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北大荒的天气奇冷，司马和其他两个参加高考的人从农场管理局考场回到生产队已经是下午时分。天上雪云在快速地集结，会计和出纳办公室里早早地开了灯，我跟会计、统计和仓库保管员东拉西扯地聊天。

司马带着一身寒气跨进办公室，几个人都急切地问：“回来啦？考得咋样？”

“糊了，焦了，傻眼儿了呗。”司马端着肩膀、搓着手、如释重负地说。

看着他那笑逐颜开的模样，我高兴地说：“我就知道你能应付自如。”

“还好。”司马点着头说，“比我预料的顺利。”

“他们俩呢？没怯场吧？”仓库保管员问。

“还好。”

“你们仨保管都能行、都能行。”统计赞许地说。

“不是说了，这次高招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现象，肯定有希望！”我信心百倍地说。

会计说：“说是那么说，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这年头，只要有香的有甜的就有走后门儿的。”

我不满地说：“去去去，别跟这儿吹凉风儿。‘四人帮’打倒了，世道变了，就是走后门，也得有相当的考分儿才行，那就得将分儿比分儿了。”

统计也说：“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个好事儿，别扫人兴。”

会计不吭气了。

“我还有点儿事儿，先走了。”司马转身往外走。

我跟着司马走到过道里。

司马嘱咐说：“我上老钱那儿，跟他打个招呼，省得他惦着。刚才碰上‘老大’了，说叫咱们俩晚上上他那儿吃饭去。”

我满心欢喜地答应：“知道了。”

那天晚上，老刁和司马都喝得酩酊大醉。老刁话多起来，语无伦次，话里夹着脏字。司马流了好多好多眼泪，哭诉着，说了好多对老刁、潘姐和我感谢的话，也表达了他对二十一队感情的深厚，好像他已经接到了入学通知书，第二天就要离开生产队似的。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对付。潘姐一边说他们喝多了一边还不住地给他们劝酒，我不安地问潘姐为什么喝多了还叫他们喝。

潘姐说：“这一阵子司马为了考试精神压力太大了，今儿晚上让‘老大’陪他多喝点儿，好好放松放松。”

老钱托场部的熟人到农场管理局打听消息，回来说建江农场老三届高中生考得都不错。

在等待入学通知书的日子里，我比司马还着急。我问司马，他怎么好像不着急似的。司马胸有成竹地说，着急有什么用，盯着的锅不开。潘姐笑我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是啊，我能不急吗？我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希望司马能考上大学，因为我一直觉得司马是个极其聪明的人，我急于证实这一点。有个聪明的男朋友是我无比的骄傲，并且，以他的聪明和勤奋，前途无量是不容置疑的。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又非常非常非常害怕他考上大学。我不能想象身边没有司马，可以说，从到北大荒第一天起，司马便成了我的兄长、我的保护神。尽管他很忙，尽管他很粗心，尽管他经常会把我忘了，但除了父母，他比任何人都爱我、了解我、念着我、护着我。没有司马在我左右，我的生活将会变得怎样得不堪忍受啊？然而，我最大的担心却是：一旦考上大学，司马将要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一个我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

上过大学的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像爸爸妈妈那样举止文雅、谈吐不凡的人，那样有学识、有水平、有思想、有见地、有能力的人。我从小对爸爸妈妈的世界就有一种仰而望之的敬慕，上了大学，司马就加入真正的知识分子行列了，就与我这种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有天壤之别了。甚至，他的离去意味着命运将把我们推上不同的生活轨道。今后不同的社会层次与不同的生活经历，将覆盖我们过去共同的生活轨迹。这也意味着，我很有可能失去他。如果我失去了他，我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如果他这次考不上大学，那就意味着我们真的是很有可能在这里扎根了。真的扎根？在这儿扎根？我不敢往下想了。我每日焦躁不安，想尽快知道命运的判决，却又害怕面对那两个同样可怕的结果。终于熬过了两个月冗长的时光，司马接到哈工大机械专业的入学通知书，队里的另外两个考生也接到了各自的入学通知书。

