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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特務學校的桃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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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女教官收到了特務學員的求愛
情,怎生奈何?
皮勇在中國公安機關接受審訊時,傅索安在“契他伊斯卡雅”待務學校也遇到了頭痛事。她的頭痛事對於一個克格勃特務學校的女教官來說,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在克格勃幾百所特務學校數以千計的女教官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她收到了一個男學員的求愛情。
這個男學員名叫黃一煌,1947年出生於哈爾濱市。他的父母以前都在白俄商人開的洋行當職員,因此都精通俄語,抗日戰爭勝利後曾有一段時間為駐哈爾濱的蘇聯紅軍當過翻譯,後來雙雙去了蘇聯,“文化大革命”前就獲得了定居證。黃一煌留在哈爾濱和姥姥過日子,讀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他是1966屆高中畢業生,本來考上哪所名牌大學是不成問題的,但恰恰碰上“文化大革命”,於是只得在家閒逛。1968年夏秋之交,中國拉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帷幕,第一批是去中蘇邊境地區的生產建設兵團軍墾農場,由於是反修前線,對報名者須進行政審,認為合格的方能批准。黃一煌報了名,但一政審馬上退了回來:父母均在蘇聯,兒子去邊境地區,沒準兒會叛逃!
這黃一煌也是個高智商的角色,他打定主意要於的事,一杆子扎到底,怎麼也要辦到。政審沒通過,他就寫血書、刷大標語,還搞了幾招上不得台面的勾當。最後,正當旁人在嘲笑他“痴心夢想”的時候,一紙批准他去軍墾農場的通知書飛到了他的手頭。
黃一煌如願以償去了軍墾農場,頭兩年表現甚為出色,團里點名讓他當了排長,又過了幾個月,提拔為副連長。1970年底,正當上級在考慮要把他“扶正”時,這位副連長突然失蹤了。當時,軍墾農場的知青們對他的失蹤議論紛紛,許多人都說他越境投敵去“老毛子”那裡了,連頭頭們心裡也犯了嘀咕。但誰也沒聽黃一煌說過叛逃或者看見他跑到對岸去了,所以沒有證據,組織上也不好下結論,只好作為懸案掛在那裡。
其實,黃一煌從報名欲去軍墾農場時,就已經打定了叛逃投蘇的主意。之所以偽裝積極,拖了兩年多才開溜,完全是出於“穩妥”的考慮,要麼不逃,逃則必成。黃一煌逃得很順利,但到了蘇聯卻不順利。蘇聯人把他關進拘留所,先是不答理,關了三四個月後才進行和傅索安叛逃伊始差不多的審查。一直審查到1971年底,才把他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黃一煌身高1米80,魁梧健壯,相貌堂堂,是一個美男子,又是高中畢業生,並且智商高人一等,所以很受克格勃專家的看重,把他安排在高級班接受訓練。根據“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教學計劃,高級班的學員須在該校接受三年訓練,待到畢業時,基本上已具備初級“全能特工”的水平。黃一煌入校後,知曉了這一點,便有些趾高氣揚,不大把其他學員放在眼裡。
被克格勃選中送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受訓的學員,應該說都是有些智商及其他方面的底子的,所以每個學員或多或少都有些看不起同學的想法,只不過有的人沒顯露出來罷了,這不足為奇。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黃一煌不但看不起同學,甚至還看不起教官。第一個被黃一煌看不起並且在課堂上公開頂撞的,是一位姓陳的越南教官。這個陳教官是主講游擊戰戰術的,他來自越南南方,原是中學體育老師,後來參加游擊隊,和美軍及南越偽軍打過幾年游擊,官至參謀長(哪一級就不清楚了)。1970年,他被送來蘇聯進軍事院校深造。次年正好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於是把他弄來這裡擔任游擊戰戰術課教官。若論真槍真刀游擊作戰,這陳教官無疑是行家裡手,但讓他在講台上擺布卻弄不大來。首先,他不善於把肚子裡的體會轉化成合適的方式表達出來;其次,他的漢語說不好,而在這所學校里必須用漢語來講課的。所以,讓他幹這一行確實是很有些難為他。而黃一煌呢,人既聰明,又肯鑽,沒多長時間就把發下來的那幾本課本、講義看了個滾瓜爛熟,又鑽進資料室大看錄像、書籍,結果,對這門課程提早有了深刻了解。這傢伙是個不安分的角色,又好出風頭,上游擊戰術課時便不遵守課堂紀律,講話、看書、走進走出,還常常插嘴和陳教官抬槓。陳教官拿他沒辦法,又不想上報到校部去解決,苦思冥想總算有了個主意:讓黃一煌提前考試,如果考試合格,就准許他不上課。
黃一煌一考,弄了個“優秀”,於是便和游擊戰術課“拜拜”了。
黃一煌有了這個勝利,頭腦中突發奇想:何不每門課都來個提前,豈不成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首名高才生,將來定會在校史上記上一筆,在克格勃內部也可以揚揚名,這於自己的前程可是大有好處的。於是,他開始排計劃。被黃一煌列為第二個叫板對象的,便是情報心理與情報實踐課教官傅索安。他之所以選中傅索安的原因,是因為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中最年輕的女教官,年齡既比他小,又具有和他相同的“知青”、“叛逃者”身份,頭腦中想當然地認為完全可以把這個姑娘搞定。
一天傍晚,黃一煌站在教官餐廳門口,候得傅索安過來,便上前打招呼:“傅教官!”
傅索安駐足,一雙大眼睛望着黃一煌:“黃一煌,有事嗎?”
“我想打擾你幾分鐘時間,說一件事。”
傅索安點頭:“可以。要找個地方嗎?”
