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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美國男籃失利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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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國大學生男籃代表隊怎麼也沒
　　　　　　　　　　有想到，由於傅索安的“工作”，
　　　　　　　　　　他們即將到手的冠軍杯不翼而飛！

　　傅索安被布特卡少將所派的兩名警衛送往莫斯科後，當晚住在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第二招待所。次日，來了兩名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軍官，向她傳達了人事管理局的命令：轉往莫斯科郊外的一處別墅暫住，先把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犯錯誤的過程寫出來。傳達完畢傅索安即被“請”上他們開來的轎車，直送郊外別墅。
　　傅索安一下車，馬上認出自己曾經來過這裡：1968年她剛叛逃過來時，克格勒對她的最初審查兼俄語培訓就是在這個名叫“訶達烏拉”的小鎮外的這幢別墅里進行的。記得當時有兩個克格勃女特務監視她，順帶教她俄語。時隔四年多，這幢別墅不但沒有破落下來，反倒變得煥然一新，紅瓦粉牆，色澤鮮艷；門窗潔淨，油漆鋥亮，可見得克格勒還準備長期使用下去，所以出資修繕了一下。
　　別墅已經有了一個管理員，那是一個四十五六歲的身高體胖的蘇聯女人，金黃色的頭髮仍然油潤光亮，顯示出她體內蘊藏着的青春活力。從她的臉型和五官分布狀況推斷，在二十多年前還未發福時，她一定是一個惹人注目的美女。傅索安在和她握手時，發現她的眼睛裡閃出一種異樣的神色，於是馬上意識到這個胖管理員肯定也是特工。後來，傅索安果然得到了證實，這個名叫“瑪絲諾娃”的胖女人在衛國戰爭時期乃是伏爾加格勒地區有名的神槍手、令德國鬼子一聽名字就頭痛不已的游擊隊女英雄。
　　傅索安在別墅住了下來，瑪絲諾娃對她很客氣，但限製得很嚴，比如不准她打電話，不准單獨外出，不准喝酒。傅索安聽了，馬上想起了1968年她在這幢別墅中所住的提心弔膽的那段日子，沒想到四年多以後，她已經為克格勃出生入死賣過命了，竟還是這樣的遭遇，頓時大怒，不顧一切地大叫道：“不打電話可以，我也沒通電話的對象。但是，不讓我外出，不讓我喝酒，不行！不行！”
　　游擊隊女英雄見她擺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式，不禁有些畏懼，馬上拉傅索安坐下，送上一杯咖啡，說她馬上打電話向上級請示。請示結束，上級作了讓步，同意傅索安在河達烏拉鎮區域範圍內自由活動；也能喝酒，但每天只能喝一百五十克燒酒或者三瓶啤酒，費用自己支付。傅索安這才安定下來，但馬上想起自己身邊沒有多少盧布，便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要那邊把她存着的全部錢項寄往人事管理局轉給她。
　　三天后，人事管理局的那兩個軍官來到了別墅，進門就向傅索安索要所寫的材料。傅索安把幾張紙放在他們面前，對方一看，勃然作色：“怎麼用中文寫的？”
　　傅索安也沉着臉，冷冷地說：“‘契他伊斯卡雅’學校的一切都是中國規格，並且規定只准使用漢語、中文，我在那裡待了那麼長時間，又已經習慣用中文寫東西了。”
　　“傅，看起來，你對母語還是一往情深啊！”
　　傅索安聽出了這句話的弦外之意，回答道：“隨便你們怎麼說吧，反正就是這麼回事。”
　　另一個軍官見話不投機，開口道：“算了，其他不說了吧。傅，你知道，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所經辦的所有文字資料，都必須送交檔案中心作永久保存的。所以，你這份材料還是用俄文寫比較合適。”
　　“我的俄文寫作能力本來就有限，現在這麼長一段時間不使用，早就忘記了不少，沒法寫。”
　　“沒關係，我們馬上給你送一本《俄文詞典》來。”
