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１歲末，北京架勢

　　　　　　　　　　　　　　　　·翟　華·

當我興沖沖地從頗有現代化架勢的首都新機場推着行李車從出境大廳最後一道門卡走出來的時候，不由得一怔：只見眼前人頭攢動，在這裡迎接遠方親朋好友的人們臉上個個露出熱切的表情，爭相朝大門方向擁擠。穿着漂亮制服的保安不斷地喊着：“別擠啦！別擠啦！繩子都快斷了”。我這才意識到原來大門出口有兩條繩子，本意是給剛剛下飛機的旅客們留出一米多寬的過道，只不過早被擠得七扭八歪。我一邊往外沖，一邊不停地回答兩邊沒有抵港航班信息人們提出的同一個問題：“您是哪一個航班？”

　　　　　　　　　　　　　　　　　　打的

剛剛出了機場大門，就被另一幫迎候客人的人攔住：“打車嗎？”“打車嗎？”我雖然要打車，但不想打黑車，所以沒有理這些人的茬，在冷風中老老實實地排隊等候。等我終於上了車，舒了口氣，關上車門以後嘴裡不由得習慣地吐了個外語詞：“ＯＫ，咱們奔五棵松！”。說實話，我這話剛一出口，就有點後悔。我要去五棵松沒錯，可是這一句ＯＫ可就見外了，明擺着從國外回來，等着挨宰吧！出我意料之外，司機老兄一點沒有要蒙人的意思，而且把自己的老底端了出來：“嘿好，趕上一好活兒。今兒這仨小時沒白等。上次在機場排隊等了仨小時趕上一個老外，要去麗都，二三十塊錢的活兒，要不看在人是老外，真想把他撂下。”一路上，司機滔滔不絕，從剛剛貫通的四環路和在建中的五環路，到前兩天大雪堵車形成國際車展奇觀，長安街上哪個路口能左拐（為什麼只有這些路口能左拐），還有正冒煙的熱電廠其實並不會污染城裡，為什麼他堅決反對拆除出租車上司機座位保護攔，自動排檔車比手動排檔費油，最後說到一個“傻逼”黑車司機從西客站到北京站宰了外地客人一千多塊被警察捉住的故事……真可謂地上的事兒全知、天上的事兒知道一半兒。

這跟着的哥坐車順帶長學問這麼好的事兒，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北京市委副書記龍新民在市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把出租汽車司機“京侃”和足球賽場“京罵”和乘車秩序混亂列為北京三大問題，要在２００２年上半年重點解決，爭取達到顧客不說話司機也不說話的目標。其實照我看，這“京侃”不是什麼問題，但最讓客人不喜歡的司機座位周圍的欄杆，不僅不雅觀，而且明擺着把顧客當作劫匪嫌疑人，您說您這是憑什麼？！

正好這天晚上我又外出。寒風中，我把晚報疊成卷，大衣領子豎起來，毛線帽子拉到耳朵根以下，露在外面的大概只剩下眼睛。伸出手攔車，好幾輛出租都一反常態，不理我的茬。怪了！當終於有一輛出租車停下來，我拉開車門，看見司機眼睛裡分明寫着“恐懼”二字。十幾分中的路程，司機愣是一個字兒沒說，提前達標。暗自好笑之餘，我也對的哥們也有了更多的理解，那防護欄杆暫時不拆也罷。

　　　　　　　　　　　　　　　　　換錢

比起的哥們的古道熱腸，北京的銀行白領小姐上下嘴唇一碰發出的那一聲清脆的“不”字，就好象三九天裡吃冰棍兒，整個讓你涼到心窩子裡。

我要說的是在北京換錢的經歷。也巧了，我開戶的中國銀行在我們剛剛入住的公寓樓下開了一家分理處，這下可方便了。一進門，最顯眼處豎立的一塊有關換匯的告示牌清清楚楚地告訴顧客什麼情況一律不換匯（比如國外旅遊一律通過旅行社換匯，看來中國人出國旅遊還不能自己想出去就出去，一定要通過旅行社），什麼情況可以換匯（探親留學），換匯的限額是多少（不超過２０００美元），換匯需要什麼證件證明（其中最複雜的情況需要八份文件）。哈哈，幸虧我是來給國家做貢獻的，要把手裡的美元換成人民幣，你再多的限制也與我無關。再一看匯率，美元現鈔兌換價只有（每百美元）８１９元多一點，而旅行支票匯率高達８２６元以上，我看着手裡的旅行支票不禁慶幸起來。

