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到處是高音喇叭，那時候沒有電視、沒有磁帶、沒有錄音機。喇叭聲從工廠、機關、學校、部隊大院的圍牆裡傳來，強大，嘹亮。這是很久很久以前，這是1978年。
　
1978年，或稍早，那個總是傳出決議、社論、訃告、樣板戲、毛主席讚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傳出了《洪湖水，浪打浪》，傳出了《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傳出了《劉三姐》，它們一天又一天在喇叭中重複著，百聽不厭。大人們說，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中國的新時代就從解禁開始了。那些因為政治鬥爭，因為不夠革命，或者僅僅因為愛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了人們的生活中。大人們克服了戲曲的障礙，一遍遍去觀賞越劇《紅樓夢》、黃梅戲《天仙配》，一遍遍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運痛哭流涕，黑暗中他們的眼淚濕透了一張張手絹，濕透了中國的一家家電影院。就在這種哭泣聲中，愛情的知覺，久違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看作那麼可恥的東西了。　

80年代─一個電影插曲的時代在新的電影中伸延。半導體和晶體管，薄膜唱片和電唱機，人們坐在新買進家的收音機前，聽著李谷一、朱逢博、關牧村、鄭緒嵐、關貴敏，聽著《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潔白的羽毛寄深情》、《邊疆的泉水清又純》、《太陽島上》、《浪花里飛出歡樂的歌》。充滿歡樂和陽光的音符像雪後的泉水一樣四處流淌，它們歌唱著生活的甜蜜，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甜蜜，不關涉具體，也與每一個具體家庭的生活無關。別種滋味的歌是借著電影劇情出現的：《知音》、《雁南飛》、《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妹妹找歌淚花流》、《媽媽教給我一首歌》。與之同時，城市青年在宿舍里偷聽台灣歌，喇叭褲戴著不撕商標的太陽鏡、提著最時髦的錄音機，騎著車或者成群結夥地呼嘯而過，把鄧麗君和張帝的歌聲一路灑在大街上。大人們望著他們的背影說：這些個小青年，這些個阿飛。　

是的，這些個阿飛。中國人開始渴望平常的日子，但極左時代的禁忌依然在骨髓中浸透著。在核心的意識形態里，除非輔之以革命、事業等崇高內容，否則世俗情感、談情說愛、個人悲喜，都是低級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現。鄧麗君、張帝、劉文正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賞者自己，都有一種道德上的不潔感：鄧麗君唱的是黃色小調，張帝唱的是流氓歌曲，唱法本身就透著”黃”。不久，李谷一唱《鄉戀》用了氣聲，蘇小明唱《軍港之夜》又柔又綿，立即招致痛斥和批判，批評者聽出了那聲音里的”黃”。　

這是中國歌曲歷史上的”電影插曲時代”，又是一個”中間腔時代”─這一時代的”唱將”，同王酩、施光南、谷建芬、劉詩召、王立平、付林這些最主要的歌曲作者一樣，都是名門正派、正統出身，卻共有一種向世俗情感過渡的傾向。洋腔洋調和土腔土嗓漸漸退出主流，聽眾喜好的對象，是那些美聲中帶點自然色的歌手，這是80年代前五年大部分受歡迎者的共同特徵。很明顯，我們可以從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從解禁時代的王昆、郭蘭英、黃婉秋向李谷一的變化，從李谷一向朱逢博-鄭緒嵐-沈小岑-蘇小明的變化，從男女聲二重唱兩個時代的代表─張振富、耿蓮鳳向王潔實、謝莉斯的變化，看到美聲、民族唱法的逐漸下移。甚至，1984年春節聯歡晚會首次請來的兩位香港明星─張明敏和奚秀蘭，也是兩個”中間腔”─奚是民歌”中間腔”，張是流行”中間腔”。”中間腔”流行的背後，有意識形態的保守在暗中支配著。此時，一方面意識形態從高調下移，一方面中心意識仍在起作用，這種作用甚至是整個大眾的，迷惘、失落、痛苦等生活中的正常情感，在主流價值中被視為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情緒，反映個人情感的流行音樂則被視為靡靡之音，在接受上存在一種心理障礙。這時，大眾意識處於一種政治中庸狀態。　

