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 六歲 爹爹帶我們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館

She used to watch her Dad taking her Mom and elder sister to the
Opera.They dressed up so beautifully for those occasions and there was
always a box of chocolates.At that time, she was a young girl who felt
that there would be numerous operas and boxes of chocolates waiting for
her in the future.

1989年9月， 戴西離開上海，去美國看她的兒子中正一家，同時她也去看了分
離了三十多年的兄弟姐妹。

1958年，她的丈夫被捕入獄，被判必須向政府退還六萬四千美金。她被迫向所
有國外親人寫信，請他們寄錢回來，幫她家還賬。她把信寫好，交給政府過目。寄
出去那麼多信，只有她的哥哥沃利一個人寄回了八千美金，那是從前她借給沃利的
錢。1962年，戴西去學校教英文，沃利還從美國寄來了許多英文教學方面的資料和
最新出版的詞典。而“文化大革命”以後，他就再也沒有了消息。

而在從前，沃利總是戴西的領袖，他總是為戴西出各種各樣的主意，在全家從
悉尼遷到上海的日本郵船上，他們玩了六個星期的“跟着領袖走”的遊戲，沃利的
領袖地位在那時候就確立了。小時候禮拜天去教堂，爹爹分給每個孩子一個便士，
讓他們自己投到奉獻箱裡去，沃利教她用半個便士去買一個冰激凌筒吃，把找下來
的半個便士給奉獻箱。

在全家離開澳大利亞時，爹爹媽媽又帶他們一起去照相，那時戴西已經長得高
過沃利，所以他一定要戴西坐下來，不讓她看上去竟然比自己要高。在兄弟姐妹里，
他們是最要好的。甚至戴西十多歲的時候學鋼琴，後來學開汽車，也都是沃利的主
意，因為這是上海淑女個個都要學的時髦。

喬治1957年從上海經廣州偷渡出境，臨行前清理永安公司總裁辦公室，匆忙之
中，突然不知觸動了哪裡的秘密機關，一隻秘密抽屜彈了出來，裡面是從前二哥留
下來防身的一把槍。1947年在永安公司的一次危機中，宋子文出面幫忙，所以二哥
沃利做了總裁；1948年蔣經國要殺他，所以他也是在匆忙中逃往國外，由喬治接了
他的班。喬治當晚就要走，他就把那把槍帶到戴西家，讓她處理。她的丈夫把槍埋
在了自家花園的樹下。後來，就是這把他們從來沒用過的槍，成為她的丈夫吳毓驤
判決書上的一條罪行：私藏武器，喬治並不知道後來在上海發生了什麼事，戴西再
見到他的時候，他陪着太大在夏威夷開美發廳，穿了當地人愛穿的大花襯衣，他老
了以後，鼻子越長越寬大，像一個猶太老人了。要是沒人告訴，你不會把他與照片
上那個坐着的胖胖的小男孩聯繫在一起。戴西從沒有真正具體地告訴過他關於那把
槍的事，她說，說什麼都已經沒有意義了。

戴西的三姐安慈是上海的第一位“上海小姐”，在這張照片上，雖然她還是一
個剛剛發育的小姑娘，已經能看出她日後的醒目與美貌。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美國
多年，仍舊保持着她的美貌和美女那種安適而活潑的氣質。她們姐妹從中西女塾畢
業時，她已經是一個會騎馬、會跳舞、會射擊、會一切新鮮花樣的小姐，她帶着戴
西在去閡行的公路上跟人開釗車，最後發現那輛居然與她們爭鋒的車裡，坐着她們
的哥哥沃利。在她參加上海小姐選舉的時候，戴西已經去了北京讀燕京大學的心理
學，她還寫信回家勸姐姐不要參加這種無聊的遊戲。而到了姐姐為了自己愛上的人
幾乎要從家裡私奔的時候，戴西又是第一個表示同情的人。安慈已於1980年在美國
去世，戴西去美國的時候沒能見上最後一面，而見到了照片上那溫順的大姐。

