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祖光之女傳奇婚戀

　　一見鍾情的偶遇，簡簡單單的婚禮，不能免俗的吵嘴，比翼雙飛的追求……吳祖光新鳳霞之女、文藝名人吳霜首次披露自己的婚戀故事，講述了她對丈夫的愛和感激，更向我們展示了一些婚戀生活必須牢記的規則。

　　人們都叫他查理，一個十足的外國名字。而我叫他的暱稱——細毛，他的家人都這樣叫他，這是他的乳名。記得和他初遇的時候，我隨着別人一起叫“查理”，他很隨意地說：“不用叫我查理，叫我細毛就行了。”那以後我就叫他細毛。
　　查理和我的關係極其特殊，他的位置無人可替，這我在14年以前剛剛認識他時就在心裡認定了。說來這是一件我自己都難以解釋的事情，一個過去從未見過的人，怎麼可能在第一次見面之後就將自己和對方緊密聯繫在一起呢？

　　一見鍾情的偶遇，我將他的笑容留在了心底

　　遇見細毛是一種偶然。1984年，是我赴美國留學的第3年。學期結束，冬天來臨，印第安那音樂學院所在的小城布魯明頓下了一場紛飛大雪。我的朋友、電影導演王姐從洛杉磯打來電話，邀請我去參加一個盛大活動，為從國內來的一個藝術表演團做翻譯兼主持人，行程要走4個城市：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舊金山。 這真讓我興奮不已。我咬牙花了兩百多美元買了一件人造毛的白色大衣，整理出一個小箱子，登上了東去的飛機。
　　藝術團在美國演出的最後一站是舊金山，那時正值美國一年中最熱鬧歡騰的日子——聖誕節前夕。街市上到處是購物的人群，燈光燦爛剔透，大大小小的聖誕樹掛滿了繽紛的裝飾。舊金山不冷，像桂林一樣四季如春，即便是12月份的聖誕夜也沒有兩樣，最多穿上呢裙毛衣就可過冬。我第一次來舊金山就喜歡上了它，它小巧玲瓏，應有盡有，不像洛杉磯那樣又大又曠。我一到舊金山就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覺得這裡好像離家鄉不遠，也許因為這兒是我來美國3 年多里聽到最多人講中國話的地方。
　　藝術團來到日本城附近的一個劇場，準備在這裡演出全美行程的最後兩場，之後團員們將啟程回國，而我則要返校完成學業。第一場演出結束了，我到後台正拿卸妝紙擦去臉上的油彩，聽到不遠處有人說笑，其中一個十分柔和的男中音，飄在其他聲音之上，清晰傳入我的耳鼓。我不由得回頭去尋找，卻見幾個陌生的學生樣的青年人在和這次藝術團里最權威的泰斗——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講話。有個着淺色西裝的青年人背朝着我，那男中音就是他的。我迴轉身接着擦臉，忽然聽到那悅耳的聲音就到了近旁：“咦，你是本地人嗎？英語講得這樣好！”淺色西裝，上衣隨意敞開着，內套一件咖啡色無領衫，那個年青人輪廓清晰的臉上帶着很燦爛的笑。以後的日子裡，回憶這個笑容在我變成了一種習慣。我回答他說我是在美國上學的，這次是做臨時演員。他又笑了，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
　　我突然想認識這個人，不知為什麼我覺得曾經在哪兒見過他。我問他： “我是不是以前見過你?”“也許吧，在北京?”我仔細想，沒有，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儘管我得知他也是北京人。他拉了一把椅子坐我近旁和我聊起來，那是我最熟悉的北京學生味的普通話，我們之間一下子無拘無束，像久別重逢的老友。
　　“真得謝謝老陳，他給了我今天你們演出的票，否則就錯過認識你的機會了。”他說，把節目單捲成筒，顯得有些漫不經心。我突然就問他：“能幫我一個忙嗎？替我沖膠捲，我給你錢。”我拿出那捲照完了的科達。他爽快地答應了，並說不用給他錢。
　　第二天，他又來到後台，拿來了沖好的膠捲和照片。第三天，他來到我們下榻的賓館，準備如約帶着小侯(耀文)他們去市里玩兒，走之前跑到我面前低下頭輕輕說：“我去和他們游一會兒車河，回來來找你。”
　　我對漫遊舊金山嚮往已久。當查理回來找我的時候，我提出一個要求：等藝術團回國了，你領我在舊金山玩幾天，做我的嚮導好不好?他馬上答應了， 眼神里有一種驚喜。幾天時間裡，查理開着他那駕不知是幾手的日本小豐田，帶我去了很多地方，金門橋、中國城、日本茶園、希爾頓酒店的咖啡廳、街邊的中國小飯店……後來再回舊金山，這些都是我們一去再去的地方。
　　我們談了很多，過去、故鄉、父母、朋友……我們玩兒得很開心，忘了離開祖國漂泊在外的孤單。過了幾天，我要回學院了，他送我到機場。在登機門前，他貼着我的臉說：“我能夠去看你麼?”“當然，你來吧，我請你看卡通片。 ”
　　
　　最簡單的婚禮，見證了兩位留學生純潔的愛情

