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村莊
需要仔細推算一下才能想起那是哪一年,應該是——1987年吧,弟弟剛剛考上大學,我讀大二,姐姐則已經大學畢業工作了三年,對,就是那一年的春節,姐姐的男朋友即將變成我的姐夫,准姐夫找了一輛吉普車,使我們得以去了一次我父親的村莊。
那是我記憶中惟一一次去我父親的村莊——據說當我還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的時候去過一次,但那基本上與我本人無關——去我父親的村莊是件挺不容易的事,因為它在鄉村的腹地,它的名字就叫中腰裡。先要到所屬縣城,再搭車到鄉里,然後在鄉間的砂石公路邊上等待毫無規律可尋、隨時可能會來、也可能這一天永遠不來的拖拉機,前往那個叫中腰裡的地方。
這種可以預期的艱難漫長的旅行,使得多年來我父親都不曾下決心領我們去一次他自己的老家。也許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並沒有這樣的強烈欲望。如果在1987年的春節,不是姐夫正當其時地弄到了一輛吉普車,可以把我們全家人都裝進去,那麼那趟老家之行或許依然不會成為現實。那麼我將永遠與我父親的村莊失之交臂——在那之後的許多年裡我一直盼望着能夠再去一趟,包括現在我都這麼想,但事實上我再也沒有回去過。
鄉間的砂石公路到了盡頭後,在狹窄的黃泥土路上顛簸了兩個來小時,吉普車在正午的時候進了村。我們先到了我姑姑家。
我姑姑是我父親在老家僅存的兩個親人中的一個,但多年來她和我們家少有來往。她的景況一直艱難,但她從沒有試圖求助於我的父親。
關於我父親和他的老家之間的過節,多年來我從父母口中隱隱約約有所覺察。這個漫長的故事大致是這樣的:
我父親降生在一個窮苦貧困的農家,他長到五六歲的時候,因為家裡太窮,他父母決定把他送給別人當養子。收養他的是村里一對沒有生育子女的地主夫婦。所謂地主,也就是靠苦扒苦做置了幾畝薄田的人家,平時過日子依然是節儉成性。幸運的是養父母對我父親視如己出,尤其是養母,對我父親十分疼愛。我父親始終把養母沒有活下來享到他的福引為人生至大的恨事。
土改開始後,養父母的階級成分被劃為地主,成了鬥爭的對象。某一天,他們雙手大拇指被麻繩拴起,然後被掛在房梁上吊打。從梁上放下後的當天夜裡,這對夫婦雙雙跳到自家屋後的水塘把自己溺死了。在尋死之前,養母曾經把我父親攬在懷裡,告訴他,“兒啊,以後娘就不能幫襯你了,你要自己好好過日子……”可惜我父親那時畢竟年齡還小,雖然覺得不對勁,半夜還是睡死過去。等到第二天醒來,他已經孑然一身,一夜之間失去依恃。
我父親那時還不能自立,轉而去找親生父母(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但我祖父拒絕他的回來。祖父害怕這個血液已被玷污的兒子連累全家,不願意再接納這個兒子。那時祖父還有一個兒子,是我父親的哥哥,祖父覺得靠這個兒子養老就足夠了。
我父親轉而投奔我姑姑——他的已出嫁的姐姐,但我姑姑也沒有讓這個弟弟進門,姑姑盛了一碗米給他,然後在他面前關上了家門。
我父親能夠免於餓死凍死,是因為恰好趕上了徵兵。本來當兵這等好事是輪不到他這個地主階級的狗崽子的,問題是那是1953年,村里鄉里的幹部都知道,這一批徵兵的對象統統都是要開赴朝鮮戰場,參加抗美援朝的,於是他們慷慨地把這個機會給了我15歲的父親。我父親自知別無出路,在報名的時候非常聰明地給自己添加了兩歲。
我父親僥倖地活了下來,生兒育女。老家於他就像體內的一塊結石,年深月久,永不溶化。時空的阻隔使最初的怨憤慢慢演變為生疏、隔閡、冷漠。
他的哥哥,也就是被我祖父寄託希望的那個兒子,在27歲那年因為一場不遂的戀愛自溺於井中,祖母憂傷過度早早去世,丟下祖父孑然一身。儘管這樣,他從來不曾向我父親求助過。父親數次提出將祖父接到身邊奉養,祖父都堅決地拒絕了,寧願在村子裡當五保戶,靠村人的接濟苟活。每年我母親會給祖父寄一個大包裹,裡面是隨着着季節更替給他準備的一些衣服被褥,外加幾百元錢。除此以外,似乎也無法為他做得更多。