稍後，台灣校園歌曲一下子流行了，《鄉間的小路》、《外婆的澎湖灣》、《踏浪》、《踏著夕陽歸去》，它們被”中間腔”廣為翻唱，非政治的內容既滿足了人們潛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又與正統價值無傷。”中間腔時期”的壓軸大戲由唱著《軍港之夜》的蘇小明完成：它終於脫離電影歌曲的拼合，而有了歌曲專輯的概念；主題背景雖然不脫國家、集體、事業，但抒情角度卻充滿人情味和世俗性；歌手的聲音不再高昂，是中音的、鬆弛的，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美聲的底線，它伴隨著批判，也伴隨著歡迎。　

積極、健康、正面等觀念支配著歌聲審美的狀況，大概一直持續到1989年左右，此前歌壇千變萬變，好嗓子的觀念一直不變，始終以清亮、純正為第一美學特徵。　

是1983年還是1984年？一個叫程琳的孩子出來了，稍後，一年更小的叫朱小琳的孩子出來了。孩子是天真的，孩子是無邪的，”小螺號，嘀嘀地吹”，”媽媽的吻，甜蜜的吻”，同時她們會唱鄧麗君。在童稚的掩護下，鄧麗君公開化了。沒有美聲血統的流行唱法登場。不是出身於正統的學院派，而是一批社會青年，女學鄧麗君，男學劉文正，磁帶風行，走穴風行，模仿港台歌曲風行，”翻唱歌曲時期”全面降臨。張行彈著吉他唱：”你到我身邊，帶著微笑，帶來了我的麻煩”，因為愛不能分享，因為你比她”遲到”。嘩，300萬盒銷量；嘩，吉他成百倍地狂銷；嘩，吉他班在城市裡鋪天蓋地。談情說愛不再是禁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再是黃歌，”愛你在心口難開”不再是淫聲浪語。各種新星不知都從哪裡冒出來，都唱著港台歌，都有人買賬。1985年，美國40多名歌星為非洲災民義演，聯唱《天下一家》，第二年台灣60位歌星聯唱《明天會更好》，中國一位磁帶編輯說：他們能做60名，我們能做100名，獻給世界和平年！　

100名歌星，說聚就聚，還有很多沒參加的，想想看，中國的歌星有多多吧。《讓世界充滿愛》，100名歌星穿上整齊劃一的演出服（多奇怪！），一方面亮出不同的聲音，一方面突出聖歌般的齊唱。中國人，甭管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動了。
　
這是一個轉折，這是1986年。因為一首大歌，老人們不再盡覺得流行歌”痞”，文化界不再對流行歌圍剿掃蕩。1986年，流行音樂獲得官方一個折衷式的稱謂─通俗歌曲。
　
有兩件軼事可以說明中國這時的半就狀態。一件是：1985年底英國威猛樂隊在北京演出，勁歌熱舞折騰一個大勁，台下的中國觀眾均端坐著不動，威猛走了大半個地球，哪見過這架式？傻了，第一次覺著自己像猴子。另一件是：郭峰初到北京，常抱著吉他在街邊唱歌，人們叫他”小流氓”；百名歌星演唱會後，當他再一次抱著吉他在街邊唱歌，路過的人不禁對他指指點點：”瞧，這就是寫《讓世界充滿愛》的作曲家，瞧人家多有藝術家的派頭！”
　
1986年之後，流行音樂並行出現了三條脈絡。崔健在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唱出《一無所有》，從此搖滾在地下開始蔓延流行，為首都青年所喜，為官方人士所罵；《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風”，眾多歌曲創作均以北方民歌為素材，但是見歌不見人，大家都唱同樣的歌，寥寥數首名作成了”全國糧票”；以齊秦、蘇芮為開端，港台引進版大舉登陸，原人、原唱、原作，使大陸的”翻唱歌曲”宣告滅亡。　