　　我們開始了通電話的日子。他幾乎天天給我打電話，聊起來就不想放下。有關他的許多事情我都是在電話里得知的。查理出身於一個老幹部家庭，父親是中共第一代老革命。他曾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英語，畢業後到四機部外事局做翻譯，想到美國讀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遭到母親的反對：美國是可怕的資本主義大本營，是大染缸，那裡水深火熱，不要去! 他那時的名字是長征，父親給他起的。80年代初期出國的這些留學生中，像查理這種家庭背景的人並不多。但他終於不顧父母的反對，來到了“水深火熱”的美國。他想讀幾年書就回去報效祖國。但美國這個地方和中國同樣的廣闊深奧，需要了解和探尋的實在太多，幾年的時間遠遠不夠。查理呆了下來。在這一點上，我和查理很相像，美國很快變成了我們的第二個家。
　　對於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來說，美國的一個優越之處是可以隨自己心願追求所愛而不必考慮家庭、父母的意願。查理開始在電話中向我展開攻勢，他說他想我，想得發瘋，他只要看見電話就想給我打，電話費已經快使他破產，他只好在業餘時間去餐館打工。最後他問我，什麼時候能夠嫁給他? 我說你得等我，等我完成學業會到舊金山那個美麗的城市去找你。
　　我至今都覺得驕傲的是，當初我們相識時都是單純清苦的留學生，我們愛對方完全出於真誠的感覺，自始至終沒有考慮物質條件。我們經常回憶起當初的許多細節，那時我們就互相認定了對方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這種位置至今沒有改變。
　　後來查理果然在一個周末從西部飛到中部來看我，給我帶來了舊金山中國城的綠豆和冰糖，我也真的請他去電影院裡看過卡通片——“匹諾曹”，那部我永遠也不會看厭的迪斯尼作品。查理也是從那時開始領教了我的喜好，喜歡卡通，喜歡動物，這方面我是個長不大的孩子。後來我們共同的家裡總是有貓狗之類小動物，我把它們叫做“我的寶貝”。
　　1985年，相識查理的一年後，我的學業完成了，如我所說的回到西部去找他，不過去的不是舊金山而是雷諾市，查理在那裡的一家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我們終於結束了沒完沒了通電話的日子。雷諾是一個小而著名的賭城，屬於內華達州，因為地處山地，資源不如其他州，聯邦政府允許其以賭為業，賭場、妓女到處都是。但雷諾恐怕是全世界結婚手續最簡便的地方，在這裡結婚不須查看任何證件，不須檢查身體，不須去市政府登記，只要走進任何一個設在路邊的小教堂，當着裡面的神父宣誓，就可以成為一對合法夫妻。之後要不了幾天，一份正式的結婚證明會寄給你。我對查理說，他媽媽最擔心的是他這“老革命家”子弟身陷資本主義大染缸不能自拔，可老天爺偏偏就把他安排在這個不折不扣充滿嫖和賭的“大染缸”里，說這話的時候我真是有點幸災樂禍。
　　在一座有白色圓形拱頂的小教堂里，我和查理結婚了。我請為我們證婚的神父替我們照了幾張照片，除了他以外，沒有任何別人參加我們的婚禮。不到20分鐘，我們就從小教堂里走出來，20分鐘的時間，我們從朋友變成了夫婦。
　　
　　一對歡喜冤家，吵嘴把我們在事業上綁到了一起

　　我開始了和另一個人共同生活的日子，這實在是一種全新的經歷。我發現，兩個人共同生活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它不像在小時候生活的那個家，那種影響潛移默化，深入骨髓，這是一種被強化了的有時是在矛盾中生硬擠壓給對方的特殊力量，適者可以從中汲取精華，精神軟弱者卻只能急流勇退。保持婚姻的一個重要經驗是看清自己、改變自己，接受對方、容忍對方。我和查理婚後不久就開始了拌嘴，我們倆好像都不能算是很寬厚的那種人，他尖銳，而我刻薄。但我們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善於取對方所長補自己之短。所以有時儘管吵得很激烈，我們卻一直愉快，開朗，並一直保持了那種深厚而新鮮的感情。
　　我們倆吵嘴的時候並不太多，但只要吵嘴一般來說都是為了一件事：事業觀念上的分歧。從我就讀中央音樂學院開始，在許多年裡，我學的都是西洋音樂藝術專業，接受的是系統嚴格的學院教育，已經是個很典型的古典學院派的追隨者。而查理從小當過5年兵，復員後在基層單位工作幾年，上大學後又參加過工作， 來美國又學的是商科，可以說是來自民間，成長於社會，所以他總自稱是民眾普及派。在許多觀點上我們很對立。我常說為了保持高精尖的藝術水準，我不會在乎一般觀眾的反應，而查理會因此對我大吼，說我自視甚高其實是沒有水平，不顧及觀眾的藝術家最不可取。於是我們互相瞪眼對吵，互不退讓屈服。這種爭吵衍續了很長時間，想起來大約總有六七年吧?
　　但有意思的是，我們爭吵的同時其實已經在影響對方，把新的觀念灌輸給了對方。現在我早已不是幼稚任性的單純學院派了，我甚至已經變成了一個固執的觀眾派，而我發現查理在慶幸他終於影響了我的同時，對藝術的興趣越來越濃厚，越來越有參與感。這成為我們後來共同搞戲劇製作的基礎和原動力。
　　我們是一對歡喜冤家，這一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們出雙入對，形影不離，一起討論劇本、看資料片、分析市場情況、觀看自己製作出的話劇的每場演出，然後一起回家、一起舉杯慶祝。朋友看到過我們在排練現場吵架、爭論、相持不下，但是很快又會有說有笑相親相愛恩怨一筆勾銷。在這一點上我是有資格驕傲的，比起一般女人來我要有擔待得多，有時候和查理吵了嘴，我賭氣噘着嘴拉着臉不理他，但是糟糕的是這總是維持不了多長時間。比如我想冷淡他一整天，偏偏還不到三分之一的時間我的憤怒就開始撒氣漏風消失殆盡，又重新興高采烈起來，嘰嘰咕咕鬧着要他帶我去餐館開一頓，而餐桌便又成了我們兩人高談闊論的講壇。而查理呢，畢竟是男人，不會因為一兩次哪怕是激烈的吵嘴而耿耿於懷，但他並不向我道歉也不會低三下四地說好話，他會走過來把我摟在懷裡，低低看着我說：“走吧，你說想去哪兒?”

