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時候，人其實是無法從根本上幫助別人的，這並不是一個人性是 否善良的問題

　　秧秧是我在蘭州出差時偶然認識的一個11歲的女孩子。

　　去蘭州的時候，正是白蘭瓜剛剛開始上市的季節。在離我住的酒店不遠處就是一個小小的市集，到了傍晚時分，白蘭瓜的香味被烤羊肉串的火辣味代替。秧秧也是賣烤羊肉串的人之一。

　　秧秧的個子很小，頭髮是有些乾枯的黃色，皮膚卻白得透明。她穿一件略顯寬大的花布衣服，從領口數下來的第三粒扣子沒有了，別着一個生鏽的大別針。

　　秧秧的攤子只有她一個人在支應着。她的羊肉串和白蘭瓜都便宜。羊肉串是兩塊錢七串，現吃現烤，如果再加上兩毛錢，秧秧就會把烤得冒着熱氣和孜然粉的香氣的羊肉串平鋪在薄餅上，把穿肉的釺子抽出來，餅裹着肉捲成一個筒，一套餅夾羊肉就做好了；白蘭瓜四毛錢就可以買到一牙，相當於一個瓜的四分之一。

　　到達蘭州的第一天，秧秧的小攤子就吸引了我。

　　走到街中段，就看到了秧秧，她正在把並排的羊肉串卷進餅里，一個男人等在桌子邊上，另一個男人坐在長凳上吃羊肉串、喝啤酒。

　　秧秧比她面前的桌子高不出多少，全神貫注於她手下的餅和熱乎乎的肉。好像有些困難，怎麼也卷不起來，她的額角上有絲絲的細汗滲出來。男人顯然等得不耐煩了，說：“好了好了，不要費勁了，我自己就這樣吃吧。”言語間明顯的挑剔和厭煩。女孩子小聲說：“就好了，就好了……”手下的餅還是卷不起來。

　　我就在這個時候站到了秧秧的攤子前面，我說：“我也要這麼一套。”男人斜看了我一眼，說：“沒見過這麼笨的孩子。”秧秧低着頭，倔強地跟餅和肉們較勁。我說：“這個給我吧，你再做一份熱的給這位先生。”男人看看我，又看看秧秧，臉上顯出一種似乎很輕蔑又很釋然的表情：“正好，你給她吧，我不要了，你這麼揉搓了半天，我也不想吃了。”說罷轉身走了。


　　秧秧沮喪地看着已經破了一個洞的薄餅，緊緊地抿着嘴唇。我說：“沒事兒，給我吧。”她什麼也不說，固執地盯着眼下涼了的肉和破了的餅，眼淚一對一對地掉下來。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秧秧準備給食客的破長凳上，吃完了她給我做的一套又香又熱乎的餅夾羊肉，還有一塊秧秧說送給我的白蘭瓜。走的時候，我在她的玻璃缸旁邊放了五塊錢。她堅持要找錢給我，我說：“反正我明天晚上還要來。”

　　第二天，我還是在晚飯的時間來到了秧秧的小攤子。

　　秧秧換了衣服，一件男式的的確良襯衫，被她扎進褲子裡，袖子高高地卷到胳膊肘上面。肥大的衣服穿在這樣一個小女孩身上，越發顯得她很單薄、瘦小，小風一吹，衣服鼓脹起來，秧秧像一個滑稽的小稻草人。

　　老遠地，秧秧就繞過長條桌子來招呼我，她叫我“阿姨”，聲音不大，很清晰，還夾着濃濃的稚氣。

　　也許是因為有些陰天，集市上的人不多，我可以一邊吃一邊跟秧秧聊天。她告訴我她11歲，名字叫做“秧秧”。我問她為什麼是這樣的兩個字，她想了一下，說：“就是秧苗的秧，秧苗不是在地里長的嗎？我媽說叫這樣名字的人好活。我媽還說，女孩子的名字不用講究，反正女人就和地里的草一樣。”


