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

　　基斯洛夫斯基四月在巴黎病逝，享年五十五歲！我沒有讀報習慣，基氏逝訊發布兩天后，友人小林特地打電話告訴我。小林知道我敬愛基氏，稱他為“用電影語言思考的偉大的思想家”，常自漵對基氏作品有真切的理解。基氏年早逝，令我深感痛惜。對一位同時代的思想家去世感到悲傷，在我是頭一次。

　　基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是波蘭人，我認識他僅五年。九一年，瑞士德語電視台推出基氏的作品系列，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機遇》（BlindChance ，德譯片名“ 極有可能的偶然事件” ），《沒有結局》（NoEnd ）和《十戒》）。

　　每一部作品都令我深受感觸。這時，他的新作《薇娥麗卡的雙重生命》（Ladoublevie deVeronique ，台譯名《雙面薇若妮卡》，港譯名《雨生花》）在影院上映，我趕首場觀看。從此，我認定基氏是當今我最喜愛的電影藝術家。去年，基氏的《藍》，《白》，《紅》三部曲參加影展，《藍色》獲威尼斯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攝影獎，《白色》獲柏林最佳導演獎。隨後，基氏宣布不再拍片。我有些悵然，真希望繼續看到他的作品。

　　宣告不再拍片，就象作家宣布不再寫作，哲學家宣布不再想問題，似乎想說，該說的話說完了。在製作三部曲時，由Danusia Stock 編的基氏“ 自述”出版，基氏回憶了自己的一生和創作歷程，這為我已擬定的就《十戒》與基氏對話提供了豐富的個人資料。思想是非常個體性的，藝術思想家是如此，哲學思想家同樣如此。

　　讀基氏的代深紫色基調的作品，有一種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被觸碰的感覺。

　　小林問過我，為什麼那麼喜歡他的作品；幾個月來，我也一直在想，為什麼他的逝世令我痛惜。

　　我心目中的藝術家（廣義的藝術家，包括作家，詩人，音樂家，畫家）都具備兩個在體性的條件，首先是能敏感生活的心性素質。但生活中有獨特感受力的人，並不乏見，為什麼他們不是藝術家？人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甚至思索生活，只是程度和廣度不同而已。看來，敏感生活只是藝術家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什麼叫生活？生活是個體處身的社會性語言織體，它有表徵層面和隱喻層面。

　　常人對生活的感受游弋在表徵層面，藝術家對生活的敏感突入到生活的隱喻層面。我心目中的藝術家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在運用語言表達生命感受時突破表徵語言織體的能力。

　　感受生活還不就是反思生活，從在體語言的隱喻層面感受生活者，是藝術家；在隱喻層面的感受中反思在體者，是藝術思想家。有的藝術家語言能力很強，但其感受未必思索生活的脈動；有的藝術家對時代生活有豐富的感受，卻不能感性地突入隱喻語言。基氏是藝術思想家，他對時代生活的感受像一線惻隱的陽光穿透濕重迷朦的晨霧，感性的語言帶有隻屬於他自己的紫色幽淡悲情的在體裂傷。

　　這就是基氏特別令我喜歡的原因嗎？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感受力強，又不乏語言能力突破的思想家並非基氏一人。為什麼是他？一定還有別的原因。

　　基氏是波蘭共產黨文化制度中生長的藝術家。他中學時，正逢“ 波蘭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以後當兵，做工，後考入Lobze電影學院修導演課程，畢業後拍了十餘年記錄片。基氏的個體在性的語境是社會主義日常生活，這種生活秩序的日常結構（表徵語言）和意義結構（隱喻語言）都被規定和設置妥貼，按理說，個體不需要太多的選擇，只需要遵從社會主義事業就夠了，似乎個體命運的在世負擔已被這種生活秩序的正當性理念解決了。

　　《盲目的機遇》中的小伙子Witek 頗有生活熱情，他總是急匆匆地要趕上那班定期開出的火車。第一次，他抓住正行駛出月台的車廂手柄，上了火車，遇上一位虔誠的共產黨員，布滿革命皺紋的話使他成了革命積極分子；有一次，他在追趕火車時，無意撞上了鐵路警衛,被拘捕，判刑勞教，與一位對社會主義制度心懷不滿的人關在一起，結果成了壞分子；再一次，他沒趕上火車，遇上過去的女同學，於是結婚，升學（學醫），當醫生，家庭和事業兩全。但誰知，他因公出國訪問遇飛機空難。

　　積極分子，壞分子，醫生（中間人物）都是生活的表徵層面，基氏敘事的隱喻是什麼？生存偶遇。偶在世個體以自己的身體拋起的骨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駐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疲憊的受傷。

