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溪喬，北大畢業，CUSPEA一期，哈佛博士，UCLA終身教授，1996年在為情所困，在巴黎殉情跳樓身亡。（林曉注） 我和我的美國女友 馮溪喬 我中學還沒畢業就上大學，大學還沒畢業就上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結束以後人家馬上給我一個工作，做助理教授的時候才26歲，現在34歲，馬上就拿正教授了。事業上可以說幾乎是一帆風順，但生活中的挫折可就多了。 我大學時有一個女朋友，是北大物理系同學，1980年一塊兒考出國，因為她不懂物理，得靠我幫才行。當時我20歲，她才19歲，兩人都考上了。一聽去美國，又是有名的學校，克雷爾、哈佛，從地圖上看兩個城市近的不得了，所以心理感覺極好。她先到那兒，在補習班學英文。我一到美國就去42街的旅館大樓，一看到處亮着燈，非常激動。那裡有一個Finger Lake “手指湖”, 她帶我到處跑來跑去，玩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自己去哈佛。在當時我們僅有500多美元，國家給的，兩個箱子，所以轉腦子找便宜的辦法。當時有學生找學生搭腳的，就是學校專門有這麼一個地方，你想第二天去哪兒，找車搭車，寫一個小條放在裡面；誰想給車讓別人搭，也可以寫條放在那裡，就這麼互相找。我就找了一個去波士頓去看朋友的美國學生捎帶這我，可以省點錢。他一路上還給我說這說那，最後跟我要了25美元。 車子去哈佛那天，正好是周末，宿舍全是大青磚砌牆，屋子很小，手擱這邊，那邊就快到牆了。但是很便宜，一間屋子一個月才145美元。後來哈佛給我們的資助一個月也就500美元，咱就將將夠，不從國內拿錢了，就靠哈佛了。所以我們在哈佛做助教雖然錢給的不多，但把大學學費都給付了，那咱就值了。第一天去我就餓得不行，9點鐘到，不知道哪裡去找吃的，後來宿舍的人告訴我到地鐵買一串意大利丸子，意大利肉團三明治，切的一塊一塊的，吃得沒治了。第二天早上我去買東西，走路去，買的太多了，四個紙袋，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就玩接力，把口袋放在能看見的地方，把第一袋送到車上，然後去拿第二袋，第三袋…… 在哈佛的時候，我記得第一次聽教授講課，那英語是挺不錯的，可咱就怎麼也聽不懂，他講的課咱都學過，一看他黑板上寫的，啊，這麼回事，沒問題。聽了一個月左右，雲霧都慢慢散了。一開始，美國學生說：我學過這、學過那，你們學過嗎？我們一聽都傻了，他們的名詞我們都不熟悉，可是一考試，咱就拿A+，他們就拿B，有什麼可牛的？第一年的研究生我們就那麼標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沒什麼了不起，一年下來以後看他們也就那麼回事。我悟出來了，他們那幫人能咋呼，要真正玩基本功，咱北大的基本功比他強，所以慢慢自信心就轉過來了。咱在哈佛說真話，一共四年，好好干就兩年，第一年找個好的指導教授，第二年爭取收點活，後來這兩年實際上是玩的。 因為我當時有女朋友，所以一有假期我就去她那兒，要不就她來，學期中也都挺忙的。第三年秋季剛開始的時候，她就跟我崩了。這件事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一次打擊，我當時都懵了，不知道再怎麼開始。 在美國，中國女孩少，基本上一個蘿蔔一個坑都占滿了。而且中國女孩找洋人容易，反過來中國那還找美國女孩可不是那麼回事，我開始挺膽怯的。第一個美國女朋友叫勞爾，是一個女校的學生，她們學校歷來認為能找一個哈佛的男生就是好事，但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找到哈佛男生的，所以每個禮拜都組織舞會。我記得第一次去參加，勞爾正拿水玩，我正不知所措，她跟我說了句中文“你好”，其實她也不會說中文，就會那麼幾句，我當然也就馬上跟她說中文了，說了半天她也不懂，但我們就這樣開始了。後來我就找她一起出去吃飯，第一次是去中國城的一家潮州館子，她特別喜歡吃中國飯，一邊吃就一邊哼起歌來了，她是學音樂的，我也特喜歡音樂，喜歡拉琴，會長笛，也會鋼琴。這女孩從中西部小地方來，人挺淳樸，從來沒有過男朋友，我是第一個。她後來對我說她對我挺有好感，我也不知道為啥。當你有一個女朋友，自己又感到比較滿意的時候，第二天早上起來看那陽光都比平常燦爛一些。她還經常擠兌說我英語哪兒說的不對，比如她說“ear（耳朵）”和“year（年）”我就分不清楚。在中國學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區別，國際音標標的是一樣的。她一天到晚就給我訓練，慢慢也就琢磨出來了。但她性格有點怪僻，而且年齡太小，不想定下來，我也琢磨不透她是怎麼回事。