隨着擴音器里傳來防彈玻璃後面那位“看不出臉上擦了粉”（國內廣告流行語）的小姐一聲“您好！”，我從一米線後走近窗口遞過去５張面值１０００美金的旅行支票。小姐把支票在眼前晃晃，顯然在檢驗真偽。檢驗畢，小姐問：“帶護照了嗎？”我再遞上護照，小姐把個護照從前翻到後面、再從後面翻到前面，又很專業地問：“帶購買協議了嗎？”好在我真帶了購買旅支時給我的那張紙頭，遞上。不知小姐是不是因為念不懂紙頭上的英文，所以開始一遍又一遍地撥電話。終於，小姐把所有要走的東西都推給我，說：“不行，您這個我們不能辦。”“為什麼？”“我們這兒不能辦！”聽這意思是這兒不能辦：“那哪兒能辦呢？”“分行。”

沒轍，打的奔２０里外的東城分行。經過王府井東方廣場時看見這裡有一個中國銀行門臉，掛的是“支行”的牌子。支行是比分行大還是小呢？試試看吧。一進門看見一對正在換錢的老外，只聽見男老外流利地用漢語說：“我聽不懂。”小姐不厭其煩，又吧噠吧噠地用北京話解釋了一遍。雖然老外們依然一臉茫然，但畢竟是錢換到手了。輪到我，我遞過去旅行支票。小姐還是把支票在眼前晃晃，問：“帶護照了嗎？”又問：“帶購買協議了嗎？”１０分鐘後，小姐終於把等額人民幣存在了我的帳戶上。成了！別急着走，我還有一件事要辦。我對小姐說：“我還要給我在建行的購房還款帳戶轉帳。”　不料，小姐想也不想馬上回答說：“不行，這個我們不能辦。”“為什麼？”“我們這兒不能辦！”“分行能辦呢？”“哪兒都不能辦。”“那怎麼才能辦？”“取現金，再到建行存上。”

還是在一旁的經理給出了個主意：“您要是怕背一包現金不安全，我們可以派人陪您到建行。”這麼好的服務態度，我還能說什麼呢？不過，我當時還是暗暗下定決心：當外資銀行來北京開業的那一天，我立馬就去開一個帳戶。

　　　　　　　　　　　　　　　　　綠了

漫步在北京的大街上，觸景生情，不由得哼出正在走紅的“人民的親外甥”雪村句式：

“老中回國到北京，樂了。

市政當局耍戲法，綠了。”

如果說北京的天空的顏色還只能說是准藍的話，北京街頭的草木那叫脆綠，綠的叫人不忍相信。您還別不信，據《北京晚報》權威消息，僅２００１這一年，北京人又種下了５７９萬株樹。可惜到了秋後葉落歸根，冬天的樹就成了刺蝟的背部。怎麼辦？有關當局在西單文化廣場這樣一些繁華地區栽了一些在熱帶常青的椰子樹。也許您會感到奇怪：這椰子樹能在北京活嗎？老外！這本來就是死東西，是高科技塑料或者納米一類材料製作的椰子“數”，不落葉，不用澆水，還能保持鮮綠的本色。