　　當天下午，果然有人送來了一本《俄文詞典》。傅索安這才重新改用俄文寫，其實是把中文寫的翻譯一遍。這對於她來說，是情感上的一個折磨，因為她已經對黃一煌產生了很深厚的感情，重寫一遍等於是重新回憶一遍以往兩人的交往經歷。傅索安寫到有幾段，禁不住潸然淚下，有一次竟失聲哭了起來。
　　瑪絲諾娃起初對傅索安的舉動不理解，見她掉淚便過來勸慰，都被傅索安不耐煩地趕開了。兩天后，是傅索安來別墅的第一個周末，瑪絲諾娃精心燒了幾個菜，又拿來一瓶伏特加，說這是她的酒，不在限定的數量之內。傅索安喝了半斤多酒，頭有些暈脹，情緒卻昂奮起來，向瑪絲諾娃說了許多她和黃一煌的事，又說了她對黃的思念之情。瑪絲諾娃當時沒說什麼，但是次日肯定向克格勃報告了，因為隔天人事管理局的軍官來取材料時，當面警告傅索安要記住自己是克格勃的一名特工，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把持得住自己的情緒和言行。之後，傅索安再也不和那個胖女人一起喝酒了。
　　三天后，那兩個軍官又來了，看上去神情極為不高興，氣鼓鼓的就像兩匹誤吞了辣椒的公馬，傅索安估計和她寫的材料有關。
　　果然，他們坐下後開口了，說她在材料中光寫經過不寫認識，這是一種很不嚴肅的態度。然後，他們要求傅索安重新寫一份材料，裡面一定要着重談及對這起事件的認識。
　　傅索安說：“我不認為這是一起事件，這只是我的私事。”
　　“但是，你嚴重違犯了克格勃的紀律！”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校規中並沒有禁止教官談戀愛我違反了什麼紀律？”
　　“傅，你不要忘記，當你從諜報學校畢業後正式成為克格勃光榮的一員時所作的‘軍人宣誓’那裡面有‘任何事都不向組織隱瞞這麼一條！”
　　傅索安被他們一提，想起了那年在從凱斯洛夫斯克州的列車上中途被捕的事，又冒火了：“忘記的是你們！我根本沒參加過什麼‘軍人宣誓’那樣的儀式！”
　　對方大為驚訝：“是嗎？不可能！這決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我離開高加索的奧克特亞巴爾溫泉療養院後，就去香港執行任務了。”
　　那兩個軍官面面相覷看了一陣，其中一個說：“不談這個了！
　　讓我們言歸正傳，還是談這份材料，你得寫上你對這樁錯誤的認識。”
　　傅索安搖搖頭：“除非我知道我違犯了哪一條規定後，我才能寫。”
　　對方惱了，拍着桌子：“你寫不寫？”
　　傅索安也拍桌子：“不寫！”
　　“好！你就等着吧！”兩人氣呼呼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出門而去。
　　傅索安奔到樓上自己的臥室里，一頭撲在床上，“嗚嗚”地哭了起來。她感到自己心裡很難過，只想發泄，但又找不到合適的方式和對象，只好採用這種女人最原始的最常見的方式。至於害怕，她倒沒想過。事實上，還在和黃一煌廝混時，她就沒有害怕了，因為她已經考慮過自己的前途，認為絕無“光明”可言。她也好，黃一煌也好，都不過是克格勃的廉價工具，只要還可以利用，就會不斷地被利用。沒有利用價值了，就會一丟了之，毫不足惜。現在，她頂撞了人事管理局的官員，隨便他們怎樣打發自己。如果把她送往勞改營，混得下去就混，混不下去就自殺，當初她剛逃來蘇聯時最怕的遣返中國現在已不復存在，因為她知曉了不少克格勃的內幕，克格勃肯定會擔心她泄露。
　　從次日起，傅索安就在等待人事管理局對她的懲罰。但是，三天過去了，沒什麼動靜。一周過去了，仍不見有人來。倒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把她存在賬上的盧布寄來了，但人事管理局只給了她八百盧布，其餘的存在賬上，這又使傅索安惱火了一陣。有了錢，傅索安也不管什麼“上級指示”，喝起酒來天天突破一百五十克的標準。瑪絲諾娃作為監視者，肯定把她的表現向上面報告了，但既然連頂撞官員也沒什麼反應，這又算什麼呢？也許，傅索安買醉的行為反倒使上級放心了也說不定。
　　傅索安有時在別墅里待問了，就單獨或約上瑪絲諾娃去附近打獵。她們沒有獵槍，就各顯神通：瑪絲諾娃拿出當年打游擊時對付飛禽走獸的伎倆，傅索安則使出在特維爾諜報學校所授的野外生存技能。兩人相得益彰，每次總有收穫。
　　這樣糊裡糊塗過了三個多月，轉眼到了1973年4月上旬。一天，一輛越野吉普開到了別墅前，從車上下來一個蘇聯軍官，傅索安認出正是自己頂撞的那位，儘管早已有送勞改營的心理準備，但一顆心仍像不服管教的小鹿那樣，在胸腔里怦怦亂跳，一下一下捶得喉嚨口一陣陣發緊。傅索安站在別墅的台階上，居高臨下望着朝她走來的克格勃軍官，意外地發現對方臉上露出一種輕鬆的、近似微笑的神情，她心念一動：這是什麼意思？還沒等她往下尋思，那軍官已經開口了：“您好！傅。知道我來了，您才出來的嗎？唔，您為什麼不說話？”
