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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死亡老鼠”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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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天真無邪的外國小男孩竟使女殺
　　　　　　　　　　手冒着抗命殺頭的危險，放棄了克格
　　　　　　　　　　勃精心制定的謀殺計劃。

　　1973年5月中旬，傅索安從漢城經東京返回莫斯科後，對外諜報局把她安排進了位於斯洛夫斯基大街的一幢公寓大樓中。這幢公寓是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第六部的單身特工的宿舍樓之一，每個特工住一個單元，包括臥室、起居室、會客室、廚房和衛生間，裡面有整套家具和家用電器，廚房、衛生間裝着熱水龍頭，晝夜二十四小時隨時可以使用。這一點，不是對克格勃特工的優待，當時莫斯科所有居民家裡，都有這種設施。這，成為蘇聯當時向全世界標榜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理由。公寓坐落於一片高大的樹林之中，樓下有供運動的空曠場地。樹林四側的馬路、房子裡，晝夜有克格勃的便衣特工在轉悠，他們的任務是攔住試圖進入樹林的汽車或者行人，如果有人不服從，則會遭到逮捕。
　　傅索安住進這幢公寓後，很快就發現這裡的房客全是亞洲人，男女都有，互相之間基本上沒有接觸，也不知姓名和國籍。她結合自己的情況分析，認為這些房客都是和她一樣的角色，即在克格勃中有檔案但並不列入正式編制因此也無軍銜的秘密特工。他們的任務是被派往第六部主管的國家和地區去從事各類諜報活動，當暫時沒有任務的時候，就被安置到這裡來休養，以鬆弛一直繃得如拉開的弓弦一般的神經。公寓的警衛、醫生、管理員、司機等都是蘇聯人，有男有女。樓下的車庫裡停着一長溜轎車，哪個房客要出發，只需往車庫打個電話，司機就會把車開到樓門外等着。所有司機都是三十歲以下的端莊男女，通常，當男房客要車時，給他開車的會是女司機；女房客要車時，則是男司機。這些司機個個身體健壯，機警靈敏，對莫斯科地區的每條道路的熟悉程度超過對自己手掌紋路的了解。當然，他們除了開車，還擔負着保護乘客的人身安全和監督他們行動的職責。
　　公寓有附設的小食堂，房客在他們想用餐的時候，隨時可以去用餐，那裡始終有廚師等着。如果想在自己的房間裡用餐，也不犯難，只要往小食堂打一個電話，服務員就會把酒菜送上門。考慮到這些特殊房客的口味或者思鄉情緒，小食堂也樂意滿足他們在自己“家”里烹飪菜餚的要求，只要事先向小食堂遞上一份菜單，那邊會配齊原料送貨上門。在這方面，傅索安和小食堂的交道打得最多，她很喜歡自己燒菜，常常燒得香味四溢，使從她門口經過的人咽口水吸鼻子。
　　當然，克格勃專家們是知道“嬉戲荒業”的道理的，所以，他們在考慮讓這些異國克格勃特工充分鬆弛休息的同時，也注意抓業務，具體辦法就是每周一二次突然對幾個特工進行間諜業務抽查。
　　被抽到的特工通常總在清晨5點鐘正濃濃沉睡時被喚醒，昏頭昏腦地上了汽車，被拉到克格勃設在郊區的某個類似廢棄不用的軍隊營房的場所，開始為期一天的間諜技能測試。測試內容根據被測試者當初在諜報學校接受過的訓練項目來決定，在無線電收發報、竊聽、照相、微縮、測繪、爆炸、暗殺、反審訊、越獄等方面，不計成績，點到為止，只看還會不會。在短跑、長跑、格鬥、射擊、游泳等反映體能的項目方面，有達標要求，但也只是看是否達標，不達標也不要求被測試者補測。所有測試情況，都記錄在案，列入檔案。
　　這樣，在以後要派誰執行任務時，如該任務所需的技能與測試結果有差距，則提前安排進行突擊訓練。傅索安在住進公寓半個月後，接受了一次測試，各個項目都達標，使在場一個軍階最高（少校）的克格勃軍官大為讚賞，拍着傅索安的肩膀連聲說“好”，然後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傅索安的名字。
　　按照慣例，測試教官在測試結束後須請測試者吃一頓豐盛的晚餐，這是表示慰勞的意思，所花的當然是克格勃的公款。這天晚上，傅索安在莫斯科“白玫瑰大酒店”吃了一頓極為豐盛的晚餐，她喝了許多酒，到最後已經有些糊裡糊塗了，記不清自己是怎樣回到公寓的。
　　次日——1973年6月6日，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傅索安昨晚睡得晚，醒來已是中午時分。在衛生間漱洗的時候，她覺得右腹部有些隱痛，頭有點暈，並未在意。之後，傅索安在客廳給小食堂打了個電話，讓給她送兩碟子滷菜，一瓶紅葡萄酒和一碗意大利通心粉來。打完電話，傅索安突然覺得頭暈加劇了，而且喉嚨口似有噁心感，她預感到可能要嘔吐了，欲往衛生間去。不料剛站起來，便難以抑制地嘔吐起來，緊接着眼前金星亂飛，天旋地轉，終於失去了知覺，身子一歪栽倒在沙發里！
　　幾分鐘後，送酒菜來的服務員發現傅索安昏倒了，不禁大吃一驚。不過，這些服務員都是接受過特工訓練的，具有遇事不慌的素質。她當即退出房間，往公寓管理科長那裡報告。頓時，警鈴倏響。警衛、醫生進入傅索安的房間，先照相，再檢查人。這時，救護車和警車呼嘯而至，載來了克格勃醫院的醫生和對外諜報局的十幾名特工。傅索安當即被送往位於莫斯科南側市郊結合部的克格勃中心醫院。這邊，那些特工開始勘查現場並向公寓裡的其他人進行逐個詢查，其重視程度已經超過莫斯科刑事偵察局對一起謀殺案件所採取的措施。確實，他們一向是把這類突發事件當作間諜案件來對待的，在未有結論之前，誰敢保證這不是一次外國特務對克格勃人員的謀害呢？
　　調查結論很快就出來了：傅索安患上了急性肝炎，與謀害無關。