“不必,就這裡吧。”黃一煌站在台階上,居高臨下地望着傅索安:“是這樣的,你也知道,我提前修完了游擊戰術課。我想,我有能力提前修完情報心理與情報實踐課,想和你商量一下,到時候允許我單獨提前考試。”
“就這事?”
“是的。”
黃一煌見傅索安的神態、語調都很輕鬆,滿心以為此事絕對不成問題。哪知傅索安臉上的微笑一下子全部消失,代之的是一層冷霜,而從她嘴裡吐出的話語顯得更冷:“這事不行!”話音未落,人已消失。
黃一煌望着教官餐廳仍在晃動的彈簧門,恨得咬牙切齒:“好吧,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次日,黃一煌所在的班級正好有傅索安的課,黃一煌決定像中國小學的調皮學生那樣,給這個年輕的女教官製造點麻煩。那天傅索安講授的是作為一名情報特工,在接受任務準備潛往危機四伏的執行地前通常會遇到的心理障礙及其克服方法。應該承認,傅索安作為一名教官,是完全合格的。她用母語講課,又有切身體會,並且口才一向不錯,所以是很容易使學員聽懂的。但是,黃一煌不斷打岔,一次次舉手提出某個地方不理解,要求重新解釋一遍,有時解釋了仍說不明白,還要反覆提問。傅索安是何等角色,哪有不明白他的用意的,她在心裡冷笑:好小子,還真有你的,敢向我叫板,我這就給你點顏色看看,讓你終生記住我姓傅的!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每堂課的課時規定是兩個小時,傅索安給黃一煌記着賬,他在一小時二十分鐘內共“提問”八次,算是開腔了:“黃一煌學員,今天看來你的腦子很成問題,為了不影響其他學員聽課,我通知你:如果再有不懂的問題,可以留着下課後向我約時間,我給你個別輔導。”
黃一煌笑道:“謝謝傅教官的好意,可是我沒時間奉陪。”
傅索安還以一笑:“那你就掂量着辦吧。”
只隔了五分鐘,黃一煌又一次舉手了:“報告教官!”
傅索安朝他擺擺手,示意他收斂。黃一煌馬上站了起來,氣勢洶洶道:“你是教官,憑什麼不准學員提問?”
傅索安用教鞭指着他:“你膽大包天,竟敢故意擾亂課堂秩序,聽着,立刻給我滾出去!在外面走廊里站着,聽候處理!”
黃一煌端坐着不動,冷笑道:“想來調教我?你還不配!”
傅索安再次喝令:“黃一煌,執行!”
黃一煌只是冷笑:“哼哼……”
傅索安大步走到黃一煌面前,舉起教鞭就抽,被黃一煌躍起一把抓住教鞭,一折為二。傅索安尖喝一聲:“大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了黃一煌兩個耳光。黃一煌給打懵了,繼而大怒,不顧一切地朝傅索安撲去。傅索安飛快地退後兩步,側身飛起一腳,正踢在黃一煌的小腹部,黃一煌頓時蹲了下來,雙手捂着小腹,瞼如土色,冷汗淋淋,呻吟不已。全班學員見這個年輕美貌的女教官竟輕而易舉地制服了人高馬大的黃一煌,不禁大出意外,一個個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傅索安回到講台前,寫了一張紙條,命令一個學員即送校部。
七八分鐘後,門外進來兩個蘇聯衛兵,徑直走到猶自蹲在地上的黃一煌面前,二話不說,雙雙伸手把他從地下拎了起來,夾着就走。
當天,“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學員餐廳門口貼出了一紙由校長簽署的布告,稱黃一煌違反校規,頂撞教官,擾亂教學,決定給予禁閉一周的處分。布告末一段以嚴厲的措辭提醒全體學員。
如果嚴重違反校規,或者雖不嚴重但屢教不改的,校方將取消此人的學籍,送往勞改營去服終身苦役。
今天,“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已不復存在。但是,這所學校的檔案被完整無缺地保留了下來,並且從1994年開始可以供付了一定費用的任何人閱讀。德國《冒險者之友》雜誌的記者海茵萊姆德曾閱讀了關於“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檔案,並且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節談到了該校的禁閉室。據海茵萊姆德說,禁閉室是一排連門都密封得不透一絲光線的面積僅二平方米的小屋子,沒有窗,僅在屋頂設一個碗口大的透氣孔。上面設有頂蓋,以防漏雨。室內有燈,但只有在送食物時才打開幾分鐘。禁閉室內除了臥具和便桶外,再也沒任何東西。被禁閉者要麼躺着,要麼坐着。
站着,終日待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每天上午有幾分鐘的放風,那就是出去倒便桶。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五百克麵包、兩個土豆、一塊一百克重的成肉或者成魚,沒有湯,沒有牛奶,只供應一千克水。所有這一切,全是為了懲罰被禁閉者,讓他們留下恐懼心理,以便今後不再發生違規行為。海茵萊姆德在文章中還提到:“據記載,這所學校的禁閉室的第一個禁閉者是一位精於扒竊技術的中國姑娘。第二個也就是第一個男性禁閉者是一個中國青年,他是越境叛逃投奔克格勃的。”據此推測,這兩個人便是皮勇和黃一煌。
皮勇在禁閉室里待了兩個小時就被傅索安保釋出來了,所以沒吃什麼苦頭。而黃一煌則不同,他實實在在被關了一百六十八個小時,一分鐘也不少。出了禁閉室,他像換了個人,以外形看去,原先的英俊模樣打了折扣,無論從精神上和肉體上都顯得有些“萎”;但從氣質判斷,他似乎顯得成熟了。
以傅索安的稟性,對黃一煌的“處理”還沒結束,她要從精神上徹底擊垮這個比她大一歲的美男子學員。因此,當她在黃一煌出禁閉室後第一次踏進高級班的課堂時,授課前的第一句話是:“黃一煌,起立!”