　　傅索安這才說：“您好！大尉同志，請吧，屋裡請，我讓瑪絲諾娃大嬸給您沏咖啡，車裡還有人嗎？一起進屋。”
　　軍官說：“不進屋了。傅，我奉上級的指示，來接您回莫斯科。”
　　“是去勞改營嗎？請允許我收拾一下東西。”
　　“看您想哪裡去了！東西，您可以收拾，但絕不是去勞改營。
　　傅，這點請您相信我。”
　　“好吧。”傅索安尋思管它去哪裡，反正東西總要收拾的。
　　路上，大尉一邊開車一邊和傅索安說着笑話，但傅索安一顆心總是忐忐忑忑，不知此行兇吉。直到汽車駛進了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的大門，她才相信不是把她送往勞改營。但是，另一個問題緊接着又冒了出來：她的關係已經離開對外諜報局，怎麼把她送到這裡來了？
　　這時，汽車停了下來，大尉讓傅索安跟他下車。兩人經過數道崗哨後，走進了一間辦公室，傅索安留意到門口掛着一塊“人事管理處接待室”的牌子。一個三十來歲的大胖子上尉接待了他們，他看了大尉遞過去的公函，放在一邊，過來和傅索安握手，笑吟吟道：“傅，您好。歡迎您回到對外諜報局來。”
　　傅索安這才知道，她什麼事都沒有了，只是不再讓她擔任教官，而把她調回了對外諜報局。胖上尉把上尉打發走後，讓傅索安填了一張登記表，按了指印，拍了照片，陪她去餐廳吃了午飯，然後告訴她：她在人事管理局的錢已經轉到對外諜報局了，隨時可以去財務處支齲另外，她這幾天可以任意在莫斯科遊覽，但離開時要告訴一個大致去向，免得有急事找不到她。
　　傅索安問：“我住哪裡？”
　　“哦，對了！你還是住第二招待所去吧。”
　　傅索安又住進了對外諜報局第二招待所，她和一個分配在克格勃總部的特維爾諜報學校的蘇聯女同學取得了聯繫，借了一輛轎車，每天開着在外面亂兜風。有一天，她把轎車開到特維爾市，想試着去特維爾諜報學校，但在岔路口就被武裝衛兵攔住了。衛兵把她從車上拉了下來，由於她拿不出證件（她一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也從未有過克格勃的軍官證或者蘇聯公民身份），便面臨着被扣留的危險，幸虧她開的那輛轎車掛着克格勃的牌照，這才得以放行。但是，當傅索安回到招待所時，那個蘇聯女同學已經在那裡等着了。她仍很客氣，還請傅索安去外面飯店吃了一頓飯，不過卻收回了轎車。顯然，她借給博索安轎車一舉已經受到了克格勃的指責甚至警告。
　　這件事給傅索安剛剛轉得舒暢一點的心緒又蒙上了一層陰影。她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在克格勃、在蘇聯是打入另冊的角色，那天晚上，她給黃一煌寫了一封長信，暢快地吐露了自己的心情，狠狠地發泄了一通。寫完後，傅索安又把信撕掉了，她怕黃一煌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為這封信而受到處罰。其實，這時黃一煌已經被派赴中國，終日過着提心弔膽的日子了。
　　“五一”勞動節的晚上，博索安接到一個電話，讓她當晚不要出去，說有人來找她談話。傅索安馬上意識到要下達任務了，那種擔心被派往中國的恐懼又像一隻無形的手那樣攥住了她的心臟，輕輕地揉捏並且往喉嚨口推。傅索安連喝了三杯白酒，才稍稍定下神來。對外諜報局第六部的一名上校軍官和他的助手直到午夜過後才姍姍而到，那是一個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近視眼鏡，四十多歲，那個助手才二十三四歲，身材魁梧，一副赳赳武夫的樣子。上校進門後，和傅索安握過手，又禮節性地吻了她，然後提議去餐廳喝酒。這個提議正中傅索安的下懷，三人隨即去了樓下的餐廳。
　　上校和傅索安的談話是在吃喝中進行的。傅索安的預感是準確的，果然派她出國執行任務，不過不是去中國，而是去韓國漢城傅索安長吁了一口氣，那隻無形的手消失了。
