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2) |
送交者: 晨雪 2005年10月20日14:49:57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
BY 祁淑英 魏根发
正因为如此,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6年,差不多门门功课都在班上名列前茅。 毕业前,数学老师傅种孙叮嘱他,考大学一定要报考数学系,说他在数学方面最有发展;国语老师董鲁安,则预言钱学森一定要继续学文。因为,他认定学森同学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大作家; 妈妈章兰娟从心中希望学森能继承父业,将来从事教育工作,做一个教育家或有名气的教师; 然而,父亲钱均夫却要他学习工程学。因为他认为只有实业才能救国,中国太缺乏工程师了。 最后,钱学森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火车制造专业。从学工来看,他是服从了父亲的选择,而学习火车制造,却是他个人的选择。说起他选择这样的专业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早在读初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两位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对话—— “你第一次看到火车是什么时候?” “是来北京读书,你呢?” “我也是。” “你第一次看见火车,觉得它像个啥?” “说不上来它像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你说它像啥?”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第一次看见那东西,就觉得眼晕。坐上去开起来,就像飞一样,两边的树都斜躺着往后跑。可神气啦!” 两位农村同学的对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钱学森心中在震颤,他觉得祖国的工业太落后了,交通太落后了,以致见到过火车的人都很少,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为此,他决心长大了攻读火车制造专业,造出大批的火车,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 父亲钱均夫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1929年的初秋季节,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迎来了新学年的一批新校友。这些提着箱包行李的莘莘学子,有的来自沿海,有的来自内地,还有的不远万里来自海外。他们都是慕名而来,仰慕这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校风的名牌工科大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是上海交大的优良教学传统,并以此扬名海内外。 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以及张元济、马寅初、吴有训等著名教育家和学者,都曾在上海交大任教。 钱学森跨进了这座高等学府的大门,精神为之一振。他昂首挺胸走在一条长长的很有气派的大道上。道路两旁的林木茂密葱茏,错落有致。 既醒勿睡, 既明勿昧, 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 实心实力务实业, ......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唱着这支校歌,走向教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这里环境变了,人也变了。教学方法和校风,跟北京师大附中大不相同。钱学森感到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原来,上海交大实行的是中西相结合的严厉的传统教育方法。课程刻板,内容繁多,非常注重考试分数。学期终了,每个学生的平均分数要算到小数点儿后的两位数。 更使钱学森不习惯的是,这里的一切课程都主张学生死记硬背。英语老师不但要求学生要熟记课文,而且还要背过附在课文后面的注解。因为考试时连“加注”都要考;化学老师竟然要求学生把一本《分析化学》都背诵下来。 在这种严要求的气氛下,学生们都在为分数而奋斗。钱学森也不例外。他很快把自己从北京师大附中的学习方式和习惯中调整过来,力争门门功课拿到95分以上。尽管这实在不容易,但是,他很快就做到了。尤其使化学老师惊讶的是,钱学森竟然很快将那本《分析化学》一字不漏地从第一页背诵到最后一页。这里既有钱学森的个人天赋,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牢记父亲提出的“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家训,牢记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的誓言,发愤努力的结果。 在沉重的学业负担重压之下,多数学生的课余时间,被课业全部占去。而钱学森却忙中偷闲,参加了学校的乐队。他实在喜欢音乐,他似乎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那时,学校乐队的练习和演出很频繁。他是乐队的主力圆号手,因此,他既要比不参加乐队的同学多挤出一些课余时间,还要比乐队的其他人多挤出一些练习时间。有时,市内有高水平的乐团演出,他为了多学到一些东西,往往徒步很长的路程,去欣赏音乐会。钱学森平时很节俭,穿着也十分朴素。一次,他到音乐厅的售票口去购票,卖票的小姐看他是个穷学生,便轻蔑地说:“这可是一场音乐会,你看好票价哟!”钱学森狠狠地盯了那个以衣帽取人的售票小姐一眼,郑重地回答道:“我要看的就是这场音乐会,要最好的票位。” 由于钱学森对学业和艺术同样痴迷,为此,他付出了沉痛的代价——193O年的暑假,钱学森患了伤寒病,在杭州老家卧病一个多月。后来因为体弱,不胜学业,只好休学一年。 钱学森自幼是在父母无限宠爱之中成长的。平常,他总是家庭的中心人物,家中的期望几乎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离开北平南下到上海读书时,他的父母也南下迁居杭州老家。因此,钱学森休学时,有幸同亲爱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多姿多彩的杭州。 