年左腳大腳趾骨折的病案，病歷卡上寫的姓名是“謝寶貞”，二十四歲，住址是臨青路188號；是3月3日去二鋼醫院治療的。去調查的偵察員當即請二鋼醫院總值班把那天給“謝寶貞”治療的外科醫生張磊接來，請這位三十來歲的女醫生提供那位骨折病人的特徵。張磊每天接待病人，已經記不得這麼一個女青年了。於是把病情提了提，這才想起來，也說得比較籠統。這時，邵冬鋒打來電話，說：“問醫院拿她的X光片子，調過來作比較。”
　　偵察員帶回了“謝寶貞”的X光片子，請市局的一位資深法醫將“先鋒廠”方面帶來的那張X光片子一比較，馬上得出結論：受傷位置、傷勢完全一致。警主於是立刻作出決定：傳訊“謝寶貞”！
　　但是，病歷卡上的地址“臨青路188號”並非居民住家，而是一家單位——上海第十九毛紡廠。查了該廠職工名單，並無“謝寶貞”其人。偵察員商量下來，隨即去管轄派出所查臨青路188號附近的居民戶口底本，也未發現“謝寶貞”其人。看來，“謝寶貞”和“小龍”一樣，是一個杜撰的名字。偵查進行到這裡，線索斷了！
　　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偵察員經過一番討論後認為：“小龍”既然在上海十一家企業醫院中選擇二鋼醫院去治療，自有原因，多半是她對這家醫院比較熟悉，或者以前曾去看過病；而把家庭住址定在臨青路188號，從邏輯推理角度來說，也絕非偶然，至少她是知道那裡是這麼一家工廠。臨青路188號和二鋼醫院所在的寧國路同在楊浦區，相距不過兩站路。“小龍”對那塊區域比較熟悉，估計多半原是楊浦區眉州街道或者平涼街道的居民。據此，警方決定立即在這兩個街道內開展暗查。另外，再次派員去二鋼醫院，向張磊以及給“謝寶貞”拍X光片子、上石膏的醫生詳細了解有關情況。
　　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涼街道各里委會治保委員開會，當場介紹了查緝對象的特徵，要求治保委員回去立刻進行秘密查摸，務必在當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將結果報來。所有參加偵查的偵察員都對這項調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點鐘當最後一個里弄報來調查結果時，他們失望了——這兩個街道總共大約八萬居民中並無類似“謝寶貞”這樣的一個人物。
　　與此同時，對二鋼醫院張磊等二位醫生的調查也在進行之中。
　　偵察員找了外科醫生張磊、放射科醫生富一迪，但是兩人無論怎麼回憶，也想不出和“謝寶貞”接觸時對方說過什麼有偵查價值的話語。這樣，有希望提供線索的只剩下一個人了——上石膏的辛寧醫生。辛寧這天休息，去蘇州遊玩了，要隔天才能回來。幾個頭頭交換了意見，決定連夜派警車赴蘇州找其調查。
　　偵察員驅車抵達蘇州，找到辛寧下榻的親戚家時，已是凌晨1時多了。辛寧沒有思想準備，乍見偵察員又驚奇又緊張，連聽都沒法聽清來意，好一陣才定下神來，連連點頭答應“回憶回憶”。他看了偵察員帶去的病歷卡上自己記下的處理記錄，忽然興奮起來，拍着大腿叫道：“記起來了！有這麼一個姑娘，她是虹口區的！”
　　哦！偵察員聞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對眼前這一幕還有點半信半疑，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對方請教：“辛醫生，你怎麼知道她是虹口區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偵察員又驚又喜，忙向辛寧請教是怎麼回事。辛寧說出了3月3日他和“謝寶貞”接觸的經過：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別多，一會兒就來了七八個，最後一個是“謝寶貞”。偏偏只有辛寧一個人當班，只有一個護士學校的實習生做他的下手。那個實習生手腳很慢，惹得辛寧滿腹生火，卻又不能發泄，但臉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謝寶貞”甚是乖巧，見狀便過來幫忙。她做下手倒比那個護校實習生利索，使辛寧的火氣漸漸平息了下來。輪到“謝寶貞”上石膏時，後面只有一個病人了，辛寧便和她閒聊起來。她見桌上有一個印有“紅星毛巾廠”的杯子，便問辛寧家裡誰在那個廠工作。辛寧說他妻子在該廠工作，反問對方怎麼知道“紅星廠”的。