　　從上校語調輕鬆的敘述中，傅索安弄清了要她執行的任務以及這個任務的背景：原來，1973年5月8日將在韓國首都漢城舉行世界大學生籃球邀請賽，全球五大洲共有二十七個國家派代表隊參加，其中有美國和蘇聯。從1968年左右開始，美國和蘇聯就在出口球類運動器械上面較上了勁。以前，一直是美國的球類運動器械在國際市場上占着銷售主流地位，他們有職業男籃的一場場精彩球賽做廣告，訂單源源不斷而來。從6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的球類運動器械出口量也開始上升，漸漸引起了美國方面的注意。至1968年，蘇聯已經奪去了美國的一部分市場，連和美國相鄰的、一向從美國進口比賽用球類運動器械的墨西哥也部分地放棄了美國市場，捨近求遠改從蘇聯進口，這對於美國不啻是一記重重的警鐘。於是，美國人開始考慮反擊商業活動最有效的促銷形式是廣告，他們策劃了不少廣告，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轟炸式傳播。
　　蘇聯外貿部門卻另有妙着，他們不和美國打廣告戰，卻在價格上做動作，以降價措施吸引客戶。美國方面於是改變策略，從產品質量上貶低蘇聯的出口產品。這時已進入70年代，正好蘇聯的男、女球隊在幾次國際比賽中都取得好成績，並且打敗了美國。於是蘇聯這邊乘機以此來標榜自己的產品，頗有成效。美國人眼看市場在一點點喪失，自是心焦如焚，一面改造產品，一面降價，一面擴大宣傳，三管齊下才奪回了部分“失地”。至1973年初，雙方處於勢均力敵的地步。因此，這次世界大學生籃球邀請賽，對於蘇聯、美國而言，實際上是一次廣告戰：誰取得好成績，誰就將在下一階段的銷售中取得優勢。當時，蘇聯大學生籃球隊的實力，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尤其是女籃，取得冠軍有絕對把握。但是，男籃卻不敢說這句話，因為美國大學生男籃一向是在全世界稱王的。蘇聯方面對這次比賽的男女冠軍是志在必得，連勃列日涅夫都在政治局會議上發了話。所以，為保證萬無一失，就需要藉助克格勃的力量了。
　　克格勃總部按照分工範圍，直接向對外諜報局第六部下達了保證蘇聯大學生男籃戰勝美國隊的任務。第六部的特工專家分析了情況，制定了一個行動方案。根據方案需要，行動必須由一名通曉英語、形象和韓國人相同的年輕女子去實施，於是，第六部的頭頭想到了傅索安。
　　上校斷斷續續說完，問傅索安：“聽明白了嗎？”
　　傅索安喝了一口酒：“是的。”
　　“有信心嗎？”
　　“我想沒問題吧。”
　　“很好。”上校滿意地點點頭，敬了傅索安一杯酒。
　　在接下來的一周時間裡，傅索安開始熟悉行動方案並對着漢城的地圖了解美國大學生男籃下榻的“東海岸大酒店”和全城各處的道路交通情況。另外，對外諜報局的特工專家還向傅索安播放了“東海岸大酒店”的內部結構——大堂餐廳、客房、走廊等的錄像，並且帶她去莫斯科一家內部結構與“東海岸大酒店”比較相近的飯店去轉了半天。當一切準備工作都已做好後，傅索安在5月7日晚上住進了蘇聯大學生男女籃球隊集合點——莫斯科飯店，她將以球隊醫生助手的名義赴漢城。在輸往漢城運動會組織委員會的資料里，她的名字叫波戈列勃娜婭，是一個東方血統的蘇聯公民，二十五歲，畢業於列寧格勒醫科大學。在赴漢城的大學生籃球隊裡，還有一個冒牌貨，他就是向傅索安交代任務的克格勃上校的助手斯狄爾巴中尉，他的公開身份是副領隊，實際上是主持這次行動的角色，傅索安受他指揮。
　　5月8日，傅索安隨蘇聯大學生籃球代表隊一行三十六人，搭乘瑞士國際航空公司的民航班機飛往漢城，當晚下榻於漢城的“富爾登飯店”。這家飯店距“東海岸大酒店”有七點五公里距離，坐出租汽車過去大約需要十分鐘時間。當晚，斯狄爾巴來到傅索安下榻的房間，向她交代有關安排：從明天開始，蘇聯隊、美國隊都將有賽事，但傅索安不必去比賽現場，以防被美國人看見後記住了她的容貌，實施行動時被他們認出來。凡是有美國男隊的比賽，傅索安就待在飯店裡看電視實況轉播，認準一個個球員的臉。美國男隊不比賽時，她可以翻翻介紹美國隊情況的資料，練練英語，也可以去全城各處轉轉，但不能去“東海岸大酒店”。斯狄爾巴在交代上述事項時，一雙微微暴出的牛眼色迷迷地盯着傅索安的臉和胸脯，提醒傅索安這是一個需要防範的對象。果然，當斯狄爾巴告辭。
　　傅索安送他到門口時，他突然伸手在傅索安的胸脯按了一下。傅索安沒吭聲，因為她知道一旦驚動了其他人鬧出去了，回到蘇聯後將會產生的後果，但她心裡深覺受了恥辱，關上門獨自生了好長時間的氣。後來上了床，她又許久未能入睡，她擔心斯狄爾巴就像一隻饞貓，占到這個便宜後會得寸進尺。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擔。
　　心是多餘的，因為斯狄爾巴很快就和兩個莫斯科大學的女運動員打得火熱，對傅索安不再感興趣了。