最值得杭州人骄傲的,恐怕就是西子湖了。婀娜多姿,浪花千层,积淀着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的故事,又孕育了千古诸多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而今,这里又来了一位翩翩少年。他行走在长满苔藓的石板路和小桥上,伫足于青瓦灰墙的屋檐下。明丽的双眸,白皙的面庞,乌黑的头发,与这市井浑然一体。钱学森一生难忘,在这人间仙境居住了一个年头。 钱学森丢开繁重的学业,在这里养病。他几乎日日面对着一湖澄清碧透的秀水,自豪地想到:世界上最美好的风景就在我的故乡! 是的,西子湖太美了。然而,在钱学森的眼里,不是她的娇柔与宁静,他所强烈感受到的,是西子湖的永恒生机。那盈盈一湖清波,周围镶嵌着堤岸、垂柳和草地,还有蜿蜒的石板小路,每一个生动的画面,总是存在于瞬间。那披着五彩花衣的小乌,或默立于柳枝,或鸣啭起优美的小曲,或扇动着一双翅膀在枝头跳来跳去,载歌载舞。仅仅这么一个细小生灵的出现,便给西湖带来非常诱人的魁力! 入夜,月光下的西子湖是这般静谧,静谧得如同神话中的世界;夜色中的杭州城,是这般神秘,神秘得好似寓言故事中的理想王国。 此时此刻,钱学森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感悟到了生命的辉煌。越是这样,他就越想知道这天造地设的所在是怎样出现在人间的。 一天,钱学森终于向父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大自然是怎样鬼斧神工地造就了西子湖?造就了杭州城? 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考证,大约在5万年前,地壳沉降运动,陆相造山,山峰突起,沉降下去的地面,变成湖海,这就是常说的沧海桑田。西子湖就是在造山运动中形成的,她三面环山,向海的一面,变成了西子湖。 啊,美丽来自剧烈的巨变。这美丽的西子湖,原来是大自然造物运动蕴育出来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她吐光泽,哺万物,催发了博大的民族文化,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天之骄子! 父母亲陪儿子漫游了西子湖的主要名胜景点。他们来到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塔。钱均夫从雷峰塔讲到他们的祖先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修钱塘,开水利,兴农桑的故事。而母亲却给他讲了白蛇与许仙的传说。 他们从夕照山下来,又登上月轮山,观看雄伟的六和塔。相传,六和塔始建于公元970年,是吴越王钱极(钱镠之孙)为镇江潮而建。原塔身九层,高5O余丈。塔上装灯,为江上夜航船只导航。后来,几经战火焚毁,又几度重修,保留下来,仍可见昔日的风采。父亲告诉他,六和塔的建造结构和艺术,是我国建筑史上珍贵的实物资料。钱学森仔细地观察这座八面七级,高近6O米的仿木结构建筑物,不时发出声声赞叹。他深深敬佩古代建筑师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西湖有说不完的美丽传说,也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悲壮故事。西湖是一部书。 一家三口人,下得月轮山,已是汗流泱背。正好路过虎跑泉,他们寻得一处茶馆,边饮茶,边吃点心,略事休息后,又向著名的苏堤走去。“苏堤春晓”是西湖十景之首。遗憾的是,现在不是春天,而是初秋,无法领略春日苏堤桃红柳绿、蝶飞鸟鸣的景色,然而,秋日在苏堤上倘佯,也是十分惬意的。学森边走,边听父亲讲述苏堤和白堤的故事。使他知道了苏武和白居易两位大诗人,在杭州作官期间,关心人民疾苦,开浚西湖,以湖泥筑堤的事迹。 走到苏堤的北头,前面就是岳王庙和岳飞墓了。岳飞是学森从小就崇拜的历史人物。一直跟在父母身后的学森,此时,已经走至岳王庙门前。到岳王庙拜谒和烧香叩头的人很多,这大概跟当年国家动荡混乱,奸恶人物屡屡篡权有关。出入庙门的男女老少,满面虔诚,他们心目中的岳飞,依然活在人间。钱均夫一家,站在大殿内,面向岳飞的高大塑像,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示他们一家人对忠良的景仰。 在岳王庙西侧,便是岳飞墓。古墓四周古柏森森,有石栏围护。 在墓阙前的照壁上,嵌有明人洪珠书写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令人肃然起敬。一家人又在墓前伫立、鞠躬。钱均夫一句话也不说,满脸的肃穆。直到走近秦桧等四人的铁铸人像前,才启口向学森提问:“你看这根柱上刻的一幅对联,知道它的意思吗?”学森读了一遍:“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他向父亲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父亲依然讲述道:“正与邪、忠与奸、善与恶,就像冰与炭一样,不能相容,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如此。一个人的功与过,是与非,成与败,也许是在当时难于评说,但历史会做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后人才修了这样辉煌的岳王庙,这么庄严的岳飞墓,也将这四个历史罪人用生铁铸就,置于墓前,让世人唾骂,真是忠奸分明,爱国者流芳千古,卖国者遗臭万年,这也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父亲的一席话和眼前这生动的情景,使钱学森对岳飞的认识,对历史的透视,从母亲讲的传说和故事里,大大升华起来,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深深地植入青年人的心底。 一天的漫游,使钱学森对家乡更加热爱。 壮哉,西子湖! 美哉,杭州! 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又拿起了画笔。 钱学森自幼酷爱国画。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画家,但是,他懂得,祖国更急需科技人才。因此,他不得不忍痛割爱,舍画而学工。现在他回到家乡养病,有了时间,而且,家乡的山水又是这样秀美,实在是技痒难耐。父亲看透了儿子的心思,便聘请了当地的一位画家,做他的老师,指导他学习国画。于是,钱学森又得到几个月绘画的锻炼。 钱学森作画,主要是写生。老师陪他到西湖,帮他选景,指点他如何先用碳条勾画轮廓,而后如何着色。很快,钱学森便掌握了山水画的基本技法,作画水平大有提高。一天,他拿出几幅写生作品给父母看,果然得到了赞许。他也很高兴。