　　基氏覺得，“每天我們都會遇上一個可以結束我們整個生命的選擇，而我們都渾然不覺。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什麼，也不知道未來有什麼樣的機遇在等待我們。” （174 頁）。這等於是與帶有人類終極使命的人民民主社會的日常理念爭辯：社會主義事業有如那班定時開出的火車，某個個體與這班火車的關係依然是偶然的。無論何種完善的社會制度，都不可能取消個體偶在絕然屬我的性質。在社會制度，生活秩序遇個體命運之間，有一條像平滑的鏡子摔碎後拼合起來留下的生存裂縫。偶在的個體命運在遵循歷史規律進步的社會制度中仍然不可能找到依託。無論在什麼社會制度中，生活都是極其傷身的，空難只是一個誇張的隱喻。對個體生命有絕對支配權的無常，像濕潤的雪花粘在人身上，然後把這個人身化掉；生存裂縫“ 不論是發生在飛機上或床上” （176 頁）。

　　社會主義的生活語言織體通過設定歷史規律在生存的隱喻層面取消個體的偶在性，是不切身的。

　　作為藝術思想家，基氏喜歡討論大問題：正義，死亡，自由，平等，愛等等。

　　這些大問題在他眼裡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這些大理念都體現為具體的社會秩序中的個體私生活事件。無論社會制度的正當理念是什麼，淚水是咸津津還是溫澀澀的味道，只有噙着淚水的每個我知道。自由民主社會的意識形態是自由，平等，博愛，《藍》，《白》，《紅》三部曲要探討這些價值理念的私人理解，即“針對人性化，隱私及個人的層面，而非哲學，更非政治或社會的層面來討論”自由，平等，博愛（387 頁）。敘事作家總是通過個體性的生存事件來探討理念的負擔，正因為這種本性，對理念的理解要切身得多。既然人文思想家都是通過私人性事件去探討理念的具體意涵，基氏的獨特之處就並不是他對人民道德和自由，平等，博愛的私人性解讀。

　　基氏的獨特性究竟是什麼呢：是他的私人性解讀中所表達的一種私人信念：珍惜生命中愛的碎片。他說，“我喜歡觀察生活的碎片，喜歡在不知前因後果的情況下拍下被我驚鴻一瞥的生活” （291 頁）。

　　生活中有各種碎片，基氏的所有作品都是輟拾某個愛的碎片。愛沒用抽象性，只有具體性，即偶在的肉身性，愛的在性就是碎片。似乎亞當和夏娃走出伊甸園，愛就被粉碎了。要愛，就得甘願成為碎片，這是超逾社會制度正當性論證負擔的事。基氏的藝術觸角超逾了兩種社會制度的正當性爭論，只有對個體的在世負擔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視破損的愛感。

　　如今，愛的主題，要寫得感人，極不容易。基氏的“ 紅色”像一個康德式的提問：愛怎麼可能？

　　（ 對三部曲的介紹，分析與評價。略。）

　　基氏作品構成了一個隱喻的織體，不少人物在各個作品中交錯出場，生活是偶在的網絡，道德意識像是這張布滿灰塵的網上的蜘蛛。

　　基氏的道德焦慮比是律法主義的或決疑論的，日常道德是藍色的。

　　而非黑白分明。不僅人間幸福是殘缺的，人間的愛也是破損的。一個偶在個體的命運是由一串偶然事件聚合而成的，個體沒有一個恆在的依持。在基氏的敘事中，偶在是決定性的，即便是愛，也在偶然中成為碎片。道德是對殘缺和破損的愛的碎片的珍惜，這種珍惜是蔚藍色的。

　　基氏的敘事決不僅僅為了展示愛的碎片，他記敘過兩件小事。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歲光景的女孩子認出了他，走上前來對他說，自從她看了“ 薇娥麗卡的雙重生命” ，她現在知道，靈魂是存在的。基氏聽後覺得，“只為了讓一位巴黎少女領悟靈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女人認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來。原來，這女人與她女兒雖住在一起，卻形同陌路人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倆去看了《十戒》，看完電影后，女兒吻了母親一下。基氏覺得，“只為了那一個吻，為那一個女人，拍那部電影就值得了。”基氏知道，那個吻的愛只持續了五分鐘，儘管如此，只為這隻有五分鐘的吻，他覺得自己的創作艱辛是值得的。愛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諸多碎片之一，然而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個體殘身的，值得珍惜的碎片。

　　我覺得，這是我敬愛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是令人懷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