1987年，《信天游》、《黃土高坡》、《我熱戀的故鄉》、《心願》，中國人十分耳熟的民歌調，唱著家鄉、土地、山溝溝，和著電聲樂隊、電子鼓擊、大嗓唱法，滿城轟鳴。1988年，電視台每日播出《雪城》和《便衣警察》，”下雪了，天晴了”，”幾度風雨幾度春秋”，劉歡的聲音每夜準時響徹大街小巷。1989年，電影《紅高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莫回呀─頭”。　

呵，莫回呀─頭：民歌加架子鼓加鄉里腔加吼唱；之後”囚歌”─勞改犯的歌；之後俚俗諧謔歌曲大泛濫。是誰在聽它們？我不知道。　

我知道另一種流行，港台、歐美歌曲的流行。大學校園裡在複製磁帶，城市的街頭在兜售拷帶。大街上能買到的公開引進版是《搭錯車》，是《狼》，不能買到的便托人從海外購進、然後流入交換、翻錄、拷貝的渠道。到1993年，引進版已經全面化，大陸流行音樂市場全面開放。王傑的心痛、姜育恆的憂鬱、童安格的”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張雨生、庾澄慶、趙傳、小虎隊、鄭智化、四大天王；MTV、卡拉OK、追星族，音樂越來越新潮，歌迷越來越低齡。稍後又有歐美打口帶流進城市，中國，漸漸成為世界流行音樂統一市場中的一部分。 伴隨著這一統一化進程，中國自己的造星運動隆重開幕。1992年，唱著甜歌的甜妹子楊鈺瑩通過中央電視台一舉傾國，成為大陸第一位自製偶像。隨之，中國出現第三次新人輩出場景：上電視、拍MTV，推歌打榜，文字轟炸。潮流，潮流。歌曲越來越多，歌手越來越多，彼此間越來越相象。同期，搖滾樂唱片准許出版，一直埋沒在地下的搖滾樂開始全面出頭，搖滾不再是崔健一人，搖滾不再是禁忌，男人可以留長髮，長發可以上招貼。《無地自容》的黑豹火了，《夢回唐朝》的唐朝火了，新音樂的春天的張楚、竇唯、何勇火了。鐵杆搖滾樂迷像沙漠中渴求水源一樣渴求著、尋找著搖滾樂。但當各路知名樂隊和更多不知名的樂隊成批成批浮出地面，搖滾樂迷不再狂熱了，搖滾樂迷開始深深地失望：搖滾樂不是賣著憤怒，便是賣著青春期的躁動（多簡單！），大家都太想快快成名。隨著中國全面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意識形態的對立局面被消解。潮流，潮流。搖滾樂的潮流也一撥連著一撥，隨著世界整齊地左轉、右轉，齊步走，然後金屬了，然後另類了，然後朋克了。　

1992年，《小芳》，知識青年和假知識青年在懷舊。　
1993年，《濤聲依舊》：這一張舊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1994年，《同桌的你》，大學生未老先衰，感傷而回憶。　
1995年，《艷陽天》，搖滾樂像花朵縮進琥珀里，懷想；《露天電影院》念起童年景色不再。　
1996年，　
1997年，《心太軟》：OH，算了吧，就這麼散了吧。　

與這幾首最流行的歌曲相伴，是青藏題材的長盛不衰，好象是另一個世界的呼喚：《回到拉薩》、《阿姐鼓》、《青藏高原》、《央金瑪》、《雪域光芒》；是俗歌的連連成功，好象在城市的變幻中穩固著不變的舊色彩，接續著”西北風”和”囚歌”的餘緒：《大中國》、《縴夫的愛》、《天不下雨天不颳風天上有太陽》、《九月九的酒》、《大花轎》、《好漢歌》。在感傷懷舊、西藏情懷和大舊大俗的後面，則是整個社會的快速變遷。　

