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那天在府南河邊見識了我的腿法，大頭頗為傾倒，三番五次給我打電話，我聽都不聽，直接掛掉。有一天他還在下班路上堵我，一臉諂媚的肥笑，恨不能管我叫爹。其實我心裡明白，朋友啊兄弟啊友誼啊，都是他XX的胡扯，指望靠着我吃錢才是真的。對於李良這事，我不太相信是他故意設的局，但站在岸邊打打落水狗，順路陰李良一把，黑他點錢倒是大有可能。警察真是毀人的職業，好好的一個人進去，不出兩年就會變得又陰又毒，見了親爹都要咬一口。我高中有個八拜之交叫劉春鵬，當年跟我一起偷過菜市場的西瓜，一起扎過班主任的車胎，第一年高考落榜，我們在合江亭相顧無言，長太息而掩鼻涕，哀老天之瞎眼，說到最後，我倆抱頭痛哭，象兩塊粘在一起的破玻璃。他高中畢業後一直火車站附近當民警，幾年下來，變得異常兇惡，對誰都六親不認。前些日子有朋友開車在北站撞倒了幾塊欄杆，被他逮到，聲稱要吊銷駕照。朋友找到我幫着說情，劉春鵬當着我面說好好好，“哥子的事就是我的事”，但一轉過臉去，該罰款照樣罰款，該扣分照樣扣分，讓我結結實實地丟了個大人。我還親眼見過他把一個外地民工打得滿臉是血，跪在地上苦苦求饒，就因為人家不小心踩了他一下。打完之後他還不解氣，一腳把民工的包裹踢飛，一隻印有“為人民服務”的茶缸當地掉出來，在崎嶇不平的城市裡翻滾鳴響。

　　我說你可以相信王大頭，但不應該隨便相信一個警察。李良說錢都給出去了，想那些還有什麼用？我心裡窩着一口氣，嘟嘟囔囔地詆毀公安部隊的聲譽，說他們是戴國徽的禽獸。李良深深地看我半天，嘆了一口氣，說你知道你的問題出在哪裡嗎？——“該當真的你不當真，該糊塗的你又不糊塗。”

　　那天大頭的臉色很不好看，氣呼呼地鼓着腮幫子瞪我。我想他一定聽見我說的話了，臉不由自主地紅起來，手足無措，坐立不安，場面十分尷尬。正想解釋兩句，李良突然發作起來，跟頭把式地衝進臥室，到處翻騰，發出驚人的響聲。我和大頭急忙跑過去，看見他把所有的箱子、柜子、抽屜都翻了個底朝天，嘴裡咻咻有聲，大頭說你找什麼，不要急，我和陳重幫你找。李良頭也不抬地說：“我記得還有一包，我還有一包，還有一包！”聲音嘶啞刺耳，象一隻在荒原上的嚎叫的狼。

　　可能是李良的記憶出了問題，我們把整間房子翻了個地朝天，也沒找到他說的那一包。李良發作得越發厲害，拿着空針頭就要往胳膊上戳，我和王大頭同時撲上去拉他的手，等到針管奪下來，我們倆都出了一身汗。李良象中了緊箍咒的孫猴子，在地上不停地滾翻爬行，蛆一般扭曲着身子，作出種種不可思議的奇形怪狀。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心裡又吃驚又難受，還怕他心臟病發作，就這麼死了。王大頭跟他搏鬥了半天，氣喘吁吁地對我下命令：“去！找繩子把他綁起來！”我剛要轉身，被李良一把拖住，他可憐巴巴抱着我的腿，說陳重求求你，你出去給我弄一點吧弄一點吧。我費力地掰開他的手，縱身跳出圈外，李良在我身後砰的一聲倒下，臉上糊滿了鼻涕和眼淚，嘴唇烏青，瞳孔放大，象一具死不瞑目的屍體。