　　根據克格勃中心醫院傳染病科的意見，傅索安被送進隔離病房進行治療。她所住過的公寓房間，由醫院派人去進行了徹底的消毒。傅索安待在隔離病房，過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根據醫院規定，病房裡沒有電視機，也不能聽收音機，更不能閱讀書報。為防止交叉感染，每個病人住一間病房，互相間不許接觸，連去花園散步也是規定時間，輪流進行，就像監獄裡的囚犯放風。一到晚上，每間病房外面的鐵柵欄門全都關上、上鎖，嚴防病人乘醫務人員的疏忽而互相串門、混居。這些措施，令病人個個頭痛，對於傅索安來說，還有一層簡直難以忍受的痛苦：不能喝酒。醫院的營養師給病人安排了營養豐富、美味可口的菜餚，但當然沒有酒，哪怕是啤酒也不讓喝一滴。已染上酒癮的傅索安在病情稍稍穩定後，便動起了搞酒的腦筋。起初，她想請一個看上去臉善心慈的護士代購，但卻沒盧布——每個病人入院時，都必須交出身邊所有的物品，由醫院代為保管，到出院時再發還。於是，傅索安試着和那個護士商量，請她代購，待出院後償還，加倍或者加幾倍都行。那護士聽了，一雙眼睛在口罩上沿瞪得猶如鈴鐺，用看外星人一般的眼光盯着傅索安，片刻，嚷了一聲“天哪”便奔了出來。
　　半小時後，傳染病科主任走進了傅索安的病房，神情嚴肅地在她面前站下，打開手中的筆記本，用法官宣讀判決書般的聲調念道：“傅，我受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管理局人事管理處的委託，向你宣布一項決定：由於你在住院期間嚴重違反規定，視同違犯紀律論處，特予以警告處分一次。傅，聽明白了嗎？”
　　“是的。”傅索安點頭，心裡在咒罵那個護士。
　　“具體書面手續在你出院後補辦。”
　　從此，傅索安斷了搞酒喝的念頭，只得安安分分住院。這樣的日子一直過了兩個月，到1973年8月7日，她的肝炎給治癒了，醫院通知她：今天出院。傅索安從沙發上蹦起來，一聲“烏拉”還沒喊出口，那個醫生又接着往下說了：“根據你的患病情況和健康恢復程度，經報請第一管理局批准，決定送往黑海療養院療養兩個月，立即出發。傅，特別要提醒你的是：不能喝酒和其他任何含有酒精的飲料！你的肝臟已經失去了排解酒精的功能，再喝的話，等於在和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明白！”傅索安心裡一涼，不是為肝臟的功能，而是為這條禁酒令。克格勃做任何事情都很認真，禁酒令一定會傳往療養院的。
　　果然，傅索安和另外幾個出院的特工由醫院派人護送前往位於新羅西斯克市的克格勃黑海療養院後，那裡的管理官員馬上找她談話，通知她必須嚴格執行禁酒令，這裡的餐廳、酒吧、商店都已有她的照片，不會向她供應任何含有酒精的飲料。這樣，傅索安又過起了無酒的日子。這次更難熬了，因為周圍人都有喝酒。幸虧半個月後，她新結識的幾個一同療養的特工朋友同情她，又經不起她的死纏軟磨，偷偷給她買起了伏特加．她才在精神上得以“起死回生”。
　　兩個月後，療養期滿，傅索安接到通知讓她速返莫斯科。她飛返莫斯科後的第三天，就接受了一項重要使命——赴香港暗殺一名黎巴嫩商人。
　　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這項暗殺行動的背景——20世紀60年代前期，法國航空工業界在戴高樂總統的親自過問下，設計製造成功了一種名叫“蜃樓式飛機”的戰鬥轟炸機。
　　蜃樓式飛機全長十四點一五米，寬八點二二米，高四點二十米，自重六點三噸，相當於美國F104型輕型飛機。它具有用二馬赫（馬赫即氣流速度與音速的比）的高速連續作戰二小時的能力，最高的實際飛行高度為二萬九千五百米，續航距離為三千公里。機上配備三十毫米機關炮兩支，“馬托拉”空對空導彈兩枚，還可以攜帶炸彈和其他導彈。在當時，蜃樓式飛機是舉世公認的世界一流的超音速噴氣戰鬥轟炸機，因此而被認為是“法國的光榮”。
　　蜃樓式飛機一問世，便立刻引起蘇聯方面的注意。蘇聯情報機關探知蜃樓式飛機裝置有特別的電子儀器。為此，引起了蘇聯國防部的惴惴不安。從1966年開始，蘇共中央政治局就向克格勃下達命令讓搞取蜃樓式飛機的技術情報。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第五部的特工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在法國盜取了一些這種飛機的設計資料。由於數量有限，蘇聯的航空器專家未能完全了解這種飛機的功能。
　　1968年秋，以色列和埃及等阿拉伯國家之間爆發了“中東戰爭”。從法國購買到蜃樓式飛機的以色列在這次戰爭中占盡了空中優勢，把埃及配備的蘇制米格式飛機一架架的擊落在中東的沙漠上。這一情況引起了蘇聯方面的驚慌，因為當時酉歐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諸國，合計已從法國購進了將近三百架蜃樓式飛機，蘇聯國防部認為這是對蘇聯的巨大威脅。為了有效地對蜃樓式飛機進行作戰，蘇聯必須取得一架蜃樓式飛機實物，以進行實際研究，在控制下進行假想作戰，制定戰術。
　　1969年7月下旬，蘇共中央政治局向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下達命令：在最短的時間內，從國外竊取一架完整的蜃樓式飛機。
　　克格勃接受任務後，由安德羅波夫主席親自召集有關專家舉行會議，研究盜機地點。經過反覆研究，最後選定在中東地區的黎巴嫩下手。克格勃的這個決定，出於以下考慮：首先，黎巴嫩這個地處地中海邊上的國家是個小國，該國人口僅二百五十萬，軍隊僅一萬五千人，反間諜機關力量薄弱，政府的腰杆子也不硬，是無法阻止克格勃的堅決行動的。其次，在克格勃看來，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見利忘義、貪得無厭的人，只要肯出巨額賞金，黎巴嫩肯定有人會上鈎協助盜飛機的。
　　克格勃總部將這項行動下達給對外諜報局，限令必須在三個月內圓滿完成。