從整體上看，城市情歌的泛濫已使流行歌變得膩味，北京樂隊的全面露臉已使搖滾樂的號召力徹底瓦解。這不再是一個短缺的時代，同時也不再是一個因為政治壓力而產生表達激情的時代。流行音樂的低潮隨之到來並延續到1998年。思想和情感禁區的不復存在，使表達真正成為一個問題。中國流行音樂終於露出初級、幼稚和虛弱的真相，這時我們發現，新的、城市的、豐富的、切身的生活，竟然還沒有得到多少真正的表達。業已存在的唱片商在狹隘的商業追求中老化，千篇一律的愛情只是一些虛假的套詞，搖滾的反抗只是一些口號和大話，空洞、淺薄而老套，它們是”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的另一面的虛擬。

過去是政治的一統天下，現在是商業的一統天下。
　
你已有多久沒有聽到刺痛你心肺的歌？　

迷惘。但迷惘只是暫時。只要有生活，就會有生活的感受，就會有表達感受的歌。民間的多種音樂型態已經發生，民間創作人士的遍地滋生已經成現實。你看過個人網頁嗎？你聽過小樣和自磁帶嗎？你讀過樂友之間交流的自辦雜誌嗎？你知道你們那個城市的樂隊和演出嗎？如果你沒有聽到豐富的聲音，那麼你聽。

而豐富的聲音這20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生長，最近一年的生長是：朴樹、尹吾、清醒、花兒、胡嗎個、《盤王之女》、《無能的力量》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如果這些聲音還不能讓你滿足，那也是這20年給你的饋贈，你遺憾了，你開闊了，你自由了，你有福了。

原載>

作者：李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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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8日訊】 那時候到處是高音喇叭，那時候沒有電視、沒有磁帶、沒有錄音機。喇叭聲從工廠、機關、學校、部隊大院的圍牆裡傳來，強大，嘹亮。這是很久很久以前，這是1978年。
　
1978年，或稍早，那個總是傳出決議、社論、訃告、樣板戲、毛主席讚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傳出了《洪湖水，浪打浪》，傳出了《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傳出了《劉三姐》，它們一天又一天在喇叭中重複著，百聽不厭。大人們說，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中國的新時代就從解禁開始了。那些因為政治鬥爭，因為不夠革命，或者僅僅因為愛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了人們的生活中。大人們克服了戲曲的障礙，一遍遍去觀賞越劇《紅樓夢》、黃梅戲《天仙配》，一遍遍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運痛哭流涕，黑暗中他們的眼淚濕透了一張張手絹，濕透了中國的一家家電影院。就在這種哭泣聲中，愛情的知覺，久違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看作那麼可恥的東西了。　

80年代─一個電影插曲的時代在新的電影中伸延。半導體和晶體管，薄膜唱片和電唱機，人們坐在新買進家的收音機前，聽著李谷一、朱逢博、關牧村、鄭緒嵐、關貴敏，聽著《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潔白的羽毛寄深情》、《邊疆的泉水清又純》、《太陽島上》、《浪花里飛出歡樂的歌》。充滿歡樂和陽光的音符像雪後的泉水一樣四處流淌，它們歌唱著生活的甜蜜，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甜蜜，不關涉具體，也與每一個具體家庭的生活無關。別種滋味的歌是借著電影劇情出現的：《知音》、《雁南飛》、《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妹妹找歌淚花流》、《媽媽教給我一首歌》。與之同時，城市青年在宿舍里偷聽台灣歌，喇叭褲戴著不撕商標的太陽鏡、提著最時髦的錄音機，騎著車或者成群結夥地呼嘯而過，把鄧麗君和張帝的歌聲一路灑在大街上。大人們望著他們的背影說：這些個小青年，這些個阿飛。　

