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分民主的社會

89年的學生運動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人對“民主”這個口號無動於衷。“反腐敗”“反官倒”的宣傳是成功的，老百姓積極響應，但是許多搞民主的人就是不明白，為什麼前蘇聯，什麼印尼，什麼南斯拉夫，都垮了，為什麼中國大陸的民眾對於“民主”宣傳無動於衷呢？這實際上要歸功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過分民主的社會，正因為如此，才導致了中國人民對那種西方民主的欺騙性有天然的免疫力。

什麼叫做專制社會什麼叫做民主社會？我不想下定義，但我關心個人的感覺，就是說一個人如果生活在專制社會和生活在民主社會有什麼不同。如果我是生活在一個專制社會裡，那麼可以想見是挨打受罵，每天被迫工作十幾個小時，比如被日本兵拉去當勞工，直到累死被扔到萬人坑裡餵狼，而家裡的女性被迫應召去供統治者玩弄，或者作為猶太人受到德國黨衛軍的迫害，先是做苦工，然後送進焚屍爐。

實際上觀察中國在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的社會，就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廣大人民確實受壓迫受剝削，牛馬不如地作苦工。象日本人強迫中國人作勞工，直到累死，在全國各地到處都製造了萬人坑，屍骨遍野。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則不是這樣。當然，這個時期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階級敵人，而另一部分則屬於人民，由人民對階級敵人進行專政。首先看人民的感覺，文化大革命中就沒有什麼受到專制的感覺。因為事實上當官的不能夠拿人民怎麼樣。而人民則隨時能把當官的打倒，至少貼大字報是隨意的。

鄧小平在1975年上台後，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在黨內傳達，我當時在軍隊，當時鄧小平說是要克服軟、懶、散這三個字。一個軟懶散的社會能夠是專制社會？

當時的工人上班並不怎麼幹活，而是在車間裡打撲克，如果有領導去管，工人就會說下次文化大革命有你的好看。除非工人犯了極大的錯，否則領導連開除工人的權力都沒有。當時讓人幹活，全憑動員，但如果人家不理會這個動員呢？領導其實並無什麼辦法。再說軍隊，我當時在軍隊當兵，人民解放軍中是沒有禁閉室的，那麼，當兵的不服從命令怎麼辦？可以說毫無辦法。當時部隊裡就是有人壓床板，所謂壓床板就是成天在床上賴着不起來，鬧情緒，不聽命令。領導對這樣的人有什麼辦法嗎？基本上沒有什麼辦法，也就是指導員上去問怎麼回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如果還是不聽怎麼辦？實在不行當然只好讓他回家算了，還能怎麼辦？並無什麼軍法從事之類的事。當然，如果強姦婦女殺人放火還是要判罪。當時的部隊幹部好象比較怕老兵，我就曾經見過一個老兵指着大隊長的鼻子罵：“老子一顆手榴彈幹掉你”，而那個大隊長沒有脾氣，拿他什麼辦法都沒有。

穿小鞋這個詞就是那個時候出現的，作為當官的，雖然不敢管，但也還是有一些優勢，因此對於不大聽話的下屬，想辦法對其搞點陰謀詭計，當然也還是笑咪咪地搞，使得對其不利。但這個不利其實也並不大，如果破罐子破摔也不會有太大損失，無非是先進當不上，或者入不了黨。但如果真是一個專制社會，當然就用不着穿小鞋，直接開除什麼的就行。能夠想象一個日本鬼子給抓來的民工穿小鞋，或者德國法西斯給猶太人穿小鞋嗎？

這種過分民主實際上一直延續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台灣原來有一個張春男議員的在1986年到了大陸，他有一次和我說，他從石家莊驅車到北京，正好看到沿路的工人在修路，但他的車開了幾個小時，沿路的工人都坐在那兒休息，他批評工人效率太低。難道這些工人的頭兒不想讓工人賣力幹活？並不是，而是他沒有辦法，如果他是日本鬼子，能夠把偷懶的民工拉出去槍斃，我就不信這些工人能夠不出活。

