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需要死”——詩人的“自戀癖”歸宿——顧城死亡的生理心理學探討 (閱讀577次)

陳仲義

【說明】十年前，這篇文章為《文藝報》拒絕，《華夏詩報》在加了一個殺氣騰騰的編者按的前提下，全文刊發。（《香港文學》、《菲律賓世界日報》全文轉載）。這是為數極少的一篇“辯護”文章，試圖從生理學、心理學角度探討斧頭下的秘密。十年過去了，今天重新貼出原文，並非只是“懷舊”。一直以來，有關顧城的話題依然不少，但如果僅僅停留於此——就事論事，恐怕無助於整個“詩人學”“作家學”在個案基礎上的建立——一個何其複雜的工程。本文的復出，有意籍此引申出有關詩人學的一系列問題——諸如詩人的多重人格面具、角色轉換、內心黑暗、特殊氣質、偏執、極端、神經質、脆弱、天才與瘋癲……對於詩人內在精神世界的探討，我們還一直停留於社會倫理學。能不能多方位打開視角，再深入一些、再豐富、複雜一些？ 　　

1993 年10月8日，中國詩歌的信徒們都記住這個黑色日子，遠在紐西蘭激流島的顧城“殺妻自縊”，宣告“天國”的毀滅。消息傳來，令人震驚，但細想下去，倒感慨命運的劫數，任你如何掙扎，都抵不過它早先埋下的結局，可謂在劫難逃。國內外推測評斷，紛爭不已，大體可以歸納為四種意見。 　　

第一種，從法律道德角度出發，認為“在他舉刀的時候，作為一個詩人顧城就已經結束了”，無可爭辯應定性他為“殺人犯”，不容任何同情寬恕。 　　

第二種，從人性角度出發，如香港犁青，從顧城作品挖掘出其長期潛伏的邪惡本性和殺人動機，由此基本否定顧城其人其詩在當代詩壇的地位，要求“重新裁決”。

第三種，從生存環境和文化出發，認為主要是詩人離開母語土壤，靈感枯竭，不幸患上“靈魂失語症”，其惡作是現代人陷入多重困境而無法逃離的悲劇。

第四種，從心理、生理學出發，認為詩人多少患有神經障礙，10 月8日不過是總爆發導向精神全面崩潰，至少處於崩潰邊緣。允許“赦免”。 　　

這依然是一個歷史之謎。10月7日晚上顧城夫婦還在合作寫作。10月8日中午，誰能知道在他直筒帽下的大腦殼內，究竟洶湧着什麼？岩漿？泥石流？濃濃炊煙？還是輕飄飄的雲團？10 月8日，誰能定量出他的理性意識思維一團迷糊，一片空白？還是高度清醒？誰能清楚，他舉起利斧的剎那，人的惡魔本性和自私突然咬住善的天使，只剩一片血淋淋的絕望？誰又知道，他洗手走向山村，心境一片“興奮”？是最後一次詩歌寫作最瘋狂的投入，抑或自伐兼他虐的自覺完成？誰能明了，那是一場曠日持久、自幼年就精心策劃的預謀，抑或只屬於轉身式的一念之差？在他妄想型思維里，上帝怎麼放縱他走到頂點，再也分不清現實與夢的“三八線”？而在他的白日“夢遊症”里，猶似童年一起漫不經心的砍伐遊戲，且“演繹”成今日信手抓來的一次“殺雞”？

這依然是一個歷史之謎，事先和事後都沒有醫生鑑定，他的神經傳導究竟在哪裡發生打結，或者完好無恙？現在，只能憑着各種回憶、文本、談話、書信，做出各種推理推測。而這一切的一切，又與10 月8日本來的真實差距多遠？與那頂直筒帽下腦電波的異形，究竟又有多少吻合呢？筆者傾向於從心理生理學角度再做一次分析。 　　

美國著名精神病理學家L·索普和B·卡茲在《變態行為心理學》指出：精神障礙是一種嚴重的精神失調，患者表現出周期性的，或長期與現實世界失去聯繫的特徵，通常有妄想、幻覺、木僵、思維散漫和暴力反應（1 ）。據此理論，筆者雖然沒有資格判定顧城長期患有精神失調，但至少可以從中推出詩人帶有某些精神障礙傾向。精神障礙傾向表現為： 　　

