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趙自強也是聽到楚筱雅帶給他的消息，才知道媽媽出事了。當他急急忙忙地，翻山越嶺，步行三十里路，回到冶金廠的職工宿舍時，媽媽已經斷了氣。

　　趙自強的爸爸趙興國，原來是上海市國防冶金研究所的技術人員。解放前夕從同濟畢業。後又被新中國派到蘇聯去進修了一年半。那年頭，百廢待興，欣欣向榮。趙興國自我感覺頗好，春風得意，事業有成，家庭和睦。日子一天一天地往上奔。可是沒料到，迎來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趙興國不幸被劃成右派之後，厄運便接踵而至。首先是被下放到這個山溝里的三線廠來。趙自強五歲那年，全家人灰溜溜地從繁華的上海，搬到這鳥不生蛋，樹不結果，黃土一片的廠子裡。趙興國被分配到冶煉車間做普通的技術員，成天與那些放射線劑量大大超過安全標準的稀有金屬礦石打交道。他覺得健康狀況一年不比一年。後來，果然查出得了肝癌，七年前，丟下妻子兒女，一命嗚呼。死時才剛四十出頭。

　　世界上的禍事大概總是成雙結對而來。父親因肝癌去世後，姐姐趙自珍又出了意外癱瘓在床。

　　媽媽陳培明是廠里子弟學校的俄語老師。年輕時在上海的教會女子中學裡讀過幾年書。學會了一口堪稱流利的英語。後來，英語在這個廠辦學校用不上。便改教了俄語。丈夫英年早逝，女兒半身不遂，對她的打擊可想而知。一年中老了十幾歲。隨着歲月的流逝，悲痛平息之後，便開始考慮女兒今後的前途問題：學校的學業是沒法進行下去了。也難以沿正規之路考大學、找工作。怎麼辦呢？她想到了自己尚未用上的“一技之長”。教她一些英語吧，以後也許可以在家做點翻譯之類的工作。於是，每天從學校回家，吃過晚飯之後，她便給趙自珍上兩小時的英語課。平時呢，便讓她一個人在床上複習複習，且試着翻譯一些簡單的英語兒童故事。

　　那時，楚小丫也常來照顧趙自珍。陳培明是楚小丫的俄語老師兼班主任。楚小丫喜歡說話，也愛上俄語課。再難發的音節，她一學就會。俄語中有一個舌頭在喉嚨里打滾的捲舌音，好些同學都說不好，包括陳老師自己的兒子趙自強在內。那舌頭不聽指揮，要末就是不振動，要麼就是振動得太過分，顯得做作。可這音一經楚小丫說出來，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恰到好處。她的這份語言才能，連陳老師也不能不佩服。可惜，正當趙自強和楚小丫讀初二的時候，鋪天蓋地的文化大革命風暴橫掃學校，任何課都不用上了！

　　陳老師讓楚小丫和趙自強也跟着趙自珍一塊兒學英語。如此過了幾年，趙自珍開始做一些英語翻譯工作，趙自強和楚小丫的口語能力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再過了些時候，文革開始，他們倆就被下放到毛家灣去了。

　　這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刮向每一個人，但又不是人人都能經受得住的。有逆流而上，刮不倒的英雄；也有膽小如鼠，爬在地上的膿包。有能呼風喚雨的弄潮兒，也有失足罹難的可憐蟲。

　　陳培明一是右派分子的家屬，二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運動一開始她就被揪出來了，後來，又被兩個派性斗爭鬥得你死我活的造反派組織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輪流批鬥，輪流關押。

　　她一個弱女子的承受能力畢竟是有限的。終於有一天，隔壁的饒婆婆發現吊在廁所橫樑上的陳培明時，已經回天無術了。

　　趙自強氣喘吁吁地趕了回來，見姐姐趙自珍臉色白得像紙一樣。她一直靠坐在床頭髮呆發傻，看見弟弟才哇哇哇地大哭起來。

　　用一根布帶子就把自己了結了的陳培明，被人用擔架從宿舍里抬了出來。人們亂轟轟的，熟悉陳培明的人相互嘆息；不熟悉的人也來看熱鬧。

　　這時，冶金廠原來的黨委書記孫大炮已經處於被軟禁的階段。成功奪權的一派成立了冶金廠革命傳統委員會。廠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就是楚小丫的爸爸楚大石。

　　楚大石原來是個工人，湖南長沙縣人，一家人除了楚小丫之外，個頭都很高，像北方人一樣。楚大石個頭超過一米八，骨架子很大。一張平平的大方臉，單眼皮，高顴骨。老婆叫楊水蓮，大家都叫她楚嫂，在食堂工作，做得一手好吃的面點。她也是高高胖胖的，有一米七左右的塊頭。

