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金枝玉葉
1910 一歲 悉尼 那雙白色的軟底鞋
There were two gardens,the first was what we called the Rose Garden.
At the end of this garden was a trellis which was coverd with a climbing
variety of roses.Beyond the trellis was the second garden.It had a lawn
in the middle with flower beds surrounding it.
院子裡有兩個花園，一個我們叫它玫瑰園，花園的盡頭，有一個爬滿了攀枝玫
瑰的格子架。格子架的另一邊是另外一個花園，那裡中央有一塊草地，花圃圍繞着
它。
這是1910年4月2日，這一天是不是澳大利亞那些高高的樹，在陽光和大風裡落
了許多葉子？那裡的雛菊是不是早已經在秋天裡凋零，就像一支古老的英國民歌唱
玫瑰那樣？這是大洋洲無數秋天中的一個。可是我不能知道。
就是這個照片裡的小女孩也不能回憶起來了。 1998年9月24日，她又看了看這
張照片，她伸手摸了摸照片上過周歲生日的自己，說：“這是我女兒吧？我真的不
能相信這是我的周歲照片。”經歷了那麼長的生活，經歷了那麼多的風花雪月和風
霜雨雪，她布滿細小皺紋的手指輕輕摸了摸照片上小女孩像瓷一樣光滑的額頭。
那時的照相店是木頭地板嗎？那條白色的蕾絲裙子是不是窸窸窣窣地發出響聲
呢？那時候應該還是用玻璃感光的吧？是不是需要許多時間呢？在等待玻璃片感光
的那些時間裡，小女孩一直保持着這安詳和尊嚴的樣子，是不是不容易啊？這些事，
誰都不知道了。開着車帶她和媽媽一起去照相店的爹爹，1932年死於上海，那一年
她已是一個美麗的少女，還沒有從燕京大學畢業。她的媽媽，1947年也死於上海，
那時她已是一個美麗的少婦，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這些在悉尼卡貝爾街老宅的事，
也就永遠被父母帶走了。
在悉尼市的這家照相店裡，她穿着白色的蕾絲裙子，在照相。她富有的爹爹媽
媽要給這家裡第七個孩子留一張周歲照片，為了她將來的回憶，而且也是紀念她這
一生光明的開始。那個照相的大人當知道是為了慶祝小女孩的周歲，有沒有祝她長
命百歲？她很胖，很安詳，她穿着白色的軟底鞋，那對着照相機的鞋底，沒有一點
點灰塵，那是因為她還不那麼會走路，沒有什麼可以將她的鞋子弄髒。當時有沒有
人對她說：“笑一笑，戴西寶貝。”要是有的話，這個人是不是她的爹爹？這個從
廣東中山縣出洋，靠水果生意發家，成為華人富商的人，最喜歡的就是第七個女兒，
他把小女兒的嬰兒房放在自己臥室的邊上，晚上親自照顧她。這些發生在1910年左
右的悉尼老家的事，我不可能再知道了。關於悉尼的老房子，倒是在戴西的回憶錄
草稿里得到了詳細的描寫。
大門有一個通道，通向我們家房子的前門。不過，我總是從右邊轉到花園裡，
然後去後門。院子裡有兩個花園，一個我們叫它玫瑰園，爹爹喜歡花，特別喜歡玫
瑰，所以我們家的玫瑰園裡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玫瑰花。花園的盡頭，有一個爬滿了
攀枝玫瑰的格子架。格子架的另一邊是另外一個花園，那裡中央有一塊草地，花圃
圍繞着它。
進門以後，要穿過一個長長的過道，然後就到了客廳，那是一間巨大的房間，
我記得它大得足以放下兩套客廳家具。客廳的另一邊有兩間房間，第一間我們叫它
研究室。可實際上在屋子裡有一個大桌子，爹爹用來放他的相冊，裡面都是他好朋
友的照片。當他們來我家做客，他們就一起看照片，然後回憶起他們。早年在一起
度過的日子。
在那裡，我們的早餐和午餐都是在廚房裡吃的，可晚餐要到餐室里吃正餐。我
們家的規矩，正餐是西式的，因為我們的女傭是澳大利亞。
不過，這些描寫被戴西放在了對1966年12月她和她的兒子中正被趕到亭子間裡
住，他們發現那間小屋子的屋頂漏了的記述以後。關於“文化大革命”初他們遭受
的暴力，冬天時被淨身出門的境遇，戴西在回憶錄里點點滴滴地寫着，即使是在紙