他告诉父母:“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汇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全部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 但是,这种悠闲惬意的日子总是有限的。钱学森病体已经康复,不久,就要回上海读书了。他每想到这里,总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亲绕在心头。他真舍不得家乡,舍不得离开父母。一天,他对母亲说:“家乡美极了,西湖美极了,与爸爸妈妈在一起,与西湖在一起,是我平生最快活的日子。” 妈妈微笑着说:“可惜呀,命运注定你不能永远留在家乡,不能永远同爸妈在一起,不能永远同西湖在一起。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有勇气去闯世界。” 钱学森有这样通情达理心胸豁达的父母,当说是他生平最大的幸运。后来,他曾借用弗洛伊德的一句话,表达他的特殊感受:“受到父母无限宠爱的人,一辈子都保持着征服者的感情,也就是保持着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现实中才会经常取得成功。” 在杭州养病期间,对于钱学森的心灵撞击最大的,莫过于拜谒岳王庙、岳飞墓。他为岳飞精忠报国的崇高气节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 一天,他在父亲的书房里翻书。钱均夫走过来,从书架上取下一本《鲒琦亭集》,翻到金祖望撰写的《梅花岭记》,递给钱学森说:“你读一读这篇文章吧,这对你很有用。” 学森知道父亲总是希望他多读一些史书。在钱均夫看来,一个有抱负的青年,要想经世治国,务必先读史书,了解历史。因此,这位学者总是把读史书看得很神圣。 果然,《梅花岭记》对钱学森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他深深为文章中记述的史可法忠贞坚毅的品格所感动。由此,梅花岭常使他魂萦梦绕。 1931年春天,正在休学养病的钱学森,征得父母同意,独自乘火车从杭州赶往扬州,为的是瞻仰梅花岭的风采,寄托他对那位民族英雄的哀思和崇敬之情。 梅花岭在扬州市广储门外。所说的岭,并不是天然的山脉,而是一座土丘,据说是明代扬州府吴秀疏浚运河河道时,用从河中挖出的泥土堆积而成的。以后,便在这土阜上栽植梅花而得名。 钱学森记得,金祖望在《梅花岭记》中写道:“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于梅花岭’,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得,乃以衣冠葬之。”这就是说,史可法之墓,原本就是一座衣冠。 史可法墓在梅花岭右侧,与史公祠相连,通称史公祠。墓和祠均坐北朝南,墓前有砖牌坊一座,上嵌隶书“史忠正公墓”石刻。牌坊两旁围以短墙,墓碑上刻“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之墓”,墓周围松柏森森,野花绚丽。钱学森采得一束鲜花,恭恭敬敬地放在墓碑前,然后又行大礼,默立良久。《梅花岭记》中的文字这时又跃入眼帘: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拥南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忠烈乃膛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 一幕悲壮的史剧,此时也展现在钱学森的眼前。他看到,史可法被俘后送到和硕豫亲王多锋那里,多锋起立而迎,口称史可法为先生,敬茶敬酒,待之如宾。还以善言官爵相诱,说:“前书再三拜请,俱蒙叱回。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面对清人的百般诱惑,史可法不为所动,他大义凛然地回答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志不可屈!”就这样,一代名将惨死在清人的刀下。 一阵脚步声,将钱学森从对历史的追忆中唤回,他转身又来到史公祠。从碑记中他得知,史公祠是乾隆37年修建的。这引起了他的深思,一个抗清将领死后,清王朝的地方官吏竟然为他建祠纪念。这里既有大清帝国收买民心的良苦用心,同时也说明史可法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也征服了大清帝国。 梅花岭之行,给钱学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于他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 自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越来越多地介绍到中国。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拥戴列宁,信仰马列,向往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洪流。 钱学森是同代青年人中,较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个,并为他终生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在家乡休学养病期间,他不仅读了许多史书,也认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著作使他大开眼界。他曾对父亲说,读了这些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很像我们的西湖,真是美妙极了。 1931年9月,钱学森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美丽的故乡,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大学生活。 就在他返校不久,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土地和财富觊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事端,将魔爪伸向了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面对日寇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六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祖国的大好河山破碎了,全国人民发出了收复失地的怒吼。