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意义上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广袤的北疆。太阳像是为冬季的吝啬而怀揣歉意，此刻慷慨大方地把光芒和温暖撒向荒原。蓝天白云中，大雁嘎嘎叫着，满怀使命感你追我赶地向北再向北；柔软的春风吹来，冰雪开始消融，拖拉机马达的轰鸣闯入寂静的沃野。渐渐的，秃枝枯草间泛起浅浅的绿意，苏醒的大地拥抱着身披红装高歌猛进的拖拉机。终于，开江了，远远望去，皑皑的冰排顺流而下，泰然自若，像一道移动的雪河，北大荒恢复了勃勃生机。我欣喜春天的到来，有了春天就有了希望——尽管这希望仍然是支离破碎的。

农忙开始之际，“一打三反”运动告一段落。正像臧海凝所说的，运动初期出现了方向性错误。没等批判老钱下到班排，连党支部便及时纠正了大方向，揪出了一个写反动日记的本地青年和一个平时爱说俏皮话但不爱干活的哈尔滨知青，对老钱的批判不了了之。这一点儿小小的弯路并没有影响积极分子们在二十一连这个小小的政治舞台上充分表现。“一打三反”运动像一块试金石验证了连队里谁是头号革命派，谁的革命立场不够坚定。运动后期，殷向东成为党支部发展的第一名知青党员并被提升为副指导员，柳云琴和其他运动中的骨干被团支部吸收为第一批共青团员。

党支部拆散了武装排编制，重新划分了班排。非武装战士回到了集体的怀抱，像痊愈的肺病病人又得以正常呼吸新鲜空气。

柳云琴分到场院排八班当班长。臧海凝因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政治方向明确，敢于发表意见，受到党支部重视，当了大地排一班班长。潘姐被撤消了文书职务，因为她曾经跟那个受批判的本地青年关系不错，却没有向组织上汇报过那人有反革命言论。我、沈彩云和潘淑英在大地排三班，彩云是班长；老刁又和司马搭当——大地排排长一正一副；庆庆被分到机务排学开拖拉机；运气最好的是陈勇，学开蹦蹦车。庆庆搬到了我原来的小宿舍，宫苹搬进猪号旁边的一间小屋，我搬进了大宿舍，铺位斜对着柳云琴。

一般来说，每到休息日，兰香肯定要回八连她父母家，上海知青傅红珠必定要去“赴约”看望在团部宣传队的男朋友，猪号小屋便成了宫苹、庆庆和我的天下。

宫苹新近跟红珠学会了编织手艺，这会儿坐在炕上给她奶奶织毛衣，毛线是她托陈勇跑车去县城的时候买的。她想要深蓝色的，无奈县城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店里只有红毛线。我和庆庆给宫苹帮忙，把一两一绺的毛线缠成团。庆庆坐在炕头靠墙撑着毛线，我坐在炕梢靠墙绕线团。庆庆嘻嘻哈哈地没正经，说她编了一首歌儿，问我们想听不想听。

“就你那点儿水儿，还编歌儿呢。”我奚落她。

“那怎么着？有本事你编一首试试。不过，我刚编了几句，还没完呢。事先声明，调儿是借的。”接着，她用戏谑的调子唱起来：

“新盖的房，土色的墙，炕边一溜铺盖卷儿长。北风吹得那被窝凉呀，一天三顿萝卜汤。”

庆庆唱得阴阳怪气的，我和宫苹险些笑岔了气，这家伙仗着出身好，老是这么没边儿没沿儿的。宫苹警告她，小心“祸从口出”。别到时候忘了形，晚上睡觉的时候说梦话给唱出来。

确实，我住大宿舍，领教过大宿舍夜深人静的“热闹”：磨牙的、放屁的、唱歌的、说梦话的、打呼噜的、哼哼叽叽的、拳打脚踢的应有尽有。有一天早上，柳云琴起来一掀被子，腿底下一个死耗子。当时我就想，这家伙真厉害，连个耗子都不放过。还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了，才发现，大宿舍热闹是热闹，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乱哄哄的，根本休息不好。想起生病，我又想到钱薇。人要有病真倒霉，谁都躲着。连里给她安排的工作是看场，大家上工她回家，大家下工她上场院，由于作息时间不一样，她和连队里的人很少碰面。她天生的性格那么活跃，却一天到晚独来独往，连休息日也不能跟大家一块儿过。半年多了，我只看见过她一次。这么想着，便问宫苹她俩是不是还没跟钱薇打过照面儿。

