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米卡搬來了點東西，算是徹底和我同居了。我還是早出晚歸的，米卡也還是在路易•維登門口去倒賣她的皮包。真的只是同居，誰也沒想為對方改變自己的一點什麼。每天下班回來我都累極了，我和米卡之間除了body language以外也沒有更多的話。也好，晚上回家有人等，夜裡醒來看聽得見一點點人氣，她住到我的屋子裡來，我依然出的是同樣多的房租，我真的不損失些什麼。
回到家的時候，總有點變化。比如米卡換洗了床單，比如吧檯上多了一束蘭花。女人都是有點小情調的，也算是在屋子裡留一些她們的痕跡，就象小狗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喜歡先撒泡尿來占個地盤一樣。也許米卡期待我的驚喜，但我實在是一個馬虎的人，對生活的觀察馬虎，對情感的表達馬虎。我一直以為，討好一個人是要投其所好的，我連對方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有什麼樣的背景和身世我都不知道，我瞎表達什麼啊？
我在這個醫院也不過就是一年的合約，合約走到頭的時候我在這個城市的所有都會留在這個城市裡，你說我犯得着要在這個城市裡經營更多的東西嗎？

有一天我下班回來得早一點，米卡看我精神頭還不錯，就和我聊天。估計她問我的問題是她蓄謀以久了，但是我沒有給她一個她所期待的答覆。
米卡問我，現在有沒有女朋友？
我反問她，什麼意義上的女朋友？
米卡說：“你別和我繞了，你知道我問的是什麼意思。”
我說：“那好，這你自己更應該明白，你說我現在身邊的女人是誰呢，每天晚上我在和誰睡覺啊？”
米卡問我：“你到底結婚了嗎？”
我說：“沒有。現在沒有。今年沒有。從來也沒有。”
米卡“噢”了一聲，然後說：“給我講講你以前的女朋友好嗎？”
米卡說這話的時候，我突然就看到了牆上那顆原來掛畫用的釘子，取下來的那幅畫就象一個讖語從我的腦子裡划過。那一刻摩擦，剩下的痕跡就是三個字，那是一個人的名字，單亦欣。人是一個很有點生得賤的動物，有時候怕被糾纏，天天象賊躲警察一樣地躲躲藏藏，好了，人家真不糾纏你了，你有覺得缺少了點東西了，甚至還有點想念了。
大約這也是我和單亦欣這麼久的牽扯留下來的一點慣性吧。
米卡的問題讓我想到了她。要我和米卡說單亦欣嗎？摸摸腦門子，我沒有發燒。所以我不會說的。有什麼好說的。我一貫的原則就是，歷史不可以改寫，但是可以不寫。
看我沒有說話，米卡就開玩笑地問我：“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太多了，不知道說誰好啊？沒有關係，說誰都行，反正我就當聽故事了的。”
我不想和一個比我小那麼多的女孩子講我的過去，我想，我們是有代溝的。一個時代給一群人必然留下了烙印，只有一起經歷過的人才能理解個中的悲喜。和一個找不到共鳴的人說一些事情，無異於對牛彈琴，就算是她只是聽故事，但我也要被回憶蟄傷一次，有什麼必要呢？
我迴避她的問題在，轉過來問米卡：“講講你怎麼來巴黎的，好嗎？”
米卡笑了笑，說：“其實也不是什么正途，你也該知道一星半點吧，在巴黎黑下來的溫州人不少呢，我算是比他們強點，有那張身份紙，不過這紙來得也不光明正大。”
“說來聽聽，我也長點見識。”
米卡說得很模糊，我可以理解，沒有人願意陳述不體面的曾經。她告訴我，她是和她媽媽一起過來的，算是半偷渡的性質，先是去東歐，然後輾轉着從羅馬尼亞到了法國。她媽媽為了把身份合法化，就在蛇頭的安排下嫁了一個法國老頭子，本來不過是一個交易，說是等身份換好以後就離婚的，後來那個法國老頭子還真看上她媽媽了，就真的一起過日子了。米卡說她這個拖油瓶也就跟着有了身份。
“那你弟弟呢？到法國以後你媽媽才生的嗎？就和那個法國老頭子啊？”我這麼問着，心裡是有些不屑的。我一直很看不上那些傍着老外的中國女人，尤其是傍一些都髒不兮兮、散發着腐朽的氣息的老頭子，要錢沒錢，要品沒品的；有時候在外面看到那些不和諧的伴侶走在一起，我就會杞人憂天地想一想，她們和那堆快要生蛆的橫肉睡在一起的時候，就不怕做惡夢嗎？
米卡很顯然是不想太多地觸及這個話題，她只是“恩”了一聲，就轉身了過去。
等到米卡重新回到我身邊來的時候，她突然問了我一句：“以後，我可以帶我弟弟來玩嗎？”
我說：“可以啊，有什麼不可以的。你弟弟是叫毛毛吧？”
米卡說：“是的，你喜歡這個名字嗎？”
“我有什麼喜歡不喜歡的？”我反問說。

