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第二卷 成熟的夏天

经过20个日日夜夜的海上颠簸，钱学森乘坐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终于来到了大洋彼岸，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西海岸。尽管在航途上他认识了同船赴美留学的徐芝纶、夏勃锋等中国学生，可以经常聚谈、聊天，但是，钱学森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因此，他显得很疲惫。

“美利坚合众国到了。”当广播中传来广播员小姐的这一报告时，长途航行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收拾完行李，纷纷拥到船舷上，观看这个陌生的国度。

美利坚，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935年，正是它从1929年至1933年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中走出来的第二个年头，正是罗斯福的新政时期。经济上开始复苏，政治上生机勃勃。这个年轻而又充满朝气的国家，像海绵一样从世界各国汲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聚结着各大洲的优秀科技人才。三十年代，它已经成为新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成为世界各地莘莘学子的取经圣地。展现在华人学子面前的，是一个高楼鳞次根比，街如长河，汽车如流水的港口城市，这里的繁华使上海外滩显得大为逊色。

然而，钱学森要去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而是美国东海岸的大西洋之滨，举世瞩目的大学城——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市。

坎布里奇市是美国的文化名城，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喧闹的海滨，它以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颇负盛名的交响乐团而著称于世。

坎布里奇还堪称是这个年轻国家的“古老”城市。她是美国革命的发祥地。1775年7月3日，乔治·华盛顿将军便是在这里就任大陆革命军总司令的。他在这里发动了第一个战役，打败了英国殖民总督托马斯·盖奇统帅的1700多名英国士兵，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这里有许多革命遗址和文物，是一座美国历史的博
物馆，一本立体的美国历史书的扉页。

这里的环境十分优美，清澈的查尔斯河从这里缓缓流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静静地矗立在河的两岸。极目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草坪和花树，空气清新，路面无尘，真是一个读书求学问的世外桃源。

哈佛大学在美国的政治、医药和企业界占有重要位置。而麻省理工学院则以科技工程高树一帜。
钱学森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

通过介绍学院的资料，钱学森知道了麻省理工学院差不多与美国的历史一样长久。宽阔的校园沿查尔斯河伸展着，绵延达1．6公里。她的第一任院长W·B罗杰斯为该院的创始人，是一位女中豪杰。这位女院长的办院宗旨是：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并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统一。

麻省理工学院师资雄厚，可以说是名师荟萃，有教学人员近2000人。这里集中了许许多多驰名全球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院士。

到达麻省理工学院的那天上午，钱学森前去报到。很快办完了一切手续。这时，有一位蓝眼睛、白皮肤的学生，热情地带着他走向学生宿舍楼。他们穿过一个大草坪，又穿过几条校园小路，才走进了学生宿舍区。那位青年指了指11栋楼房，用英语说道：“24号，你的宿舍。”

钱学森提着沉重的书箱和提包，走进 11栋楼，找到 24号房间。他先将行李放下，到卫生间洗了脸。然后，坐在床上观看了一下宿舍的设备。他感到作为学生宿舍来说，条件很不错了。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这楼号与房间号跟他的生年和岁数是那样的巧合——他是1911年生，这楼号偏是11号楼，他今年24岁，房间恰恰是24号。“世上真有这样凑巧的事！”想到这里他独自笑了。

很快，这座宿舍楼就热闹了。各色皮肤、各种装束的学生，提着大箱小箱，吵吵嚷嚷地进进出出。在这些学生中，一眼便可以看出，美国学生那种特有的表情，他们洋洋自得，旁若无人，似乎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更使钱学森看不惯的，是一些美国学生不拘小节的放荡行为。他们敞胸坦臂，在楼道里随地躺坐，还有的男女学生拥抱接吻……这同钱学森自幼从父母那里接受的“坐有坐像，站有站像”的中国式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