　　他幾乎是被我們扛下樓的，那時天還沒亮，整個城市空空蕩蕩，幾個徹夜未睡的人輕輕飄過，臉上帶着鬼魂的表情。把李良塞上車時他大叫了一聲：“啊———”，聲間尖利如刀，讓我心驚膽顫，腦後一撮頭髮不由自主地豎起來，在成都初秋的風裡瑟瑟發抖。

　　作完15天的強制戒毒療程，李良胖了一些，臉上賊肉橫生。出院那天他表情有點古怪，似笑不笑的，象高興又象是失望，腮上的肉鼓鼓地跳，我想可能是剛戒完毒，生理上還不適應吧。回家前，我們到梁家巷吃了點東西，李良象個機器人一樣張嘴閉嘴，面無表情地嚼着飯粒，一句話都不說。我受不了了，打拱作揖的求他：“哥子，你整出點響聲來好不好？你這個樣子很嚇人哦。”他用筷子戳了戳碗裡的水煮肉片，若有所思的告訴我：“操，還是咱們校門口那家飯館的菜好吃。”

　　第二天他就失蹤了，我一遍遍地打他的手機，就是沒人接，把他家的門都快敲破了，也沒聽見回應。我心裡無端地害怕起來，猶豫了半天，終於鼓起勇氣給葉梅打電話，她冷冰冰的問我什麼事，我說你回家看看吧，“李良可能…可能自殺了。”

　　李良一直把海子當成自己的偶像，那也是個神經詩人，1989年在山海關臥軌自殺。李良自稱讀完了海子的所有詩篇，並得出結論，說海子是死亡成就的英雄，所有苟活者在他面前都應該慚愧。這個理論後來被無限放大，終於成了李良的人生信條。大三下學期，文學社開創作筆會，裝模作樣地研究中國文學的未來走向，一群自命高尚的傻逼青年激動得鼻血狂噴。快散會時，李良突然問我：“陳重，我們活着是為了什麼？”一群才子才女都瞪着我，我想了半天，說為了幸福吧。李良騰地站起來，一邊繞場疾走，一邊大聲駁斥我的觀點：“錯！生活，生活只有一個目的！”
那是1994年，李良21歲，他那天穿一件紅條紋的T恤衫，在校外小攤上買的，5塊錢。關於生活的目的，他最終沒有說，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死亡。

　　我的幸福是一抔黃土
　　無風的月夜 長草突然晃動
　　純潔的紙錢飄落山崗
　　過路人 你珍藏的淚水
　　必將打濕我前生的遺衣
　　而那些滴落的
　　亦將默默豐滿
　　———李良·《月夜》

　　葉梅氣喘吁吁跑上樓時，我剛剛點上第三支煙。她沒跟我打招呼，直接當噹啷啷開了門，我鞋也沒換就沖了進去。

　　李良不在。這棟府南河邊的豪宅空得象一座被盜過的墳墓，窗戶大開着，腥臭的風迎面而來。一隻鳥兒撲扇着翅膀從眼前飛過，停在黃葉飄零的枝頭。秋天到了，它也在為自己的歸宿發愁吧。

　　把屋子徹底檢查了一遍，排除了李良把自己的屍體藏在衣櫃裡、床底下等各種可能，我甚至還打開馬桶蓋看了一看。葉梅一直站在那裡，斜眼看着我象個瘋子一樣進進出出，目光中充滿了鄙視和不屑，似乎我只是一泡會動的狗屎。搜查完畢，她冷冷地發話了：“沒想到你還這麼夠朋友。”我有點生氣，板着臉回答：“李良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永遠都是，我甚至…”我臉紅了一下，葉梅抱着雙手，一臉輕蔑，等着我說下去，我鼓了鼓勁，大聲說：“我甚至可以為他去死！”葉梅哼了一聲，拿鼻孔看了看我，表情異常猙獰，說李良可未必把你當成朋友，“你欠他32000元錢，他可一直都記着呢。”