姑姑和父親長得很像,都有凹陷的雙眼,高高的顴骨。對着我們這些猶如從天而降的客人,十幾二十年不曾謀面的弟弟,姑姑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雙手在圍裙上搓着,手足無措。然後就忙着殺雞割肉,準備午飯。端上桌的一大海碗雞肉根本嚼不動,因為時間倉促,也因為柴草對於姑姑都是匱乏的東西。
父親領我們去的第二個地方是養父母的墳地。事實上墳地已無處可尋,他憑着記憶領我們到達的是一塊菜地。在菜地中央,父親跪下來,對着泥土磕了幾個頭,嘴裡說着:“爺,娘,我把媳婦和孫子孫女都帶來了。孩子都聽話爭氣,有出息……你們要還活在世上能看到就好了……”他哽咽得說不下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我父親流淚。我母親經常責怪他是一個冷漠的人,“不懂感情的怪物”。
最後要去看望的是祖父。在一間低矮小屋裡,我見到一個即便佝僂了依然高大的老人,目光渾濁,牙齒被旱煙熏得焦黃,身上穿着我母親寄給他的棉襖、棉褲和解放鞋。
領我們進屋的村民大聲跟他說,“你兒子帶媳婦、孫子孫女看你來了!”祖父一幅茫然懵懂的模樣,顯然不明白眼前發生的事情。村民又反覆地跟他解釋,然而,他好像怎麼也無法明白擁進他屋裡的這一大堆人跟他有什麼關係!
他不認識我的父親了!他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識了!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淚水漸漸在眼眶裡蓄積着。面前這個已無法指望和他有任何交流、身背佝僂卻依然高大的老人,是我的祖父。我的第一次謀面的祖父。我們素不相識,而我的血脈卻來自於他。無論我們本該有着怎樣的關聯,卻永遠不可能再重新認識,歲月將不再給予我和他這樣的機會。這樣的擦肩而過,仿佛比全然的隔絕還要令人感到悲愴。我們在活着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相認的機會,這個老人的懵懂恍惚中竟然蘊含了如此濃烈的悲劇意味。
我們把帶來的食品、衣服、錢交給他。村民們羨慕地望着那些東西,湊趣地讚美着祖父的福氣,場面熱熱鬧鬧,卻再也無改悲劇的本質。一個小時後我們準備離去了——我們不能留下,因為這裡沒有地方供我們這麼多人吃住;而且,即使是我父親,也已經再不能忍受這裡的生活,哪怕是一晚。
我向車門走去。幾十步路中,我頻頻回頭張望,張望留在身後的老人和他的小屋。在我們要走的時候,老人好像隱約意識到了這一群人和他的關係,他好像終於有點明白過來,他跟在後面,隨着我們一起往前走,看我們鑽進車子,他停了下來。他明白自己是該留下的那一個。
我坐在車裡最後一排,我的頭一直向後扭着,眼睛一瞬都不肯放棄地注視着那個呆呆地站在車後、臉上掛着終於來臨的依依不捨、緩慢遲疑地揮起手臂、剛剛有點明白卻緊接着又被拋下的老人。我再也忍不住沖閘而出的淚水,放聲痛哭起來。
是在那一刻我意識到了血緣不講理的巨大力量,意識到這世上任誰也無法左右、無法割斷的永恆存在。誰有勇氣去裁決與評判親情呢?無論怨恨還是隔絕都改變不了什麼,它存在着,在那個我平生只去過一次的村莊裡生生不息地延續着。
車子慢慢駛離村莊。在村口,我又看到了那四棵巨大古老的樟樹。冠蓋如雲,樹幹要數人合圍那麼粗。在整個童年,父親經常對我們提起村裡的老樟樹,說小時候他經常鑽到中空的樹洞中玩耍。對父親村莊的想象從來就是與老樟樹聯繫在一起的。一眼望去,綠樹掩映下的村莊,真的一如父親所述,美麗得像一曲田園牧歌。
我祖父與姑姑原本是有一個機會將自己從淒涼晚景中解救出來的,可惜,那個本該充當救世主的人拒絕了他的職責。
