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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女特工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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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當胡國瑛走進病房時，不禁大
　　　　　　　　吃一驚：傅索安已經用被單搓成的
　　　　　　　　布繩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嗚呼了！

　　1973年10月31日，傅索安回到了莫斯科。她從民航機上下來時，已經有一輛克格勃的轎車等着了，一個身材高大、穿黑色西裝的蘇聯男子迎着她走來，說着帶格魯吉亞口音的俄語：“您好！是傅嗎？請這邊來，上車吧。”
　　傅索安坐進轎車，發現車裡還有一個大漢，滿臉橫向，凶神惡煞一般，心裡頓時忐忑起來，懷疑克格勃已經知道她在香港做的手腳，這會兒把她扣起來了。轎車朝莫斯科市區方向疾駛，一路上，那兩個克格勃軍官一聲不吭，車裡的氣氛沉悶到極點，似乎凝固了。傅索安不安地留意着汽車行駛的方向，直到拐上了通往對外諜報局的那條馬路，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看來暫時沒事，因為若是東窗事發，那就不是去對外諜報局，而是去捷爾任斯基廣場克格勃總部旁邊的魯比揚卡監獄了。
　　傅索安後來才知道，那兩個克格勃軍官是在外出辦事的途中接到對外諜報局第六部的通知，讓他們順道去機場接傅索安的。
　　那兩個是克格勃的資深特工，看傅索安的樣子是從國外執行任務回來的，根據克格勃的紀律是不能向她問長問短的，所以不敢開腔，免得有瓜田李下之嫌。
　　傅索安這次執行的算是對外諜報局行動執行部的任務，但她不是行動執行部的特工，當時她的關係已轉往第六部，所以按照規定應當向第六部匯報執行任務的情況，亦即所謂的“述職”。克格勃規定：出國執行任務的特工，向組織述職時間必須在抵達莫斯科後兩個小時內立刻進行，否則將視為違反紀律處理。傅索安踏進第六部那層樓面時，內衛問過姓名，讓她去第五辦公室。那裡，已經有三名克格勃軍官坐在那裡等着她了，其中一個傅索安認識，是當初她從日本執行暗殺任務時主持述職的奧列格少校。見傅索安進門，三人站起來，—一跟她握手。奧列格少校指着其中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向傅索安介紹說：“這是技術管理局的專家。”
　　傅索安聽了，暗鬆一口氣：看來，他們並沒有抓住她的把柄，否則，技術管理局的專家就不會來了。專家來這裡，是想當面了解“死亡老鼠”“死亡”的具體經過情況。奧列格少校仍是這次述職的主持者，他說了聲“讓我們開始吧”，他的助手馬上按下了錄音機的鍵鈕，並準備記錄。
　　傅索安已經有了述職的經驗，便把自己登上“西伯利亞人”號貨輪後一直到返回莫斯科的情況源源本本說了一遍。她在返回蘇聯的海上旅行途中，已經把述職內容反覆考慮過，連什麼環節用什麼措詞都已經準備好，所以說得很順暢。儘管如此，也花費了大約兩個小時。她說完後，奧列格少校點點頭，微笑着說；“傅，你具有當一名作家的才能，敘述事情很流暢，思維相當清晰。作為述職主持者，我暫時沒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要提問的。當然，按照程序，你還得寫一份書面述職報告，在七十二小時內交出來。您有什麼問題嗎？專家同志。”
　　那個技術管理局的專家點點頭，提了幾個問題，都是關於“死亡老鼠”方面的，純是技術問題。他聽傅索安再次說明“死亡老鼠”的“死亡”原因後，不無感慨地搖着腦袋；“唉！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啊！”
　　傅索安說；“行動失利後，我想了想，應當是有辦法解決這個難題的！”
　　“哦！”專家一愣，隨即睜大眼睛盯着傅索安，“真是這樣嗎？你說說看！”
　　傅索安其實純是即興發揮，當下便藉口開河：“我想可以給每套裝置配上一個備用“老鼠”，一旦一個不幸‘老鼠死亡’，立刻換上另一個。因為通常說來，不可能接二連三發生這種意外事的。”