　　永遠的心音：最想聽到的是他的問候，最讓我覺得輕鬆適宜的地方是他溫柔的懷抱
　　
　　現代文化演藝圈裡流行一種瘟疫——離婚症候，這和國外倒是挺相像。從記錄上看，夫婦之間滋生嚴重分歧的、分居的、離異的多是發生在結婚七八年之後，俗話說“七年之癢”，我和查理的婚姻已是第二個七年了。人家說，夫婦的關係是多重關係，但首先是知己。這話不假，我們在一起近14年時光，互相間的了解達到了“不言而喻”的地步，我們對對方的思想習慣、生活規律、性格特點、行事方法都瞭如指掌。
　　男人和女人是一對矛盾，又是一個統一體，世界是在摩擦中發展到今天的。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矛盾的一個層面。多少年來，人類的主體重心一直是向着男人傾斜的，這是人類生存方式的一種基本選擇。因此，一旦女人有想要占據主動意識，其行為就是膽敢向男人發起挑戰。查理經常喜歡對人說他是一個女權主義的推崇者，他犧牲了自己在美國公司的優厚工作待遇而回國全力幫助妻子在藝術上獲得成功就是證明。但是我總覺得，這並不是他的心裡話，他在撒謊。
　　有一次，他在和我吵嘴的時候幾乎是喊着說：“你知道一個站在妻子背後的男人是什麼滋味嗎?他要忍受的是什麼你知道嗎?”我的確應該知道，但是恐怕就只那麼一點兒，我畢竟不是男人，不是他。他肯定是忍受了許多許多，比如有人把他介紹給別人的時候說：這是查理，吳霜的先生。比如他的家人說：你為什麼總是在吳霜身後為她敲鼓?你還像個大丈夫嗎?比如人家都知道哪個哪個戲是吳霜寫的，卻不在意吳霜身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是他的丈夫……
　　有一次查理說：小雙，只有你知道我的重要。
　　查理的父兄是曾經在血腥戰場上衝殺過的勇士，他的父親因為戰爭年代留下太多的傷痛而不到70歲就去世了，他自己也是13歲時就被送到軍隊當了一個最年輕的小兵。5年的兵營生活中，他經受的是城市孩子們永遠不能想像的那種磨練， 粗壯的農村兵欺負他這個小小的城裡兵蛋子，忍無可忍之下他曾和他們拼過命，用一個喝水的洋磁缸子狠狠地敲擊那個不給他水喝的大兵的額頭。他來自的是那種典型的男人意志占統治地位的家庭。是這樣的一個男人娶了我，這樣的男人全力扶持自己的妻子在藝術舞台上的成功，他在說“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時候一定忍受了內心的某種痛苦，一定犧牲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我的確深深地感激他。
　　查理對我是至關重要的，不僅僅在於他是我的丈夫，重要的是他策劃了我的事業甚至我的將來。我不知道人們到底明不明白我在說什麼，策劃人、製作人，這個名詞在美國在西方意味的是將來，是前程，是名譽、是經濟意義上的收益。或許只有我知道他所承受的是什麼樣的壓力，也只有我知道作為一個策劃人他的價值是什麼。
　　前不久偶然翻出了我們兩人當年相識時照的照片，驚覺時間飛逝得不近情理，於今距離我和查理在舊金山的初次見面已然是第14年了!查理由14 年前的清秀英挺變成如今的成熟健碩，而我從當年的“霜霜”變成許多人嘴裡的“霜姐”，我自己總覺得一切似乎都沒怎麼變，然而畢竟時光已經飛逝了。可貴的是我們的感情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種新鮮，我們是最親密的朋友，最可信賴的朋友。每當疲勞過後，最想聽到的是細毛輕聲的問候，最讓我覺得輕鬆適宜的地方是他溫柔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