我姑姑的長子,比我大二十多歲的從未謀面的表哥,在當地算得上是個“出息”了的人物。在當時的農村,他是少有的接受了教育讀到高中畢業的“文化人”,因為能寫會算 ,能說會道,在70年代他已經是鄉長、公社書記。對於城裡人這大概是不值一提的鄉官,在某一個小範圍內卻也可算權傾一方。按照中國的現實邏輯推演,他應該多少可以拉扯一下自己的家庭,使自己的母親、外祖父在生存線上掙扎得不致太過悽惶。表哥從小學念到高中,均是由祖父供養,按照中國人的倫理觀,表哥因此多多少少對祖父負有贍養的責任。
然而表哥並不願意飲水思源。他後來對待姑姑、祖父,包括對待他自己弟弟妹妹的態度,讓人想到一個逃亡者,拼盡全力要逃離他所出生的家庭,連回頭張望一下都是不情願的。他的仕途一直還算通達,後來從鄉里到了縣裡,當了縣城一個單位的頭頭。他的妻子據說是個精明厲害的女子,非常反感丈夫的農村親戚;他有一兒一女,據說都已經考上大學。
完全可以想象出這個男人的生活圖景:在單位擔任領導工作,住在單位分的三室一廳的房子裡,有妻有子,生活小康。他的背景是那一大堆嗷嗷待哺的農村窮親戚構成的風景線,可他是多麼願意忽略掉它啊。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難處。他的今天也不是輕而易舉得來的。他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他的富足是相對的,有限的,分一杯羹給農村親人,就意味着自己的生活質量下降一點點。
除此以外,他曾經歷過的鄉村生活,他長大的那片土地上無邊無際的苦難,帶給他的是否還有一種心靈上的傷損,以致使他怨恨一切想把他重新拉回那種境地的人、事?
他寧願漠視,漠視,忘記,忘記。如果要徹底地逃開,就要斬斷一切可能的關聯,甚至包括記憶。他每年給自己母親100斤大米,這是他不得不盡的孝心量化後的數字;而且他不肯把這一百斤大米送回鄉下,每年,他要他的母親或弟弟妹妹自己上城裡來拿,——如果他們不想放棄這100斤大米的話。
他基本上不回家鄉。那100斤大米,就是他跟自己出生的家庭最後的牽扯。他逃離的姿態是如此決絕,使得弟弟妹妹們從最初的抱怨迅速走向了絕望。他走了,意味着他們失去了他。從此他是與他們無關的人,最好能夠相忘於江湖。這一定是表哥所希望的。
那樟樹環繞、田園牧歌般的村莊,就這樣如同一片遭受詛咒的土地,本該綿密無間的親情,卻滲透了令人絕望的無情無義。這大概是生存真相一種吧。長輩們當年對父親的決絕,在多年後表哥對待他們的方式上重演了。鄉村的孩子離開了鄉村,以一種永不回頭的決心。鄉村註定要失去他們。
姑姑的第二個兒子與我同齡,文革正如火如荼的時候出生,故取名衛東。那次回鄉我應該是見過他的,但現在已是毫無印象。他的妻子,我就更加無緣得見。
記得是前年的冬天,在辦公室接到的電話,得知衛東妻子的死訊。
辦公室中央空調的旋鈕,永遠是旋到最大位置,在冬天,室內比真正的春天還要溫暖。整整一天,我看了許多稿子,回復了一些信件,接了幾個電話……我平靜熟練地做着這些,它們就是我日復一日的工作……直到電話鈴再響,我拿起話筒——老家的消息就從電話線那頭傳了過來。
呵,那並不是一個最近的消息,事實上,它已經是一年前的事情了——電話里媽媽告訴我,衛東的妻子死了,喝農藥自殺的。
衛東妻子剛嫁過來的時候,我母親見過她一次,說她有一張紅蘋果一般的俊秀臉蛋。七八年後我母親再見到她時已不敢相認,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提前衰老的憔悴悲傷的農婦。
有一次採訪劉震雲,談到他的小說【塔鋪】中的一個細節:一個農村女孩子在割豬草的間隙掏出一面小鏡子來照。他反覆地談論着這個細節,動情地重複着那個場景,說這裡面有一種特別動人的東西,因為,“農村女孩子,她們的青春總是特別短暫。”
不光如此,她們的生命,似乎也是格外脆弱。猶如命懸一線,無論哪個方向的風,都可以讓她們墜落。
衛東的妻子死了,在30歲剛剛出頭的時候。自殺的直接原因是她頭天晚上,因為家務事和衛東拌了嘴,她說覺得累,家裡又那麼窮,生孩子落下的婦科病老不好,活着沒意思,不如死了算了。衛東沒有勸慰她,反而沖了她一句:“想死你就去死。”
第二天中午她悄悄喝了農藥。喝完藥照常下地,把地里該干的活都幹了,然後回家給孩子做飯。做好飯,她把在別家玩的孩子喊回家,攬到身前,叮囑他們聽話,好好念書。