“谁说没有？”庆庆说，“那天，我在井台儿那儿，正碰上她去挑水，说了几句话，怕传染，赶紧找辙撤了。真不是我不想理她，她那病也是，要是被传染上了，你说你怎么办？”

“没那么严重，要是井台儿上能传染，那咱们全连的人早都得有肺结核儿了。真笨，这点儿事儿都琢磨不过来！”我一肚子不忿。

“甭管怎么着，还是小心为上。”庆庆不那么气壮了。

还是宫苹心平气和，“人们一说起肺结核就谈虎色变，其实，肺结核不但分传染型和非传染型的，而且还是可以治好的。白求恩来中国前就得过肺结核，他自己把自己治好了。另外，就是接触了传染型的病人，也并不见得都会得肺结核。尤其在城市里的公共场所，打喷涕咳嗽的人多了去了，你知道谁有肺结核谁没有？所以说，咱们每个人都接触过肺结核病菌，可真正得这病的人还是少数。”

宫苹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这方面的常识，她懂得比别人多。

我像得了真经似的兴奋起来，“对了对了，记得吗？上学的时候，咱们做过结核病皮下检查，好些人都有红肿反应，我也包括在内。”

“主要是地方上，尤其咱们边疆地区，医疗条件差，人们对肺结核只有恐惧，没有预防和治疗的知识。作为连干部，他们也确实得为全连人的健康着想。”宫苹永远是理智的。

“可不是吗？咱们老百姓一人儿吃饱了全家不饿，连干部得为大局着想。”庆庆随声附和。

我坚持说：“那我觉得司马说对了。他说，人对什么东西要是无知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一个‘怕’。大家都怕被传染上，连干部包括在内，于是就把钱薇跟大家隔离得远远的。你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人‘怕’起来就能做出不近情理的事儿。我觉得，即便她不是老钱的女儿也得被隔离开。”

“我早看出来司马对你不错。”庆庆又打岔，“那他妈‘疤瘌脸’上了半天赶子全白搭了，压根儿没她什么戏。”

“辣子，别又没边儿没沿儿的。”宫苹制止庆庆信口开河。

我脖子一横，“琴子才不是对司马有那种意思呢。”

我向她们报告了最近得来的情报：柳云琴是被派去盯梢儿的，要不她怎么看见我跟司马上老钱家了？要不司马怎么下大地了？司马是在学校就入团了的老高中生，既有能力又肯干。殷向东一到连队就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尽使坏。所以我们到连队的时候，他才是个副班长。其实，他最跟连队里的贫下中农老职工打成一片，在知青中间威信也特高。

她俩似信非信，非问我听谁说的。我叫她们保证不泄露秘密之后，才告诉她们是潘姐说的。

一到连队，我就对潘姐有一种无由的敬意，同时又觉得在她面前自己很渺小。后来，分到一个班上，才发现为什么人人都管叫她潘姐，原来她真是个性格开朗、平易近人的大姐。

“她怎么知道的？”庆庆追问。

我说：“潘姐原来不是文书吗？知道连里好多事儿。她说的，要不是司马跟老钱关系不错，党票没准儿都有他一份儿。连长想让他当后勤排长。还有，‘老大’，连长想提拔他当副连长，都是指导员儿死活不肯。不是党指挥枪吗？而且，连长是老农场的人儿，到咱们连不过是挂个名。指导员碍着连长的老资格不跟他滋扭。但实际上，指导员不但是咱们连政治生活中的‘一把手’，也是生产管理上的‘一把手’。”我把第二个“一把手”的“一”重重地读成去声“意”音。

“嘿，你这么一说，我这么一想，还真是那回事儿。”庆庆不无钦服。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言归正传，潘姐说其实‘老大’不想当连副。他说当排长最轻松，‘大事儿找连长，小事儿找班长，实在不行咱们商量商量。’”