（－）妄想。患者擁有的妄想，在本質上是某種非常固執的思想或虛偽信仰。儘管這些思想信仰的現實依據十分荒謬，可患者始終維護它的絕對正確其實，相信這種信仰對他本人具有特殊意義。顧城的異想妄想一向十分突出，中國詩壇恐怕很難再找到第二個唐·吉訶德。“有人指着一棵樹告訴顧城，這可以吃。於是顧城就從這棵樹的樹根嘗起”（王安憶）。怪異、荒誕、譫妄的想法犬牙般充塞在生活與文本之間。如果說前期的妄想，在文本中獲得某種精神代償，“布林王國”是一個重要標本，那麼後期妄想的文本對應轉移，則主要是在激流島共建“女兒國”。他無時不耽於這種白日夢情境：“我不是在愛，我是在夢想一個女兒世界”（《英兒》Pll0）“我怕世界把她們拿走，女孩被碰，我的心就發抖……我終身與世為仇就在於此。我與自己為仇就在於此”(同上)。原本對愛情極為嚴肅專一的顧城妄想“相安無事地三人同居”，這種驚世駭俗，實質是一種男性主義的非分之想，它的極端自戀的滿足，以致最終難以返回意識的正常狀態。糟糕的是，這種自戀妄想合法地披上一種詩意的光環，形成所謂純潔無瑕的“女兒性”氛圍、境界，並作為信仰供奉起來。當詩意的妄想被殘酷的現實狠狠擊碎，詩人賴以生存的“理想”支柱肯定要發生迸裂。印度心理學家 S·K曼格爾指出：妄想有如下兩種特質：l、患者出現高度系統和穩定的有關迫害和偉大的妄想。2、患者運用巧妙的、富有邏輯的幻想方式（2）。他繼而分析道：“其偏執反應的過程可能始發於一個過大的雄心勃勃計劃失敗以後所造成的挫折。它引起怨恨和敵意。”（3）顧城的怨恨和敵意能消解在寬恕的情懷中嗎？或許自卑和懺悔多少會沖淡暴怒的情緒，但稍有細小的衝突重新升起，本來脆弱的失調機制可能瞬間扣動暴力的扳機？ 　　

（二）幻覺。幻覺是知覺紊亂的障礙，它代表一種虛假知覺，患者所知覺的對象沒有任何實在性，只是想象與假定的圖影。例如沒有食物，他能體會到味覺，沒有花朵，他能聞到香味。顧城高度發達的幻覺機制，包括白日夢、夢遊症、幻視幻聽，出神狀態，長時間諦聽，使之在充滿嘈雜的現實境遇上能夠順利建起他的超現實幻象天堂，從“王子”到“布林”，從“墓床”到“天國”，從“海盜”到“天使”，從“木頭”到“房屋”，這是他藝術最成功之處，也恰恰是這種高度發達的幻覺混淆了現實與非現實的疆域，抹殺了生與死、人與物、自然與社會、想象與存在、個我行為與公眾準則的界限，誘使詩人在自製的幻象里，只能和自己的靈魂對話——夢一樣的生活，生活一樣地做夢。當他尚清醒的時候，入世的欲望無數次慫恿他逃脫“我是在做夢嗎？”當他沉湎時又無數次慶幸自得“我活在夢裡”。在長期這種夢幻生活的濃濃氛圍里，生與死，我與物已分不出什麼界限了。妄想的偏執，夢幻的當真，經常交纏一起，相輔相生，相得益彰，使意識的屏幕一直處於超現實的磁場中。再強大的存在真實，也難以抵抗這種消解性“振盪”，紛紛化成虛無或虛空。所以我推測，在詩人走向地獄之時，既帶有某種義無反顧、偏執的決絕，又保持某種茫然、夢幻的姿態。 　　

（三）強迫觀念與強迫行為。強迫觀念是患者為一種持續反覆的觀念所縈繞糾纏，無法擺脫，並由此引發相應的失調行為。強迫觀念是不符合公認原則的欲望、動機，它常常由潛意識轉換為有意識，只不過患者沒有意識到它代表自身欲望的滿足。在顧城一生中，可以說強烈死亡觀念（意識）貫穿其間，特別是到後來愈演愈烈，“英兒可以殺我，我愛的人都可以殺我”（《英兒》P20 ）；“她不讓我活，我就不活了，這是上帝的安排”（《英兒》P21 ）；“死不是空虛的死是實在的，太密集了”；“我很驚訝人為什麼願意活，而活就是生活”（《英兒》P98 ）；“我需要死，因為這事對於我，是真切的”（《英兒》P99 ）。到處可以讀到詩人關於死亡的表白，經常湧起死之念頭不計其數，這種強迫觀念的發展肯定總有一天要付諸行動，僅僅有據可查的自殺，在顧城身上就發生過幾次，而接近死亡行動邊緣的又有多少次不被覺察。強迫觀念和強迫行為無法使顧城與自己的肉身和解，肉身成為他的叛逆，成為他不愈的傷口，和相當厭惡鄙薄的對象，死亡情結緊緊地攫住了他。死亡是生命哲學的根本底色，正常人無不表現出本能的自衛性退避，敢於超越本能、直面而上的人肯定不太正常。難怪加繆會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自殺的行動只在內心默默醞釀着，猶如醞釀一部偉大的藝術品（4）。只有極少數非常態的人，才能超越常規，真知或無知地面對大限。對於“患者”而言，要麼是冷靜徹底透徹死亡真面目，把死亡看作是美與生命的最高境界和歸宿，要麼是強迫觀念推之極點，最後根本不知死亡為何物。我們不清楚顧城究竟屬於前者？後者？還是不那麼純粹兩者兼而有之？如果在相當程度上屬於後者，那麼有一段話是值得注意的： 　　

