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第一声“春雷”是震荡全国的“一打三反”运动，北大荒通常姗姗来迟的春天也人为地早早来到了。党中央下达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像过筛子一样一层层地下达到基层。到了连队，只剩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确切地说，在连队一级，权力完全集中在党支部手中。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事只有连干部才有可能，而他们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由于连队里不存在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现象，省略了“三反”便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打击反革命。指导员在向全连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时候一再强调：七十年代第一春已经开始，党支部有决心有信心彻底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把“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运动进行到底。

动员会结束后，柳云琴对我说：“走，上你们宿舍坐会儿去。”

我想拒绝，“我还得……”

宫苹打断我，“你回宿舍吧，别跟我上猪号来了。”

庆庆带着保镖的口吻，说：“那我也上你们宿舍坐会儿。”

宿舍里只有我们三个人。我迅速地脱了鞋，爬上炕，靠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庆庆也脱鞋上炕，靠在宫苹的铺盖卷上。柳云琴磨磨蹭蹭地在炕沿上坐下，一副有话欲说又止的难受劲儿。从那天柳云琴甩手走了以后，她跟我没再聊过天。我故意不说话，等着柳云琴开腔，而思绪在柳云琴和宫苹之间游荡。我猛然意识到柳云琴和宫苹俩人都变了，柳云琴像一条褪去了皮的蛇——大了壮了，可还是她的本来面目；宫苹则从一个蛹变成了一只蛾——跟小时候的她完全不一样了。

屁股还没坐定，柳云琴直奔主题：“老钱的事儿怎么着啦？”

我说：“什么怎么着？没怎么着。”

“来运动了，你可小心点儿，别跟那右派掺和在一块儿。”柳云琴一副先知先觉的架势。

“我跟他掺和什么劲儿？”我有点儿不耐烦。

“你见着钱薇了吗？”她又问我。

我反问她：“见不见能怎么着？”

“我是为你好。钱薇回来那天，我看见你跟司马上家属房儿来着。”

庆庆抢过话头：“哟，琴子你行呵，干起雷子来啦，盯梢儿呀你？”军人家庭出身的庆庆时刻准备着为朋友拔刀相助，多少也有点儿故意找茬跟柳云琴过不去的劲头。

柳云琴说：“小辣椒，你又没正经，我跟排长上家属房儿的时候看见的。”

庆庆问：“你们上谁家来着？”

柳云琴回答：“指导员儿家。”

庆庆说：“嗨，兴你上指导员儿家不兴小丽上别人儿家？”

柳云琴理直气壮，“那得看上谁家了。”

“小丽要也上指导员儿家不成了跟你抢茬儿了吗？”庆庆振振有词。

“我问小丽呢，你老跟着瞎打什么岔？”柳云琴急了。

庆庆越帮越忙。

谢天谢地，同屋的沈彩云回来了。

看见柳云琴，彩云说：“柳云琴，殷排长到处找你呢。”

柳云琴腾地跳起来，跑出去了。

庆庆问我：“你跟司马上哪儿啦？”

我笑着对庆庆说了一个无声的，“钱薇”。

庆庆啪地一个巴掌打在我腿上。“和着我说了半天都是瞎话，你装得跟没事人儿似的，你怎么没告我？”

“要告你了，你不给说漏馅儿了才怪呢。”

“也算你倒霉，做贼的碰上截路的——赶巧儿了。那家伙浑身都是眼睛，哪儿都少不了她。”庆庆的话说得我心里直瘆得慌。

彩云一边铺被子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你们说谁呢？”

彩云是非武装战士女生班班长，她是六六届初中生，修长的身材，秀丽的脸庞，软软的声音，加上一派大姐风范，平时除了宫苹和庆庆，我最喜欢跟她接触，也很少有事瞒着她。

“没说谁，不是咱们屋的人。”我因搪塞而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你不说我也知道，都是同学还不好好地互相照应，你们北京人之间怎么那么多事？”

“就是。”我真心真意地说。“你们上海青年特团结，真让人羡慕。”

平时老练持重的彩云搬到非武装战士宿舍那天一反常态哭得什么都做不了。（搬宿舍那天，所有的非武装战士都哭了。有几个男生好几天没出屋门，连上工都没去。）她的两个同学帮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过来安排好，一直待到她平静下来了才回去整理自己东西。

“可不是咋地？”庆庆学着当地人的语气说。

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样也好。不然，要是北京的跟北京的抱团儿，上海的跟上海的抱团儿，还有本地的、哈尔滨的、天津的、温州的，那咱们连队不跟桂林山水似的尽是大山头小山头了吗？”