除了種樹和種“數”，２００１年北京人還鋪下了３６３萬平方米的街邊青青草，城市的綠化覆蓋率比２０００年又增加了１．８６個百分點，達到３８．２％，人均公共綠地增加了０．３２平方米，達到９平方米。草地多了，難免被行人踐踏。保安們就多了一項任務，專門盯着行人的腳，時不時的提醒：“不要進入草坪！”我回母校清華朝拜，發現草坪面積也增加了許多，而且過去用以保護草坪的欄杆也已拆除（比如大禮堂前草坪）。這裡似乎沒有保安，那麼怎樣保護草坪不被破壞呢？文人自有文人的辦法，他們在草坪上樹立了一些諸如“已有陽關大道，何必另闢蹊徑”、“青青的草，怕你的腳”的警示牌。讓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句：“距離產生美感”。

要說這年頭的草也邪門了，怎麼到寒冬臘月天也不打蔫兒，依然生機勃勃，好似吃了“腦百金”一般。有一位清華朋友透露說，這草其實不是國產，而是洋種，所以抗寒。我聽了老大不舒服，我們的月亮沒有人家圓也就罷了，難道連草也是外國的綠？好在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外國人腦袋瓜子絕對絕對沒有咱中國人聰明。天黑以後到北京街頭走一圈，您會發現除了路燈以外，還出現了大量“綠”燈。我說的綠燈不是交通標誌燈，而是專門用來照射街邊樹木、草地的綠色探照燈。綠燈一開，不論是真樹假樹，國草還是洋草，“綠色北京”的氛圍立馬就顯現出來了。照這趨勢發展，２００８年綠色奧運，還真不是說着玩玩兒的！

其實，綠色乃是一種理念，應該體現在多方面，不僅應體現在視覺上的綠色，也應體現在聽覺上的綠色，嗅覺上的綠色，感覺上的綠色，行動上的綠色，生活上的綠色……要是“綠色北京”、“綠色奧運”的概念僅僅是視覺上的，那敢情簡單了，我們只消到處連上電線掛上綠色的燈泡，然後喊一聲：

“開燈，上綠彩！”

　　　　　　　　　　　　　　　　　瘋狂

那天我去復興門百盛閒逛，五樓上美食中心的各種風味食品真真地令人垂涎欲滴。正眼花繚亂之中，忽然聽見蘭州拉麵的攤主大聲招呼我：“Ｈｅｌｌｏ！Ｈｅｌｌｏ！”這就怪了！他怎麼知道我會說英語？難道在國外呆了些年頭，連長相也變得像老外了？要不就是穿得太土，讓人看出來是從國外回來的？得，就沖這個，就買他一碗麵。端着大海碗，正要離去，只見攤主繼續在大聲招呼其他客人：“Ｈｅｌｌｏ！Ｈｅｌｌｏ！”敢情人家平時就說英語，而且對誰都說。

北京這樣的人還不少。從百盛出來，乘地鐵路過天安門站的時候，忽然聽見我身邊一直在依偎在一起的少年男女說話。女孩說：“親愛的，英語裡‘天安門’怎麼說？”男孩拿腔捏調地回答說：“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北京人真是可欽可佩，借用《大話西遊》一句經典：“Ｉ服了ｙｏｕ”。

在王府井新華書店，一上樓看見一大幫人不買書，卻圍着一個電視看錄像。屏幕上那個中年男子正在京行一場蠱惑人心的演講：“我特別喜歡犯錯誤丟人，因為你犯的錯誤越多，你的進步就越大。如果你想一輩子不犯錯誤，那麼結果只有一個，當你８０歲的時候，你仍然只會講‘Ｍ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ｓ　ｖｅｒｙ　ｐｏｏｒ’……朋友們，請大家暫時把臉放進口袋裡，只管大聲地去說，重要的不是現在丟臉，而是將來不丟臉！”一打聽，這電視上這男生叫李陽，乃是“瘋狂英語”創始人，。如果您被他說服了，只消花上１９８０元（不含教材費），可以參加一個為期１５天的“封閉強化集訓營”，和大師學習“五大發音秘訣”、“神奇的發音手勢”、“三最法”以及“一口氣訓練法”。