　　他們有六個孩子。前面一口氣生了五個女兒，小名分別叫丫頭、二姑子、三姑子、四姑子和五姑子。最後，終於有了一個兒子叫楚家根。

　　因為楚大石為人正直，說話、做事公道，夫妻倆又總是助人為樂，他們在廠里很得人心。楚大石文化大革命中當了造反派頭頭，現在又出任廠革委會主任。

　　楚大石文化水平不高，當官後仍然保持着老工人的樸實本色，得知陳培明的自殺一事之後，便立即想法通知到了趙自強及陳培明在長沙的一個表姐。接着，又安排人員幫忙處理了喪事。

　　死去的人，萬事皆空，承受巨大痛苦的是活着的親人。陳培明死了，丟下一個不能自理的女兒和一個沒工作、自身難保的兒子。癱瘓的趙自珍今後怎麼辦呢？表姐張羅聯繫上了趙家和陳家的幾十個親戚，來幫忙想辦法。車到山前必有路，最後，親戚朋友們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在父親鄉下的老家，浙江省泰順縣，找到了一個憨厚、善良、有力氣、無多少文化，也沒有錢討老婆的農民，願意接受這麼一個半身不遂的女人。最後，大家決定，所有的親戚，每家每個月支援2－3元人民幣，總共湊到每月20元，作為她的生活費。就這樣，由眾人作主，把趙自珍嫁給了那個農民。

　　父母都死了，姐姐嫁了人，趙家在冶金廠的宿舍就按照規定被廠里收回去了。趙自強最後從宿舍搬走時，楚大石對他說：“小強，以後逢年過節的時候，你就和丫頭一塊兒從毛家灣來我們家，還是把冶金廠當着你的家，好嗎？”，楚嫂也說：“反正你和弟弟家根睡一張床就好了，我們家裡人多，吃飯不在乎多你一個。”趙自強感到不好意思，推辭一番：“不用了，楚伯伯、楚媽媽，我就在毛家灣呆着，沒關係的……”

　　可楚嫂說：“還是一塊兒來吧，丫頭一個人走路，我也不太放心她。”

　　這麼說，趙自強也就無話可說了。

　　所以，每逢休假日，楚筱雅就來找趙自強：“走吧，小強，回家去！”

　　倆人便一前一後，或一左一右，往冶金廠的方向趕。他們一邊走、一邊聊，一邊說、一邊笑。有時，還會在談話中夾雜幾句英語，這是前幾年在趙自強家裡和趙自珍一起學英語時學來的，現在正好複習複習。

　　回到家之後，楚筱雅一般都會被正在拼命追她的曾革軍約到別的地方去玩，幾乎整天整天地不落屋。趙自強呢，就幫楚嫂幹活。在楚嫂眼中，他極聰明，是個能人。除了一般家務活之外，修理家中的樣樣物品，從蜂窩煤爐子、自來水龍頭、到木頭家具、桌子凳子、再到電燈、收音機，似乎樣樣精通。壞了的東西，看起來無法使用了，在趙自強的耐心折騰下，經常能‘化腐朽為神奇’。這時候，楚嫂的圓臉會笑得開了花，特別找來小兒子家根，有時還有別的‘姑子’們，指着趙自強對他們說：“來來來，看看你小強哥，多能幹！你們要學着點兒。”

和楚筱雅談戀愛的曾革軍是個大學生，分到長沙市郊區的一個鐵路分局工作。因為兩人見面時間不多。每次見面曾革軍總是分秒必爭地作兩件事：一是迫不及待地親熱一番，有時將楚筱雅憋得氣都透不過來，以為自己快被悶死了。不過，楚筱雅覺得是因為自己的過錯，而使得愛自己的男人身心倍受煎熬。想到這點，楚筱雅就豁出去了，除了堅守住最後那道防線之外，其它的事，任憑曾革軍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曾革軍的另外一個話題，就是與楚筱雅討論如何弄到一起的問題，對此他腦袋裡又有了新的計劃：“筱雅，你爸爸現在不是當了冶金廠的副廠長嗎，趕快叫他把你弄到廠里來，隨便幹什麼都行。我想他一個副廠長搞到這一個進廠的指標，應該不會有任何問題。”

　　可是楚筱雅是個轉不了彎的死腦筋，認為不能靠父親，希望能慢慢靠自己的努力調回城去。

　　楚筱雅又說：“其實我現在在毛家灣已經比別的知青好多了，我現在在小學代課，也不用下田作農活。”又興沖沖地加上一句：“小強現在也不錯，大隊裡照顧他體力不強，又看他聰明，肚裡有幾滴墨水，叫他做會計，兼做電工並管理廣播室……”