学生们站起来了,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大批学生来到南京政府请愿。蒋介石在南京制造了上海学生“自行落水”的惨剧,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于是,上海有更多的学生行动起来,高呼“抵制日货”、“将日寇赶出东北三省”、“反对投降,反对不抵抗主义”的口号,走向闹市、码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直到学期末,又发生了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 当时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鼎率领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全力支持军队抗击行动,因而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再加上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的两个师的参战,淞沪抗战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日寇死伤万余人。可是,南京国民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拒绝援助抗日将士,扣押各地捐献的物资,使日寇有机可乘,于3月初,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上海。后来,在英法等国的“调停”下,3月初中日停战,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停战协定,宣布上海为非军事区,然而日本军队却留在了上海。 刚回校不久的钱学森也加入到学生运动中去。他虽然不是骨干分子,却是十分活跃。这血与火的洗礼,使钱学森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深刻而具体多了。 当钱均夫得知自己的儿子也加入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并没有劝止,而是写信提醒学森要讲究策落,注意安全。 儿子的信却使母亲章兰娟放心不下,她担心儿子万一有什么闪失。钱均夫劝慰妻子说:“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大胆地让他到社会的风浪中去闯荡,让他晓得当今社会上的一切弊端,好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激励自己,努力读书,报效祖国。 在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暂趋平缓时,钱学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注意学习。它不仅重读了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的有关著作,而且还读了一些西洋哲学史,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此同时,他还对一位匈牙利人写的关于论艺术史的小册子特别发生了兴趣。这位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对艺术的发生、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使他受到很深的教益。从此,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情愈来愈高,一个奇妙的哲学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开始接触到校内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时常参加一个小组讨论会。这个小组讨论会的召集人,是数学系的乔魁贤,参加小组活动的还有他的同学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该小组活动停止了,钱学森与这个小组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失掉与共产党外围组织联系的钱学森,自然感到茫然。不过,在他周围还有许多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那时,与钱学森很要好的朋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凡是钱学森喜欢的书,他们也都喜欢阅读。于是,一些早期的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总是在他的朋友们手中辗转传阅。他们除了阅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外,还读了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从中吸取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也读了罗素的许多作品,罗素那准确的表现才能,使他们陶醉。 伟大的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说:“哲学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放宽,思想开阔,并且使我们的思想从世俗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它使我们永远不满足于常人和科学家的知识,而是积极去探求更高的知识。”罗素的这一精辟论述,使他们更加懂得了攻读哲学的重要意义。 这年暑假,钱学森回到杭州,与表弟李元庆有了较多的接触。李庆元是学习音乐专业的,钱学森也酷爱音乐,二人志趣相投,所以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在与表弟李元庆的接触中,钱学森感到他不仅擅长音乐,而且有广泛的艺术兴趣和很高的政治热忱。他积极拥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敬重鲁迅,对国内的政治时局也十分关注。 这年寒假的一个冬夜,钱学森与李元庆围坐在炭火盆旁,朗诵歌德的《浮士德》,那气势磅礴的诗句和深邃的哲理,使钱学森感奋不已。