吃晚飯的時候藥性發作,家裡人才知道她喝了藥,這時候要救都來不及了。
一個與我同齡的女子,出生在貧瘠的紅土地上,青春轉瞬即逝,生活中除了勞作沒有其他內容,而貧窮像一塊巨石,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生活是如此枯燥,如此無望,令她倦於忍耐。
像劉震雲反覆談論着那面鏡子,我反覆地在腦海中重現那個從未謀面的女子在生命最後一天的舉動:喝農藥,下地幹活,做飯,與孩子訣別。沒有呼天搶地,沒有欲罷不能,沒有悲傷,沒有猶豫,這一天平靜得像她生命中的任何一天。
淚水緩慢地蓄積着,把眼眶撐得飽漲而疼痛。然後它們一顆接一顆地滴落,碩大沉重,洇濕了蒼白的稿紙。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而哭泣。為了那平靜背後無邊無際的絕望?為了她拋舍不下而終於拋舍的母愛?人的生命力是多麼頑強啊,然而,在無邊的絕望面前,一名原本熱愛生活的女子還是背轉身去。
我起身走到窗邊,開啟窗戶,寒風像只巨靈之手,一下攫住了我的身心。 底下是車流、人流,那都市之流中的每一滴水分子,都該是有一個發源之地、有一個老家的吧?我想到,和我的老家,我是多麼隔膜啊。然而,畢竟血脈相連,總有一些東西,會讓我們無法徹底忘卻那遙遠村莊的存在(雖然,我已經忘記得夠久了)。
後來,祖父的死訊,也是通過電話得知的。但那一次我沒有掉一滴淚,甚至連悲傷都沒有。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第一個念頭:死了好。死了比活着好。
我寧願他死去,也不願看見他活着受罪。
那次回父親的老家,我們還去了一戶人家。把這戶人家放在這文章的最後來說,是因為以他們作為這鄉村故事的結尾我覺得是恰如其分的。
我們要去看望的人與我們毫無血緣關係,我父親稱他為“發陰哥”——這只是諧音,究竟是哪三個字不得而知。他和我父親算是兒時的玩伴,小時候一起放牛,一起瘋玩長大的。在我父親養父母去世,親生父母和姐姐都不願收留他的時候,是發陰哥收留了他,一直送他參了軍。發陰哥是有恩於我父親的。對於鄉下人,我父親的狀況也基本夠得上衣錦還鄉之說,如果說我父親偶爾的確會冒出“衣錦還鄉”的念頭,那也是因為發陰哥——我聽過他說:“如果發陰哥看到我現在這個家,不知該有多高興呢。”
我們一行人向發陰哥家走去。因為是春節,家家門口貼着鮮紅的對聯,門前泥地上灑落着爆竹的碎片,只有發陰哥的家不合情理地冷清。沒有對聯,沒有聲音,進了堂屋迎面是一具黑色的靈牌。
生活比小說還要來得富於戲劇性。就在一個禮拜前發陰哥過世了,因為臨近春節,他的老伴和兒子們覺得不應該把這個消息通知我父親,以免打擾我們家過節的興致。
發陰哥和我們家一直有來往。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平牯一個叫篙牯,都是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坐在我們家的飯桌上頭都不抬地往嘴裡扒飯,從來不肯吃菜。我父母招呼着“吃菜啊吃菜啊”,他們吭哧吭哧地答應,還是堅決地不肯吃菜。我母親見光喊沒用,就動手往他們碗裡搛菜,這下就見平牯或者篙牯漲紅了臉,呼地站起來,端着碗逃到一邊,三口兩口地把飯吃掉。搞得我媽連搛菜都不敢給他們搛了。
那時候家中也並不寬裕,他們來了也沒多少好東西送給他們,無非是一些舊衣物、舊家什什麼的。作為回報他們每次來都是挑着一麻袋一麻袋的新鮮花生或者紅薯,一大桶一大桶的茶籽油來送給我們。小時候放學回家如果看見客廳里杵着幾隻撐得飽飽的麻袋,就知道爸爸老家有人來了。
父親終於沒有實現他“衣錦還鄉”的夢想,因為老家惟一令他心存眷戀的人物發陰哥匆匆離世,就在我們到達前的一個禮拜。全車人都為此黯然了好久。
也許,父親回家鄉的日子,畢竟拖延得太久太久了一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