是的，這些個阿飛。中國人開始渴望平常的日子，但極左時代的禁忌依然在骨髓中浸透著。在核心的意識形態里，除非輔之以革命、事業等崇高內容，否則世俗情感、談情說愛、個人悲喜，都是低級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現。鄧麗君、張帝、劉文正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賞者自己，都有一種道德上的不潔感：鄧麗君唱的是黃色小調，張帝唱的是流氓歌曲，唱法本身就透著”黃”。不久，李谷一唱《鄉戀》用了氣聲，蘇小明唱《軍港之夜》又柔又綿，立即招致痛斥和批判，批評者聽出了那聲音里的”黃”。　

這是中國歌曲歷史上的”電影插曲時代”，又是一個”中間腔時代”─這一時代的”唱將”，同王酩、施光南、谷建芬、劉詩召、王立平、付林這些最主要的歌曲作者一樣，都是名門正派、正統出身，卻共有一種向世俗情感過渡的傾向。洋腔洋調和土腔土嗓漸漸退出主流，聽眾喜好的對象，是那些美聲中帶點自然色的歌手，這是80年代前五年大部分受歡迎者的共同特徵。很明顯，我們可以從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從解禁時代的王昆、郭蘭英、黃婉秋向李谷一的變化，從李谷一向朱逢博-鄭緒嵐-沈小岑-蘇小明的變化，從男女聲二重唱兩個時代的代表─張振富、耿蓮鳳向王潔實、謝莉斯的變化，看到美聲、民族唱法的逐漸下移。甚至，1984年春節聯歡晚會首次請來的兩位香港明星─張明敏和奚秀蘭，也是兩個”中間腔”─奚是民歌”中間腔”，張是流行”中間腔”。”中間腔”流行的背後，有意識形態的保守在暗中支配著。此時，一方面意識形態從高調下移，一方面中心意識仍在起作用，這種作用甚至是整個大眾的，迷惘、失落、痛苦等生活中的正常情感，在主流價值中被視為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情緒，反映個人情感的流行音樂則被視為靡靡之音，在接受上存在一種心理障礙。這時，大眾意識處於一種政治中庸狀態。　

稍後，台灣校園歌曲一下子流行了，《鄉間的小路》、《外婆的澎湖灣》、《踏浪》、《踏著夕陽歸去》，它們被”中間腔”廣為翻唱，非政治的內容既滿足了人們潛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又與正統價值無傷。”中間腔時期”的壓軸大戲由唱著《軍港之夜》的蘇小明完成：它終於脫離電影歌曲的拼合，而有了歌曲專輯的概念；主題背景雖然不脫國家、集體、事業，但抒情角度卻充滿人情味和世俗性；歌手的聲音不再高昂，是中音的、鬆弛的，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美聲的底線，它伴隨著批判，也伴隨著歡迎。　

積極、健康、正面等觀念支配著歌聲審美的狀況，大概一直持續到1989年左右，此前歌壇千變萬變，好嗓子的觀念一直不變，始終以清亮、純正為第一美學特徵。　

是1983年還是1984年？一個叫程琳的孩子出來了，稍後，一年更小的叫朱小琳的孩子出來了。孩子是天真的，孩子是無邪的，”小螺號，嘀嘀地吹”，”媽媽的吻，甜蜜的吻”，同時她們會唱鄧麗君。在童稚的掩護下，鄧麗君公開化了。沒有美聲血統的流行唱法登場。不是出身於正統的學院派，而是一批社會青年，女學鄧麗君，男學劉文正，磁帶風行，走穴風行，模仿港台歌曲風行，”翻唱歌曲時期”全面降臨。張行彈著吉他唱：”你到我身邊，帶著微笑，帶來了我的麻煩”，因為愛不能分享，因為你比她”遲到”。嘩，300萬盒銷量；嘩，吉他成百倍地狂銷；嘩，吉他班在城市裡鋪天蓋地。談情說愛不再是禁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再是黃歌，”愛你在心口難開”不再是淫聲浪語。各種新星不知都從哪裡冒出來，都唱著港台歌，都有人買賬。1985年，美國40多名歌星為非洲災民義演，聯唱《天下一家》，第二年台灣60位歌星聯唱《明天會更好》，中國一位磁帶編輯說：他們能做60名，我們能做100名，獻給世界和平年！　