　　專家聞言大喜：“說得對！哎，我們這麼多科學家聚在一起每次討論沒解決的問題，給你這麼一點就基本上解決了！”他馬上掏出筆記本，在上面記下了傅索安的建議。
　　口頭述職進行到這裡，算是暫告段落。接下去，是讓傅索安寫出書面述職報告，由審查人員比照錄音和記錄進行反覆檢查，技術管理局的專家也將對傅索安帶回來的那個儀器進行檢查鑑定，如果都沒有疑問，那就不會再找她。反之，則需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數的口頭述職，實際上也就是審查。
　　當然，傅索安被安排在對外諜報局第一招待所。她一進房間就往餐廳打電話讓送來酒菜，獨斟獨飲，喝到六七分醉意，洗了個澡就睡覺了。次日，傅索安用了一整天時間寫完了述職報告。述職報告送上去後，她閉門不出，靜候結果。此時倒也心定，尋思事情反正已經如此，就只能聽命運安排了。照她分析，這次述職應當是通得過的。
　　果然，十月革命節的前一天，傅索安接到通知：馬上去對外諜報局第六部。傅索安趕到那裡，奧列格少校向她宣布：述職報告已經通過。按照慣例，克格勃請傅索安吃了一頓飯，儘管未完成任務，但因不是她的責任，還是發了三千盧布的獎金。
　　傅索安打起了如意算盤：接下來最起碼得讓她休息一個星期，明天是十月革命節，紅場要舉行例行慶典，她叛逃來蘇已經第六個年頭了，一次也沒觀看過慶典實況，只在電視上見過。這次倒是個機會，可以去紅場直接看看了。但是，這個算盤顯得過於一廂情願，酒還沒喝幾杯，在場的一位中校已經通知她了：根據人事管理局的通知，決定把她仍調回“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去工作。今天晚上立刻動身。
　　傅索安心裡差點罵娘，但外表卻聲色不露，連連點頭。她又一次感受到任人擺布的滋味，這和她一向桀騖不馴的稟性是格格不入的。
　　1973年11月9日，傅索安回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
　　屈指算來，傅索安離開這所學校不過一年，但這裡的變化卻相當大。校舍擴大，還新開了幾個科目，比如專門研究製造假人民幣。
　　假糧票、假布票等票證的特別一班，專門負責製造假情報提供給外國情報機構的特別二班，等等。在這裡接受訓練的人數也已增加到一千八百餘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從香港、台灣、澳門、越南、朝鮮、韓國、日本、蒙古以及蘇聯和中國接壤的加盟共和國招來的，傅索安意識到蘇聯方面已經越來越重視了對中國的諜報活動。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校長仍是布特卡少將，他在傅索安抵校報到的當天便予以召見，直接向傅索安談了工作安排問題：學校已經設置了一個擁有四萬冊中國書籍的圖書館，可是直到現在也沒有人專門負責，而是由俱樂部工作人員兼管着，這既不正規也管理不好，現在傅索安來，正好負責此事。布特卡最後說：“至於待遇，你仍和其他教官一樣。凡是其他教官所享受的待遇比如薪餉數額、福利、年休假等等，你都同樣享受。”
　　傅索安聽了很是高興，這樣，她既不用和那些學員打交道，也和特務工作告別了，還能看大量中國書籍，真是求之不得之事，於是馬上表態眼從安排。其實，傅索安應當想一想，克格勃為什麼對她的工作作了這樣的安排。克格勃所有的特務學校都有一個規定：不論學員還是教職員工，包括校長，只要調離一所學校了，就永遠不會再讓他回到這所學校。而傅索安的情況卻是一個例外，這個例外的後面隱藏着一個謎。這個謎，直到傅索安後來離開這個世界後，才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一部分範圍內悄然傳開；原來，傅索安在從香港返回蘇聯的途中，待在“西伯利亞人”號貨輪上閒得發慌，便去船上的醫務室和船醫聊天，漸漸混熟了，她便讓船醫為她“徹底地檢查一下身體”。結果在她離船後得出了結論：肝臟疑有腫瘤，估計是惡性。船醫當即報告政治委員，政委便火速向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通報了。對外諜報局認為以如下方式處理為宜：
　　一、不能通知傅索安本人，免得引起情緒波動，加劇病變或者發生其他事情。
　　二、不送醫院治療，因為如是肝癌，一般說來是回天乏力，即便治癒，傅索安也不能再干特工了，而由於她是中國人，思想和性格又缺乏穩定性，所以難以安排工作崗位和定居地點。