“别看这‘老大’闷闷的，还挺哿的。”庆庆对老刁的洒脱大为赞赏。

我继续兜售从潘姐那儿趸来的货，“其实，老钱在老职工当中人缘儿不错，连长对他也可以。就是指导员和殷向东他们那帮人，来不来就找他麻烦，那帮人左得邪乎。小辣椒，你还记得彩云说的咱们连有小山头吗？说的就是连长和指导员之间。连部那帮‘铁姑娘’是小山，指导员就是小山的顶儿。你没听有人念道‘地球围着太阳转，党中央围着毛主席转，铁姑娘围着指导员转’。”

庆庆问：“你说的这帮‘铁姑娘’都谁呀？”

我搬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数：“以殷向东为首，然后是会计小李子，文书王大嘴，出纳员常嘚瑟，卫生员儿周玫。个个儿铁嘴钢牙的。再加上琴子也跟那帮人一块儿掺和。”

“真够复杂的。”宫苹轻声说。

“还有，宫苹，你知道你为什么没当上武装战士吗？”我说，“本来其实名单上有你来着，后勤排上上下下都夸你干活儿特努力，不怕脏不怕累，别人都休息你也不歇着，猪号打扫得干干净净，小猪崽儿养得又圆又胖什么的。可是琴子跟支部打小报告说你爸畏罪自杀，你才被刷下来的。”话冲出口才感觉到，对宫苹深怀的内疚又一次像不可阻挡的洪水一样淹没了我的心。

“这他妈王八蛋，”庆庆气愤地说，“又干在学校的时候那一手！”

宫苹低着头织毛线，一言不发。

庆庆说：“宫苹，你得想办法保护你自己，别老让‘疤瘌脸’把你给踩在脚底下。”

宫苹手停住了，猛然抬起头来，看着我和庆庆说：“琴子没瞎说，我爸是自杀死的。”

“真的？！”我和庆庆同时大吃一惊。

“你不是说，”庆庆盯着我质问道，“她爸……那什么的时候你在场吗？”

我尴尬地分辩：“她妈跟太平间那师傅说她爸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我是在场来着。”我又转过头问宫苹，“怎么回事儿呀？”

宫苹慢吞吞地说：“受批判是一部分原因，我爸这人从来个性就特强，当然是受不了那份儿……不过……”她停下来，似乎不愿继续说下去。

“不过什么？”庆庆最爱刨根问底。

宫苹看着庆庆和我说：“我爸他们医院的人贴大字报揭发说我爸老家还养着一个媳妇儿，我妈她们医院的人听说了以后告诉我妈了。小丽，你也瞧见我爸那样了，我妈哪儿敢问我爸是不是真的？她就悄悄问我奶奶。可是，她俩说话被我爸听见了。半夜趁我们家人睡觉的时候，他把上二楼的封条给弄开，找到一瓶酒，吃了一大包舒乐安定，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救了。”

“舒乐安定是什么？”我问。

庆庆抢着说：“咳，安眠药呗，连这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着？你多聪明似的。”我不高兴地抢白。

“不如你聪明，”庆庆得意地说，“可是比你知道的多。”

“得了得了，人说正经的呢，你尽瞎打岔。”我嗔怪庆庆，转而问宫苹，“后来呢？”

宫苹接着刚才被打断的话，“我们家几个人都是女的，弄不动我爸，只好上琴子她们家把她爸叫来，帮着把我爸抬到楼下来的。所以，琴子知道底细。”