新学期开始了，出于好奇，钱学森去参加了新学期的第一次校园舞会。他取了一杯饮料，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舞厅的灯光很暗，乐队的音响却很大。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一双双青年男女随着舞曲摆动着身子，在舞池中旋转。一会儿，一种叫做“的士高”的乐曲奏响了。乐曲的速度快，而且节奏强烈。顿时，场内的气氛大变，舞池中的青年男女学生，一个个像发疯似的，使劲扭动着臀部，摆动着双臂，跳得汗流浃背。钱学森毕竟也是个年轻人，这种舞蹈使他感到新奇。他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一个念头从心头掠过：拥有这样自然大方举止的民族，也一定拥有宽容坦荡的胸怀吧？摹然间，他初到时的一些不习惯的看法，
似乎有了某种改变。

当然，以后2O年的事实告诉他，事情的本来面貌并非如此。

正常的、繁忙的学生生活开始了。开头，钱学森选学了航空系的六门课程。他发现，每一门课程的教授都是风度不凡，讲课非常精彩。因此，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同时，这里的教学方式，又跟上海交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习环境相当宽松，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这很适合钱学森的学习特点，他认真听讲，一丝不苟。

不久，人们发现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国学生，闪烁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潇洒英俊，才华横溢，学业成绩异乎寻常。

于是，人们惊叹，麻省理工学院来了一位中国的高材生。

就在新学期开课不久的一个周末，钱学森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哈佛大学。

从麻省理工学院到哈佛大学，虽然只有一河之隔，却需要乘坐地铁。从哈佛大学车站走出来，前后左右都是哈佛的地盘。

这座在美国享有最高声誉的学府，由于有许多实力雄厚的基金会做后盾，因此比起其他大学来显得非常阔气。校园内，一尊尊精美的雕像，栩栩如生。一座座尖顶的教堂，庄严肃穆。校园内的花园星罗棋布，在宽阔的草地上相映生辉。虽然已是中秋季节，这里的花木依然茂密葱宠，生机盎然。到处是鲜花，到处是绿草，到处是妩媚的秀色。更使钱学森惊奇的是这里的鸟类和小动物，从不怕游人。它们成群结队的在草地觅食，或者争抢游人抛给它们的食物。连胆子最小的小松鼠，也敢从游人的手里叼食，然后匆匆爬到树上，瞪着圆圆的黑眼睛，细细地品尝着丰美的食物。

在哈佛区，露天茶座比比皆是。在这里饮茶闲坐的，既有衣着讲究的教授先生，也有悠闲自得的白人学生，还有慕名而来的校外游客。当然，偶尔也可以看到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同胞。钱学森向他们友好地招招手。他知道，由庚子赔款来美国各大城市或著名学府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都是佼佼者。他们勤奋努力，自强不息，往往使他们获得殊荣。

钱学森的兴趣不在公园和茶座，他步履匆匆地走进哈佛大学的教学大楼，仔细地观察着那里的现代化的教学和科研设备。这里的一切都使他羡慕不已。他感叹自己的祖国当时还没有一座设备完善的高等学府。

他又走进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这里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有先进的管理制度和设备完善的借阅、检索、储存设施。他来到阅览厅，找到一张椅子坐下，猛抬头，只见对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则用中文书写的条幅“开卷有益”。这四个汉字不仅使钱学森倍感亲切，而且引起他强烈的自豪感。他从心底赞赏哈佛学府当年那位选择这条中国格言的哲人——他将中华先人千年智慧与教诲的结晶，展示给哈佛学子，也展示于世人。

为此，他久久不愿离去。

麻省理工学院，同哈佛大学一样，名师云集，校风优良，设备完善，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和幽雅的生活环境。这一切都使不远万里来这里求学的中国学子感到满足，并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学校当局也感到了这一点。他们觉得，尽管中国很贫穷，经济也很落后，但是，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基础、领会能力不比美国学生差，而中国学生的勤奋好学精神和学习的目的性，则远远超过了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生中，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牢牢地占据着他们的心田。

美国，是钱学森所倾慕的国家。这里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是抱着虔诚的学习态度而来的，他是怀着“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明确目的而来的。他认为，自己绝对不能匆匆地来美洲白跑一趟。他对同学们说：“我不会过高地估计我自己，但是我也不能低估我自己。我只是希望脚踏实地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以便将来对我们的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他时常告诫自己：要随时保持“报效祖国”的远大目标，学习要努力，做事要有始有终。他为了使自己避免随波逐流，为了避免陷入庸俗之辈，他做了以图书为友，以艺术为友的选择。