前一陣子，北京市民學英語辦公室在首都體育館主辦了一場“萬人瘋狂英語夜”，上萬人在首體裡跟着李陽齊聲大喊：“Ｉ　ｅｎｊｏｙ　ｌｏｓｉｎｇ　ｍｙ　ｆａｃｅ！”。晚上７點才開始，下午２點就有人提早來搶座位，首體工作人員說這比今年這裡的任何一場打腕演出都要爆棚。此情此景，令李陽老師更是激情澎湃：“如果在北京這麼好的外語氛圍內都教不好英語，我只好自殺了”。

你還別說，北京的英語學習氛圍就是好。打開收音機，廣告裡傳來一個少女嗲嗲的聲音：“我要Ｈａｐｐｙ到底！”打開電視，一個大腕兒模樣的人，伸出大拇指喊了一嗓子：“城外誠家具，ＯＫ！”走進電影院，銀幕上真正的大腕葛優對洋人說：“我也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您！”

　　　　　　　　　　　　　　　　　大腕

大概只有上過李陽集訓營的的人才能品味今年賀歲大片《大腕》（英文名是“Ｂｉｇ　Ｓｈｏｔ＇ｓ　Ｆｕｎｅｒａｌ”）的京味幽默，因為不僅影片中的外國人（包括日本人）一律說英語，連中國人說話也摻和英語。比如影片開始葛優在對美國導演解釋什麼是“喜葬”時是這樣說的：“耶耶，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ｖ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以上的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ｉｅ，ｎｏ　ｂａｄ　ｆｉｎｉｓｈ，ｉｓ　ｇｏｏｄ　ｆｉｎｉｓｈ……Ｅｖｅｒｙ　ｂｏｄｙ　ｃｈｅｅｒｓ……就是葬禮很ｈａｐｐｙ。”

身在北京，你可以不看《大腕》，但你不能說你不知道《大腕》。大腕還沒上映，地鐵、公交燈箱、車站站亭甚至住宅小區看板廣告依然是大腕廣告遍地。翻翻報紙，整版整版的報道渲染“合拍巨製”、“好萊塢大牌明星加盟”以及“寶馬首次贊助”；打開電視，“中國的伍迪－艾倫”馮小剛馮導和影星英達、葛優、關之琳喋喋不休地說：“買票看我們的《大腕》就好……”；走上街頭，路邊一溜兒站着一排賣盜版光盤的小販，用神秘的聲音向路人打招呼：“要《大腕》嗎？”

禁不住這般誘惑，《大腕》剛上映當天我就直奔首都電影院。一下出租車，就有票販子模樣的人走上來問：“有票嗎？”不知道他認定我有富裕票要出手還是要兜售黑市票？且不管他，我直奔售票處。一打聽，晚上八點半有一場，現在離開演還有半個小時，但標價３０元的零售票早已售罄。這時在一旁守株待兔的二道販子上來搭訕：“要票嗎？”“多少錢？”“４５”“官價３０塊一張怎麼你就賣４５呢？”“我等一天了，就賺這麼點錢。”最後以４０元一張成交。我為了保險起見，把票拿到售票處讓坐在裡面的大姐瞧了一眼，確認是張真正的《大腕》票這才放心。大姐好心地告訴我說：“你往前擠，不對號。”我仔細看了看票，只見上面雖然印着座位號碼，但是下面還加了一行小字：“不對號入座”。再仔細看看這票，上面印着“團體票”，原價１２元一張，這些票販子們賺大發了。

８點２０分，上一場電影散場，裡邊的人想擠出來，外邊的人想衝進去，一派圍城景象。兩個多小時過去，一點不得要領，就是一個犯神經了的房地產開發商的瘋話還能記得：

“……建就建最高檔次的公寓，一定得是最好的黃金地段，雇法國的設計師，電梯直接入戶，最小的戶型也得四百平方米，什麼寬帶呀光纜呀衛星呀，能給接上的全給接上，樓上有花園，樓內有游泳池，門廳站一個英國管家，戴假髮特紳士的那種，業主一進門有事沒事都得說，我能幫您做點什麼？一口地道的倫敦腔，倍兒有面子。社區里再建一座貴族學校，用哈佛教材，一年光學費就好幾萬美元，再引進一個美國診所，２４小時候診，就是貴，治一個感冒都得花萬兒八千的。您說，這樣的公寓賣多少錢一平方米？兩千美元？那是成本，四千美元起。你別看貴，還不打折，照樣好賣。你得研究業主的心理，願意掏兩千美金的業主也不在乎再多花兩千。什麼叫成功人士？就是什麼貴買什麼，做房地產就得這麼做，不求最好，但求最貴。”