李元庆很认真地对钱学森说:“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青年,除了懂得李白、杜甫和鲁迅外,还要了解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总不能这样封闭下去,迟早是要走向世界的。” 在钱学森的印象里,表弟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青年,他总是高瞻远瞩地期待中国美好的未来。 1933年暑假,钱学森依然回到杭州。他几乎是天天和表弟李元庆在一起读书,讨论时事,散布漫游。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再退让的政策,“一·二八”之后在上海日租界多次发生日本军队枪杀中国居民的事件。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已经将目光转移到关内华北大地。然而,正在忙于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各军阀当局,对此却毫无防范。沉闷的时局,使他们感到窒息,也预感到一种不幸。因此,两人都不免有些心事重重。 有一天,钱学森和李元庆在湖边的草地上散步,钱学森突然看到一条比大拇指稍粗一些的小花蛇,正在与一只比它大好多的青蛙相斗。他们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只见那条蛇,吐着红芯子慢慢迫近青蛙,而那只诺大的青蛙已被吓得浑身战栗,一步也动弹不得。花蛇见它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于是便张开大口,一下子咬住青蛙的头部,尽管那青蛙大部份身体、四肢还露在外边,但是,仍看不到它进行最后的挣扎和抗争。再看那花蛇,它得寸进尺,正在一节一节的将青蛙全部吞入腹内,然后,拖着沉重的身躯爬进草丛深处。 这悲惨的一幕结束了。他两人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然而,他们都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对于心地善良的钱学森来说,这种残暴的场面,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反复地叨咕着一句话:这就是弱肉强食。不斗争,不反抗,就要灭亡;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这就是哲学,尽管它是残酷的。 1934年暑假前,钱学森面临着毕业后选择职业的问题。 读上海交大火车制造专业,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曾为此感到骄傲。那时,他想得很简单,毕业后,要做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和制造出大批的机车,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自从到上海读书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大事,他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使他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深刻了许多,特别是他还了解到许多国外的信息,眼界大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当年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它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电力技术革命。而美国的电力技术革命,又跟一个伟大发明家的名字分不开,那就是爱迪生。他不仅发明了电灯,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大大加快了美国电气化的进程。 钱学森得知,在美国科技的高速发展历程中,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使钱学森感兴趣的,莫过于美国的航空工业。19O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在滑翔机上安装了12马力汽油发动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人类进入航空时代。1918年,美国开辟了纽约到芝加哥航线。到了三十年代初,美国制造成功DC3—7号螺旋桨客机并投入使用,使美国的航空工业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钱学森感到,火车固然重要,但已经落后于时代,蒸汽机要让位于电力。作为新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应该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让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 钱学森决心到西方取经,到西方最先进的美国去学习。他要像希腊神话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从上帝那里窃得火种,点燃祖国大地,照亮九州四海。 这年暑假,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了。就在他尚未派定工作之际,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专业是飞机设计。钱学森的这一选择,自然再一次得到了父亲钱均夫的支持。因为,这依然符合他实业救国的夙愿。 当年,在清华大学指导钱学森学习航空的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王助,另一位是王士悼。 王助是我国早年的航空工程师,设计并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王士悼则是清华大学很有名望的教授。 原来,早在我国三国时期(公元220年),便出现了火箭这种兵器。当时的火箭,自然是非常简单,只是在普通的箭杆前部绑有易燃物,点燃后用弯弓发射出去,中箭的目标便会燃烧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燃烧箭,在战争中多用于火攻。当年赤壁之战,诸葛亮借东风,周瑜火烧曹营战船,使用的便是这种火箭。 公元十世纪,唐末宋初时期,我国开始有了使用火药的火箭。