　　對外諜報局對這項由勃列日涅夫親自批準的行動自是特別重視，四名正副局長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中將、華西里，莫塞契科夫少將、米哈伊爾·欽巴爾少將、伊凡·亞格揚特斯少將經過數次密商，決定指定對外諜報局在黎巴嫩的間諜頭子亞歷山大·高米亞科夫負責策劃並指揮這項行動。亞歷山大·高米亞科夫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黎巴嫩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他立刻被外交部出面召回莫斯科，由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局長親自向他交代任務。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說：“阿拉伯人貪財，你準備花大價錢引他們上鈎，比如一百萬、二百萬美元！”
　　高米亞科夫吃驚地睜開眼睛：“百萬美元？！”
　　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笑道：“幾百萬美元辦這件事算不了什麼！對外諜報局每年用於搞國外情報的財政預算就達十五億美元哩！”
　　“局長同志，明白了，我回到貝魯特後，馬上着手操辦此事，保證按期完成。”
　　高米亞科夫飛返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後，決定動用在間諜業務上受他領導的蘇聯紅軍情報局潛伏在黎巴嫩的特工、公開身份是蘇聯駐黎巴嫩貿易代表團代表符拉季米爾·華西列夫，因為華西列夫手中掌握着一個關係，可以和黎巴嫩空軍里的人接觸。這個關係名叫哈桑·巴達維，原是黎巴嫩空軍的飛行教官，後來因為涉嫌走私販毒和道德腐敗而被空軍革職開除。哈桑·巴達維憑着自己那手高超的駕駛技術，進了中東航空公司，當了一名機長。大約在1967年6月，他被華西列夫發展為克格勃的間諜。高米亞科夫作為華西列夫的業務上司，是知曉哈桑·巴達維的，認為現在該是發揮其作用的時候了。
　　華西列夫立刻向哈桑·巴達維下達了指令。哈桑·巴達維面無難色，胸有成竹道：“這事好辦，我找我以前教過的馬赫穆德·馬他耳中尉就是了。”
　　哈桑·巴達維把馬他耳中尉請到自己的家中，邊喝咖啡邊問：“中尉。你想發一筆大財嗎？”
　　馬他耳望着他的教官，眼神中含有疑惑的成分：“當然想發財，但不知道應當怎樣去發？”
　　“我有幾位朋友，他們需要一些東西，你是完全可以給他們弄到手的。”
　　“什麼貨色？”馬他耳以為巴達維是讓他夾帶什麼私貨，“我在空軍開飛機，可沒有你在民航那樣方便。”
　　“不！恰恰相反，正因為你在空軍，才有辦法做成這事——他們想要一架蜃樓Ⅲ—E戰鬥轟炸機。”
　　馬他耳被這句話嚇得背沁冷汗：“這……可不得了啊！”
　　哈桑·巴達維說：“你聽着，只要能把一架蜃樓式飛機弄到手，你可以撈到三百萬美元，保證你一輩子也享用不完。至於你怎樣去花這筆錢，誰也管不了你。你可以週遊世界，離開黎巴嫩，過王公貴族的生活。”
　　馬他耳一陣沉思後，問：“你的朋友是什麼人？”
　　“那無關緊要，只要你肯干，那就成了，管他們是什麼人。有奶便是娘，誰給錢誰就是上帝，不是嗎？”
　　馬他耳說：“錢這東西，誰能拒絕呢？不過，這是一件等同於販毒的大事，它將完全改變我的生活道路。對於這樣一件大事，我需要慎重考慮，所以今天不可能答覆你的。”
　　哈桑·巴達維點頭：“對！是應該好好想一想。不過這裡可以向你保證，這事會為你作十分周密的安排，不會出差錯的，你放心好了。過幾天我們再見面，到那時你給我一個確切的答覆吧。”
　　馬他耳點頭同意，告辭而去。
　　八天后，哈桑·巴達維打了個電話給馬他耳：“中尉，我的那些朋友又問起你了，你作出決定了嗎？”
　　馬他耳回答：“我同意你提出的條件，我肯干。”
　　兩天后，馬他耳應約來到哈桑·巴達維的家中，和華西列夫見面。華西列夫十分謹慎而且正式地對馬他耳提出一系列問題，詢查他的個人出身、家庭背景、個人履歷、在軍隊中的記錄、飛行經驗。最後，他滿意了，說道：“我們的計劃說起來十分簡單，你只要在常規訓練飛行時正常地起飛，飛出海上去，然後通過無線電說你的飛機出了機械上的故障，過一分鐘左右，發出求救信號，跟着你就俯衝下來，貼着海面飛行，避過雷達網的偵察，改變航線，飛往巴庫，他們准以為你已失事跌進海里去了。”
　　“明白了。”馬他耳點點頭，又問，“你們在什麼地方和怎樣交付那三百萬美元的報酬呢？”
　　“三百萬！”華西列夫吃驚地叫起來，“不！不！是誰說三百萬美元？我們只出一百萬美元啊！”
　　馬他耳也叫了起來：“什麼！講好了三百萬，怎麼變卦了？對不起，我不幹了，我才不會為了區區一百萬去冒這個險呢！”
　　“我沒有答應過出三百萬呀！”
　　馬他耳不滿地轉過頭，問哈桑·巴達維：“這怎麼搞的？你不是講好他們出三百萬美元的？”
　　哈桑·巴達維的臉脹得通紅，支吾以對，他為了要引誘馬他耳合作，誇大了數目，而華西列夫事先只講肯出大數目，沒說明是三百萬還是一百萬，現在事情就因這數目僵住了。馬他耳堅持三百萬才肯干，而華西列夫只答應出一百萬，於是爭吵不已。最後，在哈桑·巴達維的調解下，馬他耳很不情願地答應減至二百萬，不過要先付六十萬作為預支款。對此，華西列夫感到很為難，說：“這事我個人做不了主，我得和別人商量一下，才能決定。”
　　華西列夫去向高米亞科夫請示，高米亞科夫儘管事先有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局長交的底，但心裡還是感到不踏實，便於9月9日帶了華西列夫搭乘蘇聯航班飛返莫斯科。因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不在蘇聯，他們便直接去向克格勒總部請示。
　　克格勒總部聽完了他們的匯報後，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訂出了一個周密的行動計劃，連同活動經費預算，送交政治局審核通過。