　　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觀其病況發展而定，如果良性腫瘤，則可在學校醫院動手術治癒，反之，則讓其死於學校醫院。根據這三條意見，該局有關經辦人員使迫不及待地把傅索安打發出莫斯科，連十月革命節的紅場慶典也未讓她觀看。這也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校長布特卡少將立刻召見傅索安並親自安排她的工作的原因。
　　傅索安被安排進了學校的教官寢室，仍是一人獨居一個套間。
　　由於房間的布局和家具擺設都是統一樣式的，所以傅索安一進門就產生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觸景生情，這使她想起了戀人黃一煌。於是，她立刻往學校的高級班部打了個電話，詢問黃一煌的情況。接電話的是一個傅索安認識的蘇聯男教官，他不知道傅索安已經重新返校，以為是從外地打進“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這是絕對不允許的），被傅索安的神通嚇得下意識地說起了俄語，連問傅索安在什麼地方。傅索安說明了情況，他才變得熱情起來，但一說到黃一煌卻又緘口不語。話筒轉到了另一個蘇聯教官手裡，他告訴傅索安：黃一煌已經提前畢業，離開“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了。按照規定，從特務學校畢業的學員由克格勃人事管理局負責分配，所以黃一煌去了何處，連布特卡校長也不會知曉。
　　傅索安掛斷電話，失望地嘆了一口氣，眼前浮出現黃一煌的臉容，耳畔仿佛響起了他那充滿男性活力的、帶磁性的嗓音，兩串淚珠順着臉頰慢慢地淌了下來。當天晚上，傅索安喝下了一瓶茅台酒，昏昏沉沉地一直躺到次日中午才醒過來。起床以後，她想起應當去圖書館走一趟，便下樓去門衛那裡推了輛自行車，騎到那裡，剛走進去，一個輪值在此的教官已經認出她了，趕上前來，又是握手又是寒暄，然後向傅索安辦移交。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圖書館，在1973年底時有四萬冊圖書，全是中文版，而且都是中國的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分類編碼也完全採用中國正規的方式即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專業所教授的那一套，按英文字母分二十六個大類，每一類里再用數字分小類，每本書再從書名第一個字的四角號碼作為著作號。傅索安在她所喜歡閱讀的長篇小說“K257書庫”里轉了一下，發現這裡竟收齊了從50年代出版的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即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在內的所有長篇小說，禁不住驚嘆道：“這真不容易，即使在中國，現在也不一定有多少圖書館拿得出這麼齊全的長篇小說！”
　　那個教官說：“不單是文藝類的，其他如政治、哲學、經濟、醫學、機械、建築、歷史、地理等等的中國版圖書，這裡也都有，據說是從莫斯科的幾所大學裡搞來湊齊的。”
　　那教官又向傅索安介紹了三個當時在圖書館幫他的學員，那是三個姑娘，一個來自澳門，一個來自香港，另一個來自中國大陸。
　　她們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學業已經結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還未為她們找到合適的“下家”，所以暫不分配，讓暫留學校，學校便派她們來圖書館幫忙。現在，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對圖書館採取的方針是不管，任其自由運轉，自己每天在辦公室里看書、飲茶、喝酒。這樣過了兩個多月，要看的書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陷入了無聊之中，這才想起要和那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姑娘談談。一談之下，傅索安大喜，原來這個名叫胡國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識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詳細談談，但考慮到圖書館裡肯定裝着竊聽器。於是抑制了這個強烈的念頭，悄悄約對方晚上到自己寢室喝酒。