贝多芬说：“幸福不是来自外界，你必须自己动手去创造一切；只有在理想世界中你才能找到欢乐。”爱因斯坦说：“在我的思想感情中，外界的环境总是起着次要的作用。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

钱学森时常用贝多芬和爱因斯坦的话语激励自己，调适自己，使自己的海外生涯过的有目的，有意义，心灵充实。

来美国自然主要是吃美式快餐，但是，许多中国留学生总觉得天天吃，顿顿吃，有些腻，因为美式快餐十分简单，不过就是汉堡包、三明治、炸鸡块、炸薯条之类。中国菜则品种多样，色香俱全。所以许多中国留学生，每每结伴到华人餐馆饱餐一顿正宗的中国菜，享享福。而钱学森却顾不上这些。他晨昏苦读，昼夜不倦，依旧以快餐为伴。

钱学森的学习精神和学业成绩在班级里总是最突出的，这给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教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普遍感到，中国学生钱学森才智过人，思维敏捷，接受事物快，回答教师的提问既准确无误，又干净利落。特别是数学老师，对钱学森的数学才能感到吃惊，他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力，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技能、技巧，都是非凡的。

的确，钱学森那蓄之已久的智慧和潜藏着的巨大才能，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一下子迸发了，他获得了成功，得到了普遍赞誉。

一年以后，风华正茂的钱学森戴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方尖帽——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麻省理工学院飞机机
在美国有三种东西是最有力量让人顶礼膜拜的，那就是权利、上帝和金钱。

钱学森非常注意观察美国的教堂建筑，并拿他同中国的皇宫做比较。北京紫禁城里的故宫，以他浩浩然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巍峨的宫殿群以及严格的布局，向世人展示着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想起少年时父亲带他参观故宫的情景，那九十九级汉白玉台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据说那些文臣武将们，是战战兢兢地爬上去，朝拜皇上的。而美国的教堂，则是另一种风格，它以高耸入云的尖顶和教堂内神秘肃穆的氛围，在信徒心理上造成上帝神圣、庄严、至高无上的信念。东西方两个世界，他们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钱学森并不崇拜什么权利，更不相信神威，他永远铭记着父亲的教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是最有力量的，这便是知识。

为此，他非常崇敬美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亨利·戴威·梭罗的哲学思想。梭罗是个厌恶权威的人，他反对拜金主义，提倡简化生活，甘于清贫。

就在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69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二十八岁的梭罗离开喧嚣的城市，搬进了离波士顿不远的瓦尔登湖湖畔的一片森林中。他在这个森林中，亲手盖起了一栋小木屋，并向世人宣告了他个人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独立”。他的小木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套被褥，有几件简单的炊具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他要进行一次回归自然是实验。

梭罗在小湖边自己开荒种地，每天打猎和伐木。他过着那种近似原始的、极其简朴的生活，以便认真的观察和体会人生的真谛。每天，他都要把自己回归自然以后的观察和体验，以及他的思考、感触写在日记中。

就这样，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了九百二十天。而后，他走出森林，重新回到城市。不久，出版了根据他在小木屋里写下的那些笔记整理的散文集，题为《瓦尔登湖》。

钱学森来到美国不久，便如饥似渴的拜读了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

梭罗在这本散文集中，向世人揭示了他在回归自然的生活实验中所发现的人生真谛——如果一个人能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其实便可以更从容、 更充实地享受人生。而事实上是，人们终日惶惶不安，迷失在自己所创造的 种种需求之中——而这种需求则是原本不需要的。梭罗认为，有一种人往往 陷入生活的误区，这种人认为人生似乎就是追求物质文明。所以，这种人便 奋不顾身地挣钱，忘乎所以地花钱，最终陷入物质享受的可怕罗网之 中而 不能自拔。