上，我還是能感到她回憶時的痛苦，她幾乎不能完整地表達，說得那麼片斷和勉強。
然後，換了一行以後，馬上從1966年逃向1910年代，回憶起童年時代的老房子來。
也許對戴西來說，那棟老房子是她一生中最安全、最好的地方了吧。
那時，誰也看不出，這世界到底會有什麼能威脅到她。
那一年，她周圍的人，對她抱着對一個孩子祝福的心情。這出身富家、健康漂
亮的小孩，會有可以想象到的美好將來。也許當時誰也無法想到，在1972年她退休
以後，會獨自住在一間非常小的北向亭子間裡，她的家產早已被悉數充公，她靠自
己每月三十六元人民幣的退休金生活，即使是在1972年，它們也只夠她買最簡單的
食物。冬天，亭子間裡連她呼出的空氣都會很快結冰，夏天，她不得不整夜坐在房
門口，希望鄰居家朝南的窗子吹過來的南風在路過他們的房間以後，能吹到她這裡
來。
1998年9月25日黃昏， 她在上海的自己家裡安然去世，是上海紅十字會和上海
醫科大學來拿走了她的遺體。因為在1985年她立志願書將自己的遺體無償捐獻給紅
十字會，所有的角膜，骨頭，臟器，包括有病的心臟和肺，並且不留骨灰。那一年，
她兒子一家已去了美國，她的第二任丈夫戴維·汪去世已經兩年，她七十七歲。
1998年秋的傍晚，紅十字會的車子帶着她已經生活了九十年的身體最後一次路
過上海的一些街區。1918年時她跟着全家來到這裡，那時她什麼也不知道，跟小朋
友解釋的時候，她說：“爹爹要帶我們全家到一家叫‘上海’的餐館裡去吃飯。”
這不是她出生的城市，也不是她的故鄉，1949年以後，絕大多數家庭成員都離開這
地方，她留了下來，1969年她被送到崇明島勞動改造，被別人叫作“外國老太婆”。
而1990年時，她回到澳大利亞自己的出生地，又回到上海，去到美國，又回到上海，
她把自己的身體作為最後的禮物送給了這裡。澳大利亞駐上海的總領事，作為她故
鄉的代表來向她告別。
她的葬禮就在醫學院的解剖實驗室里舉行。
她就睡在大圓盤子的無影燈下。明亮柔和的燈光照着她的臉，被剪短的頭髮下
露出了寬的額頭，就像一歲時候那樣。當九十年的歲月之水流過以後，她的容顏在
一歲照片上就已經出現的那種安詳和尊嚴，還像水底的小石頭一樣濕漉漉地留在那
里。無影燈邊上的天花板是一些大玻璃，上課的醫科學生們就將站在大玻璃前看老
師如何解剖她的身體，他們會在意她臉上的那種神情嗎？
在她的葬禮上，代替哀樂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她穿着生前最喜愛的中
式黑色立領小襖。她已經有六十年沒有再穿西式衣服了，她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應該穿自己的衣服，就是在二三十年代她最富有、最年輕、最美的時候，她也是穿
着中式的衣裙。葬禮上來了僑務辦公室的官員，他們抱歉地說直到她去世，他們才
知道她是幼年從海外回來的華僑，因為她從來沒有說過。
綠色的方格子瓷磚牆被三十六個用鮮花做的花圈蓋住了。小小的冰涼的房間裡
充滿了鮮花的氣息，並不是香氣，而是那種已經被剪下來的生命的臨近死去的喘息。
許多白色的百合花，那是因為它的潔白和優雅很配戴西；許多的雛菊，小小的，安
靜的，張開着沒有設防，那是因為她生前非常喜愛雛菊，她的名字戴西，在英文裡
也就是雛菊的意思，她和這種花同名。鮮花圍繞着她和她的照片。
在24日下午，我去看她，帶去一束白色的玫瑰，她用清水把花供在綠色小柜子
上，那是很少的幾件在1966年被掃地出門的時候從家裡帶出來的家具，一直跟着她。
她整理着花，他說：“你知道，我總是喜歡花的，它們多麼漂亮。”那天她也很漂
亮，她新燙的頭髮，雪白的短髮。這是她的最後一個黃昏，白色的玫瑰在暮色里像
一小團雲，那天她會想到在澳大利亞的老家院子裡，她爹爹種過的那些1910年的玫
瑰花嗎？她也是一個愛鮮花的人，像她的爹爹一樣。
在最後的日子裡，她有時說她能看到一些灰色的人形在房間的天花板上漂浮着，
她並不害怕它們，可她知道這是一些靈魂。也許是她的親人們的靈魂吧，他們來接
她了，就像她一歲的時候，他們開着車，領她到一家照相店裡去照相一樣，現在他
們要接她去團圓的地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