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在我們三個去看望她的女子中間，在一個初冬的中午，我們一起去吃午飯。
我們和她說着英語，因為她是教英文的家庭老師，也因為她更習慣於說英語，即使
是在中國生活了七十年以上，她還是這樣。她的聲音厚而結實，很柔和的胸音，與上海
的老太太的聲音有些不同。我想起來屠格涅夫對女子的聲音的形容。而在九十年代末的
上海，屠格涅夫實在離得太遠，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了他和他書裡的那些女子。
在乾淨的大弄堂里，遇到一個中年人，他特地從腳踏車上下來，和她說話，也是英
文。他溫文有禮地俯眼望她，像一個紳土。她八歲隨全家從澳大利亞到上海，她的家族
在南京路開了永安公司，這家大百貨公司標誌着華人資本家在上海開始有了地位。而她
被送到中西女校讀書，那時她說着一口澳大利亞英語，把A這個發音發得很大。而現在她
的口音里不再有那個A的聲音了，是在中西女校的時候校正的呢，還是在後來的燕京大學
時代教正的，她自己也沒有留意。
她響亮而流轉他說着，時常突然停頓下來，喘上一口氣，有點像急着要說什麼的孩
子。
她的眼睛仍舊是明亮的，而且是柔和地閃着光，而不像老人們會有的那種明亮到銳
利的眼神。有的老人眼睛也是明亮的，像一把飛刀，直逼向別人內心陰暗的那一部分。
她個子矮小，微微仰着臉，雪白的頭髮曲卷着，穿着一件明亮的藍毛衣。
她的眼尾長長地向上彎去，很華麗的樣子，讓我想起了她六十年以前的相片，披着
長長的婚紗的，臉上能看出來一個富家小姐的矜持與純潔，以及美麗。那張相片現在沒
有掛在她的家裡，她家斑駁的牆上掛着她從外貿公司光榮退休的證書，她的婚紗照片被
放在她的一個美國朋友家的桌子上，她的朋友熱衷於收集上海舊貨和上海歷史，把她的
結婚照片夾在一個質地精良的舊鏡框裡，放在一百年以前的上海救世軍徽章、第一次世
界大戰以前流落到上海來的瑞士銀殼子懷錶以及一小塊非常精美的顧繡披肩一起。她的
臉上並沒有笑容，可那是一種很自在的神情，眼尾那樣長長地向上彎過去。
我們告別中年人，繼續向餐館走去。然後，我們三個走在她四周的女子，都發現，
我們像是三個男子，我們粗聲大氣，笨手笨腳，面容堅韌，慌慌張張，而她不是。她八
十歲了，但依舊洋溢着女子的愛嬌與精美。
像她這樣的女子，在勞苦大眾翻身做主人的新中國，會有多少妒忌和仇恨產生的故
事緊緊相隨？
從前她有成群的僕人照顧，後來她有十年時間要用二十四元人民幣養活自己和孩子，
她的兒子在大學裡讀書，每個月最低生活費是十五元，她要花三元錢買月票，所以，那
時她每月的生活費是六元錢；
從前她住在江蘇路延安路上的一棟大房子裡，有幾十間房間，和一個大花園，那是
她長大的地方。後來她住在定西路的棚戶區，是一間亭子間，沒有廚房，沒有水，沒有
廁所，她用臉盆接水回到房間裡洗，然後出去倒水；
從前她去法國總會玩，那時候在法國總會吃一頓大餐，給侍應生的小費是五元，可
以供一家人吃一個月的大米。後來她晚上下班以後，總是路過八仙橋那裡的一家吃麵的
小飯館，油膩的大玻璃窗上熱氣騰騰的，想要在小飯館裡吃一餐面，站在紅漆的木頭櫃
台前，算了自己每天可以用的開銷，才知道自己只能買八分錢的陽春麵；
從前她被家裡人逼着學習做一個上海的富家小姐，她學鋼琴，學騎馬，學開汽車，
有一次她的第一個未婚夫從國外為她帶來了新式絲襪，對她讚美了一句美國絲襪的結實，
說：“這襪子能穿幾年不壞。”她就和他疏遠，以至斷絕。因為她想，這個人居然要我
幾年只穿這樣一雙絲襪，這麼小氣。以後她有好幾年到上海郊縣挖魚塘，幾年以後，她
手指所有的關節都走了形；
她一生中，這樣戲劇化的起落不勝枚舉，聽着這些故事，我在自己心裡常常捉到一
種感慨，並不是不平，也不全是憐惜，而是一種吃驚和旁觀的笑意。要是她像她的老熟
人鄭憲那樣，對自己被剝奪了成箱的絲綢，成棟的洋房，高人一等的生活有無窮怨懟，