钱学森低声朗读着梭罗散文中的精彩篇章：

看啊……人们已经变成了金钱的工具……这些人满载着人为的忧虑，忙不完的活计，却不能装饰生命的美……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间来使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也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勇敢的关系……他除了做一架金钱的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

他反复阅读着梭罗的散文集，被其中生动而深刻的哲理征服了。他认为，这是一本智慧的书，他的理论对于发展和开创现代文明来说，虽然有其消极和偏颇的一面，但其知识含量，远远超过了某些大部头的书籍。梭罗在这里分析生活，批判世俗，剖析社会，有非常独到之处，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钱学森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工读硕士生期间，受《瓦尔登湖》的召唤，曾不止一次地来到波士顿市郊丛林中的瓦尔登湖畔，为寻访梭罗的足迹踽踽而行。

瓦尔登湖依然保持着当年宁谧静穆的自然本色，任其落叶满地，黄花堆积。高度工业化的美国，似乎有意保留了这一方净土，以供后人到此思古怀幽。

小湖清澈见底，成群的鱼儿匆匆往返。湖边有不少垂钓者，他们可能也是模仿梭罗，自得其乐。

钱学森沿着葱茏的湖岸，踏着厚厚的落叶，向前面走去。在湖水与丛林相连接的一片开阔地段，他看到了几十年前梭罗亲自建造的小木屋的遗址。

“真是美极了，幽静极了！”钱学森感叹着，他简直是被这里的景色惊呆了。他感到，走进瓦尔登湖的怀抱，如同走进了一个安详静谧的世界。纯净的湖水，映照着蓝天、白云和长满红叶的远山，圣洁的湖水映照出美国一代文豪的高尚人格，陶冶着千千万万人的胸怀。 想到此，他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梭罗的美妙语句：

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富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自己天性的深浅。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他的浓密突起的眉毛……

他突然感到，这是一般优美的语言，是属于瓦尔登湖的，是属于一切美的风景，因此，也是属于家乡西子湖的。于是，他仰卧在湖边的草地上，闭上了眼睛——西子湖的倩影立即浮现在他的眼前：那飘拂的垂柳，婉转的鸟鸣，弯弯的湖岸，粼粼的水光，倒映在水中的青山、塔影，尤其是那点缀在一池碧荷中的粉红色的莲花，犹如一团团轻燃的火焰，在他脑海里闪射着光芒。噢！妈妈说过的，他是踏莲而生啊！

他默默地问自己：难道人的灵魂真的可以出壳吗？那么，此时此刻，我的灵魂是否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西子湖畔呢？

钱学森一向钟情于古典音乐。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他曾多次驾驶着他那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都要演出一次，它那整齐的阵容，高超的技艺，享誉世界，征服了千千万万个音乐爱好者。钱学森就是其中的一个。没有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要到场的。

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的场地在波士顿剧院。因此，这个剧院几乎成了波士顿的标志。波士顿剧院也因为有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而闻名遐迩。这个剧院是由一个歌剧院，一个音乐厅和一个歌舞厅组成的建筑群。剧院里每个厅的功能分得很细，歌剧一定要在歌剧院演出，歌舞表演则一定要在歌舞厅进行，而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铁定在音乐厅举行，从来不曾错位。这是因为，建筑物的结构是完全根据演出的需要设计和建造的。波士顿剧院共分两层，舞台和乐池很有特色。内部装修不像欧洲那样金碧辉煌，但却不失庄重大方，显得很舒适。音乐厅的音响效果极佳，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上，听到的音乐都非常之优美、柔顺，也很丰满。波士顿人欣赏音乐会时，着装很讲究，表现出来的修养也非常之高。所以，这个音乐厅对钱学森有极强的吸引力。为了听音乐会，他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花用他打工挣来的钱。

音乐会给了他安慰，也引起他幸福的联想。每当他听到那悠扬的乐曲声，他便情不自禁地想到身在异地的蒋英。就是那个喜欢唱歌给他听的姑娘，此时此刻也只身一人，远离家乡，远离祖国，在欧洲学习声乐。