就說改革開放的典型安徽省的小崗村生產隊吧，也就是在全國率先開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這承包製是中國改革的重大突破。那麼，在承包以前生產隊長為什麼無法讓農民幹活呢？就是因為他其實沒有什麼權力，農民不聽他的，可能讓這個社員鋤地，這個社員鋤幾分鐘就休息三個小時，他一點辦法沒有。如果他有日本鬼子對付民工的權力，我就不相信還會種不出糧食。正是因為生產隊長管不了，無法讓社員幹活，就乾脆說算了算了，把地分給你們，多打的糧食歸你們，這一下農民積極性就來了。其實如果採用專制手段，強使農民幹活，同樣也能打出糧食。一些國企為什麼常年虧損？一種是因為過分民主，工人不大聽廠長的而廠長其實沒有什麼辦法。另一種是改革試驗中，讓一些國企變成了個人獨裁的，於是廠領導迅速腐敗，轉移國有資產，國企還是虧損。

再說文革時期的階級敵人，這個詞現在聽起來似乎荒唐可笑，或者專制，但這個問題應當從兩方面來講。

一方面，是否確實有階級敵人，我認為是有的，因為1949年的革命實際上是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發動於1966年，1966年距解放的1949年為17年，就是說1949年的二十歲的人，到1966年也就三十七歲，1949年三十歲的人到1966年也就四十七歲。那麼，在1949年的一個成年的地主，在革命中被剝奪了土地，他能不恨共產黨？除了個別大徹大悟的聖人不恨，一般人一定會恨共產黨的。就說那些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一些大學生，而五七年能夠上大學的人，在四九年一定在上中學。在解放前能夠上中學的是什麼人？能夠是大量流離失所的難民嗎？能夠是沿街要飯的叫花子嗎？當然不可能，他們的家庭都還是有一些錢財才能夠讓他們上大學的，而五六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將他們家庭的錢都剝奪了，他們心中能夠不恨嗎？美國軍隊打來了他們能夠不打着星條旗歡迎嗎？諸位想象一下如果自己突然有一大筆錢給政府沒收了，能夠不恨政府嗎？

實際上當年共產黨很看重成份，如果是有錢人出身，那就對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如果是窮人，出什麼洋相都無所謂。所以右派講錯一句話就可能被關起來，而貧農當時講話出洋相的多的是，啥事沒有。頭兒們如果看誰不順眼要整人，先查他的成份，如果是貧農，他們就輕易不敢整了，弄得不了就被算作是對貧下中農實行專政了。所以當時的姑娘嫁人都要嫁個成份好的，政治上安全。

當然，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了新的階級敵人，那就是當官的，走資派，還有揪出來的叛徒特務什麼的，後來當然都平反了，而且都看作是左的錯誤。還整知識分子，什麼反動學術權威什麼的。這些人也都受到了迫害。其中一些挨了打，有一些還被打死，這些都是事實。一些人自殺，實際上主要還是想不開，尤其是老幹部，一想到自己是革命的對象就不想活了。就好比現在有人做生意賠了本也自殺的。

但就大部分情況來講，從歷史上比，我認為這還是屬於左的錯誤，離反動專制這個定義還差得很遠。實際上毛澤東和中國歷史上以往的任何領導人相比，是對政敵最為溫和的一個。毛澤東的前任蔣介石是怎麼對付政敵的？共產黨員是統統槍斃。共產黨當年抓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後來都特赦釋放了，而台灣從監獄裡放出來了幾個共產黨員？全部被處死了。蔣介石對政敵楊虎城是怎麼做的？是殺他全家，而且是先讓大人看着自己七歲的小孩被刀捅死後，再殺大人的。歷代皇帝是怎麼做的？欺君之罪就要斬首示眾，也就是說，向皇上說話時不能撒謊，一撒謊就是死罪。而毛澤東周圍的人是一再對他撒謊，比如毛澤東說：“你們說我說話一句頂一萬句，我說不設國家主席，說了六遍，就是六萬句，你們就是不聽。”這按理說是欺君之罪了，但毛澤東殺人了嗎？沒有。

