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东平

中南海，红墙围着的大院里发生的一切，让世人感到神秘莫测，因而充满好奇和诱惑。于是，这里偶尔透出的只言片语，抑或某件事情的零散琐记，往往被辗转演绎。于是，中南海更神奇了。

　　世人有世人的中南海揣测，中南海里的成人们有自己的中南海感观，而孩子们眼里的中南海则又是一番天地。孩子们嬉戏打闹，说明中南海内有宽松的生活空间；孩子们眼里的领袖人物，与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人物，别有一番风韵；孩子的一些观念，可以看出中南海的成人们潜移默化烙上的印记……

第一章 从黄土地走进高高的红墙

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走向由11辆吉普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他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 出发了，进京赶考去。跟这个车队一起开拔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杨尚昆、胡乔木等。

　　在这个车队向北京进发之后，一批一批的车队和人流，也相继从河北的各根据地，踏上了东进之旅。在这东进的队伍中，有中央机关的干部们，有部队的官兵们……还有，就是将


成为本书主人公的孩子们:育才学校的、育英学校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托儿所的……

　　3月25日临近中午，毛泽东在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下了车，坐上延安时就为他开车的司机周西林驾驶的吉普，奔了预先安排好的颐和园。

　　一进颐和园，冷冷清清，园内的人都被负责保卫的社会部给清理出去了。毛泽东到来后，是要水没水，找饭没饭，紧接着还要参加西苑机场入城式的活动，他火了，训了社会部的人。当晚，他执意不肯住已安排好的颐和园，继续往西，上了香山。

　　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这一干人马，对外称“劳动大学”。称自己的驻地为大学，在西柏坡时就开了先河，那时中共中央的驻地被称作“农业大学”，简称“农大”，董必武的化名还叫过“校董”。好多人不知内情，以为真是农业大学，跑来投考。香山的劳动大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许多人找到这里，要进去报名，弄得警卫人员一阵紧张。

　　“劳大”有警卫部队严密布防，在“劳大”范围内工作的人员，必须佩带一枚证明身份的金属证章。证章是圆形的，大小如五角的人民币，外边有一圈黄色的齿轮边，中间有一红色五角星，星上缀“七一”两字。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组成时担任警卫科科长的李树槐长女李延梅，还保存有一枚中间不是五星“七一”，而是毛泽东像的证章。这也是当年出入“劳大”的证章，但不是常规的，只是为某次活动而特制的。

　　大约在香山住了一个多月后，大人的世界里，羼进了带给他们快慰的孩子的踪影和欢声。孩子们大多是随着托儿所和学校行动的，所以到北平的时间稍晚一些。托儿所的孩子比较小，为了便于照顾，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子弟托儿所，就设在了“劳大”区域内，就在我们今天看见的香山饭店那个地方。

　　当这些曾和父母们经历跋涉、朦胧地学会了一点观察和思辨的孩子们回到“劳大”，和父母们重新团聚之际，已能从中共领袖们尘埃落定的气宇中，父辈们难掩喜悦的谈笑中，小伙伴间相与传播道听途说的捷报中，渐渐揣摩出已经熟悉的那种南北转战、马背颠簸的生涯要终结了。

　　在孩子们眼里的父母似乎比以往更忙碌，而最忙碌的，是中共的领袖们。虽然他们和中共中央机关的一干人马，驻扎在离北平市中心数十公里的西郊香山，但他们的许多的工作，却要在城里进行。

　　新政治协商会议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因陆续进北平的知名民主人士都住在城里，把他们一个个地接上香山，筹谋擘划国是，协商共同纲领的条款，显然不太方便。为此孔席墨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便每每在香山、城里两头奔波。

　　当中共领袖们在北平落脚尘埃未定，得美国怂恿，迫使蒋介石再度下野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便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作为和平谈判代表，到北平住进市中心的六国饭店。

