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海的遠處，水是那麼藍，像最美麗的矢車菊花瓣，
同時又是那麼清，像最明亮的玻璃。
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錨鏈都達不到底。

　　 —— 安徒生 《海的女兒》

沒有人逼我去移民。
我是自己願意的。
隔山隔水跑到大洋洲這個島嶼上來，就是想逃避我的過去。可以把這裡視為一個孤島，但我更願意把它想成我的一個桃源。
時下，容納情感的容器太多了，我們不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過去的愛情只是我們生活的一個方面，不論我們是否抓牢或者時候有可能永遠把握，它都遠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現在反省說我對我和裴俊的感情沒有珍惜，不是說我沒有珍惜裴俊。我珍惜他的身家，珍惜他的地位，珍惜他對我的寵愛——所有這些珍惜不過就是為了讓我可以一直附麗着他，依賴着他。
那其實已經不是愛了。

可我不能這麼“依賴”一輩子呀。何況我還這麼年輕。
我曾經探詢過裴俊的口氣，問他願不願意我再去讀個研究生。裴俊當時就笑着否定說，我找個老婆又不是要找個學者！你要知道做一個好的學生和將來做一個好的學者完全是兩回事情。現代社會，“知道分子”比知識分子吃香。
他說：“你可以去學學鋼琴呀，家政呀，學學英語也行，就別學着做什麼研究了。學出來跟個古董似的，說什麼都引經據典，那還有點女人味嗎？我可不想天天把一個搜索引擎抱在懷裡。”
我說好。
於是我就跑到“新東方”不敗叔叔的陣營里想殺出一條血路來，看看我在25歲的高齡上和DD、MM們一起，能不能重新被恢復成一台考試機器。誰知象我這樣還沒有被逼到絕境、非出國不可的人根本跟不上不敗叔叔課程的進度。背“紅寶書”能治療我因長期無聊而導致的失眠，做題能做得讓我恐懼桌椅，沒上兩次課我就要咯血了••••••
我堅決地打了退堂鼓。
難怪金庸同志的創造的《葵花寶典》在扉頁上要交代“慾念神功，必先自宮”這樣的警示。
不抱着自殘的心態，怎麼可能成為“新東方”不敗叔叔的驕人弟子呢？
我毅然地做了逃兵，一點也不留念還沒有消費完的後面的學費。
到現在，我還記得“新東方”的經典校訓，說是——在遙遠的非洲草原上，一隻獅子在想，明天早上我一定要抓住一隻跑得最快的羚羊；一隻羚羊則在想，明天早上我一定要逃過一隻跑的最快的獅子。第二天早上，無論是獅子、還是羚羊第一件事就是——奔跑！我相信每一個去新東方朝聖的學生都會銘記它的。這是我在新東方最大的收穫。
但是，我把它講給童濤聽的時候，童濤很不以為然地說：“新東方只教會了你們漫無目的奔跑，可奔跑背後的規則有幾個人知道哪？即使是跑得最快的羚羊也最終擺脫不掉被獅子吃掉的命運，對吧？中國的考試體系培養了太多的缺頭腦、少智慧的羚羊。他們的奔跑除了給象新東方這樣的組織帶來滾滾金元之外，沒有任何價值，最終還是要被獅子吃掉。”
我知道童濤有童濤的道理。也許經商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後都有不俗的見解吧。
童濤很認真地教育我說:“虧你還是在名牌大學受過正規訓練的知識分子，不出來為社會儘儘綿薄之力，只知道貓在家裡學習享樂主義，你呀，遲早也是會被獅子吃掉的。”
　　 我輕笑說：“要是我出來做國家棟梁，你這等庸才擺哪裡去啊？到時候你們又要嚷嚷道，你殷拂不做會餓死啊，幹嘛出來搶哥們飯碗？”
話雖這麼說，但我真的有些想法了。或許，我應該到商界混一混？不定我就成了第二個吳士宏呢？
這樣想着，我就跟裴俊商量說能不能到他的公司裡頭做點事情。裴俊很果斷地就抵制了我的試探。他說不能壞了規矩。他寧可養着我，也不要以工作的名義天天在公司里見到我。那是對工作和感情的雙重折磨。
我問他：“你讓我到北京來就是為了這麼每天在你的宅子裡無所事事嗎？”
裴俊說：“你可以寫東西呀，你不是要當專業作家嗎？條件這麼好你還抱怨什麼？我一直覺得你就適合當一個作家呀。”
我說：“我不是不想當專業作家了才到電台當主持人、之後才認識你的嘛？我要是鐵了心當專業作家了，你就拔不到我這根蔥了。”
裴俊說：“那你可以再去找個工作，你想每天去擠擠地鐵聞聞勞動人民的臭汗味道也行。掙不掙錢沒有關係，就是讓你別閒着給我惹事情。”
於是，我選擇了在一家律師事物所當文秘。工作的性質陌生，上班的環境陌生，同事的面孔陌生——但我喜歡。我喜歡這種陌生到熟悉的過程。我這種有惰性的人，你必須每天有新鮮的東西刺激我才能保證我不在定式中“差它歲月”。而且，我的精神領袖——比如Coco•香奈爾——她就教導我說，“想要成為無可取代的人，就必須經常標新立異”，那段時間，我就常常拿它來激勵我自己。