　　跟昨天比起來，秧秧活潑了很多。我讓她坐在我旁邊，她說：“不行，哪有賣東西的跟買東西的坐在一起的？再說，人家看見我坐着，就以為我已經不賣了，不行。您吃，我看着，就好。”

　　秧秧說她不是蘭州本地人，她的家在劉家峽那邊，是個小村子。

　　我問她：“秧秧，你怎麼不上學呢？”秧秧的臉色開始變得有些沉鬱起來，緊緊地抿着嘴唇，目光也低垂了。

　　我想起了那些被捐助才得以上學的孩子，也想起我們知道的那些還沒有機會獲得捐助的孩子，也許秧秧也是這些孩子中的一分子。

　　氣氛沉悶了一會兒，秧秧抬起頭來：“不是我不想上學，是我媽說女孩子上學沒有用。我上過學，上了三年呢。後來，我弟弟也要上學，我媽就讓我回家了。現在我弟弟就在我上學的那個學校，老師還是原來教過我的呢。”


　　為了證明上過學，秧秧告訴我，她會寫字：“不信，我給你寫一個。”我於是掏出隨身帶的一支藍色的記號筆，遞給她。她握着粗大的筆，沒有寫字，而是充滿了艷羨和驚嘆地看着這支在我的工作中必備的、因而也是極為普通的筆，翻來覆去地看着，不知道怎麼把結實的大筆帽拔下來。我幫她拔下筆帽，她又開始端詳比一般的鋼筆或者圓珠筆要粗一些的天藍色筆心。

　　端詳了一會兒，她問：“阿姨，你的筆是外國的吧？怎麼一個中國字也沒有？都是些拼音。”我告訴她，這支筆是“施得樓”的，“施得樓”是世界上很多出產好用又好看的筆和其它文具的公司之一，非常有名。在北京，有很多商場都賣這種筆，很多人喜歡用。

　　秧秧小心翼翼地握着筆：“好多錢才能買吧？”

　　我忽然就有了一種心酸的感覺，這個11歲的小女孩在本來應該她讀書的年齡在這個市集上賣着便宜的小吃，而我的生活里那些和她同齡的孩子在現在這個時間正在看電視裡的動畫片，他們因為用着用着就不喜歡了而丟棄的筆有些比我現在用的筆要高級……

　　我說：“秧秧，你要是喜歡，阿姨就把這支筆送給你了。”

　　秧秧像被我嚇了一跳似的把手縮了回去，筆仍然被她緊緊地握着。她比剛才我讓她坐下說話的時候還要堅決地說“不行”。充滿了驚喜和興奮的光彩在她的眼裡一閃即逝：“不行，阿姨，這太貴了，我看看就行，我不要。”


　　這時又有人來買東西了，秧秧依依不捨地把筆放下，去招呼客人。很快，客人走了，她回到我坐的桌子邊上，眼光還是落在那支對於我來說實在微不足道的筆上。

　　我隨手拿了秧秧遞給我用來墊着薄餅的紙，說：“秧秧，給我寫幾個字看看。”

　　秧秧幾乎是雀躍着一把抓起筆來。我讓她寫名字，她鄭重而緩慢地寫下了兩個字：“泱泱”。我說不對，秧苗的秧不是三點水的。她伏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閃爍着機靈的眼睛說：“這是我上學的時候，有一次有一個上過大學的大姐姐來我們學校，她給我改的。她是到學校來……來……住了幾天就走了。她說我的名字不好，是命苦的人叫的，就給改了。她說這兩個字是黃河。蘭州就有黃河，你去看了嗎？”

　　秧秧的小臉離我非常非常的近，我能看見她白得透明的皮膚上稀疏的幾粒小雀斑，從垂在桌面上的襯衫領口可以隱隱約約看到她還沒有開始發育的、平坦的小胸脯正在激動地起伏。她的表情是那麼純真和熱切，好像正在告訴我的這件事情和她剛剛寫給我看的這兩個字是她短短11歲的人生中最重要也最美好的內容。我無論如何不可能去想象一種很可能是必然的事實——做一個小攤販，就是這個可愛的小女孩的未來。