“那揭发的事儿，是真的吗？”我忍不住问。

宫苹点了点头。

宫伯伯老家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里。他父亲娶了好几个老婆，宫奶奶是其中之一。好像是被人诅咒过似的，除了宫伯伯，其他几个老婆生的所有的孩子，男男女女，全早早儿地就夭折了。宫伯伯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给他弄来个童养媳，比宫伯伯大不老少。宫伯伯从离开家上大学就没回过老家，后来到英国留学，在那儿认识雪莉阿姨。解放初期，他的朋友劝宫伯伯先别回国，看看共产党的来头再说，可他却归心似箭：第一，他撇不下他的老母亲；第二，他觉得不管谁当政，都得治病救人。而且他在心血管治疗方面已经小有成就，谁当政也用得着他。雪莉阿姨跟宫伯伯回到北京，宫伯伯也把奶奶接到北京。那时候，解除旧式婚姻没什么手续而言。问题是，老家那个童养媳没文化也没工作，一辈子就光伺候老公公和他那几个老婆了，宫伯伯觉得有义务养活她，好多年都背着雪莉阿姨给那个女人寄生活费。他觉得老家的事儿没什么人知道，也没必要让雪莉阿姨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宫苹接着讲述：“我妈说，我爸原来老说共产党把他给解放了，直到大字报的事儿出来她才明白那话的真正含义。我从小就看见我爸和我妈感情一直很好，他自杀前肯定是觉得特对不起我妈。再加上又被批斗，弄得阴不阴阳不阳的，我妈也跟着受罪，反正他选择自杀是因为雪上加霜。”

“咳，”口无遮拦的庆庆说，“你爸也真是的！其实，这种事儿根本就不新鲜，我们大院好几个呢。陈勇他爸在老家就有原配，还有俩孩子呢。他那大哥比他大十来岁，土得掉渣儿，来不来就挑担鲜货上北京，可想着陈勇他们了。好些老干部，尤其是农村出来那些当兵的，进城之后就把原来农村的土媳妇给休了，重新找了年轻、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城里女人，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庆庆这家伙说话确实够辣的。

我说：“可惜的是，在你们家大院儿行得通的事儿到她们家小院儿就行不通了。”我把重音放在‘不’字上。然后，转过头对宫苹说：“要是一开始你爸就把这事儿跟你妈挑明就好了。”

宫苹皱着眉头说：“是！我妈特通情达理。真要是一开始就说清楚，我觉得，我妈根本不会为难他。可是，当局者迷，有时候反而不容易看清楚某件事情应该如何处置。”

我惋惜地说：“这么‘一迷’可不要紧……”

庆庆抢着说：“关键是，他没想到会有群众运动这么一出戏，让人把老底子给翻出来了。”这话也就是她这样家庭出身过硬的人才能说出来。

宫苹低着头默不作声织着毛衣，可她的两只手忽然变得笨拙起来，动作不再顺畅自如；我一只手抓着毛线团，一只手机械地绕着；庆庆两只手撑着毛线，眼睛直勾勾地盯我手里的毛线团。

过了好一会儿，庆庆两只撑着毛线的手向上一扬，叫起来：“小丽，你把毛线都给缠成死团儿了。”

被庆庆这么一扥，我才意识到手里的毛线团缠得太紧，会影响编织时自然抽取了。我挪到炕头，把缠得太紧的部分绕回到庆庆手上，然后又退回到炕梢重新开始机械地绕毛线团。

庆庆熬不住沉默，拽回话题：“话又说回来了，小丽，要是不怕，你敢上场院找钱薇去？”

我毫不迟疑，“等这阵儿过去了，我真去。”

“要是不怕，你去呀，现在就去。”庆庆不知中了什么邪，成心挑衅。

“去就去。”我把手里的毛线团往炕上一扔，抬起屁股下炕。

宫苹这边劝我别感情用事，那边叫庆庆别激我。

看见我较起真来，庆庆立即摆出退让姿态，“得，得，你好好在这儿待着，别没事儿找事儿了，这么多毛线还没缠完呢。”

“你别去了。地上到处都是烂泥。”宫苹也在替我找理由寻觅退路。

大地化冻了，屋外化冻屋里也化冻，一不小心就滑个大跟头。这几天常有人从屋里摔到屋外，从屋外摔到屋里，泥点子、泥球、泥饼子地下炕上比比皆是。

话说到这份儿上，行为完全被情绪所控制，“没事儿的，去看她一眼就回来。没人知道。”我穿上棉胶鞋，两脚刚一沾地，差一点儿滑倒。坐在炕边的庆庆探过身想抓住我，我一侧身躲过了庆庆伸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