女孩子在年輕的時候想傍大款沒有錯，殘酷的社會現實教你就要學會走這種一勞永逸的捷徑。但是怕就怕你還有些貪心，你還想在衣食無憂之外要一些別的東西，以為那樣才有自己的社會地位，才對得起自己曾經也是在名牌大學混過的歷史。這種做不來烈女、又天天夢想着頭頂一個貞節牌坊的做法最終只會是雞飛蛋打，倒還不如象舒淇在電影《千禧曼波》說得坦白——“我的戶頭裡還有五十萬，等花完了，我就離開他。”
我最清楚自己親手製造的一些個愛情贗品最後命運是什麼，這也是所有贗品的共同命運。你可以模仿和假裝，並從中獲取利益，但是你無法逃脫命運的總結局：那時候最痛苦的不是購買者，而是你這個製造者。他至少還享受了過程的樂趣，他的痛苦只在最後真相澄清時的剎那。而你的痛苦卻貫穿始終，從一開始，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廉價，雖然你以看似高昂的價格出手，但是，透支的和當掉的，遠比這個價格要巨大得多！而且，還有什麼是你可以信任或者說你值得別人去信任的呢？沒有了。贗品即使在從前具備精品的品質，但當它一定要冠以一個雖高大但虛偽的名稱的時候，它就註定了會有假象中的昂貴和真相中的輕薄。落差是你在製造它的時候就必然存在的——在這個落差中你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贗品。
——不要說開始你不知情。
我現在咀嚼這些曾經就是為了不再因為不堪和難堪而再去拒絕這些曾經。讓自己從清醒的糊塗中提煉出永遠都明晰的一些東西，比如客觀，比如客觀之上的無情，比如無情之中的寬容。

我在那家律師事物的工作所只做了半年。那是我最有職業狀態的半年。對於不知內情的人，我以陳述我那半年的履歷為榮。
那半年的時間裡，如果我不在單位，就肯定是在去單位的路上、或者在做與工作有關的事情的奔波；工作不是我的負擔，而是可以呆在單位的藉口。那時候的每周我都是那麼輕易而情願地在單位里裝滿100多個小時的生命，痴迷着每天擁擠在公司的走廊上互相碰撞肩膀的感覺，沉醉於每天從早飯、午飯、晚飯甚至夜宵都在和一種想象的成就感在一起分享的感覺。單位里沒有真的假的感情霸占着我不成熟的心，也沒有鋪天蓋地的廣告污染眼睛，我說那裡是唯一適合生命緩慢、自然、健康生長的樂園。我從來不覺得我的那些同事是我的對手，他們本不和我在一個社會經濟階層里較量，因為他們總痛苦着為什麼自己的全部存款總是那麼骨感苗條；但我把他們當成是一起逃離社會的難友，單位是透明的雕牌香皂，洗掉一天十幾個清醒的小時，也洗掉一天十幾個小時的社會小人物的痛苦——誰都有各種壓力和痛苦一大把，相互理解就像理解自己一般的容易。那半年的時間,我變得不在害怕天黑,我開始害怕假日。每一個節假日，我一如沒有吸過血的蒼白的行屍走肉，飄蕩在癲狂的人群周圍，坐着站着想着看着，找不到一個讓自己心情舒服的姿勢。生活的複雜不如單位的簡單，生命的沉重不如工作的輕鬆。長久一點的假期，對我而言就好比監獄生活一般，我天天在門口等待釋放回上班的日子。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個世界知名律師事物所的中國辦事處，主要是從事商務律師的工作，幫助一些要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大型外資機構做好各類法律文件，協助他們在中國開拓市場；同時，也幫助一些有實力的機構來打一些維權、反傾銷一類的商業官司。我們的首席律師亞歷山大•周是個外籍華人，是那種在國外混了很多年、趕早回來中國成功搶灘的超級海歸；也就是那種被外國人還當做是中國人、但中國已經不承認他是中國人的假洋鬼子。——周是我所遇見的最聰明、也最勤奮的人，把他放在世界上哪個角落，以他的智商和情商，他都絕對是那種人精和人尖一類的人物。他天生就屬於那種要抖落出來、你也必然要為他喝彩的人物。在我和我的同事們看來，周的身上，到處長滿了讓你讚譽的理由。
亞歷山大•周是這個國際律師事物所的合伙人，在律師界也是一個呼風喚雨的人物了。他的收費標準高得驚人。我記得我在他那裡工作的時候他的標底是一小時收費250美金，時至今日，據說已經衝破500美金一小時了。對他來說，沉默是金的道理肯定行不通，他只要不沉默，他就有得金子賺。即便如此，來聘請他的人還是絡繹不絕。他的名氣和名聲成為我們所有為他工作過的人的驕傲。這種後遺症一直延續到我到澳洲來。我到澳洲的第一個housemate是個學法律的中國留學生，我聽她說她從中國唯一帶出來的一本工具書就是亞歷山大•周用英文編著的中國法典，那簡直就是她的護身符。我告訴她說我和這個周先生很熟，現在還是很好的朋友。我那個housemate從此對我就特別恭敬，好象因為我熟識了亞歷山大•周於是我也就變成了一個他那個層次上的人物一樣。我的housemate說，要是有那麼一次機會她能夠和亞歷山大•周同志一起吃頓飯、能聽聽他對她親口講講話，她會睡着了也笑醒了。我說是嗎，你對他那有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的景仰之情我一定如實轉達。我那個懶得出奇的housemate當下就應允說，那我今天下廚給你做飯去。
說真的，我運氣挺好的，總是能夠認識一些精英類的旗幟人物，比如亞歷山大•周，比如裴俊，比如童濤，比如武筱強。就連那個配合了我的早戀的武筱強後來也成為了一種有代表性的社會符號，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只能說雖然我本人平庸，但我有不平庸的分辨力，總能在人群中找出一些個日後能迅速升值的原始股，然後先期把握在手，或者還參與一些前期炒作一類的工作。但是，我的幸運有限，我總是在等不到他們飆升到最好的行情的時候，我就提前失卻了他們。