“一起来的同学总是应该互相照应的喽，跟‘抱团’不搭界的。‘抱团’是贬义词，是无原则的，我们连里的小山头可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彩云操着她的上海口音，慢慢的、软软的，很好听。

庆庆朝我吐了一下舌头，那意思：这回是你嘴欠。

我抱歉，说：“不是那意思，彩云你别吃心。”我真的不是那意思，不过，连里有小山头我也真不知道。

老刁领着非武装战士女生班在菜窖里捯白菜。大家带来自己的小板凳，围坐在小山儿一样的白菜堆前，用镰刀把白菜外面的烂菜叶砍掉。日光射进菜窖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只照亮菜窖口一小块没有演员的空地，菜窖里头挂着一盏光线微弱的马灯。周围黑黢黢的，弥漫着一股冲鼻的潮气混着烂菜叶的怪味。捯菜是个简单的活，用不着多少光线。等眼睛习惯了黑暗，我反而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安全感。郁郁的黑暗包围着这帮“可以教育的好子女”，暂时不用面对二十一连这个那么小却又是那么沉重的世界。躲藏在这黑暗里，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片刻的喘息，片刻的放松。

隔着厚厚的棉手套，冰凉冰凉的白菜把手指头冻得疼痛难忍。我的手指头在手套里移来挪去寻找没有湿透的部分，结果令人失望。想把手指头攥在掌心暖一暖或放在嘴边哈口热气，又怕耽误干活。没人停手，没人说话，我也不敢停手，不敢吭气。

过了好半天，我实在是扛不住这样沉闷的气氛了，找了个话题：“那时候看《红岩》，看到江姐受敌人的严刑拷打，不知道十指连心是什么滋味，这回可真领教了。”

没人接话茬儿，我讨了个没趣儿。

休息的时候，全班人马一个接一个地爬出菜窖，回到白晃晃的阳光之下。菜窖旁边是连队的篮球场，大家把湿漉漉脏兮兮的棉手套放在阳光下，然后围坐在篮球架底下，使劲揉搓着冻僵的手指。

老刁叫我：“江瑞丽，你来一下，我问你点儿事儿。”

我跟着老刁走到篮球场的另一端，老刁停下来问：“你家人跟钱之钟认识？”

“嗯。”我低下头，一只脚神经质地踢着篮球架子的底部。

大概是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就认账了，老刁停了一会儿才说：“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你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要让家庭因素干扰你自己的大方向。”

老刁语气平和，没有威胁的意思，但还是听得出这次运动跟老钱有关。

“那是我们家的事儿，我没跟老钱接触过。”我撒了个谎。

“这几个月，你干得不错。班里、排里都看着，支部也了解。你注意点儿，别在运动中犯错误。”

我点了点头，想：老老实实的干活倒底是管用。我抬起头，壮着胆子问老刁：“这事儿是文书跟指导员儿汇报的吗？”

“汇报什么？”老刁头一偏，奇怪地问。

我说：“她看见一封信，是我们家人写给老钱的。”

“小潘不会干那种事儿，既然支部知道了，你注意就是了。”

这才想起来连里人传说老刁在跟潘姐搞对象，我后悔自己又多嘴了。

老刁接着说：“有人提出让你在全连大会上发言批判老钱。我跟他们说不必了。不过，分班排批判的时候，你要准备好发言。”

“发言？”我傻了，“我又不了解他，我哪儿知道他说过什么反动言论。”

老刁指点说：“你注意听听全连大会上的发言就知道了。”

晚上吃完饭，我找到柳云琴，问：“是你跟殷排长说的吧？”

柳云琴立刻就明白了我指的是什么，辩解说：“我是为你好。”

“你懂不懂尊重人？”

柳云琴说：“我知道你不会向组织汇报那件事儿，我是为你好才跟她说的。”

“用不着你为我好。”说完，我赶快扭头走了，怕控制不住自己会跟她打起来。

阴冷的军人俱乐部里，老钱挺直身体微微地低头面对大家站着。老钱在连队是另类中的另类，然而他此刻的神情是坦然的，不像在一般批斗会上，挨斗的人通常是耸肩缩背面挂哀伤。老钱既没有自暴自弃的卑微，也没有任人宰割的无奈。也许，在许多年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中他早已练就了应对功夫——在狂乱中保持沉静，以不变应万变，以平稳的心理来应付每一个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也许，他并不在意面前乌压压的人群，因为他的心在一个遥远的、除他以外没有人可以抵达的地方。也许，他竟可以心平气和地听每个人发言，在心里纠正批判发言人写的不通顺的句子、用得不合适的词组、读错了的字、引用的不确切的成语和典故。也许，他的心在为批判发言人运用的幼稚、愚蠢的逻辑而遗憾。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殷向东和柳云琴自然不甘落后。这会儿，她们坐在前排听其他人的发言，还时不时地带领大家呼口号。有的人罗列老钱的反动言论，有的阐述政治斗争理论。很明显，列举老钱反动言论的发言是支部安排的，空唱政治斗争高调的是各班排找来捧哏的。