　　楚筱雅一提到趙自強，曾革軍更不高興了，臉色一下陰沉下來：“又是小強小強的，你腦子裡是不是裝滿了趙自強？到底還有沒有我啊？”曾革軍越說越激動，臉色鐵青、語句生硬：“你以後回來時，不要和趙自強一塊兒走！”

　　“一塊兒走怎麼啦？我們從小就是熟人、好朋友。”

　　“一男一女的，誰知道你們一路上好幾個小時會在一起幹些什麼？”

　　楚筱雅覺得自己受到侮辱，大把大把的眼淚掉下來。這時，曾革軍往往又被嚇壞了，趕緊把筱雅摟到懷裡，左陪不是、右陪不是，又親又吻、又哄又騙，直到楚筱雅笑出聲來，倆人似乎又和好如初。

然而，這種情形反覆幾次，就使得楚筱雅對曾革軍大感失望，不理解這麼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有正式工作的大男人，為何如此小心眼？

…………

        當趙自強接到楚筱雅的那封長信以及辦簽證的一大堆文件之後，本來想拖一段時間，再去上海。當然，護照得早一點申請，那是需要時間的。說實話，自強是想去美國的，這不僅是因為那兒有筱雅。其實，去國外也是他長年以來心中暗藏着的一個夢想。經歷了這麼許許多多的家庭災難，他已經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在這個社會中做人時最保險的生存之道：“夾起尾巴做人”。況且他也沒有多長的“尾巴”，既沒有學歷，也沒有後台。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維修工，哪來的尾巴呢？申請護照的文件上報兩個月之後，便順利地領到了護照。然而，去美國領事館簽證的事，他卻一拖再拖，直到六月初，趙自強去北京出差。

　　趙自強來到北京後的第四天。已經很順利地辦好了公事，把要買的兩台數控車床也託運回去了。下午無事，便去探訪過去認識的一個叫曾譚克的老朋友。見到曾譚克時，他和他的一夥“哥兒們”正準備往天安門廣場去參加什麽活動。其實，趙自強來北京之前也聽見消息說北京的學生正借悼念××為名，在天安門廣場靜坐鬧事。在廠里時，自強他是一貫謹慎，凡事三思而後行。但今天呢，因為是到遠離工作單位的外地出差，思想上就自然放鬆了一些，還沒搞清楚是去幹什麼，也就糊裡糊塗地跟上一伙人去了。當時他還以為是去玩玩而已，直到隨曾譚克等人坐上一輛大卡車，看到車上堆滿的大橫幅、標語、小旗子等等。才知道此行非同小可，只見源源不斷的人流：走路的、騎車的、個別的、成群結隊的，一齊湧向天安門廣場，走到半路，汽車就開不過去了，大家下車步行。這時候，激動的曾譚克拖着趙自強就往前跑。跑了一陣，人群越來越擁擠了，趙自強跟不上曾譚克，也不想跟上，便藉口說要找個地方小便，這才故意與曾譚克走散了。後來，他趕快設法逆着人流往回走，後來，又好不容易才擠上了往自己住的招待所方向的公共汽車，回到了自己住的房間。

　　第二天早飯時，聽很多人都在紛紛議論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這時，趙自強不由得擔心起曾譚克的安危來，可是也想不出什麽辦法去打聽他的消息。從旅館打電話給他也沒有人接。當晚，趙自強便坐火車匆匆離開了北京。

　　回到冶金廠之後，趙自強遇到了一些麻煩。因為有人說在電視裡看見趙自強和另外一個剪平頭的小伙子一起擠在人群中的鏡頭。問題的關鍵是：在另一段挺長的電視新聞中，播出的是那個小伙子和另一伙人將一個解放軍打倒在地的情形。

　　過了幾天，這次風波被上面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於是，冶金部便有人來冶金廠向趙自強調查他那天的行蹤及那個平頭小伙子的情況。因此，幾個月來，趙自強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敘述他那幾天做了些什麽什麽，寫了一張又一張的匯報和檢查材料。最後，孫大炮及其他廠領導考慮到他從來就聽話本分，又膽小怕事，決不是那種會去上街鬧事的料，才把他從被懷疑的名單中一筆划去了。

　　可是，這次經歷，畢竟使趙自強心有餘悸。政治這東西，你不想沾它，有時它卻硬要來沾上你。真是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啊！

考慮到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弱點，趙自強想：還是出去吧！因此，兩個月之後，趙自強去上海辦好了進美國的簽證。登上飛機，飛到了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