在那家律師事物所里，最開始分配給我的任務是做一些資料整理的工作，就是把國內的一些不斷更新的政策法規檢索出來，把每天發生、和正在進展的一些訴訟案件的進展整理出來，並做一些簡單的歸納工作，以備其他律師檢索。那時候的互聯網還沒有發展到現在這麼既包羅萬象又系統專業，我做的這些看似原始的剪刀工作在這個前沿的律師機構里還是很必須的。我不是亞歷山大•周的個人秘書，是整個辦事處的文秘。由於我在法學方面的無知，我做這項看上去很簡單的工作時很有些吃力。周律師都能感覺到我的勉為其難。
我上班一周后，周律師以大老闆的身份親自和我談了一次。按照他當時250美金的時薪計算，他和我的這次談話要超過一千美金了。
他當然沒有叫我付費，最後的結果是他還請我吃了頓我喜歡的海鮮。

我不記得當時周律師和我怎麼談工作的，總之說着說着，工作就不是我們的話題了。也不知道我們是用什麼方式、從哪個岔口上開始跑題的。
我是一個可以煥發別人傾訴欲的人嗎?
我不確定，但我相信我的這張臉上除了年輕和好看以外，還有值得被信任和欣賞，至少我給人最初的印象是這樣的。
周律師給我講起了他的童年。
他說，小時候，他們家很窮。和很多農村家庭一樣，他們要用舊報紙來糊牆。他爸爸是村長，所以他們家能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比如，就可以用有寫顏色和圖案的招貼畫來糊牆。在他們家的牆上，有一幅畫——一個穿着白襯衣、藍褲子的少先隊員在天安門廣場向着國旗敬禮——他特別喜歡這幅畫。這畫裡面，有他的許多的夢想——他想去北京。他希望自己能象畫中的小學生一樣有那麼一身光鮮漂亮的新衣服。後來，他參加了粉碎四人幫以後的第一屆高考，如願以償地上了P大學，18歲的時候打着背包生平第一次坐火車到了北京。再後來，他被公派出國留學，••••••直到今天，他最偏愛的服裝顏色依然是白色和藍色，因為他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在天安門廣場敬禮的畫中的男生和那個在畫前面做夢的男生。
他說，以前，他很努力，他就是想把自己做成他們家族的驕傲。到現在，他忙忙碌碌的，就是慣性了。他說：“我知道沒有了我，地球照樣轉。但是到現在，我還知道，要是沒有了我，一些人肯定過得沒有現在好。我希望依賴我的人多一些，這樣在我離開他們的時候，記得我的人也就多一些。”
我很耐心地聽着，就象當年我在電台做主持人的時候那樣耐心聽每一個聽眾電話一樣。裴俊說過，我不說話的時候很迷人。我相信他沒有騙我。我還相信他的話能代表很多認識我的男人的看法。
周律師用了幾個小時和我這麼無邊無際地聊。他願意說，我也願意聽。每個人都有窺探別人隱私的心，何況是象周律師這麼成功又這麼神秘的人呢？何況周律師還是我的老闆呢？

吃完晚飯，周律師說他叫司機來先送我回家。周自己是不開車的，他有司機。
我說不用了，我自己開車。
周律師一驚，說，小丫頭很神氣，自己有車呀。
我說，也沒什麼了，一個月薪3000塊錢人民幣的女孩子，開的肯定不是她自己買的車。
周律師看了我一眼，問：“你怎麼這麼坦白？”
我說：“您都跟我坦白一個下午了，我說一句實話還不行呀？”
周律師說：“我看你不適合當秘書。你倒是象我老闆。”
我很自然地條件反射問道：“怎麼了？您要炒我魷魚了嗎？”
周律師說：“你都知道我那麼多陳年舊事了，我要是現在炒了你，你跑到外面把我濫說一氣怎麼辦？”
我說：“您是律師呀，要是我造謠生事您可以起訴我呀。”
周律師笑笑說：“你那麼敬業，今天還加了班，我幹嘛要炒你？”
我馬上說：“謝謝您的誇獎。原來這樣也算加班啊。我想可能大家都願意加這樣的班。是不是還有加班費啊？”
周說：“不是才請你吃飯了嗎？”
我趕緊說：“那我可以要求送您一程嗎？”
——我和周律師之間，就這麼畢恭畢敬地超越了一個下屬對老闆的敬畏。