強迫行為中的基本要素是，個體在完成動作本身所衍生出來的滿足感。在這樣做的時候，他解除了自身直接的焦慮的緊張或壓力。他感到自身欲望得以完成的滿足。隨後，這種滿足進一步加強了強迫動作，逐漸地發展成為強迫觀念與行為的神經症的反應模式。這時，一個人就被固定在某種特殊的行為方式中行動了，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行動是非理性的（5）。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至少是在邊線性的紊亂中，詩人採取了暴力，其客觀結果是以他人生命作為“滿足”代償。正是在這一點上，顧城遭到最大的譴責。因為沒有一個醫生能夠開出證明，說他神經完全錯亂分裂。筆者只能在這裡繼續堅持：愈演愈烈的精神障礙可能導致詩人的人格分離、解體。 　　

（四）人格分離。人格分離的實質是“自我破碎”，嚴重時，“患者沒有真實感或只感覺到他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遊戲，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事件”（6），“他可能在幾個小時到幾年的時間裡，從一種人格變為另一種人格。而這不同的人格特徵，經常是極為對立的。”（7） 　　

人格分離會產生一種頗為矛盾的生命景象，例如詩人一方面以無比真誠的愛心歌唱生命歌唱創造（可舉數百首）另一方面卻自瀆自賤施虐施暴；一方面詩人高度憐憫珍惜同族同類，甚至非同類的“物”，另一方面卻放逐自己的親生骨肉，“在深愛妻子的同時又不斷傷害她”；一方面詩人以宗教般情懷推崇“永恆女性的光輝”，“這種光輝使我的生活有了意義有了生命，就像春天使萬物有了生機一樣。”（《英兒》P153）另一方面卻難容女性的自主自立和新的選擇。這種人格分離的“面具症候”，可以說是精神發育不全的嚴重結果。我們發現，顧城的精神發育，有一部分還停留在兒童階段，誠如他自己表白： 　　

我的秉性太極端了，我的最深度從沒過8歲。 ———《英兒》 　　

著名人格心理學家哈爾曾經做過實驗，測試人格分離患者與正常兒童兩組腦電波（大腦顳部位），發現兩組腦電波型式十分相似，它在相當程度表明，人格分離患者和兒童大腦結構與機能同處於發育不全的水平上。由此實驗，引起我的感嘆：許多時候，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發育不全的八歲孩子：任性、異想、夢幻、偏執。我們在他身上看到正常的一部分，還要看到不正常，發瘋的另一部分： 　　

我知道我在某一層已經全發瘋了，我只能拿不病的部分給人看。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人了，我沒有一點理智，我只有薄薄一層殼，一個靈魂，一些話，對人說話，就好像坐在賣票的窗口上，其它的部分已經都瘋了。 ——《英兒》 　　

上述種種妄想、幻覺、偏執、強迫觀念、人格分離看來還應追溯到詩人一生中的自戀。自戀是兒童期必經的階段，因為自戀乃是人類自我保護的一種機制，不少人終生都無法脫離這個階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自戀完全符合人性要求，“它是一種高度強調、高度評價個人的獨特性和唯一性的態度。”（ 8 ） 然而，失控的自戀則肯定是出現變態了：以自我為唯一的支撐中心生活在自製的幻影里；只能與自己對話；很難做出自我犧牲；無法與旁人相處；拒絕與自己無關的事物。自戀發展到極端，常常會發生反向運動—以最直接的方式消滅和放棄原來沉醉迷戀的自我。例如表現為離家出走，表現為甘願受虐，表現為對生病、瘋狂的渴望，表現為自毀自絕的策劃。弗洛依德非常恰當把這種綜合症定性為“自戀神經症”：“這是自在幻想中的膨脹，是作為最終防禦機制完全惡性的狂妄自大，是作為在缺乏可依賴的生理力量時想達到徹底的符號力量的企圖”，“它把人對自身二元性處境的反抗投到了極限。它代表了極端脆弱的神經症的開放性。”（9） 　　