黃一煌應聲站起來,立得畢端畢正,雙目正視着傅索安,目光平靜而柔和。傅索安厲聲問道:“你蹲了一個星期禁閉室,有何感想?”
“錯有應得,咎由自取!”
“你改不改?”
“我保證改正!”
傅索安把黃一煌當眾作踐夠了,這才讓他坐下,開始講課。她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接下來輪到黃一煌“作踐”她了。下課後,黃一煌走到正在整理教案準備離開的傅索安面前:“傅教官,我關了一星期禁閉,拉下的功課怎麼辦?”
傅索安看都不看他:“你那麼聰明,拉下一星期又怎麼樣?自己翻翻講義不就得了。”
“可是,講義中的有些專用術語我不理解。”
“你可以去圖書館找答案。”
說話間,其他學員已經離開,教室里就只剩下他們兩人了,黃一煌從衣兜里掏出一封信,放在博索安面前:“給!”拔腿就走了。
傅索安以情報特工的理性克制了想馬上開拆這封信的好奇心,把信夾進教案,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教室。她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這才拆開信封。原以為是黃一煌的道歉信,沒想到開頭的稱呼竟是“親愛的索安”!啊?傅索安往下看,竟是一封求愛信!
傅索安看完信後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傢伙作踐我!頂梁火頓時冒了出來,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抓起電話機送話器,打到學員宿舍,讓管理員通知黃一煌立刻來辦公室。
學員宿舍區離傅索安的辦公室有八百米距離,幾分鐘後門口已經響起了黃一煌的嗓音:“報告!”
“滾進來!”
黃一煌進門,沖傅索安行禮:“傅教官!”然後直挺挺地站在傅索安面前。傅索安留意到,他的眼光在桌上那封信上掃溜過時,顯露出一種抑制不住的得意。
“這是你寫的?”
“是的!”
“你寫這東西的用意何在?”
“這裡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簡言之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我愛你”’。黃一煌面不改色,聲音朗朗。
“你竟敢作踐我?”博索安揚起了右手。
已經領教過這隻手厲害的黃一煌下意識地把脖頸一縮,但又馬上挺了起來:“不敢!不過這是我的真實想法。我在禁閉室里反覆想過,覺得您是一位漂亮、聰明、能幹而又極富個性的姑娘,我“住嘴!”傅索安大喝一聲,揚起的手卻放了下來,睜大眼睛盯着黃一煌的臉:“怎麼?你還想去禁閉室?”
“不!憑這,你不能關我的禁閉!”
“什麼?”
黃一煌說:“我向您求愛,並未違反校規。”
傅索安經他一說,猛然想起校規中確實沒有“不准學員和教官戀愛”這麼一條,而只有“學員之間不准戀愛”。這是制定校規者的失誤,不過也不能怪他們,克格勃特務學校中確實未曾有過師生戀愛的事情。而眼前這個黃一煌,顯然是鑽了這個空子。
傅索安恨得咬牙切齒:“可是我可以按你!你難道忘記被我打得差點趴下來嗎?”
“沒忘記!但我不怕您打我,要打就打,這是第一。第二,你打我是違反校規的,當心受到處罰!”
傅索安哭笑不得,把手一擺:“去!去!去!記着,我不接受你的求愛!”
黃一煌又是一個立正:“是!”轉身,出門,皮鞋聲篤篤地走了。
傅索安對黃一煌恨之入骨,她也是個聰明角色,馬上想出了一個主意:既然不能打你,就用合法手段來報復你——咱課堂上見!
從此,傅索安只要上高級班的課,黃一煌便經常被她抽查、提問,要求非常之嚴格。但是,高智商的黃一煌似乎早已料到,他既然曾經有過想提前結束這門課程的想法,自然有能力把課程內容領會得妥妥帖帖,無論是當堂回答還是課外作業,都做到滴水不漏。幾次下來,傅索安不禁暗暗佩服這個比她大一歲的學生,尋思這傢伙確實不簡單,報復之心也漸漸淡了下來。
但是,黃一煌卻沒有淡下來的意思,他見傅索安火氣漸消,便又一封封的遞送求愛信,有時乾脆夾在作業本里交上來。傅索安對他採取冷處理方針,求愛信來一封,便往抽屜里放一封,既不拆也不退,一封封疊在那裡,心裡有話:傻小子,看你樂此不疲一封封寫到幾時?
黃一煌的性格,在某些方面也許可以稱得上“堅韌不拔”,傅索安不理睬他的一封封情書,他也不在乎傅索安的不理睬,照樣三天一封寫個不停,並且,常常藉故和傅索安多接觸。本來,他是滴酒不沾的,但因為傅索安常常去酒吧喝酒,他便也成了那裡的常客。
往往是傅索安前腳進門,黃一煌後腳也就到了,總是不失禮貌地向博教官致意問候,然後挑選一個可以從側後面打量傅索安的位置坐下,要一杯白酒、兩碟子冷菜,默默地喝着,靜靜地聽着音樂,在黯淡的燈光中用幽幽的目光注視着傅索安。這樣的狀況,一直要維持到傅索安喝完酒、結了賬離去,黃一煌才搖搖晃晃地走出店門。
傅索安對於這一情況,最初既不習慣又厭惡,但她具有一個合格的情報特工的心理素質,自有一股定力,待在那裡聲色不露,只管喝她的酒,消磨她的時間。漸漸,幾天下來,也就習慣了,有黃一煌在跟沒黃一煌在一個樣。
本來,黃一煌追求傅索安的事會是什麼樣的結局應該說是清楚的,定是不了了之。但是,在黃一煌遞上大約三十來封求愛信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變故,從而使這件事產生了一種質的變化……
31
女教官、男學員的私通,令克格勃總部大為震驚!