　　計劃很快就得到批准，因為當時的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十分焦急，要求克格勃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務必弄一架蜃樓式飛機回來。由克格勃研究訂出的計劃，政治局認為切實可行，並下令要高米亞科夫和華西列夫立即返回貝魯特執行。同時，還講明無論如何要把飛機弄回來。高米亞科夫和華西列夫當即飛返貝魯恃，他們還帶了一系列詳盡細緻的指示，這些指示是用俄文和法文寫成的，以保證他們和馬他耳都能了解得完全正確，不會有任何誤解，導致行動上的差錯。
　　9月中旬，他們回到貝魯特之後，華酉列夫把馬他耳約到他那間在離蘇聯大使館三個街口遠的蘇聯外貿團的公寓七樓的住所去見面。馬他耳應約前來，華西列夫將他引入客廳，那裡還坐着一個蘇聯人——高米亞科夫。
　　高米亞科夫對馬他耳說：“我們已同意了你提出的二百萬美元的要求，不過，講到預支，按做買賣的常規，支六十萬未免太過了點，還是按百分之十預支吧，那已是二十萬了，足夠你安家的了。”
　　馬他耳無可奈何而又勉強地點了點頭。
　　高米亞科夫於是問；“你打算什麼時候實行這次偷機的飛行？”
　　“我10月3日預定要作一次訓練飛行的。”
　　“好極了！到時候我們會做好一切準備接你的。另外，為了你妻子兒女安全，最好是在這幾天把他們送到莫斯科去，你們今後一生就可以在蘇聯過着高枕無憂的豪華生活了。”
　　馬他耳拒絕道：“不！我妻子不會到蘇聯去的，我講老實話吧，我並不信仰你們的制度，我答應偷飛機只是看在錢的分上，並非出於什麼思想認識的原因。我已同妻子商量過了，我們打算在瑞士過下半世。”
　　高米亞科夫對馬他耳斷然拒絕在蘇聯生活並不感到受窘，他預料到有這個可能，他在阿拉伯國家做過九年間諜工作，對阿拉伯人太了解了！於是，他說：“中尉，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要到哪兒去隨你的便，你為我們干好這工作就行了。我們會關照你下輩子的。當然，要是你欺騙我們的話，我們也會關照你下半輩子，要你的命的。”
　　馬他耳冷冷地說：“我不在乎你說些什麼，我會做我的工作，不過在我起飛之前，一定先得拿到那二十萬美元。先講明了，我可不要現鈔，拿一大捆外幣我無法處理，既不宜存銀行，放在家裡又怕被偷掉。再說，我不會分辨偽鈔，誰知道你給我的現金是真的還是假的。”
　　高米亞科夫點頭道：“也可以。9月30日晚上，我們在這兒再碰一次頭，對飛行計劃作最後一次討論。支票，到那時會交給你的。”
　　克格勃的這次行動，直到那天晚上高米亞科夫和馬他耳這次談話後，才向蘇聯駐黎巴嫩大使薩巴瓦爾·阿茲摩夫透露。這位大使對此行動極為擔心，立即指示大使館二等秘書打了個電話給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官員，說大使先生由於身體不適而取消了原定在10月1日和美國大使的會見。對方問美國大使什麼時候可以過訪，這邊的回答是“過了10月3日再說”。
　　9月30日晚上，馬他耳中尉按約來到華西列夫寓所，和華西列夫、高米亞科夫進行起飛前的最後討論。一見面，高米亞科夫便交給馬他耳一張二十萬美元的支票，是1969年9月29日由莫斯科人民銀行過戶的，寫明支付給馬他耳的父親，那是馬他耳要求的。高米亞科夫另外還給了馬他耳二千五百美元現鈔，說是給他太太在歐洲生活的費用。
　　華西列夫對航空方面比較熟悉，將克格勃關於這次行動指示的法文本慢慢讀給馬他耳聽，講清楚這次飛行的準確高度和航線：“在飛到一千米高度時，向貝魯特機場控制塔報告，說發動機出了毛病，操縱舵失靈，然後發出緊急求救信號。在這之後，將無線電通話完全切斷，飛機急劇俯衝，在接近海面時貼着海面平飛，避過雷達偵察網，然後向蘇聯飛去。在你越過蘇聯國境四分鐘之後，就會有三架殲擊機飛來與你會合，為你導航飛往阿塞拜疆的巴庫，如果會合不上，那時你就用322千周的頻率，同我們的基地聯絡……”這時，突然傳來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華西列夫站起來走到門邊，開門一看，走廊上有一群穿軍裝的黎巴嫩人，正拔出手槍指着他。華西列夫狂叫一聲“有憲兵”，想把門關上，但已經來不及了。這時，馬他耳飛身撲向華西列夫，抱住對方，兩人糾纏着滾倒在地上。高米亞科夫拔出手槍開火了，擊中憲兵隊長的腹部和腿部。華西列夫也掙扎了起來，向憲兵開槍。憲兵立即開槍還擊，將兩個蘇聯特工擊傷後捕獲。
　　10月1日凌晨1點，黎巴嫩政府發布了一項新聞簡報，宣布逮捕了高米亞科夫、華西列夫和哈桑·巴達維三人。幾小時後，官方通訊社隨即發布新聞公報，詳細報道了整個事件的真相——原來，馬他耳中尉是一個愛國的黎巴嫩人，他在和哈桑·巴達維第一次接觸後，當即向黎巴嫩軍方反間諜機關報告了情況。反間諜機關為了引出哈桑·巴達維的幕後主使人，就指示馬他耳佯裝答應盜機，裝扮成一個只要金錢不要國家和民族的人。反間諜專家在馬他耳的衣服上裝配了一個十分細小而高度靈敏的竊聽器，將他同蘇聯特工所有接觸和談話全部錄了音。為了要使克格勃更信任馬他耳，反間諜專家讓他提出逃往瑞士，並要求開支票以取得實物罪證。馬他耳中尉對這反間諜的角色扮演得十分出色，協助反間諜機關成功地粉碎了克格勃的盜機陰謀。
　　克格勃方面在這次行動中犯了一個又一個錯誤：首先，他們依賴一個像哈桑·巴達維這種無恥的人，就是一種失策。其次，他們約馬他耳到蘇聯人居住的公寓見面，竟大意到沒有對他進行電子偵察，以至讓他帶有竊聽器，錄下了所有的談話。第三，他們對馬他耳沒有進行反監視，相反卻同意馬他耳的要求開支票給他，而且不用外國銀行，竟直接開莫斯科人民銀行過戶支票。結果，弄得一敗塗地，大丟面子。因此，克格勃恨透了導致他們這次失敗的關鍵人物馬赫穆德·馬他耳，從1969年10月開始，就把他列為對外諜報局專門負責謀殺、綁架和破壞活動的行動執行部在中東地區的暗殺名單上的頭號暗殺對象。行動執行部部長欽巴爾少將多次下達過指示：不惜任何代價解決此人！