　　我必須承認，我對葉梅依然是一無所知，我熟悉的只是她的身體，甚至———只是她身體的幾個部分。她心裡想的什麼，我從來都沒有關心過。李良上次陰森森地對我說：“她現在只聽你的。”我聽了面紅耳赤，屁都沒敢放一個，拔腿就跑。作為風月場中的老手，我隱隱約約能感覺到葉梅對我的感情，包括樂山那夜，包括她趴在我身上撕心裂肺的大哭，甚至包括她潑我的那一杯酒。讓我困惑的是她後來的表現，從李良結婚到現在，我們一共見過六次面，她每次都象是剛從冰箱裡鑽出來，一張臉寒氣森森，讓我望而生畏。和趙悅離婚後，有一天清晨五點鐘，她給我打電話，我迷迷糊糊地問：“誰啊？”她說是老子，我騰地坐起來，問她有什麼事，她不說話，我揉了一下眼睛，聽見話筒里傳來震耳的音樂聲，過了足足一分鐘，她忽然道：“算了，就當我打錯了吧。”然後無聲息地掛了機。那時天色微明，一線曙光透窗而來，照着我惺忪的睡眼。我抱着電話傻坐了半天，腦袋裡空空如也。倒頭又睡，直到天光大亮。醒來後茫然若失，想不清楚那到底是夢還是真的。

　　不過我知道她說的是事實，李良和我不同，我大大咧咧的，永遠不知道自己口袋裡有多少錢，更不知道有多少錢是自己的，有多少是別人的，屬於那種“包里剩下十元錢，花九元去買包煙”的品種。李良是個精細人，給人恩惠、受人恩惠都一筆筆記在心裡。他既然記得我欠他的三萬二，就應該還記得他欠我多少。

　　大四最後一學期，李良極其潦倒。所有的錢都扔在了麻將桌上。他手氣總是不好，癮頭卻總是很大。任何時候，只在站在樓道上喊一聲：“三缺一啦！”他保準是第一個躥出來報名。那學期開學時我帶了2300，不到三個月花得淨光，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給他付了賭債。畢業後回成都，他連買火車票的錢都沒有，全靠我大力贊助。到成都後無處容身，又是我把他收留在家裡，連吃帶住，蹭我爸的紅塔山抽，我媽還幫他洗襪子。

　　是的，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朋友的價值就在於互相利用。那些斷頭流血的友誼，也許存在過，也許只是我們的幻想。
2001年秋天的一個下午，落葉飄零，灰塵瀰漫，一個白色的塑料袋慢慢沉沒在府南河灰黑腥臭的河水中，我站在岸邊想，什麼生呀死的，別逗了，我是說着耍的。

　　（三十）

　　我們公司的出差分為兩種：出瘦差和出肥差，瘦差是指沒什麼油水的那種，因為差旅費標準很低，吃住行加起來，一天才一百元，誰出去都得賠錢；肥差就不同了，有機會撈錢，隨便伸伸手就是幾千塊。肥差誰都想去，搶得打破頭，瘦差拿鞭子趕都趕不動。周衛東他們巴結我，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這個：我有權安排他們出差。我上次去重慶，屬於肥瘦難言的第三類，效果因人而異。劉三去賠了一百多塊錢，還挨了一耳光，換了我，大吃大喝外加老賴的小情人，最後還有5萬塊的油水。不過說起這事我就生氣，該死的老賴只給公司匯了15萬，答應給我的5萬塊至今也未兌現，我打算開完這次訂貨會，第一時間到重慶催債去，再托人弄個起訴書帶上，他要敢黑我，我就讓他把28萬全吐出來。