製造這個變故的角兒名叫固田一郎,據固田一郎有時喝醉酒後口出狂言時吹噓,他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資歷最深的特工,連校長布特卡少將的資格也沒他老,如果蘇聯方面真正能“量才錄用”,或者這所學校是日本人辦的,那麼校長位置非他莫屬。
去掉這番話語中的水分,單從當特工的年份而言,固田一郎確實是很早的,也許算得上“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全體師生中的老前輩。
固田一郎,1918年出生於日本名古屋市的一個商人家庭。他五歲時,名古屋發生地震,父母雙亡,家產毀於一旦,他被一個警察收養。警察的妻子是個罕見的“虐待狂”,把固田一郎當作一頭小動物來對待,在提供應有的食宿的同時,不斷地虐待他。固田一郎在這種虐待中成長,形成了一種機智而冷酷的性格。固田一郎十八歲時,考入東京刑警學校,一年後,日本在中國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展開了侵華戰爭。根據政府規定,東京刑警學校抽調一半學生轉往由陸軍省主辦的陸軍特工速成學校,固田一郎也在其中。十八個月後,固田一郎以優異成績從陸軍特工速成學校畢業,隨即被派往中國,先後在北平、南京和杭州的日本特務機關從事對華特務活動,由於成績顯著,只兩年就晉升為上尉組長。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固田一郎奉派去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日本特務機關工作。兩年後,他又接受指令化裝成中國礦工,潛入蘇聯西伯利亞地區進行特工活動,但很快就失風落網。抗日戰爭勝利後,固田一郎被蘇聯紅軍遠東軍區軍事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押往勞改營服苦役。
固田一郎被投入勞改營後,猶自念念不忘自己是一個“優秀的特工”。他給勞改營當局不斷地打報告,聲稱可以把自己多年特工活動的情況和經驗詳盡地寫下來,提供給蘇聯情報機關參考。最初,勞改營當局沒有答理他,直到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組建了克格勃,這個機構把觸角伸進了勞改營,終於發現了還囚禁着這麼一個角色,於是當即讓固田一郎寫材料。第一批材料送上去後,克格勃的特工專家認為有研究價值,讓勞改營免除了固田一郎的苦役,改善生活,專門讓他寫材料。固田一郎從進陸軍特工速成學校到落入蘇聯人的手掌一共才六年,而他的材料卻從1956年寫到1962年,也是六年。也許他寫的材料中確實有令克格勃特工專家感興趣的內容,所以等他寫完材料後,一道來自莫斯科的命令飛抵勞改營主任的案頭,要勞改營“保證該犯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勞改營雖然不直接屬於克格勃管轄,但對克格勃的命令一向奉為聖旨,於是馬上徹底免除了固田一郎的勞役,立即改變他的生活條件,予以特殊的優待,把這個日本特務當作貴賓似地養了起來。這一養就是九年,直到克格勃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時,有關專家忽然想起了固田一郎,認為他是一個很合適的教官人選,於是馬上和原判單位遠東軍區軍事法院聯繫,讓下了一份改判裁定書,把固田一郎放了出來,直接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擔任地理、地貌、地形學課程的教官,兼上暗殺課。
固田一朗比傅索安先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傅索安一到校,他馬上就盯上了這個姿色還不錯的中國姑娘。固田一郎在蘇聯已經待了二十多年,完全熟悉了這個國家的情況和做法,知道自己雖然已算“刑滿釋放”,也有一份不算低的薪水,但是實際上並沒有行動自由,活動範圍僅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等於是軟禁。所以,他這輩子別想回日本老家。這樣,固田一郎就從實惠點的角度去考慮,想就在這裡娶個老婆定居下來算了。當然不是考慮生兒育女,而純是一為解決煎熬已久的慾念問題,二為想有個小家庭過過溫馨的日子。固田一郎把這個念頭定在傅索安身上,一是看中了傅的美貌,二是因為傅是中國人,而他是半個“中國通”,兩人生活在一起便於溝通。於是,固田一郎經常藉故去和傅索安接觸、搭訕。傅索安縱然機靈,也不曾想到這個年齡比她父親還大的日本男子在動這個腦筋,因此壓根兒沒去往這方面留意,當然也不會作出什麼反應。
那固田一郎見傅索安如此,哪有耐心等待,反覆考慮下來,決定採取出其不意的行動,來個“生米煮成熟飯”,迫使傅索安就範。
一個周末之晚,固田一郎在空無一人的教學區自己的辦公室里往教官宿舍傅索安室(教官都是住單人寢室)打了個電話,稱自己正利用業餘時間在研究中國清代的間諜活動,打算寫一部《中國清代諜報史》,目前涉及到清末的義和拳活動,想到傅索安是天津人,那裡正是義和拳的發源地,因此想聽傅索安聊聊,希望傅這會兒能去他的辦公室。傅索安不知其中有詐,正覺閒得無聊,問得發慌,當下一口答應,欣然前往。
