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張愛玲和我說：「我是個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強。停
了一停，又思索着說：「我在小處是不自私的，但在大處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懷疑自己的感倩，貧乏到沒有責任心。但她又說：「譬如寫文章上頭，
我可是極負責任的。」究竟是什麼回事呢？當時也說不上來。
但也隨即得到了啟發。是幾天之後，我和一個由小黨員做到大官的人閒談，他
正經地並且看來是很好意地規勸我：應當積極，應當愛國，應當革命。我倦怠地答
道：「愛國全給人家愛去了，革命也全給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愛國了，不革
命了。」
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
說說，也有人會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
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再遇見張愛玲的時候，我說：「你也不過是個人主義者罷了。」這名稱是不大
好的，╳╳╳╳╳╳╳╳╳╳╳╳╳╳╳╳╳╳╳╳╳╳╳╳╳╳╳╳╳╳╳╳╳
╳╳╳╳╳╳╳╳╳╳╳╳╳╳╳╳╳╳╳╳╳╳╳╳╳╳╳╳╳╳但也沒有法子，
就馬馬虎虎承受這個名稱吧。（編註：原文如此，想是經檢查之故。）
說到「沒有法子」和「馬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水、池田兩位談天，他們很
驚奇這兩句中國特有的流行語。我說這兩句話是民國以來纔有的。幾十年來，英雄
們來來去去，一個個摩拳擦掌，在那裡救國救民。而人民，卻只是趕着看熱鬧，你
問他遊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號他也喊。回來問他怎麼樣？他說是「馬馬虎虎」。
但凡英雄們，無論是土著的，外來的，總是異口同聲的嘆氣，對於這樣的人民「沒
有法子」。也幸虧這「馬馬虎虎」，人民纔不至於被騙光，使得英雄們作惡「沒有
法子」作得澈底。
還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時也不妨聽聽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當作余
興。「到底是上海人」里讚揚上海人的這種聰明，與幾乎具有魅惑性的幽默，但不
是俏皮。
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
破滅，卻是不會走向腐敗。如今人總是把個人主義看做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
專有的東西，殊不知歷史上無論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都是這樣的。奴隸社會也好，
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當它沒落之際，都是個人被團體淹死，而人類被物
質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戶，奴隸厭倦主人，主人也厭倦奴隸，生活的一角更沉
緬於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則是物的貧乏，使人心因為吝薔而收縮。一切成為不可忍
受，如「論寫作」里說的有一種「壅塞的憂傷」，人也「霧數」，物也「霧數」，
沒有一樁順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樓上去！」里說的「去接
近日月山川」，並且把物從陰暗的角隅里拖出來，拆散，一件件洗乾淨了，也得個
爽心悅目。蘇格拉底與盧騷就是這麼的要袪除氤氳於「霧數」的東西上頭的神秘，
而訴之於理性。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盧騷還挑戰地說：「我即使不比別人更好，
至少我是和別人不同的。」
講到出走，她的一張照片，刊在「雜誌」上的，是坐在池塘邊，眼睛裡有一種
驚惶，看着前面，又怕後頭有什麼東西追來似的。她笑說：「我看看都可憐相，好
像是挨了一棒。」她有個朋友說：「像是個奴隸，世代為奴隸。」我說：「題名就
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過後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說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
的開始，世界於她是新鮮的，她自個兒有一種叛逆的喜悅。
但她和蘇格拉底、盧騷他們都不同。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只是在解體中，後面
並沒有新的時代，蘇格拉底的理性沒有現實的東西可以依附，隨後是被吸收到基督
教里去了。尼羅時代的羅馬也是有沒落而無新生，如顯克微支的「往何處去」里所
寫的，人們倦怠於生活，盛行了諷刺，但終因時代沒有前景，所以諷刺也漸漸稀薄，
成為無害的警句，過後是無結果地消失了。一時代的沒落之後倘使隨來的是空虛，
是開不出文學的花來的。
盧騷的時代卻是有着資本主義革命的前景的，所以盧騷對於舊時代是譴責，不
再用諷刺。他有「民約論」，有「愛彌兒」，替時代開了藥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種。文學上從諷刺發展到譴責，再發展到對於新事物的
尋求，往往是經過一串長的程序的，而現在卻是壓縮在一起。例如魯迅，在他同時
寫的作品裡就有諷刺，有譴責，有尋求，並且有開方。這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國一直
在連續的革命與連續的反動之故。但魯迅在開方上頭是錯了，他的參加左翼文學是
一個無比的損失。他是過早地放棄了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舊時代的抗議者，
新時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時代的和諧中融解，卻不是什麼紀律或克制自己所能
消滅的。
魯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諷刺沒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虛掙扎，想歸結
到有所尋求，但終於自己燒掉了死魂靈的後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魯迅的諷刺
卻是有尋求，所以能不受空虛的襲擊，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魯迅的收場也並不比托
爾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爾斯泰是偉大的尋求者，但一開方，就變個枯竭的香客了。
魯迅開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於宗教。而在過早地放棄個人主義上頭，則魯迅和