那個夜晚，我被醫院的電話傳了過去，來了急診的病人。到了醫院我才知道具體情況不那麼簡單，來的是一個犯人，胸口被一個釘子槍給射了一個鐵釘進去，還在釘子沒有進入胸腔，不算危急。看這病人的身份，估計是同監的犯人在毆打時干的，不過那天晚上所有在場的人，從醫護人員到警察，都很奇怪這兇器是怎麼進到牢房裡的。病人不過就是20歲的年紀，嫩嫩的面孔，即使受傷了，眼神里也有一種固執和堅持。本來我是準備馬上手術的。但這孩子不肯局部麻醉，堅持要全麻，那就沒有辦法了，沒有專門的麻醉醫師主持，我們什麼都不能做。我給他做了一點簡單的處理，順便又查了一下病房，就回到了辦公室。
我一進入動作狀態，人就特別亢奮，我知道馬上回去睡覺是睡不着的。算了算時差，比較合適，於是，我給在美國的陳垣打了一個電話。我想找他問問單亦欣的情況。
陳垣在電話那頭說：“你們倆都什麼毛病啊，有事情不會自己聯繫啊，總是折騰我，這麼多年了，以前干架吧就是我來扯勸，現在分開了還不依不饒的，一會兒問對方的情況，一會兒又埋怨我給對方說得太多，我有病沒病啊，天天被你們折騰着，又沒有人給我開薪水。看老闆臉色也沒有在你們中間摻乎着那個費勁。說好啊，以後來諮詢這一類問題，我要收信息費的。總要圖點什麼吧。”
我說：“沒問題，你看着辦好了，大不了哪天你去看peep show，我全面買單。”
陳垣說：“您快別說了，這點愛好也快給戒了，要徹底從良了。”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老婆要生孩子了。”
我問他：“有沒有搞錯，這是第幾個了？你們家不會跟孫悟空似的，拔一汗毛就長一猴子吧？”
陳垣說：“我也快數不清楚了，是太多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跟個母豬似的，一碰就懷上，又不敢說不要。我看我快是要廢了的。”
掐指算算，陳垣這個即將出生的孩子是他們家老四了，這數量和容積放在舊社會還真不算多，但是對於新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要把一個四人幫拉扯大，可不那麼容易啊。我開玩笑說：“要不，我幫你養一個？”
陳垣說：“得了，你是沒受着孩子的苦，等你真有孩子了，他夜晚吵吵鬧鬧，你會感慨，這孩子要不是跟你姓着的，你真是恨不得把他從窗口給扔出去。”
我說：“不至於吧，你有點人道主義精神沒有啊？”
陳垣說：“咱不能跟你比，十幾年前就往家裡抱棄嬰了，咱沒那境界也沒那實力。”
我說：“是啊，那孩子到現在也該要考大學了吧。•••••••你說，他會不會考了一個特牛的大學，完了交不起學費？好像在中國，這事情很多啊。”
陳垣在電話裡頭哈哈大笑：“你還要跨越國界完成希望工程啊？”
我說，這孩子給我來養的話，一定是塊好料。
陳垣說，那也不算數啊，誰叫你不是他親爹啊。

陳垣是我參加工作後的同事。那一段經歷我一直不好意思提，你說，一個大老爺們為了點救死扶傷的使命感去當醫生，什麼醫生不好做啊，偏偏讓我去做婦產醫生。滑稽吧？中國的medical school教育出來的學生，就業形勢就這麼沒譜。那些老的，可能習慣了。年輕的，能蹦彈出去的沒幾年都折騰着離開了，就象後來的陳垣和我，考研啊，出國啊，條條大路出虎口啊。
在B市婦產醫院裡的那兩年，我和陳垣的分工有所不同，我是搞行政的，他做臨床。不過，因為我們勵精圖治也同病相憐，所以我們的關係很鐵——快接近鋼了。
有一天夜裡，醫院來了一個懷孕快9個月的孕婦。她要做引產，死活不要這個胎兒。據說是孩子父親的堅持。這種事情我見了不少，在中國，抱有“奉子成婚”的僥倖的女人實在太多了。有人成功了，人們就看見了他們的喜宴；有人失算了，我們就要幫她們在手術台上做個了斷。人的命有時候就是那麼賤，本來可以好好來到世上，都寂寞得在黑暗的子宮裡呆了那麼好幾個月了，但是最後還是象污物一樣被扔到了垃圾桶里。
那天來的這個孕婦很漂亮，看上去非常年輕。儘管病歷上寫着25歲，但是，無論從一個醫生的眼光還是從一個男人的直覺來看，她都不超過20歲。女人的年輪是寫在臉上的。我相信，她那病歷上的文字，除了儀器做出的結論以外，其他的沒有一個是真實的。
那天正好陳垣值班，我也無聊，到辦公室陪陳垣聊天，我陪陳垣給這個孕婦做完了一切檢查。胎兒是個男孩，一切數據都很正常，很健康，這個時候要是用催產劑生下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不過，如果硬要拋棄這個胎兒、強行引產，只能採取碎顱。在中國當過婦產醫生的人都應該熟悉這一套過程。
等我們回到辦公室的時候，我跟陳垣說，別碎顱了吧，把這個孩子弄死了怪可惜的，留下來吧，我要了。
陳垣就這樣在我的指示下留下了這個孩子。
孩子一生下來我就把他連夜抱回了家。
孩子的母親聽見了孩子落地的啼哭。陳垣沒有騙她，告訴她，是個男孩子，活着的，你不用擔心，這孩子不會和你再有任何聯繫。
我媽媽在家裡象飼養一個小動物一樣把這孩子養了一個月。媽媽給這個孩子取名叫“毛毛”。其實也不是專門取的一個什麼名字，武漢話里把嬰兒都叫做小毛毛。我媽媽就這麼“毛毛”長“毛毛”短地叫着這個孩子，好像養了這30天，也還要養他30年。
一個月以後，孩子的親生父親找到了醫院，死活要要這個孩子。
沒有辦法，我只能把孩子還給了人家。
我真是無法揣摩這個男人的心態，在我把孩子還給他的時候，我真是恨不得扁他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