固田一郎以極大的熱情接待傅索安,又是沏茶,又是奉煙,還給博索安削水果。傅索安畢竟是受過正規訓練的特工,一下子就覺得有些反常,出於女性特有的自我保護意識,她拒絕對方的煙茶、水果,從口袋裡掏出了自己的煙盒,拿出一支煙叼在嘴上。點燃後抽了起來,順手把煙盒放在桌上。她這個煙盒是1970年赴台灣執行任務失利逃回蘇聯後,克格勃兩名上級官員以個人名義向她贈送的禮物。這是一件具有照相、發射子彈、毒針、毒氣等功能的間諜器具,傅索安一直把它帶在身邊,作為秘密防身武器。現在,她把這玩意兒放在面前,是準備一旦出現不測,可以用來制服對方,然後脫身。
殊不料真的應了那句“天有不測風雲”的話語,傅索安賴以防身的這件武器,卻不料竟成為對方制服她的工具!固田一郎對傅索安表現出的防範意識似乎沒當一回事,若無其事地微笑着,以平靜的語調和傅索安談起了中國當年的義和拳情況。固田一郎以前在北平日本特務機關時曾接觸過許多本世紀平津地區的資料,當特務的人記性又好,最近又經過短期準備,所以在傅索安聽來,竟然信以為真,以為他真是在研究中國清代間諜活動,不知不覺間漸漸放鬆了戒備。固田一郎越說越起勁,一會兒從抽斗里取出一張紙,說:“我把義和拳在天津的幾處重要壇四分布位置畫了一張草圖,請你看看那幾個地方現在是天津的什麼路。”
固田一郎一面說着,一面從桌子對面走到傅索安這邊來。傅索安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固田一郎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那個煙盒抓在手裡。傅索安馬上意識到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了,尖叫一聲,一躍而起,把手伸向桌上的茶杯。可是已經遲了,天曉得團田一郎是如何知道這個煙盒的特殊功能的,一按開關,一股毒氣沖傅索安劈面噴來。傅索安待到屏氣,已經吸入了一大口,頓時頭暈目眩,只覺得四周東西在亂轉,跟着地板和天花板也卜卜下下動起來了,她身子一歪,栽倒在地下。
田固一郎“嘿嘿”冷笑着,拍着煙盒道:“別以為這是蘇聯人的新產品,二戰時期日本特工已經在使用這種玩意兒了,按一下噴毒氣,二下毒針,三下子彈,誰不知道?”
這時的傅索安,早已昏昏沉沉,意識反應近於喪失,躺在地下一動也不能動。固田一郎把煙盒往桌上一扔,蹲下身子,把傅索安抱了起來,走到沙發那裡,把傅索安放在沙發上,然後一面狂吻她的臉,一面解脫她的衣服。傅索安頭腦中好似做夢那樣還有幾分明白,但四肢卻無力掙扎,只得任憑他把衣服悉數剝脫,鬧了個一絲不掛!固田一郎雙手在博索安渾身上下亂摸了一陣,正要開始脫自己的衣服時,背後忽然傳來一個男低音,聲音中透着冷氣寒意:“固田先生,如此作為,太孟浪了吧?”
固田一郎大吃一驚,急轉身看,竟是黃一煌!他不知什麼時候潛進了這間辦公室,並且把桌上那個煙盒據為己有,這會兒正把發射孔對着固田一郎,輕輕晃動着。固田一郎大驚之後,馬上作出反應,沉下臉咆哮道:“八格牙路!滾出去!”
黃一煌冷冷一笑:“你想強姦傅教官,沒門!”
固田一郎說着,往這邊挪動腳步,但是馬上遭到黃一煌的警告:“按二下毒針,按三下子彈,你自己掂量着!”
固田一郎嚇得只好駐步:“你想怎麼樣?”
“不怎麼樣,不准你強姦她!”
固田一郎一個立正:“哈咿!”
“給她穿上衣服,把她救醒!”
“哈咿!”
傅索安穿上衣服後,自己甦醒過來了。睜眼一看,頓時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一下子站了起來,一邊整理衣衫,一邊用憤怒的眼光盯着固田一郎。片刻,她走到固田一郎面前,狠狠打了他兩個耳光,然後拉開門,大步而去。黃一煌略一遲疑,緊跟着也出了門。
他在傅索安身後三米處走着,傅索安快他也快,傅索安慢他也慢,一直護送到教官宿舍門口。。
“傅教官,請停一下!”
傅索安駐步,回頭望着她。黃一煌把煙盒遞過去:“你的。”
傅索安接過煙盒,看了看,在手裡掂了掂:“這玩意兒功能雖多,我卻仍保護不了自己,算了,棄之不用,留給你作個紀念吧!”說着遞了回來。黃一煌接過,說了聲“謝謝”,轉身走了。
傅索安回到自己的寢室,只覺得身疲體軟,頭腦昏脹,胸口脹堵,沉甸甸的像是壓了塊石頭。此時此刻,她真切地感受到了身為一個女人的苦惱,更是感受到自己待在他鄉異國舉目無親的孤獨無援,甚至連聽她傾訴心裡話的人都找不到。她越想越覺得悲哀,禁不住雙手捂着臉悲悲切切地哭了起來。傅索安哭了好久才停了下來,她走進衛生間,把自己浸在浴缸里泡了好久。後來躺到床上時,已是凌晨3點多鐘了,她還毫無倦意,拿了一本俄文小說翻了幾張,又扔下了;又取了一本畫冊,翻了翻也是索然無味,扔在一邊。最後她拿起了黃一煌寫給她的那些信——都是一封封完整無損,沒有開拆過的。一封封剪開,讀了起來。傅索安這才知道,黃一煌原來是個才子!他的每一封信,都是一篇抒情散文,抓住傅索安的外貌形象、內在氣質的某一點,洋洋灑灑生發開去,字裡行間無不傾注着他的感情,如訴如泣,只看得傅索安如訴如泣!
傅索安看完三十多封情書,已是旭日東升了。她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決定給黃一煌寫封信,她決定接受他的求愛。但是,傅索安畢竟是一個受過克格勃專家正規訓練的特工,頭腦遠比同齡女性冷靜,當她鋪開信紙準備落筆時,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倘若和黃一煌戀愛了,今後怎麼辦?克格勃選中黃一煌當特工,是準備利用他。“契他伊斯卡雅”這個名稱再也明白不過,是準備在學員畢業後派往中國搞諜報活動的。她來自中國,深知中國反間諜力量之強大,黃一煌定然有去無回。即便去一二趟僥倖逃過偵緝得以安然返回,克格勃也會再次派遣的,周而復始,准有一天會落網!