　　球賽按照組委會排定的日程激烈地進行着，蘇聯大學生女籃以全勝的戰績勢如破竹地登上了冠軍寶座。與此同時，誠如蘇聯方面事先預料的，美國男隊出手不凡，和蘇聯隊雙雙進入了半決賽圈子。根據預先排定的甲、乙組順序，5月16日將進行蘇聯隊與英國隊、美國隊與加拿大隊的半決賽，爭奪決賽權。5月14日晚上，斯狄爾巴來到了傅索安的房間，這回他不動手動腳了，也不用那種色迷迷的眼神注視傅索安，往沙發上一坐，說：“波戈列勃娜婭同志，是時候了！明天，運動員休息一天。美國佬好動好玩，他們白天肯定要去玩的，晚上則會待在飯店裡，聊聊天、喝喝酒什麼的，你就在明天晚上去‘東海岸大酒店’拜訪他們的三大主力。只要對三大主力下手成功，我們這次的任務就圓滿完成了。”
　　傅索安看他那副如臨大敵的樣子，懷疑這傢伙從來沒有出國執行過任務，尋思這種事兒比起暗殺尤里·巴甫倫夫和在台北潛伏之類的行動來，不知要輕鬆多少倍，根本不值得緊張！她微微一笑：“沒問題，你儘管坐鎮在這裡好了，這件事兒是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
　　斯狄爾巴似乎還是有點不放心，又叮囑道：“從現在起，你得好好休息，明天白天哪裡也不要去，就在飯店裡睡覺。我通知服務員，禁止任何人在你的房間外面喧鬧。”
　　傅索安屏住笑，點頭道：“是的！”
　　斯狄爾巴起身告辭，臨走又關照：“你不睡的時候再把方案實施過程在頭腦里演示幾遍，免得到時候出問題。”
　　次日傍晚，傅索安帶上克格勃給她的採訪本——那是一件可以噴射麻醉劑的武器，用於緊急脫逃時制服阻攔者，然後去斯狄爾巴那裡取對付美國隊三大主力的法寶。行文到這裡，應該向讀者朋友介紹一下克格勃的這個方案的內容：由傅索安化裝成記者，前往“東海岸大酒店”採訪美國隊的幾個主力運動員，在採訪過程中以“方便”為名進入衛生間，將密藏於照相機的一種特製藥液噴射衛生間內配置的毛巾、浴巾上，人體在洗澡過程中接觸後，當時沒有任何感覺和反應，一直要到十幾小時後，比賽開始時人出了汗，侵入肌膚的藥液才開始發作，這時，全身上下就像患了嚴重的蕁麻疹一樣，癢得難以忍受。可想而知，那幾位籃球肯定打不下去了，於是蘇聯隊就穩操勝券了。
　　那架被稱為“法寶”的照相機，事先已夾在外交郵包中送往蘇聯駐韓國大使館。蘇聯運動員抵達漢城的當晚，大使館設宴為運動員接風，斯狄爾巴乘機取了照相機，帶回飯店。他擔心出問題，便一直把照相機帶在身邊，當然也拍過幾張照片。現在，傅索安要把這架照相機取過來，帶往“東海岸大酒店”發揮作用了。傅索安到斯狄爾巴的房間外面，發現房門側面的牆上亮着“請勿打擾”的信號燈，但她還是撳了門鈴。房間裡無反應，她又撳了一會，門才打開了。斯狄爾巴穿着內衣褲站在門裡，明顯的一副擋道架式，眼神有些驚慌，語調間透着不耐煩：“你幹什麼？”
　　傅索安馬上意識到這傢伙在演床上戲，卻不露聲色，淡淡地說：“沒什麼，我要去採訪，請你把照相機給我。”
　　斯狄爾看看手錶：“哦！對！對！對！
　　所謂“上膠捲”，就是往照相機里加那種特製藥液。傅索安會意地點點頭，回自己的房間去了。大約過了十分鐘，斯狄爾巴把照相機送來了。他已經穿戴齊整，西裝革履，一直把傅索安送上出租汽車。
　　出租汽車把傅索安送到“東海岸大酒店”，傅索安從踏上台階開始，心裡就湧上了一種熟悉的感覺，頭腦深處的記憶把在莫斯科看的錄像和眼前所看到的實況結合了起來。她按照斯狄爾巴提供的資料，乘電梯上到美國大學生運動員所住的七樓。整個七樓樓面都被財大氣粗的美國人包了下來，他們甚至還帶來了保鏢。傅索安剛出電梯，一個身高架大、滿臉橫向的美國佬就迎了上來，當道攔住，傅索安站在他面前，竟產生了這樣一種感覺：如果把這傢伙的軀體像裝了拉鏈那樣的打開，自己這個在中國女性中還算得上是大個子的軀體就可以裝進去，並且可以把“拉鏈”完整無缺地拉上。這個巨人說話瓮聲瓮氣，就像是從洞穴里發出來的：“你幹什麼？”
　　傅索安說着亞洲腔的英語：“我來採訪美國男籃運動員。”
　　巨人把手一攤：“你的證件和許可證？”
　　傅索安掏出克格勃造假專家製造的漢城《大韓新聞報》記者證和球賽組委會核發的採訪許可證遞了過去，對方看了看，抓起服務台上的電話，向美國代表隊的領隊報告。片刻，從一個房間裡走出一位中年美國男子，來到傅索安面前，客氣地向她點頭問候。傅索安又遞上證件，作了自我介紹，然後說明了來意。領隊遞還證件，問道：“你打算採訪誰？”
　　“我想採訪唐納德·斯坦斯伯里、卡羅爾·薩利納和麥克爾·克賴頓。”這三位都是美國大學生男籃的主力，其中的麥克爾·克賴頓後來成為美國職業籃球隊的明星。
　　領隊不假思索地點點頭：“可以。不過……”一陣咳嗽使他住了口，留下了一個懸念，傅索安緊張地等待着下文，擔心他會把那三位叫出來當場採訪，那她就沒戲唱了。領隊咳停了，接着往下說：“為了不影響他們的休息，你只能採訪他們五分鐘。”
