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高挑，五官精致美丽，穿一套欧洲品牌时装，气质飘逸、优雅。记者在银川市伊斯兰饭店采访了从法国回乡探亲的赵雪莉。这位“西部天使”在巴黎的婚姻生活，令人回味惊叹！

　　　在“时装之都”结识阳光男孩

　　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我去了巴黎，在蒙巴纳斯大街一家中资服装公司担任秘书兼翻译。直到认识26岁的巴黎男孩Jan后，我平静的感情湖面上才掀起阵阵涟漪。他是巴黎一家时装公司最年轻的设计师，曾在上海留过学，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Jan身高1.85米，仿佛杂志上走下来的俊美男子。一次，他热情地约我出去喝咖啡，那张线条清晰如雕刻出来的脸，酷似好莱坞的大明星基努·里维斯。看着他，我的心跳莫名地加快，难道真的是“一见钟情”？　　我们见面的地点，在圣日尔曼小广场边上一家咖啡馆，这里从环境到服务在巴黎都是一流的。餐具雪亮，浆洗过的桌布雪白，男侍者打着领结，彬彬有礼，桌上有蜡烛和鲜花，钢琴师轻轻地演奏着肖邦的优美的旋律，一切恍如人间天堂。

　　那天晚上，我们聊的几乎全是有关服装的话题，他说现在在中国内地，时髦好像只是女人的事，女性服装式样的色彩可以一再翻新，可怜男人们最多只能在服装品牌上做文章，难怪北京的一些新贵不肯摘下西装袖口上的商标，这是让人知道我这衣服哪点与众不同。事实上，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男人的服饰在“花哨”上就已超过了女人！不仅如此，那时的男人还非常注重发式。路易十四有一头漂亮的长发，因此出入凡尔赛宫的男女必须蓄长发，那些长不出漂亮头发的朝臣们便戴上假发。后来此举竟成了贵族男人的标志之一……

　　没想到法国还有这么多有关时装的故事，Jan的博学让我大开眼界！

　　激情的异国婚姻生活

　　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我们的感情也在不断升温，继而由普通朋友变成了情侣。从此，Jan的每一句话，都让我心情明亮如初春的清晨。情人节那天，我特意穿了件玫粉色的风衣。我一直觉得，玫粉色是属于爱情的颜色。他看后果然说：“雪莉，今天你很漂亮。”他从包里取出一幅书本大小的沙粉画，递给我。上面画着一个女孩被包裹在一颗暖橙色的心里。线条有些抽象，但我能看懂。“送给你。”他说，“我自己用沙粉画的，很粗陋吧。”画很稚拙，但是真的很美，无论颜色，还是构思。我们一起去散步，透过暖黄色的街灯，我看到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枝已绽出稀疏的嫩绿叶片。

　　忽然有一天，Jan说他父母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那天我精心打扮了自己，穿上在巴黎买的一件短款黑色旗袍，东方韵味十足，还佩戴上从西藏带回来的美丽饰物。24岁的我，身高1.73米，双腿修长结实，皮肤柔细，眼睛又大又亮。见到Jan的父母时，他们很惊讶，说真没想到，儿子的恋人竟是一位如此美丽纯情的东方女孩！订婚戒指是Jan定做的，由他亲自设计，造型美丽又有点卡通，他说这符合我的性格和气质。我们终于携手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婚后我和Jan过得很幸福。他喜欢吃中餐，我虽算不上烹调高手，但第一天就亮出了自己的拿手好菜：椒盐八宝鸡、三味灯笼虾、炝菜花、奶油牛肉丁番茄汤。原味突出、荤素搭配得当、营养丰富。洋丈夫赞不绝口，且吃得津津有味。也许被他的赞扬冲昏了头脑，后来我竟把买菜做饭当成了人生一大乐事，有时他还不断请朋友来家里品尝中国料理，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宴会厨师兼服务小姐。虽累，但很快乐！

　　后来在巴黎生活久了，我又发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在对待婚外情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法国男人同日本女性一样，表现了一种惊人的“包容”。我的小姑子琳达是位迷人的时装模特，结婚两年多了，同先生的关系很好，但她却告诉我她经常约情人外出度假。我大吃一惊。尽管早就听说西方人在感情方面很开放，在婚姻以外找情人比较常见，但总该掩饰一下吧？这样坦然、毫不掩饰，倒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到惊讶。

　　“那你们一起外出，你先生知不知道？”我忍不住问道。“他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肯定会有男友相伴，但不知道具体是谁，也不会问。”琳达笑着解释道。“当然，他在家也不是一个人，也会和女友约会。这一点，我也清楚，但我也不会问，这种事何必一定要挑明呢？我回家的时候，下了飞机我会先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然后再回家。他也一样。”