周律師住在京郊的某一個花園別墅里。
北京出城的夜路有些黑，隔很遠很遠才有一盞路燈。
坐在裴俊送我的那輛Honda車上，我專注地駕着車，周律師坐在我旁邊。
我把手放在車檔上。
後來，周的手覆蓋着我的手。
我不敢動。
換檔的時候，我的手微微地用一點力，就能感到一種很真實的溫度從他指間傳過來。
我的右手就這麼必然地被他握住了。
我懷念被他的掌心包圍的那種溫暖。這種方式，沒有其他的人給過我。
後來，我到了澳洲。澳洲是右方向盤駕駛，我用了很長時間才適應用左手換檔。我知道，沒有人會再象亞歷山大•周那樣危險地握住我要隨時換檔的手了。我知道，即便是有，也不會再有人握住我的右手了。
右手是留給我回憶他用的。

我把周送到了家的時候，他又說他不放心我一個人開車走夜路回家，於是，他就又陪着我開車回了城裡。這好象是現代板的十八相送，送來送去，除了送出些感覺來，讓心累點，身體的其他部分都還比較舒適。我不知道北京每天必然要堵塞的車流中有多少是這種溫情的奔馳——這個城市可能不需要它們，但我們的貪婪，需要着。

回來的路上，周把他的雙手交叉着插在他的腋下，很端正地坐着，就象一個很本分的乘客，一點也不再影響我。
一路上，我們什麼都沒有說。也許我們都是在等待對方先說一些什麼一樣。
偶爾，我用我的餘光看他，我想看得確切些，想看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男人就這麼輕易地把這樣一個夜晚、這樣一段路程弄得這樣的曖昧。
車窗緊閉，我們彼此呼吸着對方的呼吸。不知道一種空氣從一個人的胸腔里旋轉之後再進入另一個人的胸腔，是不是也把她或者是他的胸腔里的一些東西給傳遞了過去，讓他們血液里涌動的氧氣中都是對方不曾啟齒的聲音？
快到我家的時候，他提前下了車。他很懂得一些做人處世的基本規則，不給我帶來任何潛在的麻煩。
我把車停在路邊。看他打了一輛出租車。
周上車以後搖下車窗跟我招了招手，我隱約看見他的嘴唇蠕動了幾下。夜太黑，我不能分辨他的嘴型到底是想和我說什麼。但我猜測那些音節——它們一定和我們還不敢從容面對的愛情有關。
不然，他為什麼坐在我身邊的時候不說？
不然，他為什麼不敢大聲地來說？
不然，他為什麼這麼謹小慎微、卻也一定要說？

從那天之後，我的工作性質就開始了轉變。我不再是整個辦事處的文秘了。我只對周律師個人工作。周律師身邊已經有四個專業助手了，我的加入，明顯有些多餘和不倫不類。周分給我的新任務是，為這個律師事物所剛成立3年的中國辦事處整理一個歷史備忘錄和宣傳圖籍出來。在那個時候，這個工作是很有必要的；還有，這個工作是很適合我來做的。
周為我找到了新的定位。
我總是給老闆做這種看上去很重要的閒差。
我相信他是懂我並且惜我的。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我和周律師依然保持着很正常的上司和雇員的關係。我們幾乎沒有單獨相處的時間，也不創造獨處的機會。就好象那天下午到夜晚發生的一切是不存在的一樣。律師絕對是保密的冠軍。他們對別人尚且如此，何況是對自己呢？
除了利用周律師的空閒時間聽他找我去他辦公室、給我做一些關於這個事物所的情況介紹以外，我甚至都不一定可以每天上班見到他。有時候下班了，我們偶爾能在車庫裡遇見，他才會開個玩笑說：“你什麼時候換個保時捷呢？”或者是：“要不，把你的車充公，我們每個月多付你一些工資就直當是租車的費用吧。”玩笑開過，大家也就點頭說再見。他坐在司機給他開的車的後座上，拿出的就是老闆的派頭。

六

我們中國人——至少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有另一種生活。那反反覆覆的運動、批評、鬥爭、遊行和舉國歡呼、群情激憤、你死我活、誓不罷休，等等，不應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然形式。
——錢寧《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