　　訂貨會是典型的肥差。公司給我們1％的機動費用，可以根據現場情況靈活安排。“靈活安排”是一個很微妙的詞，大家都心照不宣，悶聲大發財，董胖子也放下假仁假義的臭面孔，哭着喊着要去重慶，他先人的，還不是為了那點回扣？我不算貪心，這1%我只要三成，也就是說，只要訂出去300萬的貨，我就有9000元的賺頭，善後問題也很簡單，找一大堆住宿用餐發票回去報銷就行了，客戶肯定幫着你圓謊，絕不會有後顧之憂。

　　我負責達川、南充、內江、自貢一線，轉了一圈回來，皮包里多了一萬多塊，達川的曾江是今年新開發的客戶，特別客氣，臨走時送我一個好大的包裹，裡面有一條中華、兩瓶五糧液，還有一大堆燈影牛肉。他這次賺了不下15萬，笑得鼻梁都塌了。我上了火車也挺美，坐在車窗邊，笑眯眯地跟下鋪兩個姑娘搭訕，那兩個肯定是猛踩時代腳尖的新新人類，一個穿得象篩子網，另一個穿得象藝術大師的畫布。我先是恭維她們長得乖，接着再誇她們身材棒，兩個人都笑，說算你聰明，沒表揚我們有氣質，否則就請你吃桔子皮。詳細地審問了一下，原來是成都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正在為工作的事犯愁呢。我牛逼哄哄地說到我公司來吧，我缺兩個女秘書。她們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自己是泛太平洋汗腳集國的獨立董事，兼任中華臭豆腐公司的CEO，那兩個都笑，說不去不去，你自己臭就行了，別把我們也搞臭了。這個“搞”字說得我邪念頓起，歪着嘴打量她們，高一點的那個穿條短裙，還架着二郎腿，隱隱約約露出黑色的三角褲，看得我心旌搖盪，口水直流。

　　這次出來，我一直都沒找女人。在達川的最後一晚，我躺在床上翻來復去地睡不着，把電視節目從頭翻到尾，從尾翻到頭，看了一腦袋廣告。飲料聽着象王母尿，滋陰壯陽，補氣提神；西藥被吹成東灜大補丸，有病治病，沒病強身，聞一聞都能防止便秘；最可笑的是衛生巾的廣告，行動自如不滲漏，加寬加長有凹槽，怎麼聽怎麼象口罩。正無聊間，樓下桑拿中心打電話上來，問我要不要按摩。我問了問行情，台費100，小費300，算公道價格，就讓他們派員上來。第一個臉上有雀斑，影響情緒，不要；第二個太瘦，肯定硌得慌，不要；第三個太老，第四個太矮，第五個胳膊上有煙頭的燙傷，統統不要。挑到最後，老闆娘勃然大怒，在電話里罵我是“憨包”，“花不起錢就別裝瀟灑，自己耍自己噻”，並祝願我手淫過度，精盡人亡。我哭笑不得，訕訕地掛上電話。

　　其實不是小姐長得醜，是我自己有問題。這些年我跟無數女人上過床，對交配已經漸生厭倦。陳超說黃帝御女千人，最後得道升仙，估計我也快趕上老祖宗了，“庶幾得道焉”。仔細想一想，嫖娼真的挺沒意思，花400元錢，就為做一兩百次俯臥撐，完了一拍兩散，誰都不認識誰，真真是虧本買賣。我現在更怕水分釋放後那種空虛的感覺：所有人都走了，只剩我赤身裸體地躺在床上，眼前萬象倒塌，失去欲望的世界慢慢變成灰色，什麼生活啊、理想啊，想什麼什麼沒勁，一切不如意的事都湧上心頭來，這種時候，心裡總會有個聲音在問：陳重，這就是你要的麼？