所以,總的說來是“大限已定”。她和一個“大限已定”的人戀愛,是“只有開花,沒有結果”。想到這裡,傅索安長嘆了一口氣,扔下了鋼筆。
說也奇怪,這次事情發生後,黃一煌不再給傅索安寫情書。但他仍尾隨着傅索安喝酒,傅索安在餐廳喝,他也在餐廳喝。傅索安在酒吧喝,他也在酒吧喝。每次情況依舊,總是慢到幾分鐘,向傅教官行禮、招呼,然後在側後面選一位置坐下,一面喝酒一面默默地打量傅索安。有幾次博索安幾乎忍不住想招呼他過來坐在一起喝酒,聊聊,但她又想到“開花、結果”的後果,終於沒張口。
1972年9月中旬的一天,傅索安去高級班上課。踏進教室,學員們照例起立致禮,傅索安習慣地朝黃一煌的位置望去,卻沒見到那張熟悉的臉。她佯作不察,還過禮讓學員們坐下後,傅索安開始點名,點到黃一煌時,班長向她報告:黃一煌生病請假。
傅索安心頭一顫,下意識地問:“他生什麼病?”
“感冒發燒。”
“看過醫生沒有?”話剛出口,傅索安就意識到這是一句廢話,學員生病,醫生必須馬上到場診治,不分晝夜,這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一項規定,也是整個克格勃系統所有特務學校的規定。據說這是克格勃創建伊始,赫魯曉夫關照第一任主席伊凡·亞歷山大洛維奇·謝洛夫的,因為這些學員是“國家寶貴的財富”。
班長回答:“看過了,醫生已經給他打了針,又給了藥片。”
下課後,傅索安帶了一束鮮花、一些水果去學員宿舍看望黃一煌。走進院子,她不無驚奇地看到臉色蒼白的黃一煌還在水龍頭前洗一大盆衣服!貝加爾湖畔的9月份,已是冷風瑟瑟,寒意頗足了,黃一煌的一雙手被冷水泡得通紅,蹲在那裡,寬寬的背脊似在微微顫抖。傅索安大叫一聲:“黃一煌你幹什麼?不要命啦?”
黃一煌回頭一看,站了起來:“傅教官!”
“你這是幹什麼?”
“洗衣服。”
“誰的衣服?”
“我的。”
“你一個人有這麼多衣服嗎?”傅索安指着盆里的好幾件迷彩服,那是學員上格鬥課時穿的。
黃一煌臉色微紅,低頭不語。傅索安上前,伸手摸摸黃一煌以額頭:“這麼燙!體溫多少?”
“39.3度。”
“了不起!說吧,為什麼洗衣服?”
黃一煌見捱不過去,這才吞吞吐吐道出了原委。原來,他為了追求傅索安,從滴酒不沾學會了喝酒,傅索安每天去餐廳或者酒吧喝酒,他也必去。但是,以他一個學員的津貼怎能和傅索安的教官薪水攀比,很快就捉襟見肘了。黃一煌為了籌錢,就和幾個學習成績較低的學員達成協議:由他給他們代抄講義、代洗衣服,使他們騰出時間專攻薄弱環節,以便能使考試成績達標,免得被學校趕出去(被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開除的學員,只要是中國知青或其他身份的叛逃者,一律送勞改營服沒有期限的苦役),而他們則每月付給他一定數量的錢作為酬金。
傅索安聽罷,心中百感交集,暗說自己枉為情報特工,連這個幾乎每天都接觸的事宜也沒去留意和琢磨。當下,她二話不說,便把手裡的鮮花、水果遞給黃一煌,挽起衣袖正要蹲下去洗衣服時,高級班的學員列隊返回宿舍區了。傅索安便打消主意,迎着他們走上去。學員隊伍在樓門口停下時,傅索安正好走過去,往隊伍側邊一立,一聲吆喝:“立正!向左轉!”
兩隊縱隊變成了兩列橫隊,四十多名學員站在那裡,齊嶄嶄地望着傅索安,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更不知道傅教官為什麼出現在學員宿舍區。傅索安叫着班長的名字喝令出列,又問誰是生活委員,也讓出列,然後說了黃一煌的交易,問他們是否知道。那兩位,一是越南人,一是香港人,站在那裡不敢回話,只是搖頭。傅索安說:“現在,由你們兩個去把那些衣服洗掉。今後,絕對不允許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否則,禁閉室在等着你們!解散!”
傅索安隨即又往醫務室打電話,讓醫生來給黃一煌繼續診治,並指定了兩個學員專門照顧黃一煌。
兩天后,黃一煌恢復了健康,又出現在酒吧間裡。傅索安見他進門,叫來侍者吩咐道:“他要吃喝什麼,全部記在我的賬上。”
但是,當黃一煌餐畢叫結賬時得知後,卻拒絕記賬,堅持自己付了賬。傅索安見了,走過去微笑道:“也好,你就自己付吧。付完了我們一起往回走。”
黃一煌聽了,先是大吃一驚,繼而是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連聲道:“好!好!好!”
但是,當他和傅索安一道往回走的時候,卻又沒有一句話,大概是在等傅索安開口。傅索安不知是怎麼想的,也沒有開腔,兩人默默地走到教官宿舍區的岔路口,傅索安駐步,問道:“明天是幾號?”
黃一煌回答:“9月22日。”
“什麼日子?”
“這個……”黃一煌一怔,想了想:“是您的生日?”
