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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糖，要找律師？”李先生像個幽靈似的，一隻手撐着隔在廚房和客廳之間的那半堵牆的一根柱子上說，“剛才我在門外碰見宮霓，她說你要搞賠償，讓我來幫你找找看。”李

先生從她手裡拿過那本電話本翻着說，“律師是不能亂找的，你一個人，英文又不懂，要吃虧的。”

自從她成了李家夫婦的室友，李先生對她說過的話加起來的總和也不如今天的多。她本不想麻煩任何人，只是有一點是她不能不承認的，那就是她的確是一句英文也說不上。巧的是李

先生很快就替她在那黃頁上找了一位能說中文的律師，名叫吳良馨。

“糖糖，”他指着那黃頁上一則用花邊框起來的廣告念着，“專辦車禍、工傷等事宜的賠償和訴訟。無論什麼案子，第一次面談都享有免費優惠。哎呀，這個律師第一次面談不要錢，”李先生叫了起來，“蠻合算的！”

糖糖的肩膀叫醫生接斜啦，光是賠償費就能拿到一億多啊！想不到這個消息像颶風吹起的舊報紙，當晚已經傳遍了她所有認識的人。第二天凌晨，她照例起來，跑步來到吳胖那棟公寓捆報。

“糖糖，回去，回去！”不一會兒，吳胖睡眼惺忪地下樓來，揉着眼皮說，“肩膀都接斜了，快回去休息！”

“我都已經來了，”她怕吳胖就此不給她工錢，就說，“回去我也睡不着了。”

“嗨！”吳胖拿下她手裡的報紙，把說慣了的那個笨字咽進肚子說，“回去休息，工錢我會照樣給你的。走走走，我開車送你！”

吳胖像護士押着不聽話的病人似的把她送到家，看着她躺下，似乎對那個破床墊懷着極大的同情似的，又是嘆氣又是搖頭。

“你今天不要去打工了，”吳胖說，“回頭我替你打電話給旅館和陳老闆。我送完報馬上就來跟你討論律師的事。你就放心好了，有大哥我在，就不會叫你吃虧！”

她在那個破床墊上很不舒服地躺着，右肩好像真的隱隱作痛開了。迷糊了一會兒，她覺得自己仿佛掉進了錢窟窿，她在那窟窿里翻滾，撞出許多悅耳的金屬聲。膨脹的光線里忽然傳來吳胖憤憤不平的叫喊，其中夾着宮霓的呼應。聲音忽高忽低，似乎還有別的人。她不能不從錢窟窿里出來，睜開眼睛看了看。只見李先生雙手死死頂着從客廳通往樓道的那扇大門，把所有伸着腦袋的人統統擋在了門外。

“糖糖現在需要休息，”他滿頭大汗，對眾人說，“你們來看她的心意我會轉告她的。”然後，砰的一聲，下死力把門關上了。

“媽的！”吳胖在門外破口大罵，“自己窮得連飯都吃不飽，拿着飢餓當藝術！你知道前天晚他幹什麼去了？讓他老婆舉着兩顆手榴彈給他當雞巴去了！”

“哈哈！”她聽見眾人全都高聲笑起來。又有人說，“吳胖，你別光糟踐人了，你怎麼知道的？”

“我親眼看見的！”吳胖的聲音就像是他的嘴正貼在門上那樣又悶又尖，“就在東面那片山窪里，旁邊還有一片樹林，那也叫藝術？還行為藝術呢！狗屁！”

也許錢的事情最好是不要隔夜，不然夜長夢多，說變就變了。為此，李先生和李

太太已經坐下來和她商量關於賠償的種種事宜了。按照這對夫婦的意思，她要提防的事似乎多得難以招架。譬如說對律師的提防，對證人的提防，對朱向才的提防等等。他們還為她特別舉例告誡她。

“搞賠償搞得不好大頭就會全叫律師拿去了，”李先生說，“你有沒有看到前幾個月電視裡講過的那樁新聞？那個和公司打官司的人最後贏是贏了，公司賠給他三百萬，結果倒叫律師拿去了兩百九十萬，你說他冤不冤？”

“律師怎麼會拿那麼多？”她不大相信地說，“這也太黑心了。”

“律師都是一樣的，”李太太說，“他們說要付出差費，證人費，哎呀，名堂多了，你一個不當心就要上當的。”

她倒是不曾想過三百萬，可她想過的那幾十萬的前景在哪裡？她有些灰心了。說不定還會偷雞不着丟把米，賠償沒搞成，反而欠下了律師費。

“要不然算了吧。”她對李先生說，“萬一搞不成我還得付律師的錢……”

“沒有搞不成的事！”李先生大聲反駁她說，“這種事律師要麼不接，接下來就肯定辦得成的！反正第一次面談不要錢，他就是不接，你也不損失什麼！”

李家夫婦不僅給足了她信心，還自願做她的顧問兼翻譯。

李

先生還說，“大家是室友，我們是純屬給你幫個忙，要是你能獲得賠償費一個億，我們也不會眼紅；要是你能分個一兩萬給我們的話，我們也很知足了。”

下午，陳老闆親自讓老闆娘推着輪椅來看她了。這次，李先生不好再把這殘疾人擋在門外了，他老大不情願地繃着臉把陳老闆和老闆娘讓進屋裡。

“糖糖哪，這是我叫占奎給你炒的。”老闆娘一進屋就拿出一盒爆肝說，“我知道你最喜歡吃這個東西的啦！”

她接過了爆肝，不知道對這位一貫把辱罵她當遊戲的老闆娘一反常態的關心說什麼好。她勉強笑了笑，然後，把右肩伸給陳老闆看。

“陳老闆，”她說，“您看我這肩膀是不是很斜啊？”

陳老闆戴上老花鏡，上下左右看了半天說，“要說斜呢，是有那麼一點斜，不過也不像吳胖說的那麼邪乎。”他拍了拍他那兩條癱瘓的殘腿說，“搞賠償我有經驗，當年我這兩條腿也撈過……”他忽然咳嗽起來，臉憋得通紅，咳了好一會兒才又說，“反正啊，你啥事聽我的就不會出錯了。”

下午三點過後，終於剩下她自己了。她重又躺回到破床墊上，閉起眼睛。也許這一切都是枉然吧，一個偷渡者是沒有資格面對法律的，她甚至連律師都不應當去見。

“天啊！”她在心裡叫着，“我拿什麼證件去見那律師啊！”

她昏昏沉沉地躺着。以後的幾天都是這樣，如同一具沒有知覺的樹樁，全然不知四周圍着多少恭維的笑臉，響着多少奉承的好話，又有多少故作姿態的慷慨，多少不着邊際的計謀。只是聽憑李先生的安排，這位藝術家已經替她將那個吳良馨律師約在下個星期二上午十點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