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燕子：我就抱着這個“煙囪”不放


蘇容　文

　　這天上午10點，天津市老幹部局，小合唱的排練剛剛結束。在一群老太太中間，我很容易就認出了邢燕子，她皮膚黝黑，看上去樸實而健壯（後來才知道，她有很嚴重的冠心病，剛剛住了三個月的醫院），臉上的笑容很明朗，有着經過大風大浪之後的淡定與從容。

　　她本來要參加麻將比賽，因為記者的到來，她決定放棄了。“是要記分的。”聽得出她對此不無遺憾。退休以後的邢燕子活動很多，是合唱隊員、麻將協會會員和書法班學員。

　　邢燕子的家在北辰區的一個四樓上。客廳陳設簡單，牆上懸掛的放大的老照片格外惹眼，它們記錄了年輕時的邢燕子被毛主席、周總理接見的光榮時刻。

　　老伴出去“轉悠”了，邢燕子笑呵呵地說，我們這婚姻啊，世界上也少有！

　　
聽黨的安排，嫁了個農民

　　“其實一開始我並沒有那麼高的思想，我從天津回到老家是為了跟爺爺做伴的。”單純的少女邢燕子一回村就被安排在食堂工作，17歲的她什麼都不會做。有一天，食堂熬了一大鍋粥讓她看着，一會兒粥溢出來了，邢燕子不知道該怎麼對付，只好大喊：“快來人啊！快來人啊！粥都要跑出去！”叔叔大爺們呵呵直樂說：“你給它磕頭，它就不跑了。”

　　就是這樣一個小姑娘，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個全國的知名人物。

　　邢燕子出名是在1960年。

　　她所在的天津市寶坻縣大鐘公社司家莊大隊是個窮村，村里勞動力少，她先是組織幼兒園，解放婦女勞動力，後來乾脆帶領女團員，組成了“燕子突擊隊”，很快，從7個人擴大到了16個人。邢燕子帶着突擊隊冬天砸開三尺厚的冰窟窿結網打魚，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葦帘子，三個月就給村里掙了3600多元錢。

　　當時正值農村遭受天災人禍最困難的年頭，許多回鄉知識青年與農民紛紛流入城市躲避饑荒，正需要樹立一個“發奮圖強，紮根農村，大辦農業”的青年典型，邢燕子的事跡立刻在全國造成一個空前的宣傳聲勢，各大報紙、電台以及《中國婦女》、《中國青年》紛紛報道，邢燕子還被邀請到福建前線和各地學校做報告。“一出名來信的就多了，成麻袋成麻袋地裝。”這些信里自然有不少表達愛慕之情的，其中很多都是部隊裡的幹部。

　　本來樹的是紮根農村的典型，萬一邢燕子對外面的人動了心，影響可就大了。“黨對我的婚事就開始重視了，特意從唐山地區調來一個副書記，專門對我加強培養。最後替我選了村裡的生產小隊長王學芝。”

　　王學芝家是“困難戶”，他1956年入黨，是個老黨員，思想好，政治可靠，是黨認為的最合適的人選。

　　我問邢燕子：“你當時喜歡這個人嗎？那時候你就真的沒有一點自己的想法？”邢燕子一搖手：“我不願意。他家窮我倒沒怎麼考慮，主要是他歲數比我大六七歲，我嫌他太大了。可是我爺爺喜歡他，爺爺說他老實厚道，將來不會出問題，我聽黨的話也聽我爺爺的話，就這麼着我同意了。”

　　1961年，21歲的邢燕子要結婚了。他們窮得什麼都買不起，公家給做了兩床被子兩床褥子，又給了幾尺布票。邢燕子就做了一身衣裳。然後集體吃了一頓飯。

　　邢燕子嫁過來，公公婆婆只好出去借宿。三天后，新婚的邢燕子就和丈夫搬到了早年餵驢的小棚子裡，那個小棚子寬不到5尺，長不到6尺，站起來直不起腰，一下雨就漏。

　　“就是這樣我也沒後悔過，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沒後悔過！”

