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女人們
產生於狹窄化、平庸化的工具性的高度算計是上海兩性關係冷漠的原因。在兩
性戰爭中，城市前中產階級以及整合進去的晚近階層，同樣領導着市民潮流，在兩
性戰爭中既是導演，又是主角。大幅度上升的離婚率並不能說明城市在走向新的性
文明，相反標示着越來越多的人更為迫不及待的見利忘義。“嗲”的國際流通掀起
“外嫁熱”，導致“白臉”的尷尬。這尷尬是命中注定的，因為兩性共同認定商業
性和契約性。男人情面、場面、臉面“三碗面”，“一碗”也吃不了，騙子越來越
多。女人性武器化，性便逃跑了。兩性撕搏於惡性循環中。
女人要“身價”，男人“白臉”化，當高度的算計內化為一種人格，你說這個
城市的兩性關係好得到那裡去？！
大概是1991年初夏，上海的一家報紙曾詳細披露了一位滬籍著名女歌星巨款被
男友席捲的內幕。一時間社會各界議論紛紛，給了我一個趁機具體了解上海主流文
化價值判斷的機會。我問過許多人的看法，結論大同小異：譴責逃之夭夭的北方
（外地）男人，而更主要是怪她自己不好。一位身處文化界的中年男人告訴我：用
上海話說，她是上海小姑娘中“痴頭呆腦”的典型，為啥不曉得“防一腳”，活該
被“斬”進。從中我發現在上海的文化氛圍內，這種事是罕見的。絕大多數人在兩
性關係中絕不會冒險，從沒想過無條件的全部身心投入是獲得幸福的基礎。類似的
社會新聞提醒的是經驗主義的上海人“預防小心”、“小心火燭”。
“笑貧不笑娼”。一位朋友告訴我，他住的樓里有一位作肉體生意的姑娘。白
天睡覺，晚上“上班”，全樓皆知。一天鄰居的一位中學教師來串門，談起她，講
得心平氣和，和談論一個正當職業沒有兩樣。朋友要我別吃驚：作為教師，他的道
德標準應該很高，但這是上海，沒什麼激憤之言也很正常。他又補充說，如果這個
女孩不是去“賣”，而是天天出去與一個男友幽會，完全可能被這位教師看不慣，
被鄙稱為“倒貼戶頭”、“十三點”。
看來，把宏觀意義上的兩性關係的人判分為男人和女人這兩大世界，從單一的
對立的角度出發去考察兩性關係是一種膚淺。沒有單由性別決定的立場和態度，以
上的兩個例子便是說明。是上海的男人和女人們共同認同了兩性關係的商業性和廣
泛意義上的經濟契約性。從女人的角度也不難發現內容同一的事例。一位成功的朋
友略帶苦惱地告訴我，單位里，婦女和姑娘都認為他“花”，甚至有人半開玩笑對
他說：你要得病就只會得艾滋病。一致認為他女朋友多得很。他指天發誓說自己是
傳統派，每天晚上不是去卡拉ok、跳舞、幽會，而是孤燈夜讀，但沒人相信，而且
連這種說法都是“花”的表現。開始他有點緊張，覺得人言可畏，後來發現她們沒
有一點惡意，而是認為他其實子虛烏有的“花”是應該的。既然有地位、有名氣、
不難看、口才好，“花”一點也沒什麼不可以。
上海人的男女關係是一場高度默契的兩性戰爭。
雖然統計數字表明上海的離婚率在大幅度上升，但一位來自京城的著名影視明
星對比之下，還是讚嘆上海婚姻的穩定。我說這其實並沒脫離平庸和功利的境地，
在高度算計的謹慎的考慮基礎上產生的婚姻當然在統計的意義上相對穩定。
耿文秀女士發現家庭中夫妻間的冷漠程度，以上海比較突出，她說：兩性結合
意味着與社會的適度疏離。現代婚姻中，男人與女人應是靈與肉的高度統一。上海
的不少夫妻間缺乏安全感，沒法放鬆，因而少真正的感情。對上海男人從工人到高
級知識分子普遍存私房錢，她評論說：有人報以幽默的態度，其實只說明夫妻間信
任度差。上海還有家庭開支記帳，雙方按比例承擔，沒法想象這種家庭感情會好。
在兩性關係中，不該留一手的地方留一手，成為人的習慣，是高度的理智的基
礎上建立家庭的必然結果。
講利害和算計無疑會使人跟着社會公共價值走，它充分地表達出了狹窄的實用
工具理性的悲劇性。在社會的動盪和變革中尤其會自食其果。小開、偽官僚、南下
幹部、勞模、出身好的人、解放軍將士、高乾子弟、知識分子等等都在上海灘吃香
過並進入輪迴，有多少“出身婚姻”、“勞模婚姻”、“文憑婚姻”、“落實政策
婚姻”步入冷戰和擱淺。有多少夫妻幾十年，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和互相看不
起，和兒子睡一張床，和女兒睡一張床，就是不和夫與妻睡一床，撒、拉、洗、換
在一個房間裡，但消解了性的全部含義，中性化、生理化、醫學化，那麼殘酷！
同樣緊跟公共價值，在兩性關係中，照樣人也是要“做”的。於是又得充當