自戀如朝好的方面發展，本可以升華為崇高的“個人主義”，如早期惠特曼：“我溺愛自己，世上有我存在一切甘美如飴。”到以後升華為“啊，我的肉體！我不敢唾棄別人身上你的同類，也不敢唾棄局部的你。”不幸的是，顧城的自戀，在抵達極點時，和某些藝術家一樣滑向反面，尤其是在後期死亡意識這一強迫觀念推動下，終於墜向深淵。而瀰漫其間的妄想、幻覺、偏執、意念飄忽、思維散漫，都起到了非同小可的催化作用。加上外部環境壓力，諸如母語失卻的孤獨感、緊張重負的焦慮、深在的無定漂泊、先天孤弱的依賴性、連同後期負罪感、懺悔意識，還有人們談論不少的“斧頭情緒”……（尚未涉及遺傳因素、家族史、童年腦部受傷等）多種精神窒息障礙的合力結果，使原本十分“暴躁”的火藥庫，處於引燃的臨界，在自我調節機制的抑制與放縱之間，來回徘徊，時好時壞。一旦自身某一障礙加重，或外部一顆小小火星，都可竄出熊熊大火。脆弱而接近失控的神經官能，會敏感到這樣的地步：有時一個眼神一句話，一個手勢一種暗示，就可以挽回一場災難。反之，嘴角一撇，眼珠一瞪，也可以迅速推向懸崖。我們已無法推測當時衝突的情景，但有一點十分清楚，對於潛在失衡和顯在障礙的邊緣性患者，命運早已先在地埋下慘案的伏筆。筆者在這裡反覆強調邊緣性，它是悲劇難以避開的必然性前提與基礎；我同時也強調命運的劫數，它貌似偶然，卻是一種更深刻的必然。邊緣性障礙和間歇性發作，在命運手中“偶然”地撮合，一旦“歇斯底里”起來，能逃出1992 年10 月8 日，還能逃出1993年10 月8日嗎？！ 　

　由此，再引伸出與此密切相關的話題，即如何看待精神障礙在創造力旺盛者身上的表現呢？美國心理學家 S·阿端提認為：“創造者的神經官能症可以被看成為一種重要的動機因素，也可以看成為一部創造作品的內容當中的一個重要成份。”（10） 日本病跡學家岩井寬博士也認為：“歇斯底里的病理是超現實主義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藝術中主觀和客觀價值顛倒的動。”（11） 專家們發現，眾多變態心理能量在生活與藝術上會同時產生正負不同效應：如果它有效釋放於藝術上，常常因其悖於常態而獲致非凡的創造。如果浪費於世俗，常常因其錯位而導致災難不幸。因此，藝術上的“王者”不少是生活中的“白痴”；生活中的“瘋子”，很多是藝術上的巨富。某些疾病，人格發育不全，異端思維，反常心理，變態，變性，精神紊亂，在“轉化”為異常創造力時，往往有着不可忽視的創新功能。所以亞里士多德說：“沒有一個偉大的天才不是帶有幾分瘋癲”，柏拉圖說：“沒有某種一定的瘋癲，就成不了詩人。”叔本華也認為：“天才的性能和瘋癲有着相互為鄰的一條邊界，甚至相互交錯。”可以不假思索開出一大串極端者名單：迦爾洵的精神分裂、凡·高的躁狂錯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荷爾德林的抑鬱、愛倫坡變態的戀母情結、海明威的父氏遺傳躁鬱、王爾德的同性戀、海涅的卟啉病，普拉斯的歇斯底里、塞克斯頓的夢魘、烏斯賓斯基的失語、馬雅可夫斯基的癔病性人格。更有甚者，英國著名文學家蘭姆的姐姐碧姬·伊利亞，他們姐弟合作寫詩與小說，結果在一次神經失常中，她殺死了自己的母親。患有強迫妄想症的表現主義畫家蒙克，也在與挪威畫家卡爾斯基決鬥中，“誤殺”他人，溫克勒曾指出他的心底肯定深埋着病理性因子。1980年11月，法國思想家阿爾都塞扼死自己的妻子，同樣地源於精神病發作。列舉這些，並非表明筆者鼓吹藝術家、精英們，享有特權可以傷害自己毀滅他人，而旨在說明，先在心理與生理失衡所導致的進行性或間歇性精神失常乃至瘋狂，如何用理性與道德的準繩來評判？！法律至高無上，法律嚴密的尺度能度量出邊緣性患者的精神畸變嗎？！ 　　