　　但是，黎巴嫩的反間諜機關相當重視對馬他耳的保護，馬他耳自己也十分警覺，以至使克格勃方面遲遲無法下手。1971年6月，馬他耳由於健康原因從空軍退役。改行做起了生意。為了安全，他去法國整了容，並改名換姓叫伊桑·沙展。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的情報特工偵知了這一情報，立刻向莫斯科報告。克格勃的專家分析了情報，為了“引蛇出洞”，蒙蔽黎巴嫩反間諜機關和馬他耳本人，故意製造假情報讓黎巴嫩方面截獲，內容表明他們根本不知道馬他耳退役經商，仍指示混在蘇聯黎巴嫩大使館中的克格勃特工“設法建立在黎巴嫩空軍中的關係，專門偵查馬他耳行動規律”云云。黎巴嫩反間諜機關果然信以為真，認為名聲赫赫的克格勃也不過如此。黎巴嫩的反間諜專家據此制訂了一個“將計就計”的策略，決定擇機放出消息說馬他耳已經犧牲，以徹底斷絕克格勃的暗殺念頭，也好結束對馬他耳曠日持久的保護，對於馬他耳本人來說，也能定定心心地過日子。不久，正好黎巴嫩軍方遂發布消息稱，兩名遇難飛行員中一人便是‘空軍英雄”馬赫穆德·馬他耳。克格勃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也來一個“將計就計”，再次發出假情報讓黎巴嫩反間諜機關截獲，指示在中東地區的特工停止執行暗殺馬他耳的“獵鷹計劃”，因為馬他耳已經“去見上帝’了。
　　黎巴嫩方面見克格勃“果然”中計，便撤消了對馬他耳的保護措施，馬他耳本人也認為從此可以太平無事了，商務活動開展得較為放開。殊不知，克格勃一刻也沒放鬆對他的監視，正密切地注視着他的行蹤動向，等候着出現適宜下手的機會。最近，馬他耳找到了一個貿易夥伴，兩人打算合資在香港開設一家船務公司。那個夥伴是德國人，在香港經商已多年，於1973年9月底和馬他耳在越洋電話中商定：馬他耳在10月下旬赴香港，兩人具體着手操辦開設船務公司事宜。這個電話被克格勃特工竊聽並錄音，立刻報告了莫斯科。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當即決定：派特工赴香港暗殺馬他耳。
　　暗殺任務下達到行動執行部，該部專門負責制定暗殺方案的“特別一科”的專家們經過反覆討論，認為馬他耳這次是“9·30事件”的首次出國，雖然黎巴嫩方面認為“警報已經解除”，但他本人肯定仍是戒備心十足，所以，不能使用歐洲籍殺手，而宜派東亞籍特工去執行這個任務。這個特工最好是女性，會說英語、漢語，並且在香港曾經待過。這種類型的特工，行動執行部沒有，便向對外諜報局本部報告，要求調派。這樣，這個任務便落到了曾經赴日本執行過同類任務的傅索安的頭上。
　　傅索安被送往對外諜報局第一招待所的一間密室里，連續三天聽幾位克格勃特工介紹馬他耳的有關情況，觀看幾年來秘密攝下的馬他耳的錄像鏡頭，並反覆聽了馬他耳在各種場合的說話錄音。三天后，她已經能輕而易舉地從上百張混雜在一起的同是二十多歲的黎巴嫩男子的照片中辨認出馬他耳的那張，在聲訊專家合成製作的錄音帶里，也能準確無誤地辨別出馬他耳的聲音。
　　接着，克格勃又讓傅索安溫習了幾天無線電收發報技術，使她能較為熟練地勝任遠洋貨輪上的無線電報務員的工作。因為她這次將以蘇聯遠洋貨輪上的報務員身份堂而皇之地赴香港。之後，傅索安又在專家指導下，學會了使用一種新型暗殺武器。
　　1973年10月中旬，傅索安從莫斯科飛往位於日本海岸邊的海參崴市，在該市的克格勃分局，她戴上了金黃色的披肩假髮頭套，搖身一變成為一名歐洲、亞洲人種的混血女郎，然後以無線電報務員的身份登上了二萬噸級的蘇聯“西伯利亞人”遠洋貨輪。根據蘇聯國家交通部的規定，超過一萬噸級排水量的遠洋貨輪必須配備兩名報務員，所以“西伯利亞人”號貨輪上還有一名報務員，她是真正承擔通訊任務的角色，而傅索安不過是搭乘該輪混往香港。
　　“西伯利亞人”遠洋貨輪的全體船員，都接到政治委員的嚴厲警告：不准糾纏新來的女報務員，不准在背後議論她，更不准對她的任何行為加以指責，誰若違反，回國後將倒霉！因此，傅素安在航行途中一直優哉游哉，什麼事情都不做，除了喝酒便是在甲板上散步，有時興致上來，就釣釣魚。
　　1973年10月17日，“西伯利亞人”遠洋貨輪經過四天的航行，安然駛抵香港。根據蘇聯交通部遠洋貨輪公司的安排，“西伯利亞人”號貨輪在卸掉所載的煤炭後，應當駛往馬尼拉港裝運一點八萬噸小麥返回蘇聯。但是，該輪在抵達香港後的第三天，在卸掉所載的煤炭後準備啟航時，卻發現“一台柴油機出了毛病，根據航行規定，這是不允許繼續進行遠洋航行的，於是，“西伯利亞人”號貨輪便駛往香港的造船廠碼頭，請求船廠為他們修理。在修船期間，船員是可以上岸遊玩、購物或者訪友的。這樣，傅索安便獲得了上岸的機會。但是，當天她由於未接到馬他耳抵達香港的通知，所以未曾上岸。次日下午，傅索安接到政治委員親自送來的一張明信片，說是岸上有人送來的，因上面有克格勃事先關照他的暗記，知道是讓轉給傅索安的，所以馬上送來了。明信片是寫給政治委員的，是一段簡單的生日賀詞。但是，當傅索安把間諜用的密寫藥水輕輕拭上去後，生日賀詞就變成了俄語寫的情報，通知她馬他耳今天上午已經抵達香港，下榻於“拜敦飯店”8樓11號房間，隨他一起來香港的，有他的妻子和一個五歲的兒子。
　　傅索安當即決定上岸。下午5時多，她已經變成了黑頭髮黃皮膚的東亞人，坦然地走進了“拜敦飯店”，以全套的證件證明自己是日本國公民，身份是記者，赴港來旅遊兼採訪，要求住宿。對於飯店方面來說，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馬上作了安排，並根據傅索安的要求讓她住進了7樓11號房間。
　　傅索安進了7樓11號房間後，立刻從皮箱裡取出了竊聽儀器，那是一個和汽槍子彈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兒，四面都有特殊的微型強力吸盤，能夠輕而易舉地粘在任何物體的表面。傅索安俯身窗外，把這個竊聽器扔向馬他耳住的811房間的窗戶上沿，使它沾在牆壁表面。竊聽器剛沾上去，原先的白色便自動變成了與牆壁相同的淺綠色，連傅索安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找不到它了。傅索安接着拆開了皮箱的拉手，從裡面取出與竊聽器配合使用的指令發射儀、信號接收儀及微型耳機，迅速裝配好後，開始測試。她發出了“開始工作”的指令，耳機里馬上傳來811房間裡的聲音：電視打開着，正在播着李小龍的武打片。馬他耳夫婦和那個五歲的兒子正在歡笑嬉語，說的都是法語，傅索安聽不懂，但她估計那是馬他耳夫婦在逗他們的兒子。那個黎巴嫩小孩有着一副銀鈴似的嗓子，稚嫩而清亮，就像春天溫柔和煦的風兒在輕輕地吹起一串小小的風鈴。傅索安在驚嘆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的竊聽專家竟能製造出如此精湛的竊聽器設備的同時，也深深被那個小孩的嗓音所感染，她不得不承認：自己從未聽到過世上還有這樣好聽的童聲。她想，如果讓小馬他耳去學唱歌，所灌的唱片一定會特別暢銷。