我兴奋地把司马入学通知书反复地看呀看呀，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又是不安。二十一队的人们也像村里出了状元一样兴高采烈，看见我总是不厌其烦地问，司马啥时候走啊？不管我到哪儿——在宿舍、在食堂打饭、在队部上工、在井台打水——都能感觉到目光的注视与追踪，他们在议论我，议论司马上学以后会不会把我甩了。

我也不止一次依偎在司马的胸前流着泪问：“上学了，你还会记得你的乡下姑娘吗？”司马总是不容置疑地回答：“我怎么可能忘了你？没有你，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我相信司马说的是真心话，但还是会敲打他说：“一个人心虚的时候才会把话说得这么极端。那以后怎么办？咱们做牛郎织女呀？”“先别考虑太多。时间会决定一切的。”他老是爱这么说。

三月初，司马上学的准备一切就绪。临走的前一天早上上工前，我把给他洗干净和缝补好的衣服，连同他的拆洗一新的兵团战士黄棉袄送到他的宿舍。他把那堆衣服放进他十年前下乡时带来的空荡荡的木箱里，说：

“你看看你，我的事你帮我干了，那我今天没事儿了。”

“怎么没事儿？”我说，“光是上各家各户去道别也得花你一天工夫。”

“这会儿大家就都上工去了，下晚儿再去告别不迟。”

“随你，待会儿我上场部领工资。明儿你走，正好兜里有钱买火车票。”

我说着往门外走，他一把拉住我，将我搂住，满眼的柔情蜜意，直把我看得心神荡漾。这人，好起来，比好还好。他温柔地吻着我的嘴唇，手向我的衣服里面伸去。

我不好意思地推开他的手，说：“大白天儿的，你别来劲儿。”

他拉住我的手不放，“咋啦？青天白日的我就不能爱你啦？非得是黑灯瞎火的才行？”

“我怕有人回宿舍看见，我快去快回。哦，差点儿忘了，刚才看见老孙了，说叫晚上去他家吃饭，为你饯行。他嘱咐了，别人家叫，你一律不许去。连长和他媳妇儿、潘姐、“老大”他们也过来，都说好了，你别一跟人聊天就忘了，啊。”

“那你亲我一下，我就放你走。”他还拉着我的手不放。

我开心地笑着，舔了一下嘴唇，然后，湿湿地在他嘴唇上轻轻地啄了一下。

看着他满心欢喜的样子，我说：“我有一个特大的秘密，你走之前，我得让你知道。”

不料他大惊失色，满脸惊慌失措地朝我腹部瞥了一眼。

“傻瓜，不是的。”我安慰他，“有件事，好几年前就想告诉你，可是一直不能说，今天晚上可以了，你明天就走了。”

“吓我一大跳。”他又把我往他怀里拉，“什么秘密？不告诉我不让你走。”

我在他怀抱里扭动着身体，说：“真的，得等到你马上就走了才能告诉你。”

“那你告我是关于什么的。”他耍小儿科伎俩。

“现在不行，真的不行，保证晚上告诉你。”我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

憋了好几年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的我跟钱薇沾亲带故的秘密终于可以跟别人说了。虽然，话只开了个头，但心理上的压力已经减去一半儿。

到了连部，听说老钱要去油厂拉豆饼。去油厂正好路过场部，我便搭了他的马车。路上，我回想着司马的温情脉脉，心里泛着甜美的涟漪，可转念想到他明天就走了，阵阵惆怅又排山倒海挡不住地涌上心头。

从场部回来，我到处找司马，好把工资发给他。这才得知，司马闲得难受，见潘姐她们班跟蹦蹦车去拉煤，就跟去了。

拉煤一般是早上走，开中饭的时候就差不多回来了。通常，我打了饭回宿舍吃，今天为了等司马，我端着饭盒来到连部，从这里可以直接看见蹦蹦车回来，文书陈晓辰正坐在办公桌边吃饭。