設若退十步說，顧城的心理衛生十分健康，精神系統發育得十分健全，沒有那些異想幻覺自戀偏執以及某種人格分離所構成的特有“天分”，那麼當代詩壇肯定無法顯現那個“童話世界”，那個天賦不低名叫顧城的詩人肯定還沒出生。歷史就是這樣殘酷而可愛地繪出一個兩難命題：生活需要遵守遊戲規則的孩子，而藝術卻青睞哪怕發瘋的天才。 　　

是的，這一事件的特殊性十分複雜而又殘酷地指向：遠遠走在公眾面前的極少數藝術家詩人，他們怪異的創造力與影子般相伴相生的人格障礙，在世俗生活與藝術活動面前所面臨的悖論。這個悖論幾乎是先在的、命定的、無法克服的宿命。必須承認，有一部分天才藝術家詩人的人格、精神發育得十分健全完美，這當然得感謝造物主，但也必須看到，少數天賦性較高的藝術家詩人其人格、精神，嚴重變態、分離，頗多缺陷（包括重大道德淪喪），藝術史依然容納了他們。犁青等人忽略了顧城的精神畸變和人格障礙在其藝術活動中正負兩方面作用，忽略了這一悖論在其身上長期潛伏、無法調和的特殊矛盾，因而得出“殺人犯”“取消詩人”“重新裁決”的結論，這未免過於簡單化。一般來講，藝術史不會面對生活事件，它主要是面對文本，特別是隨着時間推移，它的審判目光不會盯着被告的人格分裂，而專注於藝術自在體的裁決。人格和文本最好是能夠統一，但有時亦可以相對獨立。文本是作為“這一個”獨特的精神財富穿越年代和人心，而人格缺陷僅僅作為一種人生經驗教訓告誡於世，未來藝術史一般都會將它淡化甚至棄置於審美評判之外的。 　　

犁青等人又判定顧城接受太多西方現代派的負面影響，這是導致悲劇的主因之一。筆者重新翻閱《顧城新詩自選集》後，看法恰恰相反。從整體上看，顧城的骨子裡仍是中國化的。第一，他的整個哲學觀世界觀集中體現在他少有的萬字文章《沒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學綱要》，從頭到尾充滿對老莊、禪宗的獨特領悟、充滿對中國文化思維的推崇，誰讀過這篇文章，誰就會感嘆，只有小學學歷的詩人對生死、物我、天人、自然、無為無不為等重大生存課題，有着與常人完全不同的體認，這種體認是母體文化與詩人個體靈性結合的產物，是根深蒂固深入血液的。貫穿他一生的“齊物觀”和“合一觀”就是最深刻的佐證。那種外來文化最多只能停留在表面。不能因為死亡結局的近似，就得出總體文化傾向的西化，這恐怕又是一次“誤讀”。第二，顧城的思維與話語仍舊是中體的，其詩歌思維特色，前期一般是清純明潔，拙稚靈動，是屬於觸悟靈感型一路的，完全符合中國人習慣的中國語法；後期部分“微型結構——關係詩”，有的則走向超常跳脫、斷裂、飄忽、零碎，是不足取的（這也可能提示詩人思維散漫的某種畸變？）。但顧城總體的話語空間，我以為是自然本真的。我深深感到有一種自如潔淨、簡短直捷、心性自現的氣色。這種氣色可以一直追溯到王維、陶潛，不是簡單一句西方現代派影響所能包容的，而恰恰是在與之抗衡中堅持下來，留在骨髓里的東西，恰恰是老莊文化浸潤參化詩人靈性的體現。 　　

顧城，畢竟留下了一千多首詩作，不用說，他所建構的童話王國在當代詩壇留下一種怎樣的模型，單是其中兩首詩《一代人》、《遠和近》，筆者就肯定可以傳之後世。前者的意義在於高度概括文革一代的精神走向，極具歷史標誌性，後者的出色在於，提供一種主客體互相轉換的觀照世界的方式。一個詩人如若有兩首詩作傳世，這就夠了，何況幻美模式的建立，在新詩史上，能有幾人？

（1）L·索普B·卡茲《變態行為心理學》第449頁，紐約1948年版。 　　

（2）（3）S·K曼格爾《變態人格心理分析》第156頁、第157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4）加繆《西西弗斯神話》。 　　

（5）S·K曼格爾《變態人格心理分析》第121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6）（7）同（2）第123、第117頁。 　　

（8）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第23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E·貝克爾《反抗死亡》第339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S·阿端提《創造的秘密》第30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岩井寬《境界線的美學——從異常到正常的記號》第194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