也許這種感慨就更傾向於幸災樂禍，而她以大家沒想象到的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運，經
歷一貧如洗，一任丈夫死於看守所，因為在她家花園的樹下埋了一把當時無法處理掉的
槍。另一任丈夫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死於癌症。她長期被社會歧視，以二十四元的收
入照顧一個工程師兒子和一個跳芭蕾的女兒長大，她自己長長地活下來，燙着整齊的銀
色短髮，而且偶然穿起長裙，將手臂向身後彎起，撐在後腰上，微微抬起下巴，依稀還
有從前的華美。說這些事時，她的臉上也浮現出笑意，一些自嘲，一些驚嘆，還有一些
頑強的寧靜。於是，坐在她對面，我心裡的感慨有時就是尊敬，養尊處優的人，也可以
有堅韌的耐力。
現在她獨自住在上海的一條安靜的大弄堂里，以一個退休老人的養老金和家庭英文
老師的授課費生活，還保留着喝下午茶的習慣，在她家靠窗的小圓桌子上，放着曲奇餅
和茶杯，那時也曾說起她在沒有烤爐的情況下，怎麼用鍋蒸自製蛋糕，她至今喜歡自己
做蛋糕，那是七十年前在中西女校學習來的。
她有一間套衛生間的房間，用寫字桌和椅子把房間隔成了臥室區和會客區，屋子裡
有一個漆成綠色的簡陋的餐具柜子，她請我們下午吃蛋糕時從那裡拿出一些形狀各異的
老式叉子。不知道是不是從她那大房子的家裡保留多年輾轉傳下來的。
她說，有一次她夢到“文化大革命”又來了，在夢裡，她想到自己的孩子，她焦急
地想他們該怎麼辦，然後她醒來，夜很安靜。她問自己要是現在“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她怎麼辦，她發現自己還能再承受一次。然後她想到在美國的孩子，她想既然自己能再
承受一次，那她的孩子們一定也能再承受一次。
她說，要是她一輩子安安靜靜在延安路上的大房子裡度過，她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原
來能坦然承受那麼多生活里的崩塌，這一輩子，她的生命使她懂得自己原來是堅強的人。
她指着她家族一九四三年在大房子前的花園裡拍的一張合家歡說：“這裡的人，十
八個人，只有我和一個晚輩活着。其他的人，大多數跑到國外去了，可也都死了，”
為什麼她能活下來？
照片上她的小哥哥，穿了深色的西裝，白色的長褲和鑲拼皮鞋，是從前上海富家少
爺的樣子，機靈，時髦，溫順與不羈，他繼承了永安公司，在一九五三年逃往國外，將
辦公室里自己留着的手槍交給妹妹，後來成為妹夫的一條主要罪狀。一九五五年在美國
去世。從前他是一個玩遍上海所有高尚時髦的人，他曾經推動他美麗的妹妹們一定要去
學英國式騎馬，大家都去學了，就是她不去，因為她不覺得有什麼必要學習騎馬，而且
也太貴了。可是他說，因為這是上海上層社會裡年輕人的時髦，是社會地位的一個標誌，
所以她必須去學，所有的費用由他來付。
於是她就去學騎馬了，她也喜歡它，因為對她來說，這是個很好的運動。
也許因為她和非常在意自己的上層社會身份的哥哥不同，她從小習慣於華美的生活，
可從來沒有把它當成生命，她並沒有蔑視她的生活，然後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她只
是一個被逼着天天在家彈琴的美麗小姐，看輕了生來就有的那一切，更沒有窮孩子的那
種發誓要過上奢侈好日子的野心，所以她也可以去挖腥臭的河泥。拿走了她的奢華生活，
並不算拿走她全部的生活。
照片上她的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她們兩姐妹是全家最後留在大陸的兩
個人。她們一同在中西女中學習，她的姐姐嫁給了有錢的小兒科醫生，在家裡做太太。
她在中西女中畢業以後，也有了一個未婚夫，他也是世家子弟，可是她不愛他，她退了