这种火箭的头部绑有火药筒,筒内装填木炭、硫磺、砒霜、铁漆、磁片等物。使用时,点燃筒内的火药,用弯弓射出。火药筒向前喷射烟火,以烧毁对方的城寨、库房以及士兵。这种火箭,其原理与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极其相似。 到了元明时代,我国便发明了依靠喷气推进的火箭。这种火箭以固体黑火药为发射剂,借助于直接反作用力将长箭发射出去,具有发射距离远,穿透力强,同时也可引起目标燃烧多种功能。它的原理完全符合流体力学。 明代初期,我国曾有一位著名学者万虎,利用火箭进行飞行试验。他先制作了两个大风筝,将一把椅子固定在两只风筝之间的构架上。并在构架上绑了47支特制的大火箭。一切就绪之后,万虎坐在椅子上,命令手下人用火把同时点燃47支火箭。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喷出一股强大的火焰和气浪。烟雾消散后,实验家万虎却不见了。万虎的试验失败了,但是万虎为了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却受到世人的称赞,他的技术构想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万虎被国际公认为是试图利用火箭作为航空运载工具的第一人。后来,他的名字被外国科学家命名月球表面的某一地区。 明代,中国人还发明了被称之为现代直升机的始祖——竹靖蜒。 总之,热气球、滑翔机、直升机、火箭等航空器的雏形,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而且出现的时间比欧美各国早得多。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 “公元前三世纪这一千多年中,在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方面,中国往往遥遥领先,而让西方望尘莫及。” 导师讲授的这些有趣的科学史话,使钱学森深受启发。他进一步了解到祖国古代先人在航空科学技术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的努力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认识到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现代美国人在航空领域所取得的先进成果,实际上包含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实践经验。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 钱学森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到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落在地上的飞机。那是两架从法国购买的“布莱盖”飞机。后来,他又到南昌、南京两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修理厂见习。在那里,他看到的是6架美国制造的“寇蒂斯”飞机。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美洲总部用募集的捐款购买的。“布莱盖”和“寇蒂斯”就成了钱学森了解、实习和解剖、修理飞机的宝贵实物资料。 当年使钱学森感慨的是,中国空军拥有的这些飞机,竟然都是外国制造的陈旧产品,而中国的航空飞机制造业,还是一片空白。靠这些飞机怎能保卫自己的领空?怎能维护自己的主权?他决心到国外学习飞机制造业,掌握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发展民族的航空事业。 在王士悼的办公室里,师生亲切地交谈着。导师王士悼勉励钱学森要珍惜这次出国留学的机会,为了中华之崛起,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这位导师确信,中国太需要高级科技人才了,而他的学生一定会成为这样的人才。 钱学森把他在实习中的所见所闻告诉了老师,也把他在北京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告诉了老师。 王士悼与自己的学生所见相同,只是担心他将这种消极的情绪带到国外。老师真挚地告诫钱学森说:“要记住、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要知道,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把自己的祖国奉为至尊。祖国富强,人民光彩;祖国落后,我们脸面无光。当然,一个人可以对国家当局批评指点,这是另外一回事儿。祖国是母亲,儿子是不能嫌母丑的,更不能去骂亲娘。在我们国家,谁要是打爹骂娘,不管他是什么人物,他就会立刻遭到舆论的谴责,被孤立,变成臭狗屎。这是任谁也无法改变的道德意识。所以,我们称中华民族为优秀民族,这一条就是一个重要特征。” 导师的一席话,使钱学森心中热辣辣的。他怀着感激之情,告别了王士悼。 钱学森又专门去看望他所崇敬的附中国文教师董鲁安。董老师听说钱学森要到国外去读书,自然是十分高兴。按照中国北方人的传统习惯,要给钱学森吃顿饺子,为他“发脚”。师生二人说着话,老伴已经把水饺煮熟了,董老师亲自从厨房里端出一盘热水饺要钱学森吃,他自己面前却没有碗筷。钱学森惊奇地问道: “老师,你为什么不一块吃?” “我吃素,不进肉食。你快吃吧,多吃一些。” 钱学森独自一人吃着师母为他包的饺子,饺子很香,但他吃到嘴里总觉得不是滋味。董老师的家境不太好,他平时生活十分简朴,但是对于有困难的学生,他总是想办法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至于他“不进肉食”却是第一次听说。 很久以后,钱学森才知道,董老师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以教师和佛教居士的公开身份,掩护他从事的革命工作。抗战爆发后,董老师便转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在美国的一家报纸上曾经看到过董鲁安的名字,那时他是河北省的一位领导人,遗憾的是,钱学森回国后,他敬爱的董老师已经病故了。 董老师为了摆脱闲坐不食的尴尬局面,突然找到了一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话题,对钱学森说道:“你此行是去美洲,所以我想讲一点有关美洲的故事——1492年8月2日,哥伦布率领三只轻快帆船自西班牙启航。当年,哥伦布的目标是东方,他特别想看到的地方原本是中国。因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中国遍地是黄金和珠宝。