1935年初冬时节，蒋百里以中国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名义，奉派出国，到欧洲各国作军事考察，携带三女儿蒋英和最小的女儿蒋和同往。因为蒋英自幼便显示出非凡的声乐天赋，所以，在随父亲漫游欧洲时，留在德国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学习，师从著名男中音海尔曼·怀森堡教授。

那年蒋英只有16岁，她为了追求声乐艺术，不得不只身一人留在德国。在异国生活是很孤独的，但是，却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新鲜感。这很符合蒋英的性格，所以，她不感到痛苦。

在那里，她很快熟悉了日尔曼语言，熟悉了莱茵河畔宽广的大街，熟悉了日尔曼民族的风土人情。她还研究了德国的历史，研究了日尔曼民族灿烂的文化艺术，特别是音乐艺术。她喜欢朗读莱辛、席勒、歌德、海涅等伟大诗人的诗作，她尤其喜欢欣赏巴赫、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等伟大音乐大师的乐曲。这些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陶冶了她那纯洁的心灵，把这位天真烂漫的姑娘引向了崇高的艺术殿堂。

两个相思相恋的青年男女，一个在美洲，一个在欧洲，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但是，爱情把两颗纯洁的心灵，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如同对待科学一样，钱学森对待爱情同样是那样执著、专一，忠心耿耿。他心目中的蒋英，不但容貌端庄美丽，而且仪态佣雅，讲起话来，那么亲切、动听，富有节奏感，一如她的歌喉。

钱学森来美国以后，常常在月夜徘徊于草地上，许久许久地凝视高天的明月。这种凝视近乎浪漫，这种浪漫来自对远方恋人的怀念。有时，他在月光下，似乎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因为月光使他想到他们过去那美好的一切，而如今，这一切都同如水的月光一样，让他无法触摸，无法挽留。

今晚，他又来到校园的草地上，痴呆呆地凝视着那一轮圆月，像是遥望远方的那位姑娘。他仿佛听见姑娘那甜美的歌声，向他诉说着思念的衷肠。可是，自从他们分别以后，他还不曾收到一封蒋英的来信，有关蒋英的情况，是从家父的来信中透露的。这更增加了他对姑娘的惦念和关切。他深信，蒋英还是过去的蒋英，她心中的知音，只有他一人。生活中觅到一个真正的知音是不容易的，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知音人，可算是人生中莫大的幸福了。

美国是个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而且也被宣传为政治上最民主、最平等、最自由的国家。

钱学森到美国后，得到的印象是很好的，处处有一种新鲜感。然而，时间久了，他窥视到了最真实的美国，印象自然有所改变。他时常感到的是白人学生的优越感，他们总是用一种鄙夷的目光去看黑人学生和黄皮肤的亚洲学生。他还看到，街头上的失业者和行乞者，绝大多数是黑人，从事危险工作和脏活、苦活、累活的人，也多是黑人。他曾为此而愤愤不平。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种族歧视竟然也找到他的头上。

一天，钱学森和两位中国同学去看电影，晚到了一步，电影已经开始了。乍进入影院，里面一片漆黑，银幕上的光线反射到他们的脸上，什么也看不清楚。影院的服务人员，帮他们找到座位，请他们入席。3个人不停地说着“对不起”，从已经坐好的观众前面挤过去。刚坐好不久，钱学森发现他身旁的那个白人打了一个“响指”，把服务人员招呼过来，他们耳语了几句，然后，那个服务员对着钱学森点了点头，用非常客气的口吻说道：

“先生，实在对不起，你可以换到另外一个座位上去吗？”

“为什么？”

那位服务员向钱学森说明了原因。原来，坐在钱学森身旁的白人，不愿意同中国人坐在一起。

钱学森听后十分气恼，本想与那个白人讲理，但又怕影响影院的安静，只好与两位中国同学愤然起身，离开了电影院。

回校的路上，三位中国同学斥责声、痛骂声不断。这件事情显然具有民族歧视性和侮辱性。它发生在三位有高度教养，且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中国留学生身上，这是不可容忍的。对此，钱学森终生刻骨铭心。