　　张治中等的任务，是设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起码将之拖延一气，也好待汛期水涨给强渡长江添点儿难度。中共识破了李宗仁的居心，到北平尚不足一星期的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迅即组成中共和谈代表团，与张治中等接触，就是要把折冲樽俎缩在最短的时间内。

　　周恩来等更忙碌了，每日数十公里的往返，加之路况很差，费时且耗神，有时一天甚至要跑上两趟。周恩来常常在行车中，就不堪疲惫，昏昏入睡。为了减免往返奔波的耽时和劳顿，5月，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先后在中南海丰泽园建筑群落中，觅得工作和栖身之所。

　　据毛泽东的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第一个住进毛泽东后来住的丰泽园东配院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

　　这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林伯渠和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都是中共党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加上生于1884年的谢觉哉，一起被尊为“延安五老”。林比毛泽东还大7岁呢，每天数十公里的颠簸，对当时已年逾花甲的他，实在是消受不起。

　　能比较清楚地记得林伯渠在中南海居住情形的，是他的儿子林用三。林用三这个名字，中间是有点儿故事的。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写了一部《论持久战》，里面提到抗日战争将有一个漫长的相持阶段，林用三1939年在四川重庆出生，恰在相持阶段，父亲给他起名叫林相持，很有些时代特色。

　　上延安保育院的时候，相持阶段已经过了，不能老相持了，林伯渠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林用三。按林伯渠的解释：用三就是三用，即“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

　　在那个时期，自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谁也未曾想过让自己的子弟和官员发生什么联系，而是首先要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用脑，用手，脚踏实地，做个普通劳动者。

　　林用三是随着自己就读的育才学校进的北平。“我们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的城，那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学校进城就先在柴棒子胡同落了脚。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从艰苦的解放区刚过来，一个个精瘦，身体细得像麻秆，就显出圆脑袋大。附近的居民说我们就像根火柴棍，住在柴棒子胡同名副其实。”

　　进城后周末一放假，父亲的服务员就蹬着带挎斗的三轮车，把林用三接到了中南海。“从新华门进去的，沿着南海西岸向北，然后左拐右拐，拐到颐园，我家就安在这儿，是个有假山的小院子。所以我爸爸他们初到北平在香山住哪儿，我都不知道，我到北平时家已经在中南海里了嘛。”

　　后来，林用三知道，父亲最初住在丰泽园东面的菊香书屋，后来周恩来进海，带着他的工作班子。林伯渠见周恩来他们人多，菊香书屋房间多些，让他们住比较合适，自己就搬到了颐园。

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5月的进驻，并不能说明中共中央已经有将中南海作为党的领袖和党的核心机关聚集点的打算，而更多的是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

　　筹备新政协的工作班子，差不多是最早进入中南海的了。他们中的几位负点儿责的人，是受周恩来耳提面命，先期到北平为中共中央进北平打前站的。

带队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秘书长齐燕铭。派他到未来新政权的首都打前站，筹备新政协会议，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早年生活在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多的宏达博雅才子，被毛泽东提及的延安评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就出自他的手笔。早在1945年7月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时，他就担任过副秘书长。

　　其余几位也是统战系统的。周子健是统战部行政处长，他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士，抗战初期在北平从事过地下工作。

　　申伯纯是统战部交际处长，他也是老北京人，而且是老统战了。他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倾向革命后，积极促成杨虎城联共反蒋，在西北军中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进行上层统战工作。解放战争初期曾出任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

　　几人中惟一一位和北平没什么渊源的，就是浙江诸暨人金城，他也是统战部交际处的处长。早在1924 年，他就在同乡共产党人宣侠父影响下接受进步思想，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之际，加入共产党。此后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他受命加入李济深等组建的民主革命同盟，进入统战领域。

　　1937年，金城到延安后，就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交际科长、交际处长，耳闻目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人的统战艺术和风采。在领袖的言传身教下，他成为中共优秀统战工作者，接待了数以千计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到延安的国内外著名人士、国际友人、国民党联络官员、外国记者，受到中共领袖的高度赞许和毛泽东的致函表扬。