　　那不是我要的。我渴望親吻、擁抱、溫柔的對視，甚至渴望那些最終會被揭穿的謊言，而不是單純的活塞運動。這些日子我對夜晚漸生恐懼，一點點響聲都會把我吵醒，在黑暗中睜着眼睛，看什麼都會變形，燈光象死人眼，窗簾象殺手的風衣，有一天我把皮帶搭在床頭，半夜驚醒後它變成了一條蛇，蜿蜒而來，差點把我嚇哭。那種時候，我多希望身邊有個人啊，手搭在我胸膛上，或者躺在我臂彎里嘟嘟囔囔地說些什麼，支使我倒茶倒水。天亮時她會親我一下，敲敲我的腦袋，說：“豬啊，再不起來就要遲到了！”

　　金海灣那夜之後，趙悅一反常態地沒有任何反應。我本來以為她會打電話質問我，在心裡設計了無數種應對方案：罵她下賤、淫蕩、無恥，或者說她蠢得象豬一樣，明擺着是耍她都看不出來，或者連接都不接，讓她自己慢慢想去吧哭去吧恨去吧死去吧，我會在旁邊微笑的。

　　但她始終沒打那個電話，這讓我十分失落，象是鉚足了勁一拳打在空處，閃得生疼。她結婚那天我本想祝賀一下的，詞都想好了：狗男女終成眷屬，賤骨頭不得好死，然後再重重的呸上一聲。撥過去才知道趙悅連手機號碼都換了。

　　那夜在內江醒來，頭疼得象要裂開一樣，四肢無力，腦子卻無比清醒。想想自己28年來的人生，苦苦折騰了半天，到最後卻什麼也沒抓住，連老本都丟光了，忍不住又掉了兩滴眼淚，趙悅這時估計正在和姓楊的廝殺吧，不知道會不會跟他“口吃”，腦袋前後搖擺，嘴裡唔唔有聲。我越想越氣，一腳把被子蹬下床，心裡恨恨地想，日他媽，這事還沒完！

　　在火車上睡了一夜，嘴裡又腥又苦，褲子前面支楞着，背了半天毛主席語錄才敢下床。這是我們系主任的經驗之談，他的名言是：政治導致陽萎，文學治療陽萎。所以我還應該背兩句詩：

　　提提褲子下床來，
　　有誰看見我的鞋？

　　那兩個姑娘笑得前仰後合，說沒想到臭總您還是個詩人，自從昨天我表明身份之後，她們就一直叫我“臭總”，我一臉壞笑，請她們吃燈影牛肉，一遞一接間順手摸了高個子姑娘一把，她臉紅了紅，不過沒有退縮，我心裡一陣高興，越看她越漂亮，越看她越象我盤裡的菜，忍不住笑出聲來。

　　又胡扯了半個多小時，火車就到站了。成都的天空總是陰沉沉的，北站依然喧囂雜亂，出站口擠滿了人，象洪水過後的螞蟻，互相撕咬着、拉扯着，瘸腿斷手地爬進這個危險的城市，在每一條小巷、每一棟房子裡挖坑、刨土，然後跳進去將自己深深掩埋，永遠不得重生。

　　我堅持要把兩個姑娘送回家，她們說不用客氣，我板起臉，向她們講解社會的險惡：“到處都是壞人，我怎麼放心你們自己回家？”然後批評她們的錯誤：“你們長成這樣子，給社會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咹？上萬頭色狼都盯着呢。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公民，我怎麼能看着犯罪率上升無動於衷？”她們都笑，說就你最象色狼，還說別人。

　　這年頭的姑娘們都喜歡壞男人，只要嘴皮子靈便，再加上點不要臉的革命精神，一般的家庭婦女都能生擒。還有一個要點就是不能把自己說得太好，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說自己是個壞蛋，她就越關注你的優點。李良在這方面總是不開竅，他身體的檢查結果沒出來之前，有一段時間也想跟我學着泡妞，我帶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巴，我每次都小有斬獲，他卻總是空手而回。我詳細地分析了我們的戰略戰術，發現最大的區別就是：我一開口就承認自己是個色狼，他卻總是跟人講人生、講理想，甚至講共產主義道德。李良啊。