果戈理在晚年同樣的被什麼紀律所犧牲了。
魯迅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
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悽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
一枝新生的苗，尋求着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
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後，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
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得許多年青作家的創作力毀滅了，現代
雜誌社的那些人，有的是從明麗的南歐留學回來的，帶來一些鮮潔的空氣，如同沾
着露水的花朵，剛剛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時代的陰暗給予文學的摧折真
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幾年來，一派兵荒馬亂，日子是更難過了，但時代的陰暗也正在漸漸袪
除。兵荒馬亂，是終有一天要過去的，而傳統的嚇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
不能再恢復。這之際，人們有着過了危驗期的病後那種平靜的喜悅，雖然還是軟綿
綿的沒有氣力，卻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圍了。而她正是代表這時代的新生的。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着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
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
而安穩的人生。
統治這世界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呢？「封鎖」里的翠遠，像教會派的少奶奶，她
知道自己生活得沒有錯，然而不快樂。她沒有結婚，在電車上膽怯怯的接受了一個
男人的調情，原來在她的靈魂里也有愛，然而即刻成了穢褻，她吃驚，並且混亂了。
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個銀行的職員，像烏殼蟲似的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
想的時間。和那女人，不過是很偶然的戲劇化的一幕，但他從自己的一生中記憶起
了一些什麼，使他煩惱，不滿於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傾城之戀」里柳原與流蘇的調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
柳原說的不錯：「死生契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世界是荒
涼的，並且太沉重了，他的機智與風趣只是螢火蟲的微藍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還有更低等的如「連環套」里霓喜過的那種日子。霓喜一個又一個的和男人姘
居，有如飢餓的人貪饞地沒有選擇地大嚼榨過油的豆餅，雖然也有滋養，不免傷了
腸胃，精緻的東西不一定是偉大，但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柳原的光輝久後是要黯淡的。這光輝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爐香里的
梁太太。梁太太一直過的高等調情的生活，越來越變成現實的淺薄的享樂，靈感褪
了色，只好加上膩與刺激，以濃濃的味使自己上癮，並且欺騙自己，當作這裡邊有
着滋養。
這種靠不住的靈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鎖記」里姜公館的客廳是陰沉沉的，
姜公館的男女一個個如同年深月久貼在屏風上繡出的鳥，沒有歌唱，連抖動一下翅
膀的意思都永遠沒有了。即使加上膩與刺激也沒有用，人後成了麻痹，如同「年青
的時候」里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親，聽紹興戲的母親，庸俗的姊姊，過的日子正如
紹興戲的唱腔寬平面無表情，熱鬧的，眩暈的，不真實的。如同「花凋」里的鄭先
生家，外面好看，裡頭姊妹們為了一件衣裳一雙襪子費盡心機，幾乎是返到原始的
生存競爭，並不比拾荒的孩子們的爭吵更文明些。
是什麼鞭子把人打成這樣子可憐相的呢？是「年青的時候」里教科書的愴然告
誡自己：「無論什麼事，都不可以大意。無論什麼事，都不能稱自己的心願的。」
連驚嘆號都沒有，只是冷冷的逗點與句點。是「金鎖記」里那沉重的黃金的枷鎖。
總之是這世界上有着牽牽纏纏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倫理。
她譴責這些，而撫慰那被損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淚，不是悲愴的而是柔和的
眼淚洗淨了人間。在「公寓生活紀趣」與「道路以目」里，她把事事物物養在水盂
里，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緻的，明朗而親切的。她拆卸了戲劇化的裝飾，把人
類的感情揩拭乾淨，告訴他們衣着的美，吃食的美，告訴他們怎樣聽幼稚的弟弟講
故事：「他還沒說完，我已經大笑起來，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當作小玩意。」
但這些都是個人的。倘或集團相處又怎樣呢？「到底是上海人」里她讚美上海
人的聰明，那種把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也當作一個小玩意的風趣。不過事實本
身並沒有她的這說明那樣好。她另有她所尋求的。「論寫作」里她神往於申曲：「
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
安天下，武官上馬定乾坤」那種時代，如南星的散文里有一句：「午後庭院裡的陽
光是安穩的」，真是思之令人淚落。但她不能開方，她是止於偉大的尋求。
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
魯迅的個人主義是悽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明淨。至此忽然記起了郭沫
若的女神里的「不周山」，黃帝與共工大殺一遍之後，戰場上變得靜寂了，這時來
了一群女神，以她們的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這樣，是人的發現與物的發現
者。
（※本文原發表於「雜誌」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國三十三年五、六月
出刊〔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