　　一會兒，嬉笑聲停止了。傅索安聽見馬他耳說了兩句話，接着“啪”的一聲響，電視機也關掉了。片刻，樓上沒有聲音了。傅索安對着儀器發了陣愣，猛然省悟：馬他耳一家去吃晚飯了！
　　傅索安把竊聽設備拆開，重新裝進皮箱拉手，恢復了原樣，然後去了餐廳。馬他耳一家果然在那裡，已經點了幾碟冷菜在喝開胃酒了。傅索安在他們右面的一個空座前落了坐，向侍者要了一瓶啤酒、幾個菜。在等上菜的時候，傅索安悄悄打量她的“工作對象”：馬他耳看上去有二十七八歲樣子，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眉宇間透着軍人特有的勇猛，而眼神中卻又顯出一種沉穩和機智。傅索安心裡暗嘆：此人一看便知是個難對付的角色，難怪克格勃要栽在他手裡了。不過她又弄不懂，怎麼那兩位同行會上他的當？若撞在她手裡，對這人絕對不抱任何幻想，一見面就拗斷了，鬼才再和他談那筆交易！
　　馬他耳的妻子大約二十四五歲，是一個漂亮而氣質嫻靜的阿拉伯女人，一看便知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善良女性。那個有着一副銀鈴嗓子的小馬他耳，真是一個天生尤物，他有着父親的健壯。
　　英俊和母親的漂亮、嫻靜，此刻正跪在父母中間的一張椅子上，一邊喝着飲料，一邊啃着一隻煮得顏色鮮紅的大蝦，也許是覺得味道十分鮮美，不時張着小嘴嘟噥着什麼，稚氣十足的小臉笑得像一朵綻開的鮮花。傅索安看着小馬他耳，心裡突然湧起了一種莫名的衝動，她真想走過去抱住他，狠狠地親吻他的小臉。
　　這時，侍者送來了傅索安所點的酒菜。傅索安慢慢地吃喝着，啤酒對於她來說，等於是一杯杯白開水，淡而無味。但是，她不能要烈酒，甚至葡萄酒也不行。否則，在旁人眼裡，她就會顯得與眾不同，這是特工的大忌。她也不能老是盯着馬他耳一家看，只得把臉轉往另一個方面，用那種在其他人看來顯得很專注的眼光“欣賞”餐廳一側兒角落裡吊着的一台大屏幕電視機，那裡面有一個穿着很露的豐滿女歌星正在聲嘶力竭地唱着粵語歌。半小時後，當傅索安喝下半瓶啤酒的時候，女歌星總算閉了口，汗流滿面地下去了。接着登台的是一個歐洲魔術師，節目主持人介紹說此人是波蘭藝術家，但傅索安看着卻覺得似曾相識，想了想好像在莫斯科克格勃對外諜報局的大院裡碰到過他。正盯着他辨認時，似乎感到馬他耳那桌起了變化，轉動眼睛一膘，果不其然：小馬他耳大概已經吃飽了，對滿桌菜餚不再有什麼興趣，已經下了椅子，一雙向滾滾的小手捧着盛了飲料的杯子，正朝她這邊走來。傅索安還沒想好是不是該親吻他時，小傢伙已經來到她面前，小嘴巴一噘一張的，竟吐出了英語：“China（中國）！”
　　傅索安一怔，馬上作出反應，用英語說：“不！我不是中國人，找是日本人！”
　　小馬他耳似乎有些失望，但他仍舊舉起了杯子和傅索安碰杯，然後說了兩聲“謝謝”，走回他的位置去了。傅索安望着小馬他耳，心裡發着無聲的感嘆：這小傢伙真可愛！這時，小馬他耳把他那椅子拖到了一邊，爬了上去，站在上面，大大的眼睛靈活地轉動着掃視整個餐廳中正在用餐的客人，然後笑嘻嘻地張嘴唱起了阿拉伯的兒歌。他的歌聲果然不同凡響，喧譁的客人們突然都靜了下來，欣賞他的即興演唱。一曲方罷，掌聲已經四起。小馬他耳唱起了第二首，馬上有人招呼侍者關掉了電視機，一些客人自己搬動菜碟酒杯什麼的，挪到近前的桌上來。傅索安定定地看着小馬他耳，又把目光在馬他耳夫婦那裡掃過，心中突然產生了一個從未有過的念頭：如果今晚行動順利，馬他耳一家就都完蛋了！為了殺馬他耳，必須捎帶着殺死他的兒子，這似乎過於殘忍了！這個念頭就像一隻無形的手，之後一直控制着傅索安的思緒，以至使她坐立不安。傅索安擔心自己的頭套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遂馬上起身離座，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傅索安衝進衛生間，把自己脫了個一絲不掛，站在蓮蓬頭下面猛衝水，嘴裡極輕地嘟噥着中國話：“天哪！難道我必須殺死這樣一個孩子？無論怎麼說，他總是無辜的呀！”
　　這個澡洗了將近一個小時，但傅索安仍無法擺脫要殺死可愛的小馬他耳的不忍之意。她穿上內衣，披着浴巾走到床前，躺了下來，試着想考慮一個只殺馬他耳而不傷害他的妻兒的辦法。根據克格勃的安排，傅索安這次暗殺馬他耳所用的武器是克格勃技術管理局的專家專為這次暗殺行動（從1969年10月克格勃就已開始策劃這種行動了）而設計製造的，名叫“死亡老鼠”。這種武器的外形真像一隻玩具老鼠，體積只有一隻體重為十克左右的真老鼠那樣大小，四足、腹部、頭部表面都有具有強烈附吸作用的吸盤，受電子遙控儀器指揮，能夠靈活地攀爬垂直的各種表面的牆壁之類。
　　它的體內裝着一種特製的藥物，當這種藥物和水接觸時，立刻會產生一種無色無味的毒氣，人只要吸到一丁點兒，便會斃命。死後屍體解剖檢驗時，法醫無法查出致死原因。克格勃制定暗殺馬他耳的方案是這樣的：晚上，當馬他耳進入夢鄉後，傅索安把“死亡老鼠”放進自己房間的抽水馬桶，然後通過一個肥皂盒大的操縱盒發出無線電波指令，指揮“死亡老鼠”，從水裡穿越排污彎管，進入總排污管。這時，由於上面各個樓面的11號房間都未使用抽水馬桶，總排污管內部是空的，“死亡老鼠”便會根據指令在管道內順着管壁往上爬，當它爬到上一層樓面的排污彎管口時，由於管內壓力起了變化，便會自動停下來，並向操縱盒發回一個信號。這時，傅索安應當發出“拐彎”的訊號，指揮“死亡老鼠”進入馬他耳房間的抽水馬桶排污管，一直爬進抽水馬桶。“死亡老鼠”在接觸抽水馬桶里的水後，會自動發出另一個訊號。這時，傅索安再次發出指令，打開“死亡老鼠”背部密封着的一個小孔，水馬上泄入孔內，和裡面的藥丸發生化學反應，產生毒氣。這段過程是經過精密測算的，當毒氣產生時，“死亡老鼠”正好爬出水面，又一個訊號發往操縱盒。操縱盒在接到這個訊號後，立刻自動發出指令，使“死亡老鼠”停止爬行，就停留在抽水馬桶的瓷壁上。15分鐘後，毒氣散盡，“死亡老鼠”則自動脫落，落進抽水馬桶，順着排污總管掉落進化糞池，銷毀了證據。散發出來的毒氣，由於排水馬桶里的水起到了封閉作用，不會往排污管道中泄露，而只會往臥室蔓延，從而使熟睡中的馬他耳一家三口中毒死亡。