　　傅索安喜出望外，連聲道謝。領隊即用服務台的電話往三個房間裡打電話，告訴他們有一位女記者來採訪，只准接待五分鐘。
　　放下送話器，他告訴了三人的房間號碼，讓她自己去。傅索安正中下懷，隨即去了唐納德·斯坦斯伯里的房間，採訪了幾句，然後照相，跟着就進衛生間，順利地把藥液噴在浴巾、毛巾上，然後告辭出門，去找卡羅爾·薩利納的“採訪”了。
　　一刻鐘後，傅索安輕鬆地走出了“東海岸大酒店”，招了輛出租汽車返回她下榻的“富爾登飯店”。斯狄爾巴正在她房間裡坐等，見她回來，連忙問：“怎麼樣？”
　　傅索安說：“執行無誤。”
　　斯狄爾巴差點手舞足蹈，連聲說：“好！好！你立了一功！立了一功！”
　　次日上午10時，美國隊與加拿大隊的半決賽在漢城大學體育館舉行。傅索安待在房間裡看電視實況轉播，她對球賽沒什麼興趣，感興趣的是想看看唐納德·斯坦斯伯里三人藥性發作時是怎麼一副樣子。對於志在必得的美國隊來說，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比賽，所以三個主力中有兩個上了常傅索安等着看他們的好戲，但是儘管那兩人（後來另一位也上場了）大汗淋漓，卻絲毫未見什麼癢相。一直到終場哨響，那幾個美國佬為戰勝了加拿大隊而在場內跳躍歡呼時，也不見藥性發作。傅索安對着電視機目瞪口呆，尋思這是怎麼回事。她正分析着幾種可能性，房門砰的一聲被推開了，斯狄爾巴氣急敗壞地闖進來，壓得低而又低的聲音猶自掩蓋不住他的焦急和氣惱：“這是怎麼回事？傅，這是怎麼回事？”
　　傅索安氣咻咻道：“你問我？我問誰？”
　　“閉嘴！我問你，你是不是沒有下手，但是回來卻謊報已經下手了？”
　　傅索安從沙發上一躍而起，飽滿的胸脯氣得連連起伏，她真想搶一巴掌上去，盯着對方看了一會，說：“如果是這樣，我還來漢城幹什麼？如果是這樣，我還怎麼回莫斯科？”稍停，她又補充了一句，“再說，我究竟是不是下手了，你可以去大使館把微縮膠捲調出來檢查嘛！”
　　那架間諜照相機的液體噴射裝置上附設着一個鏡頭，當按動噴射裝置的開關時，鏡頭自動攝下被噴的目標，在微縮膠捲上，以供備查。昨晚，傅索安從“東海岸大酒店”回來後，根據預先議定的，為防止泄密，斯狄爾巴即把照相機送往蘇聯駐韓國大使館去了。
　　斯狄爾巴見傅索安說得如此確鑿，一副兇相有所緩和，他搖了幾下腦袋，又在額頭上輕輕拍了幾下，然後就在房間裡踱圈子，嘴裡不住地自言自語：“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說了幾遍，他似乎想起了什麼，像是賽跑運動員聽見發令槍響所作的反應那樣，一個箭步躥出了房間，連房門都沒關，令傅索安大為驚訝，不知他想幹什麼。
　　這個問題馬上有了答案，傅索安剛把房門關上回到沙發那裡，電話鈴響了。她抓起耳機，裡面傳來斯狄爾巴變調的、可憐巴巴得近乎哭泣的聲音：“傅，我壞事了，請您過來一下。”
　　“什麼事？”
　　“您過來，過來了我告訴您。”
　　傅索安走進斯狄爾巴的房間，只見這個五大三粗的傢伙跪在地毯上，面前是一推亂七八糟包括從紙盒裡散落出來的避孕套在內的東西，旁邊放着一個空旅行箱。他雙手捧着一個黑色塑料小瓶，見傅索安進來，姿式不變地跪着，臉色煞白地說：“傅，糟糕啦！
　　我犯錯誤了！犯錯誤了！”
　　原來，昨天傅索安去斯狄爾巴那裡取照相機時，他正和一個女運動員在鬼混。經傅索安提醒，他才想起執行任務的時間到了，於是慌慌張張取照相機及灌藥液。由於不能當着那個女運動員的面進行，斯狄爾巴就把照相機和藥液拿到衛生間去操作。不料，忙亂之中他錯把另一瓶用於密寫的藥液灌進了照相機。事後他根本不知道，直到剛才在傅索安房間裡時才想起大概這方面出了差錯，奔回來一檢查，果不其然。這一驚非同小可：如果不能糾正這個錯誤，那麼他回莫斯科後無疑將會被送進監獄！
　　傅索安聽了，心裡很是有點幸災樂禍，她指着避孕套，不無嘲諷地說：“斯狄爾巴同志，你來漢城是幹什麼的？難道是來試驗這種產品的質量的？”
　　斯狄爾巴轉了個向，正正地對着傅索安跪下：“傅，現在只有您拯救我！看在同志的分上，您就救我一救吧！”
　　傅索安覺得奇怪：“我怎麼救你呢？”
　　“麻煩你再去一趟‘東海岸大酒店’。”
　　傅索安吃了一驚：“再去一趟？我以什麼名義去？再去採訪？
　　不行了，他們那個領隊昨天就對我說了，今天是決賽前晚，一概不接受記者採訪。況且，還有兩點不利因素：一是《大韓新聞報》今天根本沒登載那則消息，說不定美國佬已經在懷疑了。二是根據你的指示，昨晚我從‘東海岸大酒店’回來後已經把記者證、許可證都銷毀掉了，我無法再去‘採訪’了！”
