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朴：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连载12）

 

22

 

      离开甲格寺一路下山，我以为会很冷。时至中午，别说飞雪，天上连一丝云彩也难觅见。头顶一轮红火大太阳，热辣辣照在脸上，有些烫人。我们坐在离寺庙不远的一棵核桃树下小憩。

 

            你饿了吧？阿塔偏着头问我。好像变戏法似的，她从随身带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木碗，放上青稞面，加些酥油。木碗在她手中灵巧地转动起来，青稞面团被搓成像香肠一样又短又粗的糌粑。阿塔掐下一小块送过来，我张嘴接住，有滋有味地嚼着。阿爸也切下一条风干的牛肉递给我，我就用那把在康定买的藏刀，学着阿爸，边切边吃。

 

        猛然就有了一阵冲动，想对阿爸、阿塔说几句话。话都到嘴边了，又咽了回去。我想说：当年的军队、工作队，刚才寺庙里碰见的那个满脸赘肉斥责奇加的官员，都是坐在北京发号施令的那帮人派来的。虽然这帮人都是汉人，但跟我这个汉人没丝毫关系。我爷爷、我父亲被同样的人害死，是藏人救了我的命。然而，前思后想，最终我说不出口，毕竟我是汉人！听着阿爸讲往事，我深感不安，仿佛也有一份责任。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才能解脱我的歉疚，抚平我的悲哀。

 

            又想起了嘎登的话，又想起了吐丹次仁的恨，原因果然不那么简单。在英国时我常听人们议论种族歧视，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宗教不同，甚至国籍不同，互相之间就能产生仇恨，更不用说汉藏关系了：四十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间悲剧（阿爸的回忆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已经种下致命的恶果，更可怕的是，这场悲剧至今仍在继续。

 

        张哥，怎么也不说话，在想什么呀？阿塔边问边又掐下一块糌粑，送到我跟前。我放入嘴里，笑着说：有点累了。没等吃完，阿塔又送上来，直到塞满我的嘴。望着阿塔红润的俏脸蛋，一丝柔情泛上心头，如果不是阿爸在，我定会把她搂入怀里，吻她黑黑的眼眸子，细眉薄唇，微翘的鼻尖。虽然我微不足道，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只要我的爱，我拥有的一切，能带给阿塔幸福，也就足够了。

 

            回家的路上，我问阿爸：当时被抓走的村民和僧人，都放回来了吗？

 

            阿爸叹息说：回来的很少，据阿塔的波拉讲，有的被枪毙，有的死在监狱里，有的死在流放路上，还有的死在劳改农场。

 

            阿塔的波拉？我惊喜地问：波拉没有被打死？

 

            阿爸脸上荡出惬意的笑：他骑着带箭杆的马，居然冲破了重围！后来进山参加了藏人游击队，在打仗中被俘，1964年底释放回来。可惜呀，没过上几天清静日子，文革又降临了。阿爸的脸色黯淡下来：波拉最终没能挺过去。

 

            那几年，几乎天天开批斗会，波拉被定为叛乱分子，经常被拉到各个村子去批斗。和他一起挨斗的，有僧人，有尼姑，有过去的庄园主和富裕农民。波拉头上戴顶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叛乱分子”。回到家，他就在莫拉面前把高帽子摘下，扔到地上，用脚踩，边说：打倒叛乱分子。逗得莫拉又是泪又是笑。以汉人为首的文革小组要波拉交待问题，波拉什么也不说。又要阿爸揭发波拉，阿爸不肯，结果被定为“反动分子”，从此的批斗会上，阿爸就站在波拉身旁一起挨斗。文革小组组织村民用木棍、皮鞭打他们，还用石头砸，用针刺。有一次波拉因伤势过重，被抬回家。第二天一早，阿爸发现波拉和莫拉都失踪了。有目击者说：两人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尼洋河。

 

            阿塔哭了，头倚着阿爸，双肩抽动着。就要进村了，我眺望着村外荒地上那座嘎登为波拉和莫拉修建的白塔，神情寂寥地对阿塔说：离开村子时，我要在白塔前磕几个头。又愤激地问阿爸：你为什么不下咒语，咒死那些虐待你们的人？阿爸好似吓了一跳说：那怎么行，作为佛教徒，不能去伤害他人，哪怕是你的敌人。阿爸沉想了片刻又说：我这一辈子的最大遗憾，是没有做成出家人。下辈子转世时，希望还能继续当僧人。

 

23

 

            估摸着聚会的时间快到了，我换上了藏装。阿塔一看就懂，却故意问：你不是不想去吗？

 

            我说：去。

 

            你就不怕吐丹次仁胡来？

 

            不。

 

            等着阿塔梳洗打扮准备出门时，我忽然问了一句：吐丹次仁抽烟吗？

 

        阿塔随口应道：应该抽吧。刚说完就觉得不对劲，转脸盯着我问：你要干什么？

 

            我支吾其词，一面悄悄把路上买的红塔山塞进怀里。但还是被眼尖的阿塔瞅见了，直喊：我反对！

 

        我开心地笑着说：咱们汉人有句话：烟酒不分家。我是在铺架通向友谊的桥梁。

 