　　現在，傅索安不忍對小馬他耳下手，只想執行暗殺馬他耳的使命，她就必須考慮一個可行的辦法。但她考慮許久，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辦法，憑她一個人的能量，根本無法讓馬他耳的妻兒離開“拜敦飯店”，而她也不能向克格勃提出調開馬他耳妻兒的請示——即便可以提這樣的請求，她也無法找到聯繫人，她此次赴港執行任務，克格勃沒給她任何“關係”。這樣，傅索安只有一個選擇：殺死馬他耳一家三口！
　　傅索安從床上爬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走動，緊張的思維定格在一點上：我可以殺死那個黎巴嫩小男孩，但是，從此以後我定會永遠不得安寧，一直到我離開這個世界！不，我不能作這個選擇，因為我不能惶惶不安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可是，不殺又怎麼辦呢？
　　不殺一家三口，等於不殺馬他耳，這在克格勃就是最嚴重的抗命，會被作為“叛徒”、“內奸”來論處，有喪命之虞。為了那個素不相識的異國小男孩，要把自己的性命搭進去，這犯得着嗎？這樣想着，傅索安又動搖了，眨了一會眼睛，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尋思只好下手了。它恢復了那種特工的冷酷心理，用唇音自言自語道：“可愛的男孩，對不起了，我不得不下手，這怨不得我，我不過是奉命行事罷了。以後，每年的今天，我都會燒紙錢祭奠你的。”
　　傅索安看看手錶，已是晚上10點半了，她從皮箱拉手裡取出竊聽儀器，裝配後把微型耳機放進了耳朵，打開開關，馬上傳來811房間裡的動靜：電視機開着，揚聲器搖着音樂，音量放得最低，馬他耳夫婦在用平靜的語調說話，估計是在聊天。沒聽見小馬他耳的聲音，這小男孩多半已經睡着了。
　　傅索安把皮箱裡的衣服、化妝品之類都倒在床上，打開箱底的夾層，取出“死亡老鼠”和操縱盒。她把“死亡老鼠”放在牆腳下，打開操縱盒，發出指令，那沒有生命的小精靈馬上順着牆壁往上爬。
　　她又試了其他動作，一切都完好如初，便取下“死亡老鼠”，放在一邊。傅索安取了一瓶酒，倒了一杯，坐那裡一邊慢慢地呷着，一邊望着桌上的暗殺工具，心裡對克格勃的武器製造專家既驚嘆又佩服。忽然，她頭腦中閃過一個念頭，一下子站了起來，眼睛裡掠過一絲喜色：有主意了！
　　傅索安找到了一個連馬他耳都不殺的主意，而克格勃卻會被蒙在鼓裡，動不了處理她的腦筋。原來，克格勃的專家在設計“死亡老鼠”時，留下了一個無法解決的技術難題：當“死亡老鼠”在排污總管內壁往上爬時，由於粘着力有限，它無法抵住從上面可能會衝下來的水和糞便的混合物。所以，如果“死亡老鼠”正在排污管往上爬時，只要傅索安所住房間以上的13個房間（即8樓至20樓的豆豆號房間）里的任何一個房間的客人使用抽水馬桶，衝下的混合物都會把“死亡老鼠”砸落下去，掉入化糞池，嗚乎哀哉。傅索安現在的主意就動在這上面。但是，這樣做的話，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必須等到上面有人使用抽水馬桶時，才能奏效。因為操縱盒內有一個裝置，相當於飛機上的黑盒於，它會自動記錄下“死亡老鼠”工作後發回的每一個訊號。當上面有東西排下來時，管道內的壓力會起明顯的變化，“死亡老鼠”馬上會自動向操縱盒發出“告急”訊號，相當於飛機、船隻遇到海灘、空難時發出的“SOS”訊號，“死亡老鼠”當然無法獲救，但是操縱盒則已記錄下了這個訊號。當執行任務的特工返回總部說明未完成任務的原因後，克格勃的專家會從操縱盒的“黑盒子”裝置那裡尋找原始證據，作為判斷原因的依據。
　　傅索安一口喝乾了杯里的酒，重新調整思路，從幾個方面反覆考慮了實施這個主意的可行性，最後確認可以照着行動。她長吁了一口氣，思忖小馬他耳總算無喪命之虞了。她又喝了一杯酒，不無感慨地搖着頭，這時，她才發現自己的思想、情感已經起了變化，她無法使自己成為一名出色特工。這裡面的原因，是她已經看清楚：作為一個外國人，無論為克格勃立下了如何顯赫的功勞，也不會受到克格勃的重視和重用的。看清了這一點，傅索安已經喪失了的良心的一部分，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上。
　　傅索安考慮了一下，離開了飯店，招了輛“的士”，讓去附近一家二十四小時開門的超級市場，購買了一副醫生聽診器。回到飯店，已過了午夜。現在，用不着竊聽馬他耳夫婦是否已經睡熟了，傅索安的行動與他們睡熟與否已經沒有關係了。她帶着“死亡者鼠”、操縱盒和聽診器走進了衛生間，把“死亡老鼠”放進了抽水馬桶，發出指令讓它爬入排污總管，然後命令它停了下來。為防止克格勃的專家從時間間隔上發現破綻，傅索安關閉了操縱盒，然後戴上聽診器，把另一頭放進抽水馬桶，浸在水裡。由於聽診器的作用，她可以聽見整個排污管內的細微聲音，當然也包括每個房間衛生間的抽水馬桶里的聲響。只要按上無論哪個衛生間的抽水馬桶有動靜，傅索安就打開操縱盒，以讓“黑盒子”裝置接收幾秒鐘後“死亡老鼠”發出的“告急”訊號。
　　這樣等了大約半個小時，傅索安聽見排污管內傳來一聲異響，馬上下意識地打開了操縱盒的開關。只過了兩秒鐘，“死亡老鼠”就“死亡”了。
　　傅索安長吁了一口氣，眼前浮現出小馬他耳的可愛臉容，臉上不禁綻出了一層笑意。
　　次日上午，傅索安返回“西伯利亞人”號貨輪，為防止引起克格勃的懷疑，她沒結掉“拜敦飯店”的賬，讓房間留着。她回“西伯利亞人”號，是為了借用船上的電台向莫斯科報告昨晚遇到的“突發情況”，請示下一步應該如何辦。照她估計，因馬他耳只在香港再逗留一夜就要飛返貝魯特了，所以克格勃已經來不及再派人專送一件“死亡老鼠”暗殺工具來了，所以這次行動算是泡湯了。