“拉煤的怎么还不回来？”我说着，在办公桌另一侧坐下，“这司马，真是的。明天就走了，还那么无事忙。”抱怨着，我不错眼珠地盯着窗外的战备公路，期望立刻听到蹦蹦车“突突”的马达声。

晓辰说：“等我的手续办好了，我一分钟也不耽误，打起背包就回家。而且我已经想好了，走的时候，我一定头也不回。”

这两天他特别兴奋，又异常焦急。他母亲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他接班回上海，请调报告已经从上海寄出来了。

电话铃响了，晓辰拿起电话听筒。

我继续盯着窗外，仔细地倾听路上有没有传来蹦蹦车的马达声，努力地看路上有没有蹦蹦车扬起的尘土，嘴里嚼着热腾腾的白馒头，却吃不出往常刚出锅的馒头特有的甜滋滋的味道。忽然意识到接电话的晓辰一直没动静，我回头看他是否还在听电话，只见电话筒还贴在耳边，但他目瞪口呆，脸色煞白。

“出什么事了？”我惊讶地问。

他的目光穿过我，射向窗外。

我焦急地等待着，等他说话，哪怕是对电话里说。

终于，他对着话筒说：“知道了。我马上去找指导员报告情况。”

他迟钝地站起身，手里的听筒放了好几次才在电话机上就位，他的眼睛盯着我背后不知什么地方，说：“司马出事了。”

我的头“轰”得炸了：是江边可恶的煤山塌方了！

那天早上，我们队的蹦蹦车到达江边煤山的时候，另外一个队的蹦蹦车已经在装车了。突然，该死的煤山塌方了，司马、潘姐和另一个知青被压在煤洞里面。两个队的人一齐奋力抢救，潘姐和那个知青得以死里逃生。可那一天，阎王爷的手无情地指向了司马。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神志清醒着却全不知所以然：没有悲恸、没有眼泪，也没有惊惶和求助，只有一个空空的、呆呆的念头像电风扇那样无声地、不停地在脑袋里旋转：他走了，都是我不好。

那天夜里，躺在炕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就是一个不解：他怎么走了呢？我实在难以捋清思绪，司马怎么连声招呼也没打，连句再见也没说，就……走了？不行，得去找他，把他找回来，他还得去大学报到呢，哪能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不但没跟我辞行，也没跟连里的那么多人道别。

蒙眬之中，我看见司马就站在我的蚊帐外面，立刻就想起兰香讲过的女人数她蚊帐格子的事情，我对自己说，司马在数我的蚊帐格子，千万别动。我不动，他就能回来了。可不知怎的，这么一想，心里反倒紧张起来。心里一紧张，全身的肌肉就绷得紧紧的，不争气的腿无端地动了一下，碰到蚊帐。格子乱了，司马转身走了。

不能让他走，我赶紧从炕上爬起来，胡乱穿上衣服，冲出宿舍。

司马不见了。

无边的夜像睡不醒的噩梦里的夜那么黑暗，那么怪异，那么沉重。忽而似乎目标明确，忽而又茫然无措；一会儿觉得是去找司马，一会儿又觉得被司马的手牵引着魂魄。深一脚浅一脚，走到一个水利沟，下了沟，又上沟，走到一片水边。也许司马在水那边。这个信念给我希望，我向水里蹚去，慢慢地小心地一步一探，量着水的深浅。水没过脚面、没过小腿肚、没过膝盖，再往前探一探，脚已踩不着底，看来得游泳过去，我打定主意。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的名字，是很多人在叫，不，不是叫，是喊，是声嘶力竭的呼喊。我转过身，晃动的水差一点儿使我失去平衡。片刻工夫，好几只手电筒的光束在我身上脸上聚焦。我茫然地看着如获至宝般激动地向我靠近的人们，认出跑在最前面的是潘姐。