　　當天晚上，胡國瑛來到傅索安寢室。傅索安已經找出竊聽器，拆下了電源接頭，這樣，在監聽終端的錄音帶上留下的便是寂靜無聲，就像她平時一個人在寢室里悶頭大睡一樣。兩人一邊喝酒，一邊暢快地聊了起來，傅索安從胡國瑛的敘述中，知曉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鄉的有關情況——胡國瑛是68屆初中畢業生，其父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被定為右派分子，解送勞改，期滿後因已被原單位開除公職，只得留場就業。這種家庭出身導致胡國瑛只能夾着尾巴做人，在學校里一貫老老實實，“文化大革命”開始也不能參加紅衛兵組織，縮在家裡“逍遙”。到1969年春天，學校分配她去內蒙古巴扎地區插隊落戶，她雖有千般不願，卻也無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國瑛插隊的生產隊，地處中蘇邊境線附近，距額爾古納河只有十幾公里。以她的性格，在農村自然表現得不錯，勞動肯吃苦，也沒有其他知青那種偷雞摸狗等等的劣行，所以被社員們認為是個“那娃”，兩年後當上了生產隊的倉庫保管員。保管員當了一年多，發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產隊開始春播。隊裡的土地分布在四面八方，各個生產小組分包一個片，完成任務算工分。這樣，有的小組為了多掙工分，常常早出晚收工。生產隊為讓各小組隨時能領到種子、化肥，便安排胡國瑛住在倉庫里。胡國瑛沒日沒夜忙碌了幾天，弄得疲憊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沒人來領種子，她想弄點夜宵吃。倉庫里有一個電爐，那是經生產隊長特許的，讓胡國瑛晚上取暖和燒夜宵。平時胡國瑛使用時特別留心，惟恐發生火災。這天晚上也實在過於勞累了，燒着夜宵不知不覺就坐在一旁睡了過去。她睡得很熟，還做起了夢。忽然聽得“劈劈啪啪”的聲響，只覺得渾身燥熱，睜眼一看，只見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國瑛驚叫一聲，一躍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衝起火處扑打，怎奈那火已燃燒成勢，以一把笤帚對付真好比燈蛾撲火，哪裡撲得滅，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國瑛無奈之下，只得奪門而逃。等她在地下打了幾個滾把身上的火弄熄時，那火已經穿頂了。
　　這倉庫離村子有一公里左右，若是等她奔回村子喚來社員救火時，火神爺肯定已把整個倉庫都沒收了。胡國瑛考慮到這一點，便沒有去做此徒勞無益之事，任憑倉庫燒掉。那裡面，有着口糧、飼料。
　　種子三萬多斤，化肥、農藥、農具折合人民幣數千元，還有一座建築物也值數干元，加在一起所損失的，對於一個知識青年來說，乃是一個天文數字。胡國瑛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尋思此番的後果不只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是兜也兜不了，只怕坐牢還算寬大的哩！一時間，她只覺得頭腦里像打翻了一盆漿糊！迷糊昏沉，定定神，決定先離開現場再說。
　　黑夜中，胡國瑛不辨方向，亂走亂竄。不知走了多久，竟來到了額爾古納河邊。那天晚上，正好有幾個蘇聯軍人奉命潛來中國境內摸哨。中國邊防軍當然不是吃素的，那幾個“老毛子”慮及自身安全，不敢下手，萬般無奈，正準備無功而返，卻撞見了急急如喪家之大、惶惶似漏網之魚的胡國瑛，於是抓了再說。
　　就這樣，胡國瑛到了蘇聯。自然，她不可能“堅貞不屈”像劉胡蘭那樣，而是哭哭啼啼地向蘇聯人交代了一切。以她這麼一個知識青年所知曉的中國方面的情況，當然引不起蘇聯方面的興趣、蘇聯人掌握的情況比她知曉的要多得多。但是，蘇聯邊防軍並沒有殺死她或者遣返中國，而是移交克格勃在當地的分支機構，關進了看守所。當時，克格勃已經辦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自然要物色合適的學員人眩，胡國瑛的被關，正是出於這種考慮。