　　“西伯利亞人”號貨輪的那個大鬍子政治委員見傅索安神情輕鬆地回來，心照不宣地和她熱烈地握手，並要設午宴款待。傅索安對他說，她還得上岸去，因為“那樁私事”還沒辦完，她是來船上往莫斯科拍電報請示事情的。政治委員連連點頭，當下親自陪同去了船上的電訊室，讓那位真正的報務員跟自己去辦公室談話，騰出電訊室供傅索安使用。傅索安用船上的大功率電台往莫斯科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外諜報局局本部拍發了一份密碼電報，報告了“死亡老鼠”投入工作時的不幸遭遇，請示下一步應當怎麼辦。
　　兩小時後，莫斯科方面拍來了一份密碼電報，指示傅索安立刻返回“拜敦飯店”，將有人送來“工具”，繼續執行原定計劃。傅索安一看之下，暗自吃驚，尋思克格勃對馬他耳真是恨之入骨，必要置其於死地。看來克格勃的專家在制定暗殺方案時已經考慮到“死亡老鼠”的弱點，作好了應急準備，已經另外派人帶來了一套甚至二套“死亡老鼠”。這樣，今晚馬他耳三口難逃喪命之禍了，因為傅索安在獲得第二套“工具”後，必須行動，否則定會引起克格勃的懷疑。傅索安在返回“拜敦飯店”的途中，坐在出租汽車裡怔怔地想：對於馬他耳一家三口來說，這也許是命運，命運之神安排他必須在今晚死在香港。
　　傅索安回到“拜敦飯店”，用鑰匙開門時稍一留意，不禁暗吃一驚：上午出門時悄悄粘在門和門框之間的一根頭髮已經不見了，這表明有人進過房間了。是誰進去過？是服務員？想想似乎不可能，因為她出去時特地向服務台關照過，讓不要打掃房間。一般說來，服務員是不會違背客人的意願的，況且少打掃一個房間對於服務員來說乃是求之不得之事。但傅索安倒是希望真是服務員違背了她的意願，不過開門進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未打掃過的凌亂景象，傅索安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出問題了！不過，她畢竟是受過克格勃諜報學校的正規訓練並且有過特工活動實踐的，驚慌之後馬上冷靜下來，稍一定神，立刻警惕地在房間各處仔細檢查了一遍，未發現異常情況。接着檢查那口皮箱，拉手沒被打開過，上面的暗記原封不動，傅索安總算鬆了一口氣：暗殺用的那個操縱盒已經帶到輪船上去了，箱內都是可以公開的物品，即便被人打開過也沒什麼害怕的。
　　傅索安打開箱子，發現裡面多了一個和文具盒差不多大的鋁合金盒子，一頭連着一根金屬鏈條，用一把密碼鎖鎖在皮箱內的扣鈎上，只有打開密碼鎖，才能開啟盒子。盒子上面放着一張名片，上面印着英語，傅索安看了看，是“拜敦飯店”老闆的。這種名片在大堂的每個茶几上都有一大疊，讓客人自取，等同於做廉價廣告，以拉回頭客。傅索安把名片拿到檯燈下面去仔細觀察，結果發現在左上角拐角處有一處藍色圓珠筆點過的痕跡，頓時大悟，意識到此是暗號，表示這張名片有花頭，多半是用密寫藥水寫了什麼話。
　　她從口袋裡取出鋼筆，把裡面的墨水（那是一種特製的顯影藥液，同時又能作普通書寫墨水用）滴在名片上，然後用酒精棉花球輕輕拭開，塗遍了整張名片。稍停，又把名片拿到檯燈下去照了十來秒鐘，名片表面的空白處果然出現了一行俄文字：用你的學號開鎖。
　　傅索安依言用自己在特維爾諜報學校的學號一試，果然打開了密碼鎖。鋁合金盒子裡，上面仍是一張同樣的名片，然後是裝着一些不規則形狀的金屬片和一個狀如手電筒的塑料，下面是一張手寫的中文說明書和一張圖紙。傅索安仍用相同的方法顯示出寫在名片上的指示，一看，是讓她根據圖紙和說明書把盤內的東西拼裝成一架“玩具飛機”，那是一架可以預選固定飛行方向的電動彈射式滑翔機，機肚裡有一顆烈性定時毒氣炸彈。預定好飛行方向及爆炸時間後，從傅索安所住房間的窗口把“飛機”彈射出去，它會自動撞向上一層樓那個房間的窗玻璃，使之碎裂散落，它便從那個位置飛入房間，爆炸後四下散開的用劇毒藥液淬練過的金屬碎片具有極強的殺傷力。指示的最後說必須在今晚完成這項任務。
　　傅索安看過以後，一顆心便在胸腔里狂跳不已，倒不是為馬他耳一家，而是為自己。不是為今晚，而是為昨晚——克格勃能夠派人用這種方式把密殺令和武器送到放在房間中的皮箱裡，那麼說明他們在香港已經就此次行動安排負責監督的特工了。她深知克格勃特工的本領和所擁有的間諜器材的種種威力和神奇，擔心自己的行徑已被他們所覺察，如果這個擔心確實存在的話，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想到這裡，傅索安不禁後悔起來，責怪自己枉為特工，卻犯了粗心大意的大忌，在實施打發“死亡老鼠”去化糞池的行動前沒檢查一下衛生間裡是否被人放置了秘密監控設備。接下來怎麼辦？傅索安考慮下來，發現自己已沒有任何退路，只有一條道上走下去了。至於自己的猜測究竟存在與否，現在只好不去想它了，眼下只有執行指令的份。
　　傅索安倒了一杯酒喝下去，強迫自己鎮定下來，把說明書和圖紙看了一遍，便把“飛機”裝配成功了。看看手錶，才四點鐘，傅索安決定先睡一覺，醒來後去餐廳用晚餐，那時已是午夜時分，然後下手。炸彈爆炸後，她得馬上離開飯店，否則警方必定要把她列人當場接受調查對象的名單，一旦發現什麼蛛絲馬跡，那時就走不了了。
　　傅索安睡到8點多鐘，被電話鈴聲驚醒。電話是“西伯利亞人”號貨輪的政治委員打來的，通知她即刻返回輪船。傅索安意識到這準是克格勃讓他通知的，估計是發生了什麼變故。事不宜遲，傅索安當即結賬離店。返回“西伯利亞人”號貨輪後，政治委員沒對她作什麼解釋，他也不過是傳聲筒，克格勃不會讓他傳其他話語。但傅索安估計肯定是發生了變故，已經取消了這次行動。
　　直到傅索安後來隨“西伯利亞人”號貨輪返回蘇聯後才知曉了取消這次行動的原因：原來馬他耳出於商務上的原因，臨時決定提前返回貝魯特。就在傅索安睡覺的時候，馬他耳一家三口已經去了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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