100名歌星，說聚就聚，還有很多沒參加的，想想看，中國的歌星有多多吧。《讓世界充滿愛》，100名歌星穿上整齊劃一的演出服（多奇怪！），一方面亮出不同的聲音，一方面突出聖歌般的齊唱。中國人，甭管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動了。
　
這是一個轉折，這是1986年。因為一首大歌，老人們不再盡覺得流行歌”痞”，文化界不再對流行歌圍剿掃蕩。1986年，流行音樂獲得官方一個折衷式的稱謂─通俗歌曲。
　
有兩件軼事可以說明中國這時的半就狀態。一件是：1985年底英國威猛樂隊在北京演出，勁歌熱舞折騰一個大勁，台下的中國觀眾均端坐著不動，威猛走了大半個地球，哪見過這架式？傻了，第一次覺著自己像猴子。另一件是：郭峰初到北京，常抱著吉他在街邊唱歌，人們叫他”小流氓”；百名歌星演唱會後，當他再一次抱著吉他在街邊唱歌，路過的人不禁對他指指點點：”瞧，這就是寫《讓世界充滿愛》的作曲家，瞧人家多有藝術家的派頭！”
　
1986年之後，流行音樂並行出現了三條脈絡。崔健在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唱出《一無所有》，從此搖滾在地下開始蔓延流行，為首都青年所喜，為官方人士所罵；《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風”，眾多歌曲創作均以北方民歌為素材，但是見歌不見人，大家都唱同樣的歌，寥寥數首名作成了”全國糧票”；以齊秦、蘇芮為開端，港台引進版大舉登陸，原人、原唱、原作，使大陸的”翻唱歌曲”宣告滅亡。　

1987年，《信天游》、《黃土高坡》、《我熱戀的故鄉》、《心願》，中國人十分耳熟的民歌調，唱著家鄉、土地、山溝溝，和著電聲樂隊、電子鼓擊、大嗓唱法，滿城轟鳴。1988年，電視台每日播出《雪城》和《便衣警察》，”下雪了，天晴了”，”幾度風雨幾度春秋”，劉歡的聲音每夜準時響徹大街小巷。1989年，電影《紅高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莫回呀─頭”。　