　　斯狄爾巴從地下爬起來，請傅索安在沙發上坐下，自己在另一張沙發上落坐，說：“只要您答應拯救我，我們總會想辦法來的。現在是中午，到晚上還有8個小時，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另外製定一個方案。”斯狄爾巴畢業於克格勃莫斯科諜報學校，受過兩年特務訓練，又是對外諜報局第六部頭目的助手之一，在諜報工作方面是有一點水平的。現在，他已經冷靜下來，思維馬上上了軌道。
　　傅索安尋思自己是受命於斯狄爾巴的，儘管眼前這起事故的責任是斯狄爾巴的，但如果有了補救措施，那她還是必須去執行的，這是克格勃的紀律。當然，再去“‘東海岸大酒店”無疑有風險，如果一旦被美國人識穿，一是挨打，二是抓進韓國的警察局，雖然死不了，但吃苦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她是不會幫斯狄爾巴想法子補救的。這樣想着，她便說：“我聽你的，你想出方案來，讓我們研究可行性，如果行，我就去執行。”心裡在說：“要想出可行的方案，看來很犯難！”
　　但是，補救方案竟讓斯狄爾巴想出來了，而且從理論上來說，應當是可行的。這個方案是這樣的：據資料提供，美國大學生男籃的那個二米０五身高的中鋒麥克爾·克賴頓——他是該隊主力中的主力——的父母老麥克爾，是參加過50年代初的韓國戰爭的美國軍人，曾在漢城美軍司令部的警衛部隊中當過上尉，在漢城待過三年。當時，老麥克爾還未結婚，韓國戰爭結束後，老麥克爾返回美國，定居費城，娶了一個女護士為妻，生下一個男孩，就是今年二十歲的麥克爾·克賴頓。斯狄爾巴根據當年美國軍人在漢城駐紮時經常和韓國女人搞男女關係這一點，憑空杜撰老麥克爾也是個情種，在和一個韓國女人發生關係後，留下了一個女孩，就是傅索安——當然得另起一個韓國名字。
　　傅索安聽斯狄爾巴眉飛色舞如此這般一說，又好氣又好笑，卻佩服這傢伙竟想得出這麼一個主意，不禁嘆道：“你將來可以成為一名作家！”
　　斯狄爾巴問：“傅，你認為這個方案怎麼樣？”
　　傅索安說：“我找不出什麼反對的理由，但是，我覺得具體實施時難度很大。重要的一點是：麥克爾·克賴頓昨天和我見過面並且交談過，他會認出我的。另外，即便他沒認出我，我也只能對他一人採取行動，而無法對唐納德·斯坦斯伯里和卡羅爾·薩利納的下手，他們三個各住一個房間。”
　　但斯狄爾巴對此事一旦弄不成他回到莫斯科會被送往監獄的恐懼已經把他的智慧全部調動了起來，眼睛一眨就是一個主意：“你可以化裝了趕去，弄它一頭金髮，配上現成的黑眼睛、黃皮膚，正好是美國人和韓國結合而生的混血兒樣子。至於唐納德·斯坦斯伯里和卡羅爾·薩利納，沒機會下手也就算了。對蘇聯隊威脅最大的是麥克爾·克賴頓，搞得他上不了場，蘇聯隊准能拿冠軍。好，就這樣吧，傅，你準備執行！”斯狄爾巴似乎忘記了剛才的下跪，又擺出了上司的架式。
　　傅索安沒有後路可走，只好點頭，尋思最好是被那個巨人保鏢擋道不讓進，或者麥克爾·克賴頓不肯見她這個“姐姐”。她又想到了一個問題；“照相機已經送大使館去了，用什麼噴藥液？再說，即使去拿過來，會不會被他認出來？”
　　事實上，斯狄爾巴根本不會去大使館取那個間諜照相機從而暴露他這一重大失誤，對此他早有打算：“不用照相機了，我待會兒去給你買假髮套時順便買一小瓶止癢水回來，就用那個瓶子噴。”
　　接着，他又交代了見麥克爾·克賴頓的構想：到了“東海岸大酒店”，不要上樓，就在大堂往麥克爾·克賴頓房間裡打電話，讓他下樓來。
　　如果他拒絕，就對他說：“此事關繫到你父親的名譽問題”，他肯定會下來的。只要下來，事情就好辦了，聊上後提出去他房間，那時就可以下手了。
　　傅索安聽得目瞪口呆，她怎麼也想不通這個先前看上去極窩囊的傢伙這會兒怎麼一下子就變得靈性十足了，他能當上對外諜報局第六部頭頭的助手，一定憑藉了這股靈性。
　　這時已是午後1時，兩人這才覺得飢餓，於是去用午餐。餐後，傅索安去熟悉老麥克爾的情況，斯狄爾巴出門購置假髮套等物。
　　當晚8時許，傅索安披着一頭金髮，挎着一個精緻的坤包，款款走進了“東海岸大酒店”的大堂，選了一個燈光黯淡的角落，以防止那個美國人把她認出來。她在沙發上坐下，往七樓打電話：“喂！
　　是麥克爾·克賴頓嗎？你好！請你下樓到大堂來一趟好嗎？”
　　電話里傳來對方遲疑的聲音：“你是誰？”
　　“哦，我是你從未見過面但應當是熟悉不過的人。你下來吧，下來了一切就都明白了。”
　　“對不起，小姐，你不說清楚，我是不會下樓的。”