可是,哥伦布的船队航行两个多月以后,却到达了一个新大陆——遍地是黄金和珠宝的美洲。直到15O1年,白人终于点燃了征服美洲的战火……昔日,白皮肤的人到美洲去淘金,如今,我们黄皮肤的人则是到美洲去取经,这倒是很有趣的事。” 钱学森慢吞吞地吃着饺子,注意聆听董老师讲述这个含义深长的故事。他向董老师会意地点了点头,向师母表示谢意,说他已经吃饱了。师母收拾去盘碗,老师却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剪报,这里收集的是晚清时期同西方列强签订的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他拿给钱学森看,在房间里重重地踱着步子。董鲁安停下脚步,叹了一口气说:“这白色的纸张,原是中国蔡伦发明的,这活字印刷术,原本是中国毕升发明的,他们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蔡伦哪里知道,千年之后,他造出的纸,却印满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通过古丝绸之路给西方送去了文明,可是,西方送给中国人民的却是掠夺和屈辱……” 董老师的谈话非常动情,语气里充满悲愤。这时,师生二人的眼里都溢出了泪水。 钱学森从董老师家走出来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他看还有时间,便漫步向故宫博物院走去,他想再去看看那幅《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画,他不只看过一次了。每次到故宫去,他都要在侧厅画廊的这幅名画面前驻足留连,虽然,这里陈列的是一件复制品,但那磅礴的气势,那精巧的构思和严密的布局,使他百看不厌。 今天,他再次站在了这幅画的面前。他感觉到的,不再是这幅画的艺术形式,而是通过这幅画表现出的我国古代繁荣昌盛的景象。忽然,他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夺眶而出。他责问自己,作为当代的一名知识青年,不能使自己的祖国重振昔日雄风,变成富强繁荣的国家,有何颜面面对国人! 艺术确有净化人的灵魂的功能。有时,它带给人的,不只是美的启迪和陶冶,而且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 已经迁居上海的蒋百里,也正在为钱学森的出国准备着什么。他首先想到的是钱均夫夫妇在儿子出国后的孤寂境遇。他很愿意钱家也迁到上海来。这样,两家可以常相往来,互相帮助。于是他写信给钱均夫,直抒己见,并表示钱家的寓所由他安排。蒋百里的想法,正中钱均夫下怀,他何尝不想与这位好朋友居住在一地,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谈天说地,评古说今,偶尔有雅兴,不妨来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是一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知心朋友。因此,钱均夫乐于从命,很快和妻子章兰娟从杭州迁 两位长辈非常珍爱他们之间那真挚的友谊。他们的友谊像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像清彻的山泉,纯洁永恒。这美好的友情自然给他们的子女带来深刻的影响。钱学森和蒋英接受了父辈的传统美德,他们从童年、少年时代结下的带有兄妹特色的友谊,与日俱增,在各自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钱学森出国前夕,蒋英随父母来到钱家。蒋英见到即将分别的钱学森显得有些不大自然,脸也红了。她不时掉过脸去,生怕学森发现。然而,她又多想仔细看看学森。自从学森到上海交大读书以后,由于钱家搬到了杭州,他们就很少见面。几年过去,学森显得成熟多了,他那白哲的脸庞,宽宽的额头,已经脱去了稚气,显得更加英俊。浓密的眉毛下面,那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和刚直中正的鼻子,充满了智慧和自信。伊然一副男子汉的气概。 突然,学森的眼光向蒋英睃来。二人的目光相遇,蒋英的心突突跳个不停,脸颊红得像朵莲花。 这时,只听蒋百里高声说道。“学森此番赴美留学深造,我很是赞同。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强大国防,必须发展航空工业,装备强大的空军。可是,中国太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了。” 钱均夫点头称是。他似乎输了理,叹了口气说:“当年我曾笃信教育兴国。可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主张不能实现。照现在的国情看来,单纯搞教育,难以兴国啊!” 说完,二位好友都笑了,学森和蒋英也跟着笑了。 蒋百里看见蒋英走过来,便指着室内的一架钢琴说: 蒋英知道父亲的用意,不由地两颊羞涩的鲜红了。她低下头,文静地走到钢琴前坐下来,轻轻地启开琴盖,略略思忖了一下,用纤细的双手,灵巧地在键盘上弹奏起来,钢琴里飘出了莫扎特的D调奏鸣曲的流畅旋律。 乐曲非常明亮、欢快、流畅,像是回忆着他们儿时共同嘻戏的欢乐时光—— 是的,蒋英到学森家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是她非常愉快的一段日子。他二人像是一对自由自在的小鸟,在庭院中追逐着。有时,他二人还打开手摇留声机,共同欣赏贝多芬的《欢乐颂》,聆听莫扎特的奏鸣曲。有时,他们一起唱歌,更多的情况下是学森在听妹妹唱歌,蒋英用那铜铃般悦耳的歌声,传达着她心底的秘密。北京的金秋十月,天高气爽,气象万千,西山一带,猩红剔透。他们一起游香山,看红叶,徜徉于枫树、黄栌之间,那一簇簇火焰般的红叶,曾使得这对兄妹如醉似狂,点燃着少男倩女的情怀。蒋英永远不会忘记,学森哥选了一片红叶,对着太阳照了又照,递给蒋英说:“这红叶大可爱了,又红又亮,像是一片薄薄的玛瑙,喜欢吗?”蒋英高兴地说:“喜欢,我要把它藏在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里。” 蒋英的双手依然在键盘上跳动着,钢琴里飘出那如光似水的抒情旋律,抒发着少女纯真的恋情。 这一天,蒋英送给了钱学森一本唐诗,当送走蒋百里一家人以后,钱学森迫不及待地打开那本诗集,他看到了那片红如玛瑙般的枫叶。他把这珍贵的礼物放在那只藤条提箱里,那里还有妈妈送给他的珍贵礼物,两块白丝手帕。妈妈在丝帕上亲手绣了儿子最喜欢的荷花和红叶。儿子明白,那红叶是殷殷慈母心,走到天涯海角是不能忘怀的;荷花则是母亲的嘱托,她希望儿子像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 晚饭后,一家人坐在客厅中闲谈,但是气氛很沉闷。