再說那些老幹部和知識分子被打成階級敵人之後，皮肉之苦也受了一些，然後就是勞動改造，就是養豬，種菜，種糧食什麼的，但也不是象日本鬼子對付民工那樣往死里整，實際上，勞動強度是不大的，勞動時也沒有專人看押，分配了活兒讓去干就是，當然，反革命罪是要看押的，但其它情況一樣。這種勞動在事實上對許多人（我不說全部）造成了好處，就是體力勞動改善了身體狀況。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點，就是經過了文革的右派和知識分子身體特別好，都長壽，精神也好，有許多都是活到九十歲以上的如蕭乾，如梁漱溟，如巴金，都活到九十歲以上。許多老幹部經過五七幹校後又恢復工作，也都長壽。鄧小平為什麼活九十歲以上，也要歸功於當年江西勞動時的修身養性。知識分子和領導平時工作日理萬機，又要勾心鬥角，長此以往身體一定會受到很大的損害。

比如現在的知識分子，長期寫作，趴在電腦前一部又一部地泡製各種電視劇本，身體成了豆芽菜，我就不相信他們能夠活到九十歲以上。我認為，一個人如果一生有幾年時間別的都不想，就一門心思干農活是一個長壽之道。

其實，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造反派是左的路線的執行者，但也還是不能夠和日本鬼子黨衛軍什麼的相比。大家請看鄧楠的新作，就是講鄧小平在文革的那本書。書中講到了鄧朴方殘廢的過程。鄧朴方想不開了就從樓上跳下來，後來怎樣了呢？鄧楠寫到那些造反派立即慌了神，抬着鄧朴方在北京到處找醫院，一些醫院拒絕接受，但另一個醫院接受了，然後進行治療，當然鄧楠指責說醫院沒有給好好治，否則鄧朴方也不會高位截癱。其實我以為可能醫院還是好好治的，中國隊的一個什麼體操隊員不就是那麼一下子就高位截癱嗎？其實摔下來時殘廢就已經決定了的。鄧楠可以說是對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的，她對文革的描寫不可能有粉飾。

但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造反派和歷史上的那些專制者，如日本鬼子黨衛軍不一樣。鄧朴方當時是全國第二大走資派，也就是全國第二大大壞蛋鄧小平的兒子，造反派發現他跳樓還急急忙忙地送醫院。能否想象幾個日本鬼子抬着一個受傷的中國勞工到處找醫院嗎？能否想象幾個黨衛軍抬着一個猶太人到處找醫院嗎？

當然，在看了我寫的這篇東西之後，相信不服氣的網友們又會拿出眾多資料說明這件事很殘忍啦，那件事很毒辣啦。那些資料我都是相信的，都是事實。問題還是，有多少？是不是普遍現象？普遍到什麼程度？比如說，現在的美國社會，和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社會，我也可以拿出許多例子來說明很多悲慘的事，什麼癸涌大火燒死幾百打工妹啦，什麼美國的邪教一下子幾百人集體自殺啦，什麼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啦。等等。一些內地的人有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為什麼呢？並不是說他們坐了老虎凳，或者忍受了酷刑什麼的，或者被逼一天干十幾個小時的活兒，也沒有被凌遲處死，但人就是這樣，自己倒的霉，就是芝麻大的，他自己親身感受，就覺得象天一樣大了。比如有的人就會說領導迫害他不讓他當先進，或者不讓他成為工農兵大學生，但這和古代的那種酷刑啊，殺頭啊那些事情相比，也就不算什麼，但對他自己，當然會認為是天大的事。現代有人談戀愛不成還會覺得整個世界很黑暗呢。