“不,明天是中秋節。”
“哦!我已經忘記了,年初看日曆時倒是查了的。”
“明天我請你吃晚飯——在我寢室里,請你在8點鐘準時到達”次日晚上,黃一煌準時前往。傅索安買了一些滷菜、罐頭和伏特加酒款待她的客人,桌上還有一些糕點,這是用來替代月餅的。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中的一切都是仿照當時中國的現狀設置和同步運行操作的,但不知是設計者是蘇聯人不了解中國的風俗還是怎麼的,節日只按照中國政府規定的七天國定假(元旦、春節、五一勞動節、國慶節)過,忽視了民間必不可少的端午節、中秋節。
所以,中秋節沒有月餅,端午節沒有粽子。這個狀況,一直到1974年才得以改變,但那時傅索安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傅索安對黃一煌說:“歡迎你光臨,來吧,讓我們在異國他鄉過一個沒有月餅的中秋節。”
兩人開始喝伏特加,邊喝邊聊。說了一陣,傅索安說:“這裡的每一個房間都安裝着竊聽器,但是,今晚我這裡的竊聽器已經給我做過手腳了,因此,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不會有什麼麻煩的。”
黃一煌膽子大了些,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剛才說在異國他鄉過中秋節,聽說你早已加入蘇聯國籍了?”
“國籍是改了,但我的人種永遠是改不了的,我是中國人。其實,蘇聯方面也會永遠把我們這些人看作中國人,不管你是否加入蘇聯國籍。唔,你是怎麼來蘇聯的?”
黃一煌把自己的情況說了一遍,最後不無憂傷地說:“我過來已經這麼長時間了,可是還沒見到過父母,連信都沒通過,父母還不知道我已經來蘇聯了。”
傅索安神情幽幽地說:“照我說,你不應當逃這邊來。”她簡單地說了自己叛逃的情況,又說;“你的情況跟我的不同,你過來了又有什麼好呢?”
黃一煌喝了幾口酒,眼睛有些濕潤,用沉重的語調道:“是啊這真是應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那句話。我冒着生命危險到這邊來,又吃了那麼多苦頭,可是永遠無法修成正果——這裡學會了,畢了業,馬上會派回中國去活動,終日提心弔膽,等於是在刀尖上跳舞。”
傅索安說:“原來你也知道這種結果,那你為什麼還異想天開和我戀愛呢?”
黃一煌被傅索安這一問,索性打開了話匣子。原來,黃一煌以前一直以為自己比其他從中國叛逃過來的學員高一等,這是因為一是父母均在蘇聯,二是自己智商高,三是形象英浚因此,他尋思在克格勃眼裡自己是備受青睞的。但他沒想到自己竟會在傅索安手裡就會關禁閉,這對他絕對是一個震驚!他在禁閉室的一星期里,對自己的前途作了種種考慮,終於大徹大悟:自己不過是供克格勃使用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工具,甚至還不如一條狗。並且,不管怎樣,他最後肯定是在中國失風被捕,不是死刑就是無期徒刑。
這樣想着,他禁不住十分悲哀,產生了“悔不當初”的想法。但世上沒有後悔藥可吃,他已是過了河的小卒,只有進沒有退了,只能聽天由命。但是,他考慮到一個問題:他是黃家推一的男丁,應當留一個後代。這事倘在別人,可能沒有條件,但在他黃一煌身上,卻是可以實現的——他的父母均在蘇聯,如果他留下一個孩子,克格勃會同意送往他父母處的。黃一煌這樣想着,便開始在頭腦中物色可以與他肉體結合的對象,一下子選中了傅索安。黃一煌的選擇出於四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傅索安是加入蘇聯國籍的。二是以她的教官身份,不會派赴中國執行任務,不會有喪命之虞。三是和傅索安戀愛乃至產生私情,並未違反校規。四是傅索安的各方面素質都屬優秀。
黃一煌是個敢想敢為的角色,一出禁閉室,他便向傅索安展開進攻。最初,他是抱着讓傅索安給他留下一個孩子的想法。但是,隨着對傅索安的觀察、了解,黃一煌漸漸動了真情,他發現自己真的從內心愛上了傅索安。也許正是有了這種愛情,他就特別注意留心和傅索安接觸的男性,於是,一直動着傅索安腦筋的固田一郎進入了他的視線。黃一煌以他的直覺和細心隱隱預感到固田一郎也許會對傅索安圖謀不軌,便決定挺身保護。黃一煌自有他過人的聰明之處,他想保護傅索安,不是一直盯着傅,而是悄悄盯着曹田一郎,這樣,一連盯了幾個月也沒被人發現。他的辛勞終於有了結果,那天晚上成功地救下了傅索安。那個緊急時刻,如果固田山郎真朝黃一煌撲過去,他就真會使用毒針、子彈把那日本人殺了!