钱学森从父亲的书架上随手抽了一本线装古诗。他翻到了屈原的《天问》篇。边读边向父亲请教——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爸爸,屈原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父亲告诉他:“屈原是在向天发问:天地开辟之时,那暗昧鸿蒙的状态,谁能说出个究竟来呢?云气在天地间冯冯翼翼鼓荡流动,谁能看透它的形象?” “那么,‘天何所沓?十二焉兮?日月安属?列星安降?’又怎样解释呢?”学森接着问道。 钱均夫告诉儿子;“这是屈原继续向天发问:天在何处与大地相合?天庭十二是怎样划分的?太阳和月亮附着在什么上面?灿烂的星座以及浩瀚的星河是在什么地方陈列着呢?你看屈原问的似乎有些幼稚,其实在古代,当人们还没有先进的科学仪器观察宇宙和星球的时候,这些疑问是很自然的。然而,正是由于人们有了这些疑问,才产生了征服宇宙的行动。” 父亲的话,又使学森想起了他少年时代父亲给他讲过的庄子的寓言故事。他顿然明白了,庄子的寓言也好,屈子的诗歌也好,都反映了人类要探索、开拓宇宙,驾驭宇宙的美好愿望。青年人的心灵再一次涌动着遨游太空、征服宇宙的豪情。 已经是深夜了,钱学森回到自己卧室,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想到明日一早就要告别上海,告别祖国,告别慈爱的双亲,告别蒋家伯伯、伯母和妹妹蒋英,驶向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种失落感和眷恋情,蓦然在心头升起,强烈地翻动着。 他辗转反侧,一夜不能成眠。朦胧中,他听到街上一点动静,便以为天亮了。于是从床上起来,到客厅一看那架座钟,原来还不到五点钟。反正睡不着了,他便轻手轻脚地到洗漱间刷牙洗脸。而后,他又重新检查了一番行李——一只旧藤箱,装满了书籍和学习用品,当然还有母亲和蒋英送给他的珍贵礼品,他不由地抚摸着那片玛瑙般的红叶,似乎触摸到了少女的火热心灵。 他携带的书籍中,除了与学习专业有关的课程教材、参考资料外,有相当多的书是父亲给买的。他经常提醒学森,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他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一类是典籍。他说“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他还说:“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父亲的话语,这时又想在耳边。另一只帆布提包,那是蒋伯伯出访欧洲时带回来的洋货,里面装的主要是衣服。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上衣口袋,船票就在里边。 从隔壁房间里传出了父亲的鼾声,他知道父母尚在熟睡。他多想同父母再多呆一会儿,但又不忍心把父母叫醒。他搬了一只小板凳坐在父母的床边,仔细端详二位老人慈祥的面孔。 多么可敬可爱的两位老人啊,他们是长辈,但从来不对儿子摆架子,抖威风,粗声大气地喝斥人。学森如果办错了什么事,父母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明白错在哪里,做到心服口服。父亲的博学,使他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多学到许多知识;而母亲的慈祥、善良、聪慧、开朗,尤其是她那惊人的记忆力,给了他先天的宝贵遗传基因,使他具有良好的品格。 学森端详着熟睡中的父母,体味着二位老人不平凡的人生,回忆着同父母在一起度过的二十四载美好的岁月,不由得一阵心酸,两行热泪滚落下来。他呜咽的干咳了一声,父母都醒了。他们谁都没有起身,只是怔怔地望着儿子在擦泪。 三口人相对无言。久久的,母亲欠起身子对学森说:"在国外你只身一人,要关心自己的身体啊!” 学森刚擦干泪水的眼又模糊了。他站起身来,本想给二位老人跪下磕头告别,但又怕对多病的母亲刺激太大,便面对父母低下了头,深深地鞠了一躬:“爸爸,妈妈,我走了,你们要多保重!”说到这里,他又哽咽了。妈妈一把将儿子拉到怀里,但是,她并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抱着学森。 这时,父亲已经穿好衣服,用力把学森拉起来,低声命令般地说:“学森,时间不早了,快走吧,小心误了船!” 钱学森在父亲的催促下,依依的告别了母亲。他掉转头来,匆匆的走出父母的卧室,再也不敢回头看母亲一眼,提上行李,跨出家门。在父亲的陪伴下,奔向码头…… 清晨,上海黄浦港码头大型的探照灯,在雾霭中射出黄白色的光柱,照在登船人走动的石阶上,舷梯上。一条庞大的轮船停靠在码头旁,船尾的星条旗,在晨风中摆动。这就是“杰克逊总统号”美国邮轮。 轮船的汽笛凄厉的长鸣了一声,钱均夫依依不舍地走出船舱,钱学森紧随父亲走向船舷。钱均夫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的塞到儿子的手里,说道:“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 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志、如忠、如悌、如孝!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乃父告知
这时,“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的汽笛声又发出了长鸣,接着,邮轮的引擎突突吼叫起来,巨大的锚链从水中提起,“杰克逊总统号”巨轮机徐徐开动,向黄浦江入海口驶去。 上海外滩渐渐地远去了。 钱学森站在船舷向家父,向家乡,向祖国使劲的挥动着双手…… 别了父亲,别了家乡,别了祖国! 巨轮驶入东海,开始加速疾驰。祖国的土地终于从钱学森的视野中消失了,四周只剩下大海那深蓝色的波涛和鸥鸟的鸣叫。 钱学森终于从朦朦胧胧的情感中猛然醒悟过来——噢!他已开始了海外游子的生涯,他被这条巨轮拖载着,要到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去远航了! 他不禁潸然泪下,默默地背诵着家父的临别教诲: 如哲、如仁、如义、如志、如忠、如悌、如孝! 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我尊敬的父亲,你的教诲,儿子铭刻在心,你老人家尽管放心吧!” 钱学森依旧伫立船头,眼前是浩瀚无际的大洋,邮轮在浪涛中颠簸着前进。他面对辽阔无垠的海空,细细地品味着人生,思考着自己此行的使命和价值…… 别了,家乡! 别了,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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