　　“謝寶貞”脫口而出：“我家就在‘紅星廠’後門口。”
　　辛寧家也住在那一帶，便說了地址。“謝寶貞”看上去感到很高興，說她拆石膏就不到醫院來了，直接去辛寧家拆。辛寧當時答應了。
　　偵察員聽罷，提出了一點疑問：“你看了她的病歷卡嗎？那上面寫着地址，你有沒有發現跟她說的不相符合？”
　　辛寧搖搖頭：“我沒看。我們上石膏的只記病史，不開處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歷卡封面的。”
　　調查結果報到設在上海市公安局內的“2·28案件”臨時偵查指揮部，幾個負責人大喜，當即拍板：立即傳訊！
　　3月15日早晨7時許，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來到虹口區紅星毛巾廠後門外的弄堂里，將“謝寶貞”家團團包圍。居委會小組長上前叩門，來開門的是“謝寶貞”的姐姐，她見門外站着幾條大漢，不禁一怔，還沒等她回過神來，偵察員已經一擁而進。客堂間裡，一個中高身材、皮膚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熱水瓶往杯子裡倒水，見有人闖進來，她馬上把熱水瓶放回原處，蓋上瓶塞，尖着嗓子喝問：“你們幹什麼？”
　　她一邊說話，腳下一邊往裡間挪步。但兩個偵察員已經擋住了裡間的門，另外兩個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腳，二話沒說，馬上揪住，扣上手銬，押了就走。
　　“謝寶貞”被押進上海市公安局的審訊室時，倪炯敏、劉城、李平已經等待多時了。審訊立即開始——“你叫什麼名字？”
　　“皮勇。”
　　“年齡？”
　　“二十二歲。”
　　“你的職業？”
　　“我是知青。”
　　“在哪裡插隊落戶？”
　　“內蒙古自治區陳巴爾虎旗。”
　　“怎麼來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內蒙古待着沒勁，就回來了。”
　　“幾時回來的？”
　　“早就回來了，去年夏天就回來了。”
　　劉城換了個話題：“今年春節你在哪裡過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潛入中國活動前，克格勃的謀報專家給她拿過主意：據可靠情報（估計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時的情況所作的結論，而不是情報）。你的叛逃並未被內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馬未被中國邊防軍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網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內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這麼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不害怕。
　　接下去又審了幾個問題，皮勇都是信口開河回答的。這樣，審訊便告一段落，安排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獲准，弄了一碗牛肉麵給她吃。