呵，莫回呀─頭：民歌加架子鼓加鄉里腔加吼唱；之後”囚歌”─勞改犯的歌；之後俚俗諧謔歌曲大泛濫。是誰在聽它們？我不知道。　

我知道另一種流行，港台、歐美歌曲的流行。大學校園裡在複製磁帶，城市的街頭在兜售拷帶。大街上能買到的公開引進版是《搭錯車》，是《狼》，不能買到的便托人從海外購進、然後流入交換、翻錄、拷貝的渠道。到1993年，引進版已經全面化，大陸流行音樂市場全面開放。王傑的心痛、姜育恆的憂鬱、童安格的”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張雨生、庾澄慶、趙傳、小虎隊、鄭智化、四大天王；MTV、卡拉OK、追星族，音樂越來越新潮，歌迷越來越低齡。稍後又有歐美打口帶流進城市，中國，漸漸成為世界流行音樂統一市場中的一部分。 伴隨著這一統一化進程，中國自己的造星運動隆重開幕。1992年，唱著甜歌的甜妹子楊鈺瑩通過中央電視台一舉傾國，成為大陸第一位自製偶像。隨之，中國出現第三次新人輩出場景：上電視、拍MTV，推歌打榜，文字轟炸。潮流，潮流。歌曲越來越多，歌手越來越多，彼此間越來越相象。同期，搖滾樂唱片准許出版，一直埋沒在地下的搖滾樂開始全面出頭，搖滾不再是崔健一人，搖滾不再是禁忌，男人可以留長髮，長發可以上招貼。《無地自容》的黑豹火了，《夢回唐朝》的唐朝火了，新音樂的春天的張楚、竇唯、何勇火了。鐵杆搖滾樂迷像沙漠中渴求水源一樣渴求著、尋找著搖滾樂。但當各路知名樂隊和更多不知名的樂隊成批成批浮出地面，搖滾樂迷不再狂熱了，搖滾樂迷開始深深地失望：搖滾樂不是賣著憤怒，便是賣著青春期的躁動（多簡單！），大家都太想快快成名。隨著中國全面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意識形態的對立局面被消解。潮流，潮流。搖滾樂的潮流也一撥連著一撥，隨著世界整齊地左轉、右轉，齊步走，然後金屬了，然後另類了，然後朋克了。　

1992年，《小芳》，知識青年和假知識青年在懷舊。　
1993年，《濤聲依舊》：這一張舊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1994年，《同桌的你》，大學生未老先衰，感傷而回憶。　
1995年，《艷陽天》，搖滾樂像花朵縮進琥珀里，懷想；《露天電影院》念起童年景色不再。　
1996年，　
1997年，《心太軟》：OH，算了吧，就這麼散了吧。　

與這幾首最流行的歌曲相伴，是青藏題材的長盛不衰，好象是另一個世界的呼喚：《回到拉薩》、《阿姐鼓》、《青藏高原》、《央金瑪》、《雪域光芒》；是俗歌的連連成功，好象在城市的變幻中穩固著不變的舊色彩，接續著”西北風”和”囚歌”的餘緒：《大中國》、《縴夫的愛》、《天不下雨天不颳風天上有太陽》、《九月九的酒》、《大花轎》、《好漢歌》。在感傷懷舊、西藏情懷和大舊大俗的後面，則是整個社會的快速變遷。　

從整體上看，城市情歌的泛濫已使流行歌變得膩味，北京樂隊的全面露臉已使搖滾樂的號召力徹底瓦解。這不再是一個短缺的時代，同時也不再是一個因為政治壓力而產生表達激情的時代。流行音樂的低潮隨之到來並延續到1998年。思想和情感禁區的不復存在，使表達真正成為一個問題。中國流行音樂終於露出初級、幼稚和虛弱的真相，這時我們發現，新的、城市的、豐富的、切身的生活，竟然還沒有得到多少真正的表達。業已存在的唱片商在狹隘的商業追求中老化，千篇一律的愛情只是一些虛假的套詞，搖滾的反抗只是一些口號和大話，空洞、淺薄而老套，它們是”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的另一面的虛擬。

過去是政治的一統天下，現在是商業的一統天下。
　
你已有多久沒有聽到刺痛你心肺的歌？　

迷惘。但迷惘只是暫時。只要有生活，就會有生活的感受，就會有表達感受的歌。民間的多種音樂型態已經發生，民間創作人士的遍地滋生已經成現實。你看過個人網頁嗎？你聽過小樣和自磁帶嗎？你讀過樂友之間交流的自辦雜誌嗎？你知道你們那個城市的樂隊和演出嗎？如果你沒有聽到豐富的聲音，那麼你聽。

而豐富的聲音這20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生長，最近一年的生長是：朴樹、尹吾、清醒、花兒、胡嗎個、《盤王之女》、《無能的力量》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如果這些聲音還不能讓你滿足，那也是這20年給你的饋贈，你遺憾了，你開闊了，你自由了，你有福了。

原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