　　李良沒死。他回學校去了。我剛離開成都，就接到了他的電話，那時車上正在放《阿郎的故事》，周潤發翻滾倒地，張艾嘉和他兒子在場外失聲痛哭，在跌跌撞撞的頭盔下，看見他異常平靜的眼神，訴說無盡憂傷，“那悲歌總會在夢裡清醒，訴說一點哀傷過的往事，那看似滿不在乎轉過身的，是風乾淚眼後蕭瑟的影子…”旁邊一個鬍子拉茬的傢伙哭得泣不成聲，我心裡跳了跳，對李良說：“你媽的，我還以為你死了呢！”李良輕輕地笑了一聲，說這麼多年了，最讓我留戀的就是我們大學的時光。

　　畢業前李良在文學社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園》，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誦：

　　“圖書館總是借不到你想要的書，寢室里總是有股汗腳味，老大的牆上糊着張曼玉，胸前用鋼筆畫了兩個圈，這是他理想中的愛人；陳重的書架上放着一把大刀，也許有一天他會殺人；王林肚皮上有塊噁心的胎記，他說長這種胎記的人都當大官……
……
　　我在最後的段落里熱淚滿眼，青春的序曲還在迴響，而我卻將永遠離開。……無論我將來成功還是失敗，悲傷或者幸福，你都會看到，在我生命的深處，有一個永遠不能抵達的家……“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良永遠都長不大，他總在懷念過去。有一個寓言是這樣的：給你一串葡萄，你是先吃大的，還是先吃小的？我選擇大的，說明我是一個樂觀的悲觀主義者、一個生活的透支者，雖然吃到的每一顆都是最大的，但葡萄本身卻越來越小；王大頭選擇小的，說明他是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希望常在，卻永遠不能抵達；而李良，李良不吃葡萄，他是一個葡萄收藏者。

　　他在學校里拍了厚厚一大摞照片，光我們宿舍樓的外景就有十四張。我一張張的翻看，每一個細小的場景都勾起我深深的回憶：我們喝醉了酒坐在樓口大聲嚎叫，有時大笑，有時痛哭；我們半夜歸來，搭着人梯翻牆而進，背上灑滿月光；我們在樓前集體合影，唱“讓我們盪起雙槳，誰來作我孩他娘？”是的，還有趙悅，她那時總站在梧桐樹下，拿着書包和飯盒，等我下樓吃飯、上自習，或者去小樹林裡緊緊擁抱……

　　毫無疑問，青春是美的，儘管美得那麼殘酷。

　　李良說我們宿舍還象當年那麼髒，牆上糊着裸女照，地下躺着臭襪子，新一代的大學生還在談論我們當初的話題：詩歌、愛情，還有美好的未來。老大床上睡的是新一代的老大，我的床上住着一個蘭州產的小胖子。見證過我愛情的小樹林鏟掉了，現在那裡是一個網球場；教我們寫詩的林老師死了，師母把他的一堆手稿全燒了；留校的張潔生了一個八斤重的兒子，趙悅的好朋友許敏當上了團委副書記，走路都梗着脖子，李良說：“你知道嗎？趙悅懷孕五個月了，許敏說她一定要生下來，誰勸都不聽。”

　　那一夜，成都下了很大的雨，從秦嶺逶迤而來的黑雲遮住了這城市上空所有的星星。秋風掠過枝頭，樹葉紛紛飄落，或隨水東流，或輾轉成泥，青綠的生命一去不回。府南河邊，孤零零地站着一個年輕人，他拋下雨傘，仰面向天，嘴裡嗬嗬有聲，象是在哭又象是在笑。

　　在他身邊，車流滾滾而過，喇叭嘀嘀鳴響，路對面的房檐下，一群躲雨的孩子對他指指點點，開懷暢笑。一個俊俏的小姑娘說：“看啊，那裡有個瘋子！”一個虎頭虎腦的小男孩大聲反駁：“不是瘋子，他想跳河自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