　　
沒吵過嘴，也沒說過貼心話

　　“我們兩人從結婚到現在從來也沒吵過一次嘴，可是也沒說過貼心話，更不像一般的夫妻那樣一起去逛個馬路什麼的，看電視也是這些日子才看到一塊兒。”邢燕子說。

　　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氣越來越大，職位越來越高，最多的時候從村、公社、縣、市到省，從婦聯、共青團到貧代會大大小小16個職務，“經常半夜三更從被窩裡被掏出來去開會”。丈夫一個人在家不會做飯，熬的鹹粥就着饃饃吃都咸。孩子出生以後，他又承擔起了原本該是媽媽的責任。“我第一次去黨校學習，我們老二整整嚎了二十多天，一吃完飯他就得抱着孩子出去轉，半夜裡孩子都會起來鬧，哭喊着要媽媽抱抱。整整二十多天呀！”

　　那個年代，對領導要求非常嚴格，組織上決不允許領導的家屬沾光，所以邢燕子當了市委書記，她的農民丈夫卻不允許進城。“我也比較注意這個問題，告訴王學芝，今後有事你去是去，但就是別去找我。”

　　她能看出丈夫不太高興，但從來也沒聽他提過一句意見。甚至邢燕子怕孩子多了影響工作，背着他去戴了避孕環他都沒有怨過她。在邢燕子的印象中，他只有一次表達了自己些許的不平。那已經是1987年，他剛剛被轉為非農業戶口，在天津市找了個園林隊裡的工作，一個月工資只有幾十元錢。那次，他對邢燕子說：“我們單位是共產黨員的都是當領導有頭銜的，就我這個老黨員是工人。”王學芝雖然文化不高，但肯鑽研，有技術，再加上人忠厚老實，很得人緣，年輕的時候就在村里當生產隊裡的小隊長，後來當大隊長、民兵連長、副業廠廠長。因為娶了邢燕子，他原本可以濃墨重彩的人生變得輕描淡寫。

　　
互相忠誠

　　邢燕子說：“我身體不好，他快七十的人了，給我做了一年的飯，還管接送孫子，衣服也都是他洗。他怕我在家裡呆着悶，老叫我出去�饼鄙⑸⑿模�要不我咋總不在家呢？過去說解放婦女，我說我現在解放得都過了格了。”說着就是一陣爽朗的笑。我遲疑地問：“您覺得他是心甘情願的嗎？”“我覺得他是的，如果不是心甘情願的，我們倆都不會有今天了。他對我忠誠，我對他也忠誠。”

　　有人說邢燕子，你就抱着這個“煙囪”不放吧。邢燕子問我：“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嗎？有一種說法，人死的時候不想走就會死死抱着煙囪不放。別人就是這樣形容我對他的忠誠的。我說：我不跟他跟誰呢？他跟我過了幾十年的苦日子。”

　　
變的是政治，不變的是實在的生活

　　送記者離去的時候，邢燕子忽然笑起來：“我這一生啊，就跟說笑話似的，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全是急轉彎：我沒想出名出名了，還鬧到中央去了；我沒想當官，卻有了那麼一大堆的職務；可是等我想繼續革命工作的時候，卻突然什麼也不讓我幹了……你說是笑話不是？”

　　邢燕子的一生都是被黨選擇的，無論經歷多大的政治風波，從來也沒有違背過黨的意志，她感嘆自己這一輩子“值”，卻分明又透着些隱痛。

　　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一本刊物介紹她是“文革幹部”，她說自己是1960年出來的，和文革沒有什麼關係。

　　1976年邢燕子受到了巨大的衝擊。直到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說了一句話：“邢燕子是黨培養起來的，不是‘四人幫’培養的。”她的問題才算清楚了。

　　到了1981年，四十多歲的她突然被調到了一個知青農場。那是一個生活條件比他們村莊更差的地方，雜草叢生，蚊子成堆，雖然還擔任着天津市的市委書記，她仍然要去拾柴火，自己到地里打井，挑水，去養豬場幹活。“我不知道組織上讓我來的目的是什麼，我的兩個孩子從寶坻到了這麼艱苦的地方，學習都耽誤了，到現在他們的文化也不高。”

　　邢燕子真正退休是在2001年，退休前的崗位是北辰區人大副主任。

　　對於邢燕子來說，今天仍然能夠握在手裡的，是那個黨為她選擇的丈夫和實實在在的生活，還有幾個激情歲月里結識的好友，比如郭鳳蓮，比如唐克碧，她們經常在電話里傾聽彼此。（《中國婦女》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