後來有一天她提出來我們在一起這麼長時間了，想分開一段。 分開以後，我又遇到了同一學校的艾格瑞，跟勞爾不一樣。勞爾是藝術型的，比較傷感，也不知道為什麼傷感，秋天色。艾格瑞一天到晚就是笑，春天的感覺。她想修醫學院。夏天我在一個公司工作，她家正好在附近，有時就見面去玩。但她沒有勞爾聰明，考醫學院沒錄取，但笑臉總是充滿陽光。 半年後勞爾又想回來繼續跟我好，一下子我就不知道該跟誰好了，兩個都在琢磨着。後來被艾格瑞發覺了，說我跟勞爾還有聯繫，她就跑到我的辦公室跟我大吵一頓，說以後永遠再不見我了，罵得我狗血噴頭。好在勞爾還沒發現，所以至少我是兩個裡面還留了一個。這就是我在波士頓的爛漫經歷。 因為我們是來的第一批中國人，我畢業時是第一批中國留學生畢業，我找工作也是第一批畢業的中國科學家找工作。基本上這個“第一批”總是給我的綠燈多一點，所以我從來沒有在事業上有什麼困難。聽到別的同胞訴苦，我很同情，可是我沒有這種經歷。 在波士頓二萬元工資覺得不太來勁，我還想開好車，花銷就大。正好我做研究生時的老闆一直在一個石油勘探公司做顧問，他從我上學的第一年夏天就開始給我暑期工作，能掙挺多錢的。我記得第一次工作一個月兩千四百元，一個研究生啊，真夠爽的。所以我做得非常努力，一氣做了三個半月，反正到那小地方也沒什麼事干，就在公司做研究工作，最後就變成了我的論文題目，時間一下就過去了，博士也拿到了。 1986年6月我媽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我去接她，可我從來沒跟我媽說過我有一個美國女朋友，見了面我才告訴她，我有個美國女朋友在家等着呢，一會能見着，我媽一下臉就白了。正好那天也晚了，勞爾就在我們家住下了。哎喲，我媽一夜沒合眼。後來她跟我說，你這孩子怎麼變成這樣了，人家美國女孩也不吝。從那天開始，我媽漸漸意識到，她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管我了，我在這方面有自由了。 我在這個石油勘探公司做了一年，（在離紐約比較近的一個小城市，很漂亮），可是除了工資好點，也沒什麼前途，以後就是技術打工了，而且每個周末都跑一趟波士頓找勞爾，覺得沒勁。1987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叫我來，我就來了，當助理教授，當時我才26歲。可是勞爾不想來這兒，我當時事業心比較強，一天到晚工作，也沒顧上這事兒，所以就分手了。那時候我父母正好被調到中國駐西德大使館工作，我就聯繫到德國工作了一年。在德國對歐洲國家有了一些感受，和美國一樣，特死板，但很可靠。西方國家不是一個層次，美國這個國家沒有那麼多的傳統限制，相處比較容易。 1991年我30歲，找了一個美國女朋友，是在一個晚會上認識的，她當時是法學院三年級的學生，長得挺不錯，挺開朗，笑眯眯的，我喜歡這樣的女孩子。她畢業後要進行資格考試，我幫她忙，慢慢關係就好起來了。她考完之後和她姐姐去歐洲散心，我正好在歐洲，就帶她倆開車到處跑。在那以後，她就搬到我這兒住。過了一年多以後，我已經30出頭了，就向她求婚，她答應了。她在一個很大的律師事務所做律師，特別忙，周末也不例外。在她工作最苦的時候有一個美國小青年跟她成了朋友，後來不知怎麼回事，這男的說愛她愛的不得了，這女孩就變心了，把我扔了。那是1993年底的事，本來我們都已經訂婚了，地點也選好了，在一起都住了兩年多了，所以對我是第二次很大的打擊，心情特別低沉。 如果現在有人問我，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我很難回答，都是，也都不是。我想回答，中國是我的母親國，美國是我的父親國，我愛母親也愛父親，這兩個並不矛盾。唯一矛盾的是，如果這兩個國家打起來了，那我的心還是向着咱們祖國，在心理上、感情上還是對祖國有感情。 我低沉了一段時間之後，突然上帝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做了三年研究工作，想把光在人體內的傳播進行科學的描述，我一直想把這個成果作個成像，用近紅外光，幾乎是紅光，比紅光稍微淺一點，在人的纖維組織里傳播，變成一種新的成像，顯示出來，看看人的腦袋裡是否有血塊或乳房裡是否有早期病變，用光來測。用X光不好，弄不好會產生癌症。三年來我一直想做這個成像，並且終於在1994年夏天做成了，挺大的一個成果，我特別高興。我現在非常努力地想把這個成果商業化，把這個儀器做出來，作成一個新的醫療器械，拯救好多病人，救死扶傷。 我想建個公司，把這個技術發展起來，例如把核磁共振成像微型化，可以帶到救護車裡去等等，把很先進的物理技術轉化到醫學上，辦成一個新型的國際化的醫療器械高科技公司，這就是我今後十年的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