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瑜

　　　　　　　　　 大餅店　

　這一爿大餅店是和老虎灶連在一起的，還有很大的店堂，舅舅每天清早去喝茶，再吃大餅油條。老師傅在他的大餅里放更多的蔥和豬油，因此更香更肥。有時候舅舅吃着吃着，想起外甥來了，就要老師傅再做一些，並且趁着熱氣，跨上自行車給我們送來。

母親就來叫醒我和弟弟：“舅舅送點心來了。”母親說這話的時候，天還黑着。

舅舅四點鐘起床，到大餅店泡好茶，喝了二開以後，再吃點心，要是能想起我們，六點稍欠就來到了。

如此，每月二、三次。

在書本上讀到舅舅，或是在日常生活里自己及別人說起舅舅，我就會想起大餅油條，並隱約有滋滋的香味生出來，反之亦然。

現在的早點，我也吃大餅油條。大餅油條有明確的人間煙火氣，而且樸素自然。你要悠閒，就一碗豆漿，沿街坐着，看看車來人往，你要趕上班，夾着卷着立起身就走。

這一幅《大餅店》的照片攝於五十年代，解放了，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婦女也翻了身，政府號召大家為建設社會主義出力。胖家庭婦女找到瘦家庭婦女說，我們不能再吃閒飯了，也要找些事乾乾的。瘦家庭婦女想了想說，要麼開爿大餅店吧。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婦女們一邊烘大餅氽油條，一邊輕快地哼着歌曲。大餅店的生意很好。

落市以後大家聚到一起說說笑笑，趙錢孫李，家長里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星期三下午，政治學習讀讀報紙，胖家族婦女是店主任了，她把大家的心得感想，一一記錄在“工作手冊”上。

日子連着日子，快樂而井然有序。

牆上標語的是：“婦女今天稱英雄，嚇煞英美大總統。”

英美國家的領導人，肯定沒有吃到過大餅油條，也不會為蘇州小巷裡的家庭婦女開了一爿大餅店而心有餘悸。我認為寫這樣的句子原因有二，一，當時政治環境和宣傳口徑。二，押韻。

代寫書信

巴西電影《中央車站》，在人來人往的侯車大廳門口，從前的女教師設了一個攤子代人寫信。女人帶着十歲的兒子來，要寄一封信給男人，她說，其實我心裏面是愛你的，你回來吧，我們再也不爭爭吵吵了，在一起好好的過日子。女人看着女教師提起筆來，積在心底的話終於吐了出來，所以開心而輕鬆。只是當她立起身來，穿過馬路時，一輛大客車將她撞倒了。代寫書信的女教師，就收起攤子，牽着十歲的孩子，千里迢迢去尋找那個男人。

普通人在平平常常的日子裡，總是在稍縱即逝的瞬間，將藏匿在心底的生動和美麗不知不覺和不由自主地煥發出來。

《代寫書信》攝於三十年代。那時我還沒有出生。從我記事起也沒有在本地見到過這樣的攤子，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蘇州的文化水平普遍是比較高的。

但我在老家小鎮鄉下，見過鎮上有代寫書信的攤子。他曾經是我堂叔的同事，在小學校里教書。他歡喜講故事，上課就講亂七八糟的故事。縣裡來人檢查教育，看見同學的作文里，希奇八怪的東西不少，學校就把他辭退了。

他在課堂上講的最後一個故事是《封神榜》裡的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頭拿 下來的，一次，在裝上去的時候太粗心了，就裝歪了，所以同學們要細心，不能粗心。

見了我的堂叔，他就派過來一枝香煙。

“你的農轉非解決了吧？”

“解決了。”堂叔說。

“我要是還在學校，這一次也能輪到了。”

他們二個人就不聲不響地對着抽煙。

然後他說：“這是你城裡的親戚呀？”

堂叔說是的。

他就對我笑一笑：“平日裡托我寫信的人還是蠻多的，要麼今天 天氣不好。”

我在記代寫書信這段文字時，突然記起他來，順便想道，照片上的那位老先生，也是有一些故事的，只是，我不知道。

　 　　　　　 餛飩擔　　　

周作人在同題文字中，記錄了這樣一首民謠：“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連忙關廟門，兩邊牆壁都爬坍，連忙扯得牢，只剩一擔餛飩擔。”說是拙劣的戲班子在台上表演，台下的人亂鬨鬨地都在走開了，空蕩蕩的場面上，只落下來了一付餛飩擔。為什麼人也散了別的擔子也走了，偏偏餛飩擔還在呢？周作人說，這便為他的擔子特別笨重，挑了走不快之故。

周作人問，不知為什麼，餛飩擔要那麼與眾不同，於必要的缸灶水桶之外，加上那些抽屜。我想是為了好吃。路上行人匆匆過，光是因為肚皮餓這一個緣故，也不一定會坐到你擔子邊上來，這麼多的抽屜里，裝着淨肉、菜肉、淨素這類的餡心，還有點綴的香菜、蝦皮、紫菜、榨菜末以及調味品,路過的人，因為其中的一點產生出想法，走到攤頭邊上來。

周作人又問，為什麼餛飩擔要朱漆描畫，像是新娘嫁妝似的。我想就為了好看吧。從街上走過，乍一眼，什麼東西呀，倒蠻好看的呢，仔細一瞧，哦，原來是一付餛飩擔，肚皮倒是有點兒餓了，或者是好久沒有吃餛飩了，就要一碗吧，歇歇腳順便還好看看擔子上描的畫呢。