“面子”的“管制分子”。離婚難看嗎？！許多家庭為此寧願是“互助組”、“維
持會”。更複雜還有要講“良心”之類的道德約束（在中下層中至今仍還比較有
力）。
其實，它也是商業化的一個必要構成，反映出的是保證必要秩序的中庸性。沒
它，大家迅雷不及掩耳地“見利忘義”，無起碼的契約意識，一片混亂，誰也沒好
處。
所以，上海話中“良心”之類的道德詞也不道德。正因為此，對婚外戀，上海
人不說有情人，說“軋姘頭”。我認為詞用得漂亮。在現代的標準里，由於行為人
的膽怯、心虛和鬼鬼祟祟，它毫無美感可言；而在市民約定俗成中，確實如貪污如
偷盜，起碼形同撿皮夾子。
社會學家鄧偉志教授不久前在“熱門話題”專欄呼籲嚴肅地研究上海的婚前同
居、婚外戀、離異、獨居問題。他提到，據統計，上海的離婚率是徐匯、盧灣等高
知、高幹家庭集中的區高於普陀、閘北等體力勞者多的區。這個事實，僅從表層看，
我們可能得到積極的結論，認為它隱含着某種進步，是覺醒者們大膽邁向新文明的
開始。但進入具體的考察，我們將發現這種樂觀是盲目和想當然的。能看到的是大
多數悲喜劇骨子裡不過是原來範疇內的新變異，原地打圈之中唯一的變化倒是更大
膽地擺脫了在低下階層仍有力量的“良心”約束，迫不及待地追求有形和無形的實
利，沒有一絲高揚現代人文明精神的跡象。
上海人背負着許多的歷史包袱。集中居住在城市所謂的“上只角”的前中產階
級要負很大的責任。前中產階級以其不可思議的力量（部分是近幾年社會狀況賦予
的）在價值態度上整合了從進大上海的幹部開始的各種外來成功者，他們也屬這個
不太準確的範疇。“藍屋”和關於“藍屋”的遐想已經破敗或褪色，但價值觀念和
尺度以及行為卻固定並傳遞了下來。
在讀研究生時，我所認識的一對男女公開戀愛關係並準備結婚，引起譁然，因
為男人比女人大十好幾歲，一些外地人一致認為姻緣不配，女的吃虧了，有好事者
甚至仗着友情登門苦勸。但從本地人（主要是女性）中卻傳出迥然不同的意見，女
的不僅不虧而且有賺，因為男出身徐匯區，女出身楊浦區，女一下子嫁過去是一步
登天。正確的步驟是先嫁到中等的虹口區，生個女兒，再把女兒從虹口嫁到徐匯，
二代接力完成任務。不過，大象闖進瓷器鋪，她有苦頭吃的。一位小姐評說。
我調查發現，在相對寬敞的住房裡，她們中相當數量的女人性冷淡，我和一些
屬於她們的女士交談，問她們好友圈子中這方面的情況，她們回憶一番，大都說：
好像都可有可無。我沒有做深入統計調查，但知道有一句暗語是從這個階層傳出的，
叫“為人民服務”。有人說“昨天為人民服務了”，大家都知道：哦，她昨天與丈
夫同房了。在為數不少的女人那，性是表彰、性是獎勵、性是對生日晚會和鮮花的
報答、性是徹頭徹尾的義務。即使是資本主義的祖宗——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性
本能也沒有像這樣自覺自愿地不知不覺地逃跑過。看起來很難，只要能做到根深蒂
固地把性武器化，慢慢就會有這個效果。不少人是在需要的時候，可以隨便與人調
情，但不能輕易與人睡覺，那是吃虧，除非仔細想過，值得。這好像與“房中術”
相似，“房中術”為養身而不為性本身，它們的相同之處在於都為的是一個性
以外的東西。前中產階級的示範，其它人學習和掌握。有人刻毒地說：上海女人褲
帶上打個死結，然後什麼都肯干。
在兩性操作中，“嗲”是個分寸感強烈的詞，一旦過分，在“發嗲”和“嗲溜
溜”等評價詞中，“嗲”是貶義的。示範的“上只角”常嘲笑學習的下只角“嗲”
得不到位，有一種壞了幫規的恨意。男女關係一般情況下是“耐力比賽”，比
誰沉得住氣，便宜沒好貨，太巴結是要跌價的，這也是“上只角”頒布的手則內
容。
在我看來，由前中產階級代表人物出來展覽頗有象徵性的男人形象實在慘不忍
睹。本市晚報上曾有人以羨慕的口吻撰文說，某女士福氣真好，她的丈夫是
“gentleman”
代她到單位領工資辦雜事，她開晚會為她買花布置一手操持，她外出送她上車，
告訴她什麼地方放的是藥，千叮萬囑只能喝水壺裡的水不能亂喝。如此等等，樂此
不倦。《海派大夫面面觀》的“男主婦”偶爾還發發低度酒瘋，和這個標兵比，簡
直連基層突擊手都不夠格，有人還對“海派丈夫”的真實性大為懷疑，這可是黑紙
白字的真人。當然，典型性是另外一回事。說不典型，近年來在流行的“全家福”
式散文寫作“競賽”中，展出的“好丈夫”不只這一個。
上海掀起“外嫁熱”，“嗲”已在國際間流通。有人看到，某高校來自大西洋