　　“咯咯，真的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你父親的名譽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也許這對於你來說是一個損失。”
　　麥克爾。克賴頓被說得如墜五里霧中，他作為一個剛露頭角。
　　還未崛起的大學生運動員，畢竟涉世尚淺，並且還有很濃烈的好奇心，聽了這句話，果然鬆了口：“那你等着，我馬上下來！”
　　一會兒，麥克爾·克賴頓匆匆下樓來了，只穿了一套運動衫褲，上身披着一件休閒服。傅索安朝他招手，他大步走了過來。兩人互致問候後，他迫不及待地問道：“你是誰？找我有什麼事？”
　　他沒認出我！傅索安鬆了一口氣。她壓低了聲音：“聽着，我接下來無論說出什麼話，你都不要過分地驚奇，好嗎？”
　　“可以。
　　“麥克爾·克賴頓，我和你擁有同一個父親，你知道嗎？”
　　麥克爾·克賴頓差點從沙發上跳起來：“你……你是精神病患者？”
　　“不！我是你的姐姐朴盛貞，漢城最大的電器公司的一名高級職員。我把事情向你敘述一遍，你就明白了。”傅索安對付這樣一個大男孩，具有足夠的鎮靜，她向對方娓娓而談，把一個精心編織的謊言端了出來。
　　果然，涉世未深的麥克爾·克賴頓聽了以後，有點相信，嘴裡嘟噥着，喃喃而語。“可是父親從未對我說起過這段事情。”
　　“父親當然不會向你說這樣一段事情。不過，你這次回到了美國，你可以向父親說起，同時捎上我送給父親的禮物。你告訴父親，我現在生活得很好，還沒結婚。我的母親也很好，她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適當的時候，我會去美國拜見他的——當然、必須獲得他的允許。”博索安說着，從坤包里取出給麥克爾父子的兩件禮物。給老麥克爾的是一盒雙枝的野山參，給小麥克爾的是一幅中國山水畫。麥克爾·克賴頓看後非常高興，連聲道謝，但他始終未稱傅索安“姐姐”，看來，他對這個突然冒出來的事實還是半信半疑。不過這對於博索安來說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只要他收下了禮物，他就已經中了圈套。果然，麥克爾·克賴頓想起應當回送給傅索安一份禮物，但他身邊什麼也沒有，於是開口邀請傅索安上樓到他房間去坐坐。坐坐當然不是目的，只不過要回送禮物，他的資格還不至於老練到把傅索安晾在大堂裡面自己上去取禮物的程度。
　　傅索安隨麥克爾·克賴頓上到七樓，電梯口仍舊是那個美國巨人保鏢值勤，他在傅索安一出電梯就直盯着打量，盯得克格勃女特工心跳倏然加快。但是憑着金黃色的假髮套、臉上的濃妝和有麥克爾·克賴頓的做伴，那個保鏢竟沒認出這個姑娘就是自己昨天盤問過的“女記者”，朝他們兩人點了點頭，退到一邊去了。這一瞬間，使傅索安終於明白了肯尼迪總統為什麼遇刺了。
　　麥克爾·克賴頓一進房間就翻箱子尋找適合於作為禮物的東西，傅索安乘機進了衛生間，只十幾秒鐘就解決了問題。她從衛生間出來時，麥克爾·克賴頓已經選中了禮物，那是一架高級照相機。
　　他問傅索安：“我們要留個合影嗎？”
　　特工最怕的就是在活動時留下照片，那等於把證據送到別人手裡去。傅索安自然馬上拒絕：“今天不了，明天讓我打扮一下再留影吧。”
　　麥克爾·克賴頓不過是順口說說，並非真想合影，他對這個“姐姐”尚持懷疑態度，不想過頻接觸，於是改口：“明天我恐怕沒空了，又要比賽，又要參加頒獎儀式，還要出席宴會。”
　　傅索安乘機說：“那就算了吧，反正我們以後還會見面的。”她又說了幾句閒話，遂開口告辭。
　　傅索安走出“東海岸大酒店”，出乎意料的是，斯狄爾巴竟在外面等着她，見她出來，在一輛出租汽車旁邊直招手，傅索安過去，兩人上車而去。傅索安坐在汽車裡，一聲不吭，她懷疑斯狄爾巴是來觀風頭的，萬一她失風被捕，則在混亂中用克格勃的間諜武器施以殺手。
　　次日，男籃決賽仍在上午10時舉行，電視裡美國隊的陣容中沒見到麥克爾·克賴頓的影子。電視解說員說，麥克爾·克賴頓由於突然患病而無法上常這個病，只有傅索安和斯狄爾巴才知道。
　　比賽結束，蘇聯大學生男籃戰勝了美國隊，獲得了冠軍，令雲集在漢城的採訪這次比賽的許多看好美國隊的外國新聞記者目瞪口呆。
　　當天下午，傅索安即和蘇聯大學生女籃留下的幾個主力隊員一起離開漢城，飛赴東京，次日回到了莫斯科。又過了一天，斯狄爾巴也回來了，對外諜報局第六部特地舉行小型宴會，為他和傅索安接風洗塵並慶功。三天后，傅索安得到了五千盧布的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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