當我從《大腕》圍城裡衝出來的時候，我深深地體會到：拍電影，開發房地產，或者幹什麼營生其實都一樣，不求最好，但求最貴，只要您別忘了“接軌”就成。

　　　　　　　　　　　　　　　　　接軌

北京天文館斜對面，在有中國特色的法式超級商場家樂福的大門口，我的朋友指着人行道上一個坑對我說：“看見了吧，這就是接軌。”我仔仔細細地看了看，捉摸了一會兒還真鬧明白了：這叫無障礙行人街，方便殘廢人—抱歉—殘疾人輪椅通過。只是，這麼小一窄坑，不知要是真有一個輪椅搖過來，能不能上來。

您還別說，只要稍微留心一下，這接軌的事滿北京都是。如果您開車到賽特，找不到車位，管理人員會示意可以將車停在停車線外，其他車的前面，但是有個條件：不能拉手剎。這樣一旦被擋住的汽車要走時，管理人員只需要稍稍用力一推，就可以為其他車輛閃出一條通道。一般北京開車人都不放心：不拉手閘，車讓人推走了怎麼辦？管理員會耐心地解釋：其實這很正常，國外好多地方都這麼着，接軌嘛。

我們都在美國大片裡看見過警察動手之前先亮出證件大喊一聲：“我是警察！”　從去年十一起，北京的警察在執行公務的過程中，也開始向當事人出示最新的《北京市公安局警察證》。新的警察證為與國際接軌，在封面上不再沿用傳統的“公安”的稱謂，而改為“警察”並附有英文。而且，《北京市公安局警察證》製作上採用日本的專利工藝，警徽則採用進口不鏽鋼製作，使用了美國研製的二維條形碼技術。

記得去年回國讀到在車箱裡貼着北京地下鐵道總公司自訂的進站乘車守則，印象非常深刻。十條守則中共有八條“嚴禁”、一個“服從”，其中第九條是“盲、聾、呆傻人，行動不便的老人，殘疾人，學齡前兒童，精神病患者和酗酒者要有家屬或保護人陪同進站乘車。”看着有點彆扭吧？今年改啦！“呆傻人”三個字已經被“智障”兩個字覆蓋。這地鐵里接軌的事還不盡局限於這種表面文章，你知道不知道乘地鐵自動扶梯上樓或下樓時應該自覺靠右站嗎？新年前這些天，北京地鐵管理局加大力度，在地鐵電梯旁邊共安置了１７４塊“請靠右站立”。為什麼要靠右站立呢？北京專家們說：乘梯靠右站是國際慣例，這樣可以把左道讓給有急事的人。不過，不知道專家們注意到沒有，北京地鐵扶梯有點窄，即使乘梯人一律靠右站，恐怕還是無法留出足夠的空間讓有急事的人從左側快速通過。

不過，這接軌也不是萬能的靈丹妙藥。元旦那天，３９８路公共汽車行駛到成府路東口時，一位４０多歲的男乘客突然說：“我的手機被偷了！”按接軌的思路，咱們先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如果在國外遇到這種事兒，人家會怎麼處理？報警？認倒霉？找保險公司？我看都不如北京女售票員這招兒好，只聽她對全車人大喊：　“哪位乘客‘拿’錯了手機，我數１、２、３，大家閉眼，請那位乘客把手機放在地上。”見沒有反應，售票員又喊：“我再數三聲，如果還沒有人把‘拿錯’的手機扔在地上，我就要報警了”。三聲未到，手機便落在那位男乘客的腳下。“謝謝大家！”

□　寄自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