　　邵冬鋒率人拘捕皮勇後，隨即對皮勇住處進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或者其他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偵察員請示臨時指揮部後，將皮勇全家人暫移居委會居住，將皮家封閉，派人晝夜看守。與此同時，邵冬鋒布置幾名偵察員分頭找皮勇家人和鄰居了解皮勇的情況，掌握了至關重要的一個時間情節：皮勇自去年3月離滬赴內蒙古插隊後，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滬，中間未和家裡人通過信。
　　邵冬鋒把這個情況帶回市局後，劉城、倪炯敏當即決定立刻接着審訊。原以為在攤出這個證據後，皮勇會舉手投降，被迫承認作案情況。殊不料她對警方祭起的這個“法寶”根本不當一回事，“九供不離一辭”，始終咬定自己是去年夏天就返滬了。問她為何家人、鄰居都不能為此言作證，她冷冷一笑，反問“我怎麼知道”。
　　審訊再次告一段落，眾偵察員聚在一起討論應當如何對付皮勇。議了一陣，倪炯敏猛然想起從“先鋒廠”帶來的留在從鄺裕祥家裡抄出的毛線帽里的那根女性長發，不禁大喜，笑道：“有了，讓科學鑑定來說話吧--化驗那根毛線帽里的頭髮！”
　　此言一出，全室鼓掌。於是當即去皮勇那裡取了一根頭髮，連同從“先鋒廠”帶來的那根頭髮，一起送往市公安局技術處作比照鑑定。鑑定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兩根頭髮是屬於同一個人的。至此，已經完全可以認定皮勇是“2·28案件”的作案者。
　　三審皮勇，這個扒手出身的克格勃特工仍然咬緊牙關不肯鬆口。這次審訊特請上海市公安局預審處的一位資深預審員出馬，整整持續了十四個小時，但是，皮勇連自己的特工身份都堅不承認，“2·28案件”更是一問三不知。
　　臨時指揮部經過緊急商議，決定分兩步走，一步是繼續提審皮勇，開展政策攻心和人道感化，力爭使案犯如實招供。一步是立刻開始組織力量對皮勇3月2日返滬後的行蹤進行嚴密的調查，對她抵滬後至被捕這段時間內的活動內容列出一張時間表，並且要查明她所接觸的每一個人的情況。
　　後一步行動，警方共出動了四十六名偵察員，晝夜不停連續轉了三天四夜，查清了皮勇抵滬後的活動情況：從3月2日抵滬後，3月2日即去二鋼醫院治骨傷，上石膏後三天未出門、遵醫囑臥床休息。從3月6日開始，在弄堂及附近馬路閒逛，走訪同學、朋友，稱自己是從內蒙古插隊地來滬探親的，至3月15日被捕時，從離家時間上推算，未離開過上海市區。偵察員分析：皮勇作案得手後扭傷腳骨的情節，肯定不在克格勃的方案之內，因此有了她冒險赴滬養傷一節。從這點推理，上海無皮勇的“下家”，皮勇所竊的密件並未轉移出去，而由她藏匿起來了。
　　這幾天裡，對皮勇的審訊始終沒有間斷過。上海市公安局預審處派出了三名優秀預審員，倪炯敏也出馬助陣。但是，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使皮勇開口說實話。倪炯敏後來回憶起這段情節時，猶自不無慨嘆道：“想想四個老傢伙還拿不下這樣一個比我們的兒女還年輕的嫩丫頭，真是老臉無光啊！”
　　幸好還有“桃樹上不長果子，就到李樹底下去”的說法，皮勇不招供，就循着她來滬後的活動軌跡進行調查。偵察員估計皮勇把密件寄放於她的哪個同學、朋友那裡，於是決定逐個進行訪查。根據前面調查得知，皮勇來滬後曾和十九名同學、朋友有過接觸。警方抽調了三十八名偵察員，同時出動訪查那十九名對象，沒人承認皮勇曾把什麼東西寄放在他們那裡，只有一個在上海船廠工作時女青年朱某提供了一條很是模糊的線索：皮勇曾向她打聽過上海公共場所現在寄存包裹物品的情況。去調查的那兩個偵察員聞之一個激靈；難道皮勇把竊得的密件寄存到車站、碼頭、旅館、影劇院等等地方的哪個寄存點去了？他們當即返回市局，向指揮部報告了這一情況。