　　解放战争期间，金城担任西北军区敌工部长和解放军教导团团长。“本来，我爸爸已经在西北军区了，1948年底到西柏坡开敌工会议，还是已经就新政协筹备工作开始与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紧张接触的林伯渠说：‘你还得回中央来。’把我爸爸留了下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成为最早进入中南海的人了。”金城长女金戈如是回忆。

　　在金戈记忆中，她和父亲等刚刚过完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就从石家庄出发，直奔北平。“当时一路伴随我们的，是天寒地冻的感觉，所以虽然时隔数十年仍然难忘。”

　　打前站的人刚到北平，喘息未定，周恩来的电报就追到北平了。叶剑英接到电报告诉齐燕铭等:周恩来指示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中南海，后来成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会场；而北京饭店，则是开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所。所以打前站一开始就和政协的筹备工作连在了一起。

　　周子健到中南海，办理了移交手续。接收下中南海后，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干部，大都住在了丰泽园、勤政殿周围和与勤政殿隔桥相望的瀛台岛内。金城在接收了北京饭店后，也住进了中南海。

　　那个时候的金戈和弟弟金矛，以及申伯纯的孩子申漳等，都是刚到学龄却尚未入学，他们都随长辈们进了中南海。称他们为最早进入中南海的中共下一代，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我们刚进中南海，发现许许多多的外国的旗子，到处都挂着宫灯。这些东西被摘下来后，堆得到处都是。因此我们最初的印象，就是满眼乱糟糟的，再有就是肮脏和破败。到处是垃圾衰草，瀛台岛上的楼台亭阁破损得不成样子。楼梯颤颤巍巍，攀上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金戈的描述，不由让人浮想起末代皇宫曾经有过的景象:在这太后、皇帝驻跸的皇宫西侧的御苑，每当夜幕降临，楼阁殿堂，院落回廊之间，便会亮起盏盏宫灯。在丰泽园北面，慈禧晚年建成的海晏楼，当色彩缤纷的各国旗帜高张之时，衣着华贵的公使夫人们，便款款步入这皇宫中对外社交的场所。没想到，这一摞一摞的宫灯和各国的国旗，居然在近半个世纪后还能看到。

　　天气刚刚热起来，蚊虫就开始烦人。据一些担任领袖保健工作的大夫们回忆，刚进中南海时一项工作量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喷洒熏灭蚊虫的药水，以防领导同志被蚊虫叮咬后，感染病症影响工作。环境的恶劣，容易让人感到时光流逝的缓慢，所以在金戈等孩子的印象里，是住了很久以后，毛泽东等才进的中南海。而毛泽东等进入后，经过一段对环境的治理，情况才渐渐地开始改观。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勤政殿召开，推选出由21 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偶尔会因在城里工作得太晚，无法返回他住得很惬意的香山双清别墅，便在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囫囵一觉。对此，毛泽东并没什么太多的想法，毕竟是暂栖身嘛。

毛泽东暂栖身的房子，是当时周恩来正住着的紫云轩。后来毛泽东长期定居的，就是这幢房子。周恩来搬出紫云轩，就住进了与之相对称为南房的松寿斋，而拐进菊香书屋的南小院，松寿斋就又成了北房，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随他搬进这个南小院办公。

　　菊香书屋是丰泽园的东配院，穿过门厅，是一圈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形式的建筑，它是菊香书屋的主院，在它周围，还通连着几个小院子。当中共领袖们进驻之际，这个院子里已经不见一株菊花。玩味该院的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可推知其命名所依之繁花似锦，是用盆栽菊花摆出来的。院内有几棵苍劲、挺拔的松柏，分布在甬道的边上，添染了几分凝重和沧桑。

　　进院后，沿着向北去的甬道约20余步，就到了北房门前。北房因有较高的台阶，显得比东、西、南房高些，也符合传统的以北为正。北房门双开，上横有木匾，雕刻、彩涂“紫云轩”三个大字。