            位于村政府旁边的藏式茶馆跟成都的传统茶馆一样，除了刷成白色的墙壁，几乎没什么装饰。成都的茶馆多用藤椅、竹椅，有服务员拎着铜茶壶来回走动挨桌斟水。而这里是长条木头板凳，每张桌子上摆着装茶水的热水瓶，还供应青稞酒和啤酒。

 

            老远就能看到人们出出进进，传来阵阵喧哗声，欢笑声，追逐打闹声，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记得母亲曾说过：藏人是个快乐的民族。稍加深入你就会发现，男男女女随时都在唱歌。从祭祀、祈福，走路、骑马，到粉刷墙壁、农田劳作、山上放牧，处处有歌声。

 

            一进门，都涌上来了，七嘴八舌，争相问候，那声浪差点没把阿塔吞没了。虽然应接不暇，阿塔仍忘不了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我这身藏人打扮，引来笑脸无数，不仅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气氛也骤然轻松起来。只是我心里七上八下，顾虑语言不通，难以交流，虽然阿塔会帮忙翻译，但不可能长久，还得靠我自个儿去对付。很像刚到英国时参加英国人的聚会，既不会说又听不懂，最终傻乎乎立在一旁，没人理睬，如坐针毡。

 

            很快我发现，与我聊天的这些年轻藏人，无论男女，或多或少都能说些汉语，有的竟像阿塔似的流利。就连话题也跟坐茶馆的成都人一样海阔天空：谁住新房了，谁挣大钱了，昨天吃什么了，谁又买好看的衣服了。不少人抱怨乡里村里的官员贪污腐败。有个叫扎西的靠开拖拉机跑运输为生，他提到这两年农机补贴增加了，但他一分钱也得不到：拿补贴要有关系，他没后台，根本没指望。我还了解了一些当地习俗，比如，这里结婚无需结婚证，也没有离婚一说，男女分开后与他人住到一起，又是夫妻……

 

            我挨桌把香烟散给每个抽烟的人，接过烟的藏人都会站起来对我笑笑，说一声“突吉其”（谢谢）。吐丹次仁不在茶馆里，阿塔进门时他就没露面。不会是因为我来了，他便躲开？我去问阿塔，回答是：不要没事找事。旁边有人插话说：吐丹次仁在外面玩“吉韧”（藏式台球）呢。阿塔阻拦说：别去。但，我已经走出茶馆。

 

            在茶馆与公路之间，一溜摆着五、六张玩吉韧的方形木板桌，每桌都有人，其中一桌人气最旺，两人对垒，好多人观战，热闹非凡。有人出谋划策，有人呐喊助威，有人失望慨叹。我见奇加也在人群里，便上前打招呼。他连忙过来迎我。奇加身着普通藏装，见面后主动向我解释说，佛教里有“离衣过”戒律，出家人离开僧衣不能超出一定距离，由于在这种场合穿袈裟不合适，他到茶馆后才换的。

 

            又问我会不会玩吉韧？我说：打台球没问题，从小就爱好，只是不知吉韧与台球的区别有多大。奇加讲解起两者的异同，我边听边把目光投过去，透过观战的人群，我看到了吐丹次仁，口叼香烟，一只脚翘起来放在另一把椅子上。不时仰起头，左顾右看，神气活现。我和他的目光撞到了一起，又急忙忙互相避开。

 

            你哥肯定要赢了。我说。

 

            奇加笑了：每次自认为会赢时，就是这个样。近一年他玩吉韧玩疯了，成天不离桌，又争强好胜，有时因为输了，还会跟人打架。

 

        我夸奇加的汉语讲得不错：肯定比你哥强。奇加嘴角浮出一丝我已熟悉的讥嘲：其实呀，我哥比我好得多，因为他读了中学。我听了倍感惊怪，奇加给我的印象，不仅聪明，而且好学。我不相信地问：你没上过中学？奇加说：我不会骗你，我是不愿再上。这里有不少人都像我一样。

 

            我更感意外了：那怎么可能！奇加的脸上飘起了几缕愁绪：你很难了解我们的处境，如今有太多的藏人，藏文阅读和书写能力越来越差。上小学时我们还能学到藏语，到了中学，从听的课到读的书，都是汉语，学不到藏语了。

 

            可是，我仍然不解地说：你要不会汉语，连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即使外出打工，也寸步难行。旅行买张车票，办事填个表格，甚至买台电视看说明书，都得懂汉语。

 

            是谁造成了这样的状况？本来语气温和的奇加，刹那间变得尖锐了：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语言被边缘化，要是有一天没人再说藏语，这个民族还能存在吗？我们还是藏人吗？

 

            我这才醒悟过来：奇加想表达的和我的理解，完全是两码事。我考虑的是为了更好生存，就像我在英国学英语，那是为了谋生。而奇加是在为一个民族的未来担忧。

 

            奇加还讲到村里发生过的一件事：县里与村民签署退耕还林协议，答应给以赔偿。四年过去了，村民们没见到一分钱，就派代表去见汉人县长。行前特意叫奇加用藏文写了一封报告。汉人县长一看报告是藏文，立刻扔到地上，用脚踩，还吐口水，训斥村民：你们为什么用藏文写？你们想干什么？还威胁说：你们这些分裂分子，我非把你们都抓起来不可，等着瞧！

 

            村民们形容汉人县长生气的样子：就像是看见了杀父的仇人。奇加讲完故事后伤感地对我说：我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居然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