婚，後來嫁給了一個自己喜歡的清華的學生，他沒有什麼錢，也不會掙錢，但是可愛。
在嫁給他以後，她就決定自己也出去工作。於是她與她的姐姐們開始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她開着自己的自備車，成為上海灘上極少數廣告人，用自己的社會關係找廣告，拿高額
佣金，做職業婦女，而她們留在家裡做太太，在宜人的下午去咖啡館喝荷蘭水，會朋友，
逛大百貨店。
那時，許多晚上一起在法國總會的派對上碰頭的闊朋友說：“你看你落到了出來拋
頭露面的地步。”神態是多有同情，或者譏笑。而她覺得很好，因為她從來就不要靠別
人，想要靠自己生活。直到現在，外國記者來採訪，回去寫了報道說她如今生活靠國外
親友接濟，這句話惹得她勃然大怒，她說自己的一生都不吃白食，這是她的光榮和驕傲。
她的思想，常常讓人想到那些出自豪門、投身革命的女學生們，可是她說大概是因
為從小豐衣足食，心高氣傲，才有了對自己的信任與尊重。有一天有人拿走了她的房子、
車子和錢，可她在心裡仍舊有自信。但她僅僅是一個不那麼守富家常規的小姐，對自己
的人生，沒有使命感，也沒有建功立業的野心。愛美，愛漂亮東西，直到現在，去看望
她的人。常常買了外國的點心和巧克力送她，瑞士巧克力是她到現在為止喜歡的甜品。
她活下來了，而且還保持了自己的習慣，只是現在她吃蛋糕的叉子不那麼配套，她
用來配上白髮的冰藍色的毛衣襟上有安徽保姆沒有洗淨的污跡；她自己去菜場買菜，在
那裡有一個老人總是跟着她，有一天對她說，能不能請她到自己家裡去坐一會，他喜歡
她。而她氣憤地紅了臉，說：“什麼亂七八糟的人，我為什麼要和你說話？”在她和你
說話的時候，說到什麼有趣的事，她會揚起手來輕輕打你的手臂一下，非常愛嬌。
去看望她的人覺得她是個奇蹟，而她卻坦然解釋：
“我只是不覺得真的有那麼苦，既然你不得不要過這樣的日子，那麼就把它接受下
來。那時候，大家都一樣的苦，別人能這樣生活，我也可以。”她的確是一個沒有野心
的富家小姐，經歷了這樣的一生，在八十歲的時候，仍舊說不出很哲學的話來。
許多像她一樣背景的人，後來都離開上海去國外了，她的孩子也去了國外，她六次
去美國，大家都覺得她再也不會回這裡來了，她甚至到現在都不能用中文閱讀，她的英
文始終比中文要好許多，她那樣的背景，那樣的遭遇，不會回來了。
可是她每次都又回到了上海。
“為什麼呢？”人人都這麼問。
她說是因為她從來在國外就沒有錢，上海是她的家。真正沒有錢的日子，六塊錢也
可以過下來，可在外國，沒有錢就不能活。在中國，她用的每一分錢就是自己勞動得來
的，而到國外，她沒有錢。她是有許多親人在國外，包括當年用二十四元錢養大的兒子，
可是她不要用別人的錢，這是她一生的準則，什麼都不能破壞。
我勸過她寫回憶錄，她說在我以前，已經有許多人勸過她了，在美國，平時閒得無
事，她也寫過一些東西，可是一旦真正安靜地坐下來了，心裡會有許多東西湧出來，她
不知道先寫什麼是好的。鼓勵她寫作的兒子說，就把那些湧出來的東西寫下來吧。於是
她就寫了。後來，她決定要放棄。因為她發現她寫下的那些東西全是抱怨，而她，不喜
歡抱怨。
有一次，我在她家裡一直到天暗下來，她拉開遮陽的窗簾，窗外一片綠色，大樹在
潮濕的春天空氣里抽出了新芽，她拉着窗簾的一角，說：“我很喜歡窗外的景色，多麼
綠啊。”
這是真的，從窗外一直湧進來新葉的芳香。
桌子上放着一個法國女人從家裡帶來的巧克力蛋糕，特意為她烤的，很香。我們坐
在窗子前，上海春天的黃昏很短，可很清涼宜人，她告訴我她直到二十歲，才有一個中
國名字，叫郭婉瑩，是隨了作家謝婉瑩的名字。這個中國名字對她來說一直沒有當真正
的名字用過，她出生時就有一個英文名字，叫Daisy，是一種單葉的雛菊，常常開在春天
的草叢裡。她說着拿了一個小鏡框來給我看，那是一幅小小的油畫，在暗暗的底色上，
雛菊單純地開着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