我是學文學的，我深知在無論中西的文學傳統中，女人大抵是被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待的。而這樣的一個整體又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玩物，另一類為妖物。第一類專供感官享受，隨時可予取予求。這類女人在阿拉伯的《天方夜譚》和中國古典詩歌中最具典型。除了性特徵外，她們大都面目輪廓不清，稟性一貫嬌弱順從。後一類是禍水式的造物，就象中國神話中的狐狸精及西方神話中的美杜薩、潘多拉，她們一向狡詐而不忠。用這個來做參照，我是哪一類的女人呢，我也不知道。也許在這個多元文化的社會裡，人們更喜歡那種玩物式的女人加妖物式的女人的合成體，要把妖精當成自己的玩物，大約是每一個男人的夢想吧。
那麼，最搶手的玩物應該是海倫那樣的女人吧，這個出生在一隻鵝蛋的永恆美女，她炙手可熱，讓那麼多的神仙為她瘋狂，縱然犧牲家園、親人、國家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先是斯巴達王墨涅拉厄斯占其為妻，後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借阿佛洛狄忒的幫助，乘機將她拐走，從而引發特洛伊戰爭，烽火連天，一打就是十年，成為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的主軸。帕里斯戰死之後，海倫又嫁給帕里斯的兄弟。特洛伊城被攻陷後，她又重投前夫墨涅拉厄斯的懷抱。海倫一向處於颱風眼之中，風雨不沾身，冷眼旁觀諸神為了爭奪她拼得死去活來。她似乎跟誰走嫁給誰都無所謂，她跟帕里斯私奔只是隨緣，最後回到墨涅拉厄斯的懷抱也沒有重逢的激動。多年後，硝煙散盡，墨涅拉厄斯酸溜溜地回憶起當年希臘人藏在大木馬里進入特洛伊城後，海倫竟幫助敵人特洛伊人、假裝希臘戰士們的妻子的聲音呼喚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幸虧希臘人未中計，在木馬里默不作聲，因而未被發現；不然真會因為海倫的背叛壞了大事，那樣“特洛伊木馬”在歷史上不會成為戰爭的範例，反倒是希臘人的笑柄了。就在墨涅拉厄斯感慨萬千地向她講述這些往事時，海倫聽得無動於衷。誠然，海倫無需對特洛伊戰爭負多少個人責任。她歸根到底只不過是榮譽爭奪賽上高懸的獎品而已。
我不想自己做成海倫這樣的女人。

很快就過新年了。元旦的時候，我們整個辦事處放假兩天，到京郊的一個度假村去開派對，要求大家帶上家屬，晚上還可以在那裡過夜。
熱熱鬧鬧的，我們都見識到了同事們的另一半。周律師也帶了，帶的是一個高個子的瘦俏女人，一個不漂亮、不年輕、不高貴的女人，一個讓人無法去產生嫉妒但又不得不嫉妒的女人。那個女人那不是他的太太。我們都知道周有個洋太太，太太帶着孩子住在國外。周律師帶來的那個女人和我們一起玩撲克，一起唱卡拉OK，一起到室內恆溫泳池裡游泳，看上去很貪玩的樣子。除此之外，我們從她身上看不出老闆娘或者是替補老闆娘的跡象。關於她的確切身份，大家也悄悄地在猜着，不過沒有人敢找當事人追問。
那天我去自己一個人去的。我沒有自帶的陪同，便有很多的人自願來陪同，以示他們都多麼憐香惜玉一樣。我在想，要不是因為有他們的家屬在場，可能他們的表演還要更加炙烈一些，男人嘛。
周律師也主動過來邀我和他一起跳舞。
他問我：“你為什麼一個人？”
我回答說不為什麼，我沒有家屬。
他笑着說：“那送你車的人是誰？”——這麼直接地提問，讓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要是個很羞赧的人，一定會很彆扭的，但是，周那麼紳士的笑容讓他的提問一點也不鄙俗，而我也一點不覺得難堪。
我說：“哦，他呀，我是他的家屬。從屬關係不能弄錯了。只有我陪他拋頭露面的時候。”
他於是問：“你是他的情人嗎？”依然是那麼直接，而且讓我不能迴避。
我搖搖頭，糾正他說：“不是情人，是戀人。”
他問，有什麼分別嗎？
我說：“有啊，太重要了，他沒有家室呀，我是他唯一的女人啊。”
他笑着說，可能應該說你是他現在唯一的一個在明處的女人。
我很坦然地說：“地下黨活動從來很猖獗的，看不見就直當是沒有了。如果看到了，肯定要圍追堵截的。”
他問：“就象在廚房裡踩死一隻蟑螂那樣嗎？”
我想了想，說：“是啊，你的比喻很貼切啊。”
哈哈，關於我的背景情況周已經調查完畢了，接下來就輪到我了。於是，我就很自然地用一種提問的語氣說了一句陳述句，我問周：“今天你帶了你的家屬啊？”
周說：“哪裡呀，一個朋友。今天剛巧沒有什麼事情，她就來湊個熱鬧了。”
我很機械地肯定說：“哦，朋友啊。”
周說：“你一個小丫頭，怎麼那麼疑神疑鬼呢？”
我反問說：“誰沒有一點聯想啊？”
周問我：“你想知道什麼，你直接問啊？”
我說：“我不想知道什麼，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周說：“你把我弄迷糊了，你知道什麼了？”
我說：“我不告訴你。”
周說：“是不是因為我沒有告訴你？你那麼想知道嗎？那好，晚上你等我。七點鐘，在你的車旁邊。”