彼岸的幾個白皮膚青年教師，在一年之內被一網打盡。破網進網，最後無一漏網。
陶俊先生介紹說：西方一位搖滾巨星曾演唱過一首迅速大紅的歌——《ChinaGirl
》，唱的就是“嗲”及其如何讓男人賞心悅目。領風氣之先的還是前中產階級的女
孩子。最早登機的一批來自她們。這些平時膽小，嬌生慣養，總有幾樣食品不吃，
天真的小姐們原來頗有冒險精神，連只能與夫婿連比帶劃搭的也敢冒着膽子闖出
去。
成功的信息不斷反饋後，激勵後進。母校的一位女生曾對我說，她最佩服的人
就是一位成了美國某影視公司股東的女士。越來越多聽見女孩子突然冒出一句：我
不甘心。先行者和“儲備庫”建立了密切的信息聯繫，原本就是小姐妹，該互相幫
忙，有一段時間徐匯區竟組成了龐大的民間網絡。外國友人在國外類似輸指令入電
腦提要求，國內就能高效處理信息，找出人選，相親成功率高得驚人，“上只角”
一度壟斷市場。等大家都被帶動，就有點亂套了。就像現在一窩蜂上苗條霜，必然
造成積壓和跌價，上海女孩太主動，太積極，外國人也是人，也會平地起價，奇貨
可居。
一些留學生們在上海變壞。後來者被先來的教壞，壞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在宿
舍用不尊重的語言談來訪的中國女生，細膩至極，中國女生明明聽得懂，卻坐式優
美地裝糊塗。於是從不尊重到下流。即使如此，以多數對少數圍攻，還是有一部分
人成了中國女婿，外嫁的絕對數每年上漲。事實證明，光有年青美貌和主動進取的
積極性，外嫁的理想並不一定能實現。在女孩子們頻頻碰壁的同時，一些30歲出頭，
已“嗲”得真正爐火純青的女人正以風度、技藝、進退自如和沉着鎮定輕鬆地擺平
台灣、日本和白種中小資產者。他們從藍領階層爬上來，自卑是他們可以被抓獲的
弱點。名牌就是名牌，仿名牌就是仿名牌，不可同日而言。
國際化無可避免地帶來了男人的困惑。上海有句老話叫“三碗面”難吃，情面、
場面、體面，都需要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現在普通的上海男人可以說是“一碗”
也吃不了。我們知道，在動物界，狼群中，只有經過血淋淋競爭產生的頭狼才
有交配權，其它公狼性能力自動喪失，成為不需生理閹割的狼太監。在男權的社會，
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看似對男人有利，其實只對成功
的男人有利，他們可以左手摟一個，右手抱一個，而對普遍的男人有的僅是重重困
難。
用上海話說，你沒有“額子”，你的“額子”被人占了。人之所以為人是在於
走出了狼群。當然，不少可有所作為的上海男人難以成就一番事業更多地是反映了
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尷尬。
值得同情的事實逼得上海的不少小青年越來越會面不變色地“開大興”（撒
謊）。
十幾歲的勤雜工人敢在小女孩面前冒充報社的總編。大膽！每次聽到這樣的笑
話，我都思考原因，我發現不少時候，他們這樣干時，在那短短的時間內，他們真
的認為自己真是那假冒的角色（輕度強迫症的表現）。對此，倒不必擔心有大混亂，
一旦發現女兒不處常狀，便追問、密探、推理直至光明正大的向對方的組織部門了
解是上海家長的例行事務。每天，城市的反騙局系統都在運轉並大有所獲。在城市
中，“拆白黨”和吃“軟飯”人一直存在，但從來沒有現在這麼多人談不上大奸大
惡地進行感情詐騙。雖然電波中情意綿綿的點歌雨後春筍般湧現，年輕的正在生長
的一代兩性的溝通困難正向縱深和複雜發展。
在一定的時間內，上海男人的尷尬是命中注定的。耿文秀博士從發展的角度說
：現在女性有挑戰也不過是原來體系內的挑戰。男人還沒受到真正覺醒的女性的普
遍的挑戰。那時女人在人格和精神上提出明確的要求，男人會更尷尬。我看在短時
間內還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上海女人們一時半會兒還不可能大規模覺醒。真到那天，
那是多令人鼓舞！
我為自己規定的任務是描述行為和分析原因，但最後我還是忍不住說，這個城
市的男女關係要走出怪圈道理上講其實很簡單。男人們不要再那麼人格“白臉”化，
女人們恢復一點生命的本真需求，就足以構成新關係的起點了。但說說容易，做起
來難。
——摘自《上海文壇》 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