小說《小販世家》裡的朱源達，挑着餛飩擔走街串巷，一邊還敲着竹梆子，那聲音：“輕重疾徐、抑揚頓挫的變化很多，在夜暗的籠罩之中，總覺得是在呼喚着、敘說着什麼。”這是朱源達父親敲的，因為他年紀大了，再也挑不動那付擔子了就“敲着竹梆子走在前面，向兒子指明他一生所走過的、能夠賣掉餛飩而又坎坷不平的路。”

讀到這一句時心裡卻莫名其妙地感動了起來，就放下書坐一會，然後撥通了家裡的電話。

“剛放學，剛到家。”兒子在那一頭說。

“陶理乖，爸爸歡喜。”我說。

兒子頓了頓說：“嗯。”

一時大家沒什麼話說，隔一會，兒子說：“我擱了？”就把電話掛了。

《餛飩擔》攝於三十年代，這是一個固定的攤點，攤主從外地流落到蘇州，擺一付餛飩擔養家糊口。他是一個實在又本份的人，趁着生意空擋，認真地做着準備工作。

這樣的攤頭，在現今的街頭上也能見到。有一夜很晚了，已經過了十二點，我從朋友家玩了出來，發覺車胎漏了。虧得在干將路和養育巷相交的口子上有修車的。他說，深夜了，修理費要加五毛錢，行不行？我說，行的。

他說，下崗了，歇着也歇着，這樣出來做做也蠻好的。

他在說話的時候，一個外地口音的姑娘來找她兌另錢。

“誰替你看餛飩擔呀？”他在翻口袋時問。

“一會工夫，沒事。”

“當心生意溜走掉。”

“不會。”姑娘接過錢推起車要走。

“明天空了你過來，車子我鏈條要緊一緊了。”

“今天賣得快，還有二三碗了，我今天可以早回家了。”姑娘很開心地這麼說，說完了，騎上車，消去在夜色中。

　　　　　　　　 老虎灶　

蘇州人在平日裡買進賣出時，遇到一堆的零錢，總要說上一句，賽過開老虎灶的。

上小學前，我和祖父祖母一道住在倉街，我們屋子對面的一家人家，就開着一爿老虎灶。老虎灶養五個女兒,梅花、蘭花、菊花、春花和秋花。

鄰居說，剛好是五朵金花呀。

老闆說，五子登科還好說說，五朵金花有啥勁道？

“嫁出女兒潑出水呀。”老闆娘說這話的時候，剛好從湯罐里舀起一瓢開水灌進漏斗。

老虎灶的生意，傍晚時候就忙起來了。七月里熱哄哄，下了班也懶得在煤爐邊上呆更多辰光。臘月時煤爐上的火是一付慢吞吞的樣子，而到老虎灶上去沖湯婆子要爽快得多。

再晚一點,生意清了，老闆就坐在燈下，打開裝錢的木盒子，一五一十有滋有味地清點起來。

老虎灶的春花要出嫁了，鄰居都來祝賀，小孩子也來湊熱鬧。起鬨的時候，小男孩被人家擠倒在礱糠堆上了，小女孩就過來扶他起來。

這個小女孩就是秋花。

“我不出嫁的，媽媽說我要招女婿的，媽媽說要把老虎灶傳給我呢。”秋花說。 小男孩不知如何回答。

“你肯不肯呀？”秋花問道。

“什麼？”

“你到我家來，我和你一道開老虎灶。”

“我不行，我碰了礱糠渾身要癢的，媽媽說我是皮膚過敏。”

“那我來燒火泡水，你就晚上數錢，好不好？”

“要不我回去問問我媽。”

小男孩回到家裡就忘記了，再後來小女孩也忘了這個事。再說起童年，似乎老虎灶僅僅是老虎灶了。

　　　　　　 接駕橋　　

與四周的建築相比，這座牌樓明顯是輝煌而嶄新的，上面的標語是熱烈歡迎西哈努克親王。七十年初，柬埔賽人民的友好使者西哈努克親王要來蘇州，熱情好客而當時又略有點兒無所事事的蘇州人民，在接駕橋搭制了這座牌樓。

住在我們院子裡的徐阿姨是軍屬，徐叔叔是空軍，但不是開飛機的那種，也不到天上去。徐叔叔長期在部隊裡，所以徐阿姨是比較空閒的。

這一天早上，徐阿姨去上了一會班就回來了，換過一身衣服，又要出去。

許好婆看見了就問，你穿了出客衣服到那兒去呀？

許好婆退體了，本來要做居委會主任的，她自已也蠻看好這個工作的，後來街道里說她還不是黨員，不合規範的。許好婆說，其實我是早打過入黨申請的了，街道里說，要麼過一陣再說吧。

徐阿姨沒有回答許好婆的問話，只說了一聲我有事體呢，就出門去了。

原來負責接待西哈努克親王的領導從廠礦機關，抽調出一批表現良好又五官端正的男男女女，讓他們穿上節日的服裝，在固定的地段來來往往。

親王要過個把月再來，這一天徐阿姨是去參加排練的，和她走在一起的，是附近小學校二年級一班的副班長，起初副班長是有點怕生的，過了二個來回，徐阿姨攙起他的小手，說了些你叫什麼名字呀，期中考算術得了幾分呀，副班長回答後，就自然得多了。

參加走路的群眾向負責接待的同志表示，我們一定好好走，不辜負上級領導的信任。

在客人到達的當天，人民路開始戒嚴，三三二二的人走來走去，仿佛散步，又有點兒遊手好閒的意思。

大紅旗轎車開過來了，糯糯笑着的西哈努克親王，搖下車窗，頻頻招手。

數年以後的一個傍晚，一群民工在交警的協調下，拆去牌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