晚上，周和我開車回到了城裡。我把方向盤交給了周。他的車開得很快，但我一點也不緊張，就好象我樂意把自己的小命交給他這麼橫衝直撞地駕駛一樣。
我們在豐聯廣場的“紐約音樂廚房”里坐下來，看那些菲律賓的歌手載歌載舞。大冬天的，他們穿得很少，但很鮮艷。他們唱了很多很激情的有節日氣氛的歌曲，鬧哄哄的，讓我們只能豎着耳朵去聽，你不想聽也不行，因為周邊的音源早就淹沒了你想發出的自己的聲音。
表演休息中，周問我說：“你喜歡這裡嗎？”
我搖頭。我其實不是一個貪玩和愛熱鬧的人。
周又問：“那你喜歡什麼？”
我看他，有點挑釁地說：“我想知道你約我出來要告訴我什麼。”
周笑了起來，說：“你那麼聰明，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還是搖頭，表示疑惑。
周說：“好，我告訴你。要是我知道你今天是一個人去的話，我就不帶那個朋友了。”
我說：“哦，是嗎？”
周說：“我估計她現在在那裡玩得也很好。恐怕這次我帶她去這個Party，最後還能幫她找個男朋友呢？”
我又說，啊，是嗎？
周問我說：“新年你給自己許願了嗎？”
我搖頭。
周讓我馬上許一個。
我說我沒有什麼願望。我不是一個有期待的人，很多時候得過且過倒也覺得生活中還經常有些驚喜。
周馬上說：“你的驚喜中肯定也算了我一個。”
我看他，看他把他那隻曾經覆蓋在我手上的手重新包圍了我的右手，我一下子就在空氣中找到了我熟悉的那種氛圍，那天在我車裡的那種氛圍，任憑周圍有千軍萬馬但我身邊只有他一個人的那種氛圍。我可以畫出他的呼吸，可以摸到他的音節，可以看到他給我的溫暖。
他握了握我的右手，然後收回去，說，“好了，別吃醋了。我不是一個花花公子。”
我問他：“你幹嘛要和我說這些？”
他說：“因為你需要我說。因為你一直在等我說。”
我問他：“你太自信了吧？”
他說：“當然了。”
我笑了，只是讓臉部肌肉在臉盤上散散步，拉扯一下我的嘴角，沒有配以音響效果。
周說，你笑得有點假。
我說，那你笑個真的出來看看？
周說，我知道怎麼樣可以讓你真心地笑。
我歪着頭看他，等你現出什麼歪招來。
他蠕動了他的嘴唇，說了四個字的口型。正巧，身邊的音樂重新響起，象海洋一樣洶湧着重新淹沒了在酒吧中的所有人。
我扯着嗓子說：“我聽不見——”
他微笑着，再次做出了四個字的口型。
我看明白了，在第一次我就看明白了，他要說的是“我喜歡你”。
我扯着嗓子說：“你說出來呀——”
他微笑着，換了一種口型，這次是三個字——“我愛你”。
我站起身來，拉着周出了這個“音樂廚房”，在門口的欄杆前，象訓導一個小學生一樣，我跟他說：“你好好跟我說話，不要跟我打啞謎。”
周笑着說：“我怕我說出來以後惹禍。”
我也同樣孩子氣地笑望他說：“你以為你不說我就不明白嗎？”
周說：“你既然都知道了幹嘛還要我說呢？”
我擺擺頭，有點無可奈何地說：“我失憶了，以前的我都不記得了，請你現在重新來說。”
周說：“好，好，殷拂，你不逼我我也會跟你說的。我愛你，殷拂。”
人的語言就是有那麼一種衝擊力，即使所有的事情都昭然若揭，而你做的，只是給你表達了許多次的口型配個聲音，你依然會收穫到對方的驚喜和陶然。
我一下愣住了。
周說：“沒嚇着你吧？”
我回答說：“還是有點的。我膽子小。”
周就接着解釋說：“我第一眼見到你的時候就覺得你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女孩子，你有靈氣，聰明。我很願意和你經常在一起。你是有男朋友的，我不能打擾你、也沒有資格要求你什麼。今天我專門叫了一個女孩子來陪我參加這個帶家屬的Party，就是不想在我面對你和你男朋友的時候覺得彆扭。剛才看到你是一個人來的，我心裡特別高興。”
我問他：“真的嗎？”
然後我笑着學香港電影裡的對白說：“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現在所說的一切都將作為呈堂證供，你明白嗎？”
周說：“看你真心笑了，我也開心。”
周又說，我在過去的一年裡的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你。
我已經有些傻了，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或說些什麼。我在為數不多的愛情經驗中都很被動，所以我沒有任何在這方面積極探求的經驗和動力。我就在想啊，他會不會接着說諸如“新年裡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擁有了你”這種話啊，那樣發展下去就很壞規矩了——我突然有些緊張了，好象自己已經做了什麼越軌的事情一樣。
好在周絕對不是那種落俗的人，我聽見周跟我說：“能有你這樣一個朋友我很高興。我不貪心，我只希望，我們能一直作為很好的朋友。”
我點點頭。一下子也釋然了。
點這樣一個頭不需要經過什麼道德法庭的庭審。——只是朋友嘛，只是朋友啊。但是，只是朋友嗎？
周問我：“你現在需要許個願嗎？”
我還是搖頭，我說，我不貪心，我還是等待意外的驚喜。
周很善解人意地望我笑笑，然後說：“不早了，你回家去吧。我還要回到度假村去。咱們所里的活動，我不在那裡不合適。”
就這樣，周結完帳之後，我們在豐聯廣場門口分了手。
周依然是要了一輛出租車。
當我開車回去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周是一個很狡猾的人。他明擺着誘惑了我，但他沒有做任何具體的事情。他的每一句措辭都多麼體面又多麼煽情啊。就象他寧願坐出租車也不找司機來一樣，他悄悄地保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陣地、自己的秘密，他伸縮自如；只要他不說不做，沒有人會知道，也沒有人能夠要求。
但——他侵略了我。