　　悬挂“紫云轩”的北房共五间，是皇帝栖西苑时读书阅览之所，有较宽裕的藏书室。虽说在民国后，南海一度对大众开放，且疏于修葺，建筑的漆饰剥落，隐露凄怆，但幽静雅致、古朴淳厚的遗韵犹存。故而格调儒雅的林伯渠，会首先挑中这里，作办公和栖息之处。

　　毛泽东住进紫云轩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栋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了。

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净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 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明代初登基有振作之举，但更以昏聩刚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却控驭乾纲达47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荫翳。

　　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否则他就不是眼光长远的战略家。许多老一辈人在回溯当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呐！”可毛泽东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共产党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从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的号令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虽然，毛泽东对跳出周期率充满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宫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换旧符”因循之路，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起码也得拉开一点距离呀，别让老百姓那么快就产生那种我们千方百计避讳的联想啊！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中南海。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进中南海的，一直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凿的日期。

　　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

从以上记载看，6月到9月间，毛泽东处在香山、中南海两边跑的不稳定状态。在孩子们的追述中，有的说毛泽东住在香山，有的说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对毛泽东在香山印象较深的，是年纪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随着育才学校的同学，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了北平城里。因为是毕业班要中考，他们就集体住进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楼，学习和食宿都在楼里。

　　囚童进北平后，就陷入考中学的紧张复习。直到考试完毕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间，他才回在香山工作的母亲那里。他的母亲周惠年，是值得史书留名的老共产党人，在她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史中，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些默默工作的女性的记载，时至今日，似乎很有必要在史书补上几笔。

　　周惠年1926年参加革命，调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机关屡遭国民党破坏的风声鹤唳之际。她所在的三科负责保卫中共领袖和锄奸，由中共特委三成员之一顾顺章直接领导，曾令敌特和叛徒言之色变。这位每月生活费仅一块多大洋的年轻女性，常要身藏短枪弹药，穿过巡捕、特务密布的区域，送到三科的行动地点。而在此区域携带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课刑极重。

　　顾顺章叛变后，周惠年与继任三科科长的谭忠余结婚。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时，周恩来就在她家藏身。后谭忠余赴苏联学习，回归途中作战牺牲。周惠年遂与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的中央军事部秘书李得钊结婚。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李得钊任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然而危险与幸福并存的日子也那样的短暂，1934年6月，李得钊与执行局书记李竹声遭捕。不久，刚刚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联络点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也系狱。监狱的难友，都叫她那出生两个月就入狱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们，后来都习惯称呼他囚童。

　　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惠年出狱，1939年她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涯，赴延安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秘书。

　　1949年的囚童已经15岁了，他还能记起，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他母亲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处隔壁，门口有一个岗哨。“再往西是刘少奇家，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在最里面。”

　　“中共中央的几大领袖，除刘少奇秘密赴苏联，周恩来主要在城里活动外，像毛泽东、任弼时、朱德还都在香山，因为我们不时能看到他们。我记忆到中南海看母亲的时候，是我读中学之后，就是说已经过了9月1日。”

　　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间毛泽东还未正式搬进中南海，否则围绕他运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必然要随之而去，他看母亲就不应该是上香山，而是进中南海；同时毛泽东进中南海，工作中心转移了，朱德、任弼时却以香山为另一个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泽东走了，如影随形的秘书们，也不可能还留在山上。

和囚童记忆不尽相同的，是最早进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长女，当囚童在香山看见中共领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里，见着了毛泽东。

　　与其他早期进中南海的孩子所不一样的是，她不是跟着父母所在的机关或部队从根据地到北平的，而是因为有一重曲折的关系，这需要做几句交代。

进入北平以后，中共一些领导人或身边的亲属，就将进城的消息函告居住在已解放地区的亲属。王光美就给天津的亲属们写了信；周恩来也致函在天津的三弟周恩寿。周恩寿是黄埔4期学员，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但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周恩寿因作战负伤与中共脱离了联系，又于1928年和周恩来断了过往。

　　1946年春季，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当他得悉周恩寿在与北平仅咫尺之遥的天津，曾邀其前来见了一面。

