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在當今社會，雖說用不着擔心遭人白眼了，但對於當事人雙方來說，畢竟還是一件勞神費力的事兒。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尤其是感情上的創傷更難以彌補。有的人能客客氣氣地互言“拜拜”，有的人卻為此反目成仇，千方百計地想阻礙對方的“跳槽”，甚至想置對方於死地，弄出人命案來。這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並不難以見到。

有結婚，就有離婚，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翻開晚明時期馮夢龍編纂的“三言”，第一篇小說就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講的便是一個有關離婚的故事。讀來頗有啟發。

蔣興哥是個小商人，祖籍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九歲便死了母親，十七歲又亡了父親，成了一個孤兒。好在他於十八歲那年，娶了王三巧為妻，建立了家庭，過上了安定的生活。王三巧長得“嬌姿艷質”，如花似玉，而蔣興哥也是一表人材，且從小隨父經商，學得伶俐乖巧，諳熟生意行中事。婚後，兩人夫唱婦隨，形影不離，成為一對人見人羨的恩愛夫妻。兩年後，蔣興哥要去外地做生意，雖說他離不開朝夕相伴的嬌妻，但為了家庭長久的幸福，只能和王三巧依依惜別。誰知，蔣興哥到了外面接連患病，不僅“淘金”不成，而且還花去了不少醫療費，從而延誤了原先約好的歸家日期。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這段日子裡，蔣興哥的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妻子王三巧和陳大郎私通，兩人打得火熱，並且王三巧把蔣家祖傳的一件珍珠衫，也送給情夫作了私通禮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蔣興哥邂逅了同是商人的陳大郎，認出了陳身上穿着的那件珍珠衫為己之物。乘着酒酣，他從陳的口中得知了妻子與其勾搭成奸的真相。

這不啻是給了蔣興哥一個晴天霹靂！他做夢也不會想到，當初恩愛如漆的驕妻，竟會如此無情無義地背離自己，令他“心中駭異”，“如針刺肚”。作為蔣興哥這一方來說，並無過錯，且是血性男子，他若是回家和妻子辨個是非曲直，大吵一場或狠狠揍她一頓解解氣，這在封建時代應屬情理之中。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小說這樣描寫他：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墜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為我貪着蠅頭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事，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趕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懶一步。進得自家門裡，少不得忍住了氣，勉強相見。

這位蔣興哥，先是自責，繼之後悔，並沒有怪罪有錯之妻的意思。當然，他也咽不下這口氣，決定和王三巧離婚。綜觀整篇小說，蔣興哥在處理離婚一事上，表現了高尚的道德情操。自始至終，他都給王三巧留足了臉面，對她和陳大郎的私情終也未置一詞，只是暗地裡寫了一封休書，哄她回娘家去。王三巧自知理短，也沒有爭鬧。後來，她嫁給了吳知縣，臨出門那天，蔣興哥把“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鑰匙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於三巧兒，當個賠嫁”，顯示出少有的寬宏大量。與時下的一句“雖然只在婚姻的槽子裡打了個滾，離婚時我也叫你賠血本”的流行語相比，簡直天上地下的了。

人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但人類為了繁衍後代、步入人生的獨立家庭生活階段，相愛的男女雙方總是要結婚的。沒有婚姻的愛情，是草率而危險的玩火行為；而結婚後的男女雙方，如果不顧時代的愛情原則，甚至一味地放縱自己的感情，就會有負於安定的生活和家庭的幸福。我們生活的世界，猶如每日每時都在飛速旋轉着的萬花筒，如果人類不能戰勝自我，就會跌倒於其間，難自控。在它所製造的家庭悲劇中，離婚是我們會經常遇到的課題。面對家庭已經產生的“裂痕”，如何處理，已成為一個十分現實的社會問題。感情實在破裂了，難以彌補了，真要離了，讓我們可以借鑑的是，蔣興哥處理離婚一事超乎一般的方式。痛苦之中能做到多給自己一點自責，充分尊重和理解對方，儘可能地不去傷害對方。這種離婚，是人的道德的淋漓盡致的表現，必然會給社會給家庭增加更多的安定因素。說來也令人振奮，蔣興哥與王三巧後來竟然能夠“第二次握手”。蔣興哥的男子漢大丈夫的大度氣量，感染了吳知縣，在吳知縣的撮合下，二人終於再修舊好，重結夫妻，曾經破碎的家庭得以恢復往日的幸福與安寧。相信這種經歷了風雨後破鏡重圓的家庭，會更加美滿，令人倍感珍惜。這正是此篇小說的創作主旨所在。作者讚美的，正是離婚的道德結出了香甜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