　　胡國瑛在看守所關了三個月，吃了不少苦頭，這才被轉往另一處條件稍好的關押點，一邊勞動，一邊接受審查。1972年11月，胡國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開始接受特工活動訓練。
　　傅索安去而復歸時，她剛畢業。
　　傅索安也談了自己叛逃來蘇的情況，由於是初次交談，她只簡單談了一些現象，未加以評論。但是，由於兩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識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種近似於天生的親和性。當晚分手時，她們議定，今後私下將以“姐妹”相稱，胡國瑛喚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稱胡國瑛“胡妹”。
　　此後，這對身處異國的異姓姐妹幾乎天天相聚，胡國瑛很快就學會了喝烈性酒，兩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斷增強，漸漸到了無話不說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後就感到肝區隱痛，她早飯也沒吃，就去了圖書館。那時，原先兩個香港、澳門姑娘已經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國瑛一人跟着傅索安。學校當局已經認定傅索安在劫難逃，加上圖書館也算不上一個重要崗位。所以也不去管她。任憑她和胡國瑛在裡面喝酒、唱歌，胡作非為。
　　傅索安到那裡時，胡國瑛已經到了，正在打掃。胡國瑛見傅家安臉色不好，便關心地詢問：“傅姐，您怎麼啦？昨晚沒睡好嗎？”
　　傅索安說：“覺得肝區有些隱痛。”
　　胡國瑛聽傅索安說過因患肝炎而住過醫院，當下便有些驚慌，說：“要緊嗎？我陪您去醫院吧？讓大夫給檢查一下。”
　　傅索安搖頭：“不礙事。你別打掃了，去弄瓶‘二鍋頭’來，咱倆今天什麼事都不做，就喝酒！”
　　胡國瑛見她說得很泰然，也就放下心來，去學校的商店買來一瓶“二鍋頭”和幾個罐頭。兩人關上大門，就在院子裡曬着太陽喝酒聊天，之所以不在室內，是怕竊聽器記錄下她們的談話內容。
　　傅索安喝了一會酒，抬頭望望漸漸陰下去的天空，微微搖首：“太陽又被烏雲遮住了！”一陣風吹來，她連打幾個寒戰。
　　胡國瑛見了，說：“傅姐，我們去屋裡喝吧？”
　　“不！”傅索安擺擺手，“屋裡去喝，我們還能無拘無束地說話嗎？”
　　胡國瑛點點頭，不再開口，端杯呷酒。她酒量沒傅索安那樣大，喝起來也沒那麼豪爽。傅索安喝空了杯里的酒，又倒了一杯，怔怔地望着酒里泛起的泡沫，像是自言自語地說：“這種連說話都吊着一顆心、提着一副膽的日子，真????沒有什麼過頭！”
　　胡國瑛被觸動了心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眼圈有點紅。
　　傅索安看着胡國瑛：“說實在的，如果我當初知道原是這麼副樣子，說什麼也不往這邊來了！”
　　胡國瑛喝着酒：“不逃過來又怎麼辦呢？要坐牢，也許還會被判死刑。”
　　“活人還能讓尿憋死？他抓他的，咱跑咱的。中國這麼大，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還怕沒處逃？逃在江湖上，說什麼過得也比在這裡自由自在！”
　　胡國瑛發現傅索安說話的時候一直用手按着肝部，便說：“傅姐您怎麼啦？肝還痛？吃點東西吧，您光顧喝酒，沒吃一點菜啊！”
　　胡國瑛把午餐肉送到傅索安面前。
　　傅索安用筷子夾了一塊，嚼了好一陣方才皺着眉頭咽下去。
　　她覺得有些噁心，連忙喝一口酒想壓住，但終於沒達到目的，“哇”的一聲嘔吐了出來。幾乎是同時，她感到肝臟像是被一隻巨大的手狠命地捏了一下，痛得撕心裂肺，眼前一黑，身子一歪便從椅子上栽了下來。
　　傅索安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醫院。這家醫院規模不大，但各科俱有，設備齊全，並且有十幾位資深醫學教授。當時，醫院方面還不知道傅索安是因為肝臟有病才被打發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來的，見送來了一位教官病人，自是重視，一面救治，一面往校部門電話報告。