　　得知兄长和中共领袖们都进了北平，周恩寿即偕妻北行。他在香山见到周恩来，再次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

　　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独自在北平学习的他，有时利用节假日到兄长的居所团聚。春去夏来，周恩寿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告其长女周秉德今年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

　　周恩来知道周恩寿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安置女儿有困难，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找间房给侄女住。周秉德遂于夏季从天津来到北平。

　　早在6月下旬，邓颖超就衔中共中央之命，并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赴上海做说服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工作去了。本来周恩来欲亲自去，但毛泽东说一来北平的事你脱不开身，二来去个女同志更便于做工作，就改派了邓颖超。所以周秉德到北平时，她只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伯父周恩来。

　　周恩寿把周秉德带进中南海那天，周恩来还在外面开会。当他回到自己工作兼寓所的院子见到周秉德时，显得非常高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没有自己生养的儿女，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将对儿女辈的情感，倾注于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子女的照拂之中。突然看到自己兄弟的孩子，想必是会生出几分别样的情愫。

　　他对小秉德左右端详，寒暄了许久，把她的妈妈、弟弟、妹妹的近况都询问了，才吩咐卫士成元功，安顿侄女的住处。

成元功把周秉德领进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南小院，这里不光住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带着他们幼小的孩子，也住在院子里。同院的还有成元功。

　　周秉德被安排在东厢房里。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办公、居住占了两间，此外还有一间藏书房，成元功在这里加了一张床，小秉德就住下了。

在周秉德记忆中，房间里两面墙壁排列着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其中有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还有一些是翻译苏联的作品。她喜欢读书，能得此近水楼台之便，不亦乐乎。

　　但阅读不可能是十二三岁孩子生活的全部，她希望能有些一起玩的同伴。而此时的丰泽园一带，除了有些成年人来去匆匆外，还看不到什么年龄相近的孩子，她难免感觉寂寥。

　　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处，在人员不多的情况下，她能不受干扰地和毛泽东相逢。当毛泽东在紫云轩暂住，在菊香书屋徜徉，周秉德就有机会在很近的距离内，看这位被称为中国人民大救星的中共中央主席。

　　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变。也许是因为放暑假了，毛泽东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们，会随着各自到中南海办公的父辈，聚集到菊香书屋一带来玩。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朱德机要参谋潘开文的小姨子阎笑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利亚等。

　　这些女孩子都是延安或西柏坡时的旧莫逆，惟独周秉德是刚刚介入圈子的城市人。但毕竟是10岁上下的无猜孩子，经成元功的介绍，周秉德很快就和她们相识融和了。

　　弄清谁是谁的孩子、亲戚的关系，是很久以后的事。此刻让周秉德欣喜的是，和年纪相仿的朋友们一起玩的希望变成现实。特别是这些孩子和毛泽东是老相识了，跟着她们，周秉德也和毛泽东成了熟人。

　　亲近是那么的自然和谐，孩子簇拥的场景在那段时间又一再重复，周秉德甚至记不清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的细节，也不记得混杂在毛泽东熟悉的孩子中间，毛泽东是否向她问过他看见孩子时总爱问起的：“哪家的娃娃呀？叫什么名字呀？”

　　她回忆说：“那个时代，在我那样的年纪，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意念是很清晰的。然而和毛泽东接触时，更直接的感觉是他很亲切和蔼，讲话很风趣。就没觉得特别神秘，特别激动。”

　　遇事总有自己想法的周秉德，却在和毛泽东见了几面后，做了一件值得追念的事。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里面写满了毕业前夕小学同学的临别赠言。

　　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文字，她突然生出请毛伯伯也为自己写几句赠言的念头。当她看到毛泽东又在院子里踱步，就捧着小本子凑到了跟前: “毛伯伯，这是我毕业时做的赠言簿，老师和同学们都给我留言了，您也给我写一个吧。”

　　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翻看了两页，并稍加思忖。继而，他掏出钢笔，对周秉德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题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