　　我不禁有些震惊，丈夫和情妇、妻子和情夫4人竟能如此和平共处，如果情人也各有家庭，这就涉及3个家庭，如果情人的丈夫(妻子)也各有情人，还要再加两个家庭，天哪，这中间要牵涉多少人？这些人得有多大的胸怀呀！

　　与洋婆婆“过招”

　　我的婆婆出生在瑞典一个富人家庭，为了爱情，她选择了私奔，也就自动放弃了贵族身份。她和我的公公相濡以沫，生下了三个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她没有抱怨，把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靠着她和公公的共同努力，家里不仅有了轿车、别墅和花园，还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了时装设计师和模特儿等。

　　婆婆的奉献、吃苦耐劳以及精明能干毫无疑问地使她成为家里的实权人物。平时，公公、Jan和哥哥、妹妹都对她言听计从。即使婆婆有些时候固执得过分，大家也都迁就她。最初她对我很热情，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曾让我感到了母爱，可是相处久了，我就发现一切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简单。婆婆虽然出身名门，可毕竟40多年忙于家务，和社会接触很少，因此她所接受的教育和一些知识都显得有些过时而陈旧。偏偏她又没有意识到这些，非常刚愎自用，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永远正确。

　　一次我和Jan买了20万法郎的股票和基金，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家庭投资方式，但婆婆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她责问我为啥不像所有的中国人那样，把钱存进银行里很保险地拿利息，而去毫无意义地赌博？她甚至说这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尽管自己当时很生气，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向她解释，这是一种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行为，而且家庭理财在欧美国家都很流行。虽然向她讲了很多有关证券投资方面的知识，但最后婆婆还是气呼呼地走了。

　　后来儿子卡尔松出世了，我认为孩子有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应该学点中文，长大了好不要忘记中国这个根。所以从3岁开始就系统地教小卡尔松中文，在一个缺乏外语环境中学习外语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尤其是小孩。小卡尔松当然也不愿意，但是迫于我的“淫威”也不得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学着。

　　没想到这件事竟导致了一场重大的婆媳冲突。本来法国的婆媳关系很简单，双方不住在一起，就是逢年过节走动走动，在中国人看来，双方过于客客气气，不亲热但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事情发生在婆婆的一次来访。当时她发现我正严肃地教小卡尔松学中文，儿子乘机向奶奶告了我一状。老太太立即指出这么小的孩子学两种语言会影响第一语言的掌握，而且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思维发展。我也据理力争，欧洲许多人都会说两种以上的语言，坏影响在哪里？再说，说到底，多学点知识有什么不好？

　　就是最后这句话将一场讨论变成了争论。婆婆冷冷地说，我的孙子没有必要这么有知识，只要快乐就可以了。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人！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好在Jan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情况有些了解。等我冷静下来，他开始做思想工作：“法国人认为小孩子就是玩，玩得高兴才行。你看我哥哥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才开始学20以内的加法。”提起这件事我倒确实有印象，去年去丈夫的哥哥家，发现他的孩子上小学了还在学20以内的加法，还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也值得表扬！中国的幼儿园孩子就会。”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丈夫也有他的道理。“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玩。”“现在就是该学的年龄，因为越早学越好，否则太迟了。”“我知道中国有一句广告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人的一生是一场马拉松，不是100米短跑，所以起跑慢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持续力。那就不应该追求快速起跑。你们中国足球，少年队非常优秀，青年队也不错，可是到了成人就不行了。还有，和西方绝大多数国家的孩子相比，中国的孩子起跑得够快吧，怎么诺贝尔奖发了这么多年，至今没有一个本土的中国人得过奖？为什么？”

　　尽管我和婆婆之间有些小小的摩擦，但她对我们依然很好。每次离开婆婆家时，老人总是给我们准备一个星期的食物，大包小包的。告别的时候，抱着我亲了又亲，我总是很感动，继而良心会受到谴责：我为什么要和婆婆去争呢？她是一个这么好的老人。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观念，我为什么要用我的观念去衡量她呢？

　　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认真地思考我和婆婆的关系，我发现我和婆婆存在的是意识和生活观念上的矛盾。除了我不太赞成婆婆的某些生活观念外，我还是很尊重她的，因为她真的是一位善良能干的老人。此后，我就有意经常过去帮她干家务，在谈笑中进行思想沟通。后来我还请一位中国医生用针灸疗法，帮她治好了多年不愈的关节风湿病，这使婆婆大为感动。一次在聊天时婆婆感慨地说：“这一辈子，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非常爱我的家人，而且很努力地让他们幸福。我只希望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一个好母亲。”也许是说到心里去了，婆婆有些激动，眼睛都湿润了。我也被她的母爱感动了，那一刹那，我好像看到了我远在中国的母亲。我情不自禁地说：“妈妈，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好妈妈！我很自豪我有您这样的好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