　　臨時指揮部的幾位負責人緊急交換意見，認為從克格勃慣以平信、普通印刷品夾寄重要密件這一傳遞情報的手法來看，皮勇用寄存包裹的方式來藏匿所竊密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近乎無線索的情況下，有必要把這個假設當作線索來查一查。但是上海全市可以寄存包裹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一查下來在操作時難度甚大，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另闢蹊徑。眾偵察員經過討論，集思廣益，終於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從查寄存牌着手。皮勇既然寄存了東西，那麼寄存處肯定給了她一塊作為憑證的寄存牌。只要找到這塊寄存牌，就等於找到了密件。
　　皮勇被捕時，由女偵察員在指定的密室中對其進行了搜身，並未發現寄存牌；在對她家進行搜查時，也沒看到過金屬圓牌、竹籌之類的東西。偵察員進行了討論，“設身處地”從皮勇的角度考慮，應當把寄存牌放在何處。議來議去，大多數觀點認為多半藏在家裡。指揮部於是決定再次對皮家進行搜查。
　　這次搜查，指揮部精選了六名偵察員，四男二女，都是性格精細、韌性甚篤之輩。搜查從晚上9點鐘開始，由於要求是“越細越好”，所以費時很長，一直搜到下半夜2點鐘才結束，搜遍了屋內屋外，但並未搜到什麼。帶隊的邵冬鋒、李平傻了眼，互相對視着，嘴裡嘟噥着：“怎麼搞的？”
　　一個女偵察員：“會不會藏屋頂上了？”
　　邵冬鋒說：“有這個可能……”
　　另一個偵察員說：“難道要爬到屋頂去掀掉瓦片？”
　　李平分析道：“掀瓦片那倒沒必要，因為皮勇的腳上着石膏，不可能爬到屋頂上去，再則她如果上屋頂，勢必會驚動家人和鄰居，所以，既便藏在屋頂，也就在檐口處。”
　　邵冬鋒說：“言之有理！就在檐口處找。”
　　幾個人用手電筒照着翻遍了檐口的瓦片，沒什麼收穫，倒弄了兩手灰。當時上海居民使用的還是公用自來水龍頭，家裡沒自來水。偵察員要洗手，便從水缸中舀水。一個姓唐的年輕偵察員等不及了，找了個臉盆，抓起一個熱水瓶就倒水。那水是幾天前灌的，早就涼了，小唐一隻手抓着熱水瓶倒，另一隻手已經在水裡洗了。沒料想到忽然從熱水瓶里掉出一塊鋁牌牌來，正好落在他的手裡。小唐一怔，定睛一看，見上面有鋼印敲着的號碼“390”，恍然大悟：“寄存牌！”
　　一聲驚呼早已引來眾人，鋁牌牌在一雙雙手裡遞來傳去，一致認定肯定是寄存牌。邵冬鋒猛然想起那天逮捕皮勇時，她正站在桌邊倒水，不由大發慨嘆：“這傢伙的手腳也真是快，就當着我們的面把這塊牌牌藏進了熱水瓶，怪不得她能從機要通訊員身上竊取密件了！”
　　找到了牌牌，偵察員接下來的工作儘管還很煩瑣，但是總算有希望了。天亮後，李平和兩個偵察員駕了摩托車，直奔北火車站，未着，調頭去虬江路長途汽車站，也稱不是他們的寄存牌，再往十六鋪輪船碼頭，終於憑牌領到了一個小旅行包，因已超時，付了一元八角錢。
　　旅行包拿到市局，先是拍照，然後打開（上面有一把密碼鎖，這當然難不倒偵察員），裡面有幾件女式衣眼、五千元人民幣和一個密封着的“西裝皮夾”--密件！經檢查，誠如“先鋒廠”警方所估計的，密件未被打開過。
　　破案消息隨即通過電波傳往北京、西南、西北各有關部門，所有有關人員都鬆了一口氣。
　　皮勇在最後證據面前，不得不供認了自己叛逃蘇聯成為克格勃特工、受訓後又潛來中國竊取氫彈試驗技術數據密件的罪行。
　　根據北京的指令，皮勇被押解北京。該案於當年10月審理結束，年底，皮勇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臨刑前，皮勇對自己叛逃投蘇一舉後悔不已，痛哭流涕，她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不該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