　　秧秧又開始在紙上寫字，寫的是兩個名字：“劉東財”和“劉西財”。她說，這是她兩個弟弟的名字，他們現在都在上學。

　　我還是問了秧秧，她為什麼會來蘭州，並且為什麼會在這裡擺攤賣東西。她說，她本來不是來擺攤的，是來給表姐家看孩子，表姐每個月給二百塊錢，她留下二十塊，其它寄回家供弟弟上學。後來，表姐的鄰居家跟她年齡差不多的一個小保姆發現了這樣還能多掙錢，她們就一起到這裡來了，白天帶孩子，晚上擺攤。再後來，那個小保姆回了老家，她就一個人堅持下來了。

　　秧秧說她還是每個月給自己留下二十塊錢，多掙的部分也都給了家裡。


　　天漸漸開始黑下來，秧秧還是握着我的筆，跟我說話，沒有要收攤的意思。我說這樣一個晚上也掙不了多少錢，再說這些剩下的肉怎麼辦呢？秧秧說“表姐是好人”，讓她用她家的冰箱，表姐還說她“也是好人”，掙了錢自己不要，讓弟弟們上學。

　　可是，秧秧自己怎麼辦呢？

　　我說天晚了，該回家了，要不表姐會不放心。秧秧開始收拾東西。餅和剩下的肉串放進一個紙箱子，和裝白蘭瓜的玻璃缸一起放上平板車，炭火爐子已經熄滅了，秧秧在上面蓋了一層塑料布，就放在路邊的牆角。秧秧說“不會丟的”，這個市集的人都對她好，因為覺得她小。

　　秧秧執意不要我幫她推車，她的纖小的身子弓着，拉着一車沒賣出去的東西，樣子就像一隻負重的小駱駝。

　　我陪着她走到街口。她邊走邊問我：“北京特別大吧？天安門是什麼樣子的？”我告訴她北京真的是很大，天安門是紅顏色的……她似乎沒有完全聽懂，重複着我剛剛說過的一個詞：“金碧輝煌”。

　　送到不能再送了，秧秧忽然問我：“阿姨，你明天還來嗎？”

　　這時，我才記起，秧秧說的明天就是我應該離開蘭州的日子。但是，面對她在星空下剔透無比的小臉，我說不出告別的話。

　　秧秧說過了馬路，再走不遠就是表姐家了，她回去還要幫表姐給孩子洗澡。

　　過馬路的時候，秧秧回着頭說：“你們城裡人怎麼都長得一樣？那個大姐姐就跟您特別的像……”

　　那一夜，我總是想着秧秧，這個自己還是孩子就已經在幫別人帶孩子、自己還應該上學就已經在供弟弟們上學的小女孩。

　　第二天， 我起了大早，跑到市中心的一家書店，買了一套《北京風光》的明信片，其中就有讓秧秧感到無限好奇和嚮往的天安門的照片。

　　那支秧秧用過的藍色記號筆和這些明信片被我包在一起，放進一個塑料袋裡，同時附上一張我的名片。我把這個小小的包裹送到了秧秧晚上才會出現的市集，放在她的炭火爐子上，再重新用塑料布蓋好。

　　我乘中午以後的飛機離開蘭州，在飛機上，我就在設想，秧秧打開那層塑料布，看到我的禮物時，該是一種什麼樣的表情呢？同時，我也想到，我所能給予她的也不過只有這些，而這些對於改變她的生活沒有任何意義。

　　飛機把我帶回了屬於我的世界，也把秧秧留在了她的世界之中。

　　有很多時候我想：人其實是無法從根本上幫助別人的，這並不是一個人性是否善良的問題。

　　秧秧一直沒有跟我聯繫過，也許她看不懂我的、對於她來說實在太複雜
的名片。然而我一直不能忘記在蘭州賣小吃的女孩子秧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