　　布特卡校長接到醫院報告，心裡已經有數，但他當時不能直接說明，便讓秘書通知醫院：必須盡力救治。
　　醫院很快就查明傅索安患了肝癌。布特卡校長聞訊後，立刻趕到醫院。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醫院成立以來收治的第一個癌症病人，醫院相當重視。院長見校長趕來，便召集有關醫生匯報病情。布特卡校長聽了，先把傅索安去而復歸的原因說了一遍，聽得在場的醫生面面相覷，但因是上級的指示，誰也不敢說長道短。布特卡接着問醫生們準備怎樣治傅索安的病，醫生都是克格勃的人，深知厲害，不敢開腔，最後還是院長說了話。
　　“按照常規，這種患者應當馬上用飛機送往莫斯科去治療，儘管目前尚未掌握完全治癒這類癌症的手段，但莫斯科醫院總比這裡有把握。但是，現在既然上級有了指示，我們就讓她留在這裡治療，直至她死去。”
　　接着討論另一個問題：要不是要通知傅索安本人？大多數醫生的意見是隱瞞不告，但布特卡校長卻堅持要告訴傅索安本人，他說：“儘管這樣也許會加快她的死亡，但我認為還是這樣做會好些。
　　這樣吧，由我親自去通知她。”
　　傅索安到這一步，仍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和準確的判斷能力，她在病床上見布特卡校長步入病房，馬上察覺此系不祥之兆，主動挑明了這個敏感話題，問道：“我是患了肝癌吧？”
　　布特卡愕然：“傅，你是怎麼知道的？”
　　傅索安悽然一笑：“您的出現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這一點了。”
　　“你有什麼要求？”
　　傅索安的臉已經變得慘白一片，微合眼睛想了想，說：“我有兩個要求……”
　　“說吧。”
　　“第一，是讓我無痛苦地死去。第二，在我死以前，請求讓胡國瑛來護理我，我死以後，也讓她給我裝殮遺體，我留下的錢，全部給她。”
　　布特卡不假思索地點頭：“完全同意！”
　　這樣，胡國瑛便得以來到了傅索安的病房，和她的傅姐日夜相聚。當天晚上，傅索安在一張紙上寫了兩行字，把胡國瑛召到床前，讓她看——
　　“以後若有機會見到黃一煌，請向他轉達問候，並告訴他：傅索安至死也還深愛着他！”
　　胡國瑛屏住眼淚，連連點頭：“唔——”傅索安把紙條捏成一團，塞進嘴裡，咽了下去。
　　從這天晚上開始，傅索安的病情惡化了，肝臟部位經常劇烈疼痛，疼得她渾身大汗淋漓，呻吟未絕，有時從床上滾到地下，甚至痛昏過去。儘管布特卡校長當着她的面許諾過讓她不受痛苦，但也只有痛到這個時候，醫生才准許打止痛針。兩天后，醫院院長把胡國瑛叫去，對她說：“傅索安接下去的情況將愈加不妙，她會發高燒，說胡話。校部指示，讓你隨時記錄下她在昏迷中所說的胡話內容。”胡國瑛幾乎目瞪口呆；傅索安叛逃過來，為克格勃如此賣命，到頭來竟還要對她如此？這時，胡國瑛這才真切地理解傅索安在進醫院前的一次次談話中多次對自己當初的選擇表示後悔。胡國瑛馬上有了應付主意：到時候弄上幾句沒頭沒腦、無關痛癢的話給他們就是了。
　　但出乎意外的是，這個“時候”並沒有到來。院長找胡國瑛布置絕密任務的次日，傅索安在注射杜冷丁後，精神很好，忽然提出讓胡國瑛去圖書館走一趟，給她拿幾本長篇小說來。胡國瑛見傅索安要看書，很是高興，尋思這可以讓她分散些注意力，減輕些痛苦。於是，她馬上出去了。一刻鐘後，當胡國瑛拿着《春青之歌》、《烈火金鋼》等五本長篇小說走進病房時，不禁大吃一驚；傅索安已經用被單搓成布繩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嗚呼了！牆上，有一個鮮紅的大字：悔！這是傅索安割破自己腕部靜脈後，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鮮血寫下的。
　　這次，布特卡校長沒有親自趕來，只有教務處主任代表校部來現場看了看。有人來拍了照片、錄像，然後是幾名專家來勘查了現場，確認是自殺，但還是解剖了屍體。解剖了之後，一輛卡車載走了傅索安的屍體，沒有人知道是運往何處的。後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有傳言說是扔進了貝加爾湖。這個傳言確實與否，就無法查證了。
　　這天，是197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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