1989年在美國，大家都鼓勵戴西把自己的一生寫下來。於是戴西去大學的老人
寫作班上了兩期寫作課程，規範自己的英文。從離開澳大利亞以後，她仍舊上的是
英文學校，她這一輩子，說的大多是英文，用的也大多是英文，雖然在中學時代開
始，也一點點地接觸中文，可總沒有真正當成自己的語言用。直到五十年代單位里
為老資本家們洗腦，她才被迫認真學習中文。到1971年退休的時候，造反派對老資
本家做了最後一次訓話，要每個人表態怎麼繼續改造自己，她對造反派表示一定要
更好地掌握中文，學好毛澤東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得到造反派的表揚。到了
1989年， 她決定要用英文寫她的回憶錄。她真的從9月開始寫自己的回憶錄，在她
寫在電腦里的回憶錄里， 她回憶到在七十四年前的9月，六歲的時候，她在悉尼上
科萊斯泰小學的情形，因為同學亂叫她名字，她逃了學，而且理直氣壯地對校長宣
布，要是同學不改正的話，她就永遠不去學校了。那時她是個眼睛裡看不得一點點
不公平的小姑娘。

她回憶了小時候看着爹爹帶着媽媽和大姐去看歌劇的情形，他們打扮起來，是
那麼漂亮，還總有一盒子巧克力。“我是多麼希望能夠早點長大起來，也能和他們
一起出去啊。”戴西在她的回憶錄里寫着，那時她是個覺得長大起來會有一路的歌
劇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

這是戴西在出生地留下的最後一張照片，1917年，她的爹爹郭標應孫中山的邀
請，和兄弟郭傑一起舉家回到上海，開辦上海當時最新潮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
戴西剛回到上海時，就住在永安公司對面的東亞酒店裡，那是她媽媽的家族——馬
家的產業，馬家當時已經在上海開了先施百貨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
樓房，在那些粗大的綠色的竹子腳手架裡面，一層層地升高起來。南京路上這些華
人資本家大百貨公司的開張，標誌着華人資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這些，她有一天發現在酒店的窗外飄着一些白色的東西，她覺得
非常奇怪，於是打開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裡，衝到媽媽房間裡給她看，可
當她張開自己的手，裡面除了幾滴水以外，什麼也沒有。媽媽笑了，告訴她那是雪，
在悉尼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雪。那時她是沒有一點點閱歷的小姑娘。

我們的古科羅克叔叔，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媽媽的妹妹，當時也一起住在酒店裡，
他是爹爹永安公司的經理。他有一輛福特車，在那時是很豪華的。有時他領着我們
大家開車去郊外，當時我們最遠也只到過靜安寺，所以我們都覺得開到郊外去，是
好遠的路了。

這時，在她的回憶錄里，回憶了一個孩子渾然不覺的安寧心境，而實際上，在
生活中，一個人將要遇到些什麼，是誰也不知道的。她當然也不知道在1967年，她
和學校里一些“有問題”的老師一起被送到工廠勞動。有一天，他們用英文說了幾
句話，有人間她在午休的時候幹什麼。她告訴他們要去國際飯店買一點麵包。“你
知道那裡的麵包比解放前做得好。”戴西說。我想，這是她看到自己桌邊還坐着兩
個工廠的工人而特地說的，因為沒有必要為買麵包加上這樣的評價。

等午休結束以後，他們被突然集中到樓下的房間裡。開始戴西他們還不明白是
否他們這些資本家也有資格去開會，後來，當他們試探着下樓去的時候，他們驚奇
地發現居然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他們，工人們要求會說英文的人站到前面去，戴西
就站到前面去了。然後她發現和他們中午同桌吃飯的那個工人也在，他把同桌另外
兩個說英文的老師也帶到前面去了。

他走上前來，叫我跪下。我跪下了。他拍打我的頭，我很奇怪，就抬起頭來看
他用什麼打我，原來他用了一把掃帚。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就要開始痛打我。可是並
不是這樣。他要我交代我在樓上工作的時候都說了些什麼。我用中文告訴了他。

他譴責我在說謊：“我懂英文。”他說，“你難道沒說什麼‘公園’？你在中
午的時候要到公園去。你要到公園去見誰？見面要幹什麼？”

我告訴他我要去的是公園飯店，就是國際飯店從前的名字。不是什麼公園。

“哦，是的。”他說，“你還抱怨麵包不如解放前好了。你能否認自己說過公
園和麵包嗎？”

在我的頭上又被掃帚打了幾下以後，會議結束了，他感到自己已經揭露了一個
資本家是多麼壞，多麼不誠實。

1915年時的戴西怎麼會知道，自己有一天竟會面對這樣的屈辱？而且她還能從
那些屈辱中活下來，甚至沒有成為一個因為心碎而刻毒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