“文革”以来，批斗会司空见惯，但每一次参加我都有一种惊弓之鸟的感觉，今天尤为明显。我坐在会场后面的角落里，心像乱了节奏的钟摆，不安地荡来荡去。

我跟老钱只有短短的接触，但这短短的接触却在心里产生跟他很熟很近的感觉，熟得使我替他难过，近得叫我替他担惊受怕。过去，我一直相信反革命分子跟普通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没花过时间，也没心思下功夫考虑这事。报纸上没直说过，可就凭党和人民对反革命分子使用的各种暴力和非暴力的专政，谁还不明白他们连人最起码的尊严都不配有。“砸烂他们的狗头”天经地义！可是，面前的老钱是个有血、有肉，有音容、有笑貌，有女儿的人。他笑起来的样子坦荡亲切，一点儿也不阴险，跟电影里的反动派太不一样了！

在我的头脑中，正常人和反革命分子之间的距离倏地拉近了，“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两句不容置疑的座右铭在我意识天平上失衡了。我同情一个反革命分子，这是不应该的，是大错特错的，可这份沉甸甸的同情实在挥之不去。不安宁的钟摆摆动得越来越剧烈，脑子里回响起一片没有节奏的嘀嗒声。我豁地站起身来走向门口。

“哎，江瑞丽，干啥去你？”宋副连长在门口拦住我。

我一手捂着肚子，脱口说：“上茅房，我倒霉了，肚子疼。”

宋副连长闪身让道儿，然后在我身后嘟囔说：“肚子疼就肚子疼呗，还什么倒霉不倒霉的。”

臧海凝从男厕所那边出来，看见我朝厕所走来，站住了脚。待我走近，他问：“你看见钱薇了吗？”

他的大嗓门和这个敏感的名字如雷炸耳，我站住脚，左右环顾，轻而又轻地“嗯”了一声。

臧海凝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沉重的思虑，看上去长了好几岁。意识到自己的嗓门过大，他放低了声音，但并没有删繁就简：

“中央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主要精神是抓现行反革命，跟老钱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无关，咱们连这种搞法根本就不对。指导员传达的文件里说得很清楚，要抓‘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批老钱说的那些话都是陈年的烂谷子，早都没批头了。根据咱们连的具体情况，应该抓对‘文革’、对上山下乡运动、对抓革命促生产有怨言和有抵触情绪的人，这么搞是偏离斗争大方向。”

“你倒真听得仔细、想得透彻。可咱们连有现行反革命吗？”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是咱们连没有现行反革命也不应该批判老钱。我敢肯定，批老钱大方向是错误的。”他的自信真让人羡慕，“对了，我们武装战士从今天开始在老钱他们家周围二十四小时站岗。告你一声，暂时别去找钱薇。”

想起上次去老钱他们家，钱薇在门外谨慎的神态，我颤颤地问：“不是有人在看着他们家了吗？”

“那是群众监督，这不是来运动了吗，得动‘武’字头的了。”

他的话把我已经在往下沉的心一下子摁到了脚底板，前心后背凉冰冰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去找钱薇来着？”

他一笑，说：“我听说她回来了，知道你肯定得去看她。”

“连里人都知道我去找她啦？”

“那我哪儿知道。”

“对了，那些关于‘大方向’的话，跟我说行了，你可别到处乱说去。”我又反过来关心臧海凝。

“不说？不说该在我肚子里下小崽儿了，那不更不可收拾了？”臧海凝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没事儿的。文件的精神又不是我编的，有案可查。放心，他们搞不到二爷头上。咱们连有本事的人现在都粉墨登场了，等着看戏吧。”

他转身朝会场走去。

我在他背后说：“哟，什么时候成二爷啦？”

臧海凝半转身，脚不停步，玩世不恭地说：“天老大，我老二，地老三。”一边指指天，指指自己，指指地。

他快步走了。一时间肚子疼得不能挪步，我用两只手顶着腹部，茫然地看着臧海凝的背影。连里谁是积极分子我知道，看什么戏我却琢磨不透。我用不着替他担心，凭他的聪明，他的口才，还有那份自信也能一个顶十个，他吃不了亏。可是老钱呢？我对自己说：我要是钱薇，非得痛苦死了。人要是倒霉，喝口水也能给噎着。这话一点儿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