那天晚上我回家以後，心情一直是惴惴不安的。我在心裡默念着裴俊的名字，想把周的烙印沖得稀散一些。我盼着裴俊早點回來，這樣，有他陪我，我就既不孤單，也不游移。
不過，那天裴俊做了一件特別噁心我的事情。
他到夜裡兩三點才回來，回來的時候還帶了一些三朋四友，都喝得有些高了。他們還在門外的時候，就能聽見那吆五喝六的大嗓門，一個個象要逛窯子似的興奮。等我去開門的時候，我看到裴俊用醉醺醺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之後就轉身跟同行的朋友們說，“喲，這個小姐長得很象我老婆啊。”我一愣，還沒有會過神來。他已經招呼大家進屋了，說：“來來，這裡的包房大，我們繼續唱歌，繼續唱啊。別客氣，今天的帳都算我的。喂，來個小姐啊——”
裴俊和他的朋友們在客廳里的大沙發上坐了下來，接着，他起身，去了廁所。
這個時候，家裡的電話鈴響了，我一接，是裴俊。
他語氣含混地在電話里跟我說：“我現在在一個朋友家裡搓麻將，晚上就不回來了。”
我很生氣，問他：“你什麼毛病啊？你知道你現在在哪裡嗎？”
他說：“啊，啊？手機信號不好，那就先這樣了。”他就迅速地掛斷了電話。
之後，裴俊從廁所里出來。我聽到站在我身邊的他雄赳赳氣昂昂地跟在座的朋友們宣告：“哥們，你們盡情地玩吧，該叫小姐的，別坐着不動啊。我剛跟我老婆打過電話了，我今天不回家了，好好陪陪你們樂樂！”
那時候我就深刻地體會到，世人皆醉我獨醒是怎樣的一種悲哀了。真還不如也和他們一樣的醉了算了。看着裴俊和那群人一起張牙舞爪的樣子，我很想哭一場。但是，我沒有哭的理由，而且，沒有真心看我哭的觀眾。——我從兩歲起就知道哭是應該被派上很功利的用場的，否則，就是浪費。
所以，那天夜晚——沒有淚水來稀釋我的悲傷。
我一個呆呆地坐在臥室的床上。我的背景音樂就是裴俊他們那一群人的山呼海嘯。我在這樣的嘔呀啁哳之中想念着又回到了度假村的亞歷山大•周——幾個小時前從我面前離開的他和幾個小時後在我面前表演的裴俊形成巨大反差，我無法不去想着周的那種紳士氣質，那種涵泳的笑容，那種只有掌心那麼大一點、卻能淹沒你的身心的溫暖。
後來，裴俊吐了，吐得暈天黑地的。我忍着不斷反胃的噁心，在屋裡一點點幫他清理着污穢。等我收拾停當、人群散去、裴俊入睡的時候，天都亮了。
——那是新的一天，新年的第一天。我的視線沿着一點點滲入房間的新鮮陽光，開始審視着新年中的我的一切，我的這個“家”，這個男人，和在這個家和這個男人身邊我快要不認識了的自己。看着裴俊的睡態，象個孩子。我就象端詳一尊人體雕塑一樣看着他的身體，然後，擰了一把熱毛巾，給他擦臉，就象擦拭自己一件心愛的家具那樣。我觸及他的時候，他本能的一驚，充滿血絲的眼睛猛然睜開，那麼警覺和敵視地看着我。當他分辨出面對的只是我的時候，他又坦然地閉上了眼睛，迷迷糊糊地說：“寶貝，別打攪我，讓我睡一下，我很累了。”
我也累呀。
拿着熱毛巾退到床下，我把剛擦過他的臉的毛巾貼在自己的臉上。毛巾上滿是他的味道——那種毛糙的、慵懶的、煙酒混雜的男人的味道。一下子，我的眼淚不請自來地就加入到了它們中間。我想，那些味道也是需要有個伴來陪的吧。
去洗手間洗毛巾的時候，突然就有一腔熱流洶湧澎湃地從我嘴裡涌了出來，象泄洪一樣，讓我一點準備也沒有。我一邊吐一邊想，我怎麼可以在剛才忍住那麼濃烈的嘔吐物的噁心，卻在現在空氣已經清新了時候，腸胃重新就翻江倒海起來呢？
人總是在心情徹底受傷之後，器官才真正變得脆弱。每個人都是會自虐的，在他的心理還能承受住的時候。