還有關於文革期間的作品，一些親歷文革的人寫的基本上都是真實的，那些事實都是有的，但是經過藝術筆法一描述，就顯得好象比什麼社會都黑暗似的。但現在另有一些個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寫的作品就完全是在造謠污衊不合情理了。比如莫言就是一個堅決反共並擁護美式民主的作家，所以他在描寫文革的場面就不合情理。比如他寫的紅樹林，描寫共產黨的一個縣長在文革期間為了拍領導即地委書記的馬屁，居然將自己的美麗女兒奉送給這地委書記的痴呆兒子享用，然後又被地委書記扒灰。這在文革中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合情理。在文革中拍馬屁的人要看風向，今天的領導明天很可能就會被作為叛徒特務走資派被打倒，用女兒這種代價來進行投資，十分地不值。在文革中我還真認識一些當官的家裡有痴呆兒子的，手下的人也有拍馬屁的，但無非是幫着從農村找一個村姑來照料，而那個村姑是十分自願的，還美得不行，並沒有受欺壓的感覺。那個當官的用自己的女兒送給上面作禮物？文革中的幹部子女都橫得很，根本就不會聽父母的，不造父母的反就不錯，那些個幹部子女一提起自己的父親，都說“我家老頭子”，完全沒有一點尊重，父母根本不可能給他們包辦什麼婚姻。但張藝謀就敢造這個謠，所以張藝謀配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反共麼，而且奇怪的是他還是共產黨員，反而我這個擁共的倒不是。你們想想一個人入黨時宣誓“我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但入黨之後反共，而且反共他還不退黨，這種能夠作為偉大作家嗎？有人格嗎？一點人格都沒有。我雖然擁共，但根本就不相信什麼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所以也就不會加入共產黨。所以共產黨三講我就樂得自在。

我這篇文章主要還是寫給台獨們看的，因為在大陸作家一個勁醜化文革時期的情況下，再加上六四，台獨們的印象就是大陸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專制社會，極其黑暗，什麼文革十年浩劫中華文化蕩然無存啦什麼的，所以他們一想到統一就極為害怕，他們心目中共產黨員的形象就和日本鬼子黨衛軍似的。因此，對文革的醜化宣傳對兩岸的統一沒有什麼好處。當然，文革確實造成動亂，確實有左的錯誤，但也並不是象宣傳那樣可怕。正如王朔寫的兩部作品一部陽光燦爛的日子，一部看上去很美，我認為王朔寫的是一個真實的文革。王蒙寫的狂歡的季節也是非常客觀地描寫了文革。

再說六四，其實六四的前因也是學生們“過分地民主”的後果，美國學生也沒有那麼干的。

其實，中國真正有了一些專制味兒倒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在文革中，有一件事也許台獨們不知道，就是當時的縣以下的幹部是沒有保安或者保鑣的，工廠的廠長也是這樣。我曾經有事找過一個天津市虹橋區委書記，官職也相當於地委書記了，但門口就一看門老頭，並無其它站崗的。如果是專制社會，想象之中應當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吧？比如最近拍的一個關於我國核彈研究過程的電影，就拍成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一個辦公樓從樓下到樓上都有步兵持槍站崗，這拍電影的一定是個沒有經歷過的新秀，看得我直好笑。其實，共產黨的一些地方保安嚴密，卻是不搞這種花架子的。當時的中國許多機關門口也就是用老頭老太太來看門，什麼武裝都沒有，實在不象個專制社會的樣子。在改革開放以後我第一次聽說深圳出現保安這種職業，心裡還着實新鮮了一陣子，這不就是解放前的工頭和狗腿子嗎？但現在的社會則是保安遍布，甚至工人上下班嚴格搜身，看着實在象是回到了解放前，勞動人民受苦的日子又來了，資本主義又復辟了。在文革中哪個企業敢對工人搜身？除非那個當官的不想幹了。

（註：本文略有改動，原作者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