傅索安聞聽之下,不禁大為感動,她喝了不少酒,失去了平時的冷靜,當下便表態:“我們怎麼都行,但是不能懷上孩子,因為這裡不會允許生下孩子的。”
黃一煌跪了下來:“您怎麼說,我就怎麼做。我絕對聽從您的!”說着,抱住了傅索安的腿。
傅索安抑制不住突如其來的衝動,一下子抱住了黃一煌……傅索安和黃一煌師生私通後,兩人不再去酒吧喝酒,而是改在傅索安的寢室里喝酒。往往喝酒之後便發生關係。但是黃一煌從來不在傅索安那裡過夜,每天晚上最晚也只待到11點30分就回學員宿捨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有規定,學員必須在自己的宿舍里睡覺。進宿舍時間最晚不准超過12點鐘。逢到星期天,黃一煌有時會在傅索安那裡待上一整天。
頻頻的接觸,並沒有給博索安或者黃一煌帶來特別幸福甚至一般性幸福的感覺。兩人在喝酒之後,想起前途渺茫,每每總是相對無言,潛然淚下。有時,他們喝醉了酒,便在寢室里大唱中國“文化大革命”前那些電影、歌劇流行插曲,唱得隔壁宿舍的教官來看熱鬧,跟着學唱。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由於規定一切都“中國化”,所以唱中國歌曲不算違反校規,連餐廳里都在播放中國的樣板戲錄音哩。
但是,傅索安、黃一煌仍然逃脫不了厄運。他們兩人在尋歡作樂、哭哭笑笑的時候,沒有意識到正有陰影向他們逼攏來。這個陰影就是想吃天鵝肉沒有吃成倒險些吃毒針、子彈的固田一郎。這個日本教官在那次被黃一煌攬了好夢後,對黃一煌恨之入骨,卻又無可奈何。後來,他發現黃一煌老是往傅索安寢室里鑽。便明白兩人准搞上了。固田一郎一下子真是氣沖斗牛,火撞頂梁,真恨不得扔一顆炸彈把傅、黃兩個炸死。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像固田一郎這樣的擔任暗殺課程教官的角色,要弄一顆炸彈當然不是一樁犯難事,但炸彈爆響後,他自己也完蛋了,所以固田一郎不想干那樣的傻事。作為一個老特務,要料理傅、黃兩人,辦法有的是。
固田一郎稍微動了動腦筋,就想到了一個不錯的主意。
固田一郎有個酒友——竊聽課教官亞歷山大,此人是蘇聯秋明市人氏,原是大學講師,因搞竊聽儀器研究小有成就,被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物色去。原本是指望他進一步有所發明創造,弄幾樣全球一流的間諜竊聽器出來。不料亞歷山大是個扶不起的阿斗,進了克格勃,拿了高薪的,只顧酗酒,對技術是得過且過,不求上進。而他的周圍,都是蘇聯最好的通訊專家,大家待在一起,難免相形見細。於是,克格勃辦事管理局把他調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當教官。亞歷山大只有一樣愛好——嗜酒,只要有酒喝,他就感到幸福;誰給他酒喝,他就和誰合得來。固田一郎抓住這點,請亞歷山大喝了幾頓酒,又送給他一箱中國竹葉青酒,他就答應協助固田一郎料理傅索安、黃一煌。亞歷山大交給固田一郎一瓶不知名稱的藥液,讓他乘傅索安不在的時候偷偷噴在她寢室的玻璃窗上。這藥液是無色透明的,噴在玻璃上迅速揮發,在表面形成一層看不見的薄膜。當室內人說話時,聲音產生的振盪波會使這層特殊薄膜散發出一種聲波信號,而在附近二十米之內的接收儀器會把信號接收下來,還原成聲音,留在錄音帶上。
1972年11月上旬的一天,固田一郎走進“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布特卡校長的辦公室,把一盤錄音帶放在桌上,報告說這是女教官傅索安和高級班學員黃一煌的姦情實錄。布特卡校長聽了錄音,感到震驚。使他震驚的原因倒不是男女姦情,而是這兩人的身份:女教官、男學員,同是中國人,一樣的知青叛逃者。如果這兩人勾搭在一起,策劃些其他陰謀,諸如組織中國知青學員搞什麼行動,那豈不大大糟糕?
布特卡校長這樣想着,便決定對傅索安、黃一煌作出嚴厲處罰。但博索安是教官,根據克格勃的規定,行政不屬特務學校管,而屬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管。於是,布特卡拿起了和莫斯科克格勃總部直通的專線保密電話的送話器,向總部報告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發生的這件醜聞。
克格勃總部很快就下達了處理決定:棒打鴛鴦,撤消傅索安的教官資格,立即派人送往莫斯科。黃一煌禁閉半月,由高級班改為中級班。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迅速執行克格勃總部的命令,傅索安被叫往校部,聽了處理決定即被軟禁。黃一煌當即被投入禁閉室,當他半個月後被解除禁閉時,傅索安早已被送往莫斯科了。
關於傅索安被送往莫斯科後的情況,將在下一章 中敘述。這裡說一下黃一煌的結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中級班的學期是一年,黃一煌從禁閉室出來後,在中級班裡待了不到半個月就到期畢業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畢業生不能享受去上高加索休養的待遇,只能在貝加爾湖畔的一個克格勃療養院裡休養一周到十天,然後直接接受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第六部中國處官員的指令,或派赴中國從事謀報活動,或被分配到蘇中邊境城市的克格勃分局邊工作邊待命。
黃一煌在休養期滿後,即接受指令潛赴中國,在知識青年中發展特工,對他們進行以破壞為主的訓練,為可能發動的侵華戰爭作“敵後潛伏行動”的準備。
黃一煌在動身前,要求和在蘇聯的父母通電話,未獲准,退而求其次要求寫信,也被拒絕了。克格勃官員說等他這次完成任務從中國回來後,再考慮這些問題。1972年12月22日,黃一煌從烏蘇里江的冰面上越境潛入中國,搖身一變,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情報部第一局”翻譯。經過一番活動,黃一煌把原先跟他同一軍墾農場的知識青年張邊等七人發展為特務,組成了一個特務小組。黃一煌讓張邊七人利用探親假、病假、事假等機會,分別秘赴哈爾濱、大慶、佳木斯、長春、延邊等地,由他向他們傳授爆破、投毒、收發報、格鬥、暗殺、照相等特務技能。不久,黃一煌返回蘇聯。
1973年11月,黃一煌再次受派遣潛入中國東北地區進行諜報活動,被我公安機關捕獲,於1974年6月被判處死刑,隨即執行。黃一煌所發展的張邊特務小組,也在1973年底被破獲,七名成員悉數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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