新年的第一天，我收到的第一個手機短信來自周。當我聽到有短信消息的時候，我就盼望，這個呼叫和周有關。
這也算一種靈犀吧。
周只是用英語寫了個“Happy New Year.”——這就足夠了。我只要知道被他惦記就好。
有些糾纏，儘管會必然伴有疼痛，但也比錯過一生要讓人以為值得。

——從開始到後來，不論我們的關係是什麼一種狀態，周和我的聯繫總是這麼簡單和公式化，他的很多關切來得就象一個商務通的記錄，他只是用有他落款的、最普通的問候來提醒我，又到了一個什麼節日，或者說又需要什麼一種紀念。他的這種提醒也不多，一年中在新年、春節、我的生日的時候有這麼幾次——在女人越來越想忘卻自己的年歲的時候，他的那幾句新年快樂或者是生日快樂的平常祝福，無異於讓我正視自己的蒼白和衰老，就如同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不管我怎麼看待他的這些作為，他就這麼我行我素，而且堅持不懈。算起來，也有七、八年的時間了吧。長久了，即使是平淡的東西，也顯得難能可貴了。
他曾經給我解釋說這樣做給彼此都省卻了很多麻煩。只要心裡懂得就行了。世界這麼大，我們自己的快樂和別人無關。他說，我們要了，我們快樂，但我們不要傷害別人的快樂；因為，我們每製造一種新的快樂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去實現另外一種破壞，——我們不要讓自己和身邊的人都生活得很重。於是，即便是這樣“輕”的聯繫，周也是格外謹慎，比如，每次他在給我打電話的時候他都要問一句：“你現在說話方便嗎？”我要是回答說：“你有什麼事情嗎？”他就會公事公辦地說：“我是亞歷山大，你方便的時候給所里回個電話”，說完後馬上收線。要是我的回答是很輕鬆地說“方便呀，你說呀”，他就會告訴我說他想請我吃飯或者是想問候我一下。就是這樣的對話，他也一定會在五句之內就結束。如果說不說廢話是他的職業習慣的話，那麼，不說不合適的話，就是他的教養使然。他就象那種diet的可樂，也甜，但你的味覺辨不出這種甜的深淺。
我以為這種甜可以持久，但是我忘了，只要是可樂，裡面就有咖啡因。

看上去，周比任何人都更愛惜我們各自生活的外包裝，但是事實呢？事關我們的核心內容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能夠分清愛與戲的距離嗎？
——我不知道。
有些花，永遠不可能盆栽，比如煙花。

周是個不一般的男人，而我們的生活中，更多滋生的是那些俗常和瑣碎的男人，就好像我辦公室里對面的那個男同事，我曾經戲言他是佐藤的兄弟，叫折騰，我所見證的他的生活，就是不斷地被折騰和折磨。他被女朋友的監控電話攪得魂不守舍，有時為了不影響工作，他索性開機時拔掉電池，那樣她將會聽到“你所撥打的電話不在服務區”••••••然後再聽見他無休止地解釋：開會啦，談事情啦，在給手機充電啦，在給自己充電啦••••••這樣的理由不是被唾沫星子淹死就是被對方的咒語砸死：騙子，你在尋花問柳吧，你在招惹是非吧，你在聊天吹牛吧••••••男同事很沒脾氣地說：“不是我不告訴你，我是為你好——你不知道結果也許很鬱悶，知道了結果也許更痛苦！”
他們幾時才能修煉到周的那種老到？

幾年以後，我和亞歷山大•周聊到現在年輕人的愛情的時候，我告訴他，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子，她男朋友Albert利用聖誕節的假期，坐20多個小時的飛機，專程從加拿大到澳大利亞來看她，為了多一些時間陪她，一個星期的時間中，什麼風景名勝都沒有去看，什麼商店也沒有去逛，他是輕輕淡淡地一個背包來的，又是這個簡單的行囊背着走的。我和那個女孩子一起到機場去送他，感覺很淒涼。
周聽完，只是一笑，說：“當年，我也是這麼可圈可點、五湖四海找愛情的，現在沒有那個精力了，不是小年輕了。”
我說：“為什麼在你那麼年輕的時候我沒有遇見你？”
周說：“要是那時候你認識我，你也不會希罕我的。就象我那時候隔山隔海地去找的那些愛情，人家不也是揮揮手和我說拜拜了？”
是啊，你要想坐享其成的話，你必然就享受不到那些只屬於年輕人的技巧、花樣和幸福。
但是，當你和他站在同樣的年輕上，你們就一定快樂嗎？

我們不能因為看到有人吃到第七個包子的時候飽得不行就以為只有第七個包子是最管飽的。誰也不可能直接吃到第七個包子。這就是成長，沒有人例外。我們的成長中，不是我們被別人調教就是別人調教我們。沒有另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