潘姐气喘吁吁地责怪我：“哎呀妈呀，我的姑奶奶，你咋自个儿跑水泡子来了？”

我想解释是来找司马的，又想说是司马把我领来的，可张了张嘴，舌僵语塞。

潘姐连拖带拽把我弄出水泡子，大伙儿前呼后拥地将我带回宿舍。

我能看见周围发现的事情，听见周围的人说的话，可一切都与我无干。我成了一具只会行走的僵尸，不哭、不笑、不说话、不干活，想不起吃饭睡觉，记不起梳头洗脸，听凭宿舍里姐妹们的指挥：

“江瑞丽，来，洗把脸。”

“江瑞丽，来，吃饭了。”

“江瑞丽，来，喝点儿水。”

“江瑞丽，走，咱俩上厕所去。”

……

与此同时，陪伴我的是一幅幅刻骨铭心的画面：生产队追悼会台上那张放大了镶着黑框的照片上，司马睁开眼睛在微笑，追悼会上黑压压的头顶在垂头默哀，司马的父母亲痛不欲生，老钱的面孔因悲伤而扭曲；老刁卷烟时的双手在颤抖，我的兵团战士棉衣肩头留下潘姐的泪痕，墓地里插着写有“司马建平”的木牌……这些画面在我的脑海里都像被散不开去的阴霾遮盖着一样模糊不清，这些画面像搅拌机毫不留情的叶片，把我的心搅得粉碎。

从墓地回到生产队，潘姐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秀莲家。小昱静静地睡在炕里，我木然地坐在炕沿上，脑袋还是萦绕着那个空空的、呆呆的念头：他走了，都是我不好。秀莲坐在我身边，抚摸着我的肩膀；老孙一声接一声地长叹想不到，想不到。

小昊咚咚地从门外跑进来，叫了一声“江姨”，向我扑来。一瞬间，小昊轻柔的小手像一道闪电击穿了我麻木的心灵，唤醒了我潜伏的记忆。我一把将小昊搂住，失声哀号，“都是我不好。”数日来的压抑与悲痛终于如山洪暴发。

秀莲流着泪，顾不得去抱被我的哭声惊醒了的宝宝小昱，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连连说：“好了好了，哭出来就好了，哭出来就好了。”

潘姐也泪如雨下，她把我和小昊一起紧紧抱住，她的脸贴着我的脸，又哭又笑地说：“吓死我了，你。”潘姐的泪水和我的泪水流在一起，分不出彼此。

哭了个够，哭了个痛快，我从秀莲那儿出来，直奔钱薇家。

从不流泪的钱薇哭着说：“司马好不容易熬出头来了，我真怀疑上帝是个什么货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他招去！”

我茫然地说：“也许，上帝太老了，需要有年轻的生命包围他，给他活力。”

钱薇说：“就是老糊涂了，也不能如此不公！我恨上帝，我太恨他了。”她的声音虚弱得我几乎听不见。

“不，都怪我。那天他没事儿，我应该拉他跟我一块儿去场部的。”说着，我以为已经流干的眼泪又止不住夺眶而出。

我真的觉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司马是被我杀死的，是我在无意中将我和司马这两股被命运之手盘在一起的火光给捻灭了。我不恨上帝，我恨我自己。

生活中没有了司马。我们曾经山盟海誓永远相爱，我们曾经热切盼望永远相依，却原来，生命中并不存在永远，只有死才是永远的。司马再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灯火阑珊处了，他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永远也见不到了的亲人。我想念他，想念跟他在一起的每一个片段，想念他的笑脸和他的幽默。说话时心里流泪，沉默时天地黯然，我把劳作之余的全部精力用来帮助老钱，照顾危在旦夕的钱薇，战栗地等待着第二个终将永远的那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