古今中外，历史上被划作正统的，便为主，为尊；非正统的，便为伪，为僭这个正统的桂冠给谁戴在头上，不仅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钱学森身为有色人种，寄身于异国他邦，加之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在美国遭受种族歧视是在所难免的。

然而，更严重的种族歧视还在后面。

麻省理工学院的办校宗旨明确规定，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并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课堂教育与社会需要相统一。这里的“社会需要”自然包括生产实践。因此，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各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是学习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本应该与本专业的其他美国学生一块到飞机制造工厂去实习和工作。但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本国的学生实习和工作，不接纳外国的学生。后来经过交涉，一些欧洲国家的白人学生也被接收了，而唯独中国学生仍不被接收。钱学森是这个专业里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也就是说，学习飞机制造业，却不能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实习和工作的，只有他一人。
这是钱学森在美国学习期间，遭受的最大的一次种族歧视的打击。

美国当局的种族歧视与排外思想，使得钱学森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再次受到屈辱，也使得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标榜最民主、最 自由、最平等，并以博爱自诩的国度，原本是如此虚伪。他们在那具漂亮的幌子下，干的却是践踏民主、自由、平等的丑恶勾当！

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削弱钱学森的求知欲望。他无法改变这残酷的现实，同样，残酷的现实也改变不了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他只有加倍努力，去追求科学技术知识的完美境界。

雨果说过这样一句话：“信仰是人们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

信仰不仅是一种理念，也应该是具体的。立志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钱学森矢志不渝的信条。

1936年初秋的一天，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西奥多·冯·卡门遇见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中国学生要求同他谈一次话。这个学生不是本院的，而是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人们都知道同冯·卡门单独会面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钱学森的这封信会有怎样的结果呢？面对这样直率的请求，冯·卡门思寻良久。他感到这位学生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需要他帮助。于是，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接见了钱学森。

门开了。冯·卡门抬头望去，见走进来的年轻人，身材并不高，但是很惹人喜爱。乌黑的头发下面，是一副坦率而英俊的面孔，那双明亮的黑色大眼睛，虔诚地注视着他。钱学森有些倨促，但英语讲得很流利。他对冯·卡门教授能破例地接见他表示感谢，而后，便有条不紊地陈述着自己对航天和火箭技术的看法，以及他在这方面的愿望。由于他语言简练，逻辑严密，立刻引起了冯·卡门对这位中国学生的兴趣。他点点头，表示愿意听下去。

钱学森说：“尊敬的冯·卡门先生，我对您所研究的科学领域怀有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您的指教和帮助。”

冯·卡门随即问道：“难道你有志于推进空气动力学和火箭事业的研究吗？”钱学森点了点头。接着，冯·卡门风趣地说：“噢！对了，火箭的发明者是你们中国人呀！”

钱学森一阵脸红，这自然不是由于骄傲。他压低了声音说：“可是，如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却落后了。但我有志于推进火箭的研究，或许这也是我们祖先的遗愿。所以，我以为这是一件崇高的事业。我们的祖国太需要它了，我可以在这方面为国家提供更直接的服务。”

冯·卡门听过钱学森一席话，感叹地说：“是的，人类要发展，就一定要征服空间，揭开宇宙的秘密。这就离不开航空和火箭技术，离不开空气动力学。而目前还很贫穷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赶上强国和富国，更需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武装。年轻人，你为祖国服务的思想很好。这对你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钱学森见冯·卡门教授赞同他的观点，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请求，他说：“先生，我想由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也就是空气动力学。您看我的想法对吗？”

冯·卡门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向钱学森提出了几个有关力学方面的问题。出乎冯·卡门教授意料的是，钱学森对这些问题竟然对答如流。他感到，这位中国学生具有超越一般学者的智慧和极其敏锐的思维判断能力。于是，当即表示，愿意破格录取钱学森为他的博士研究生。

后来，当冯·卡门回忆这次同钱学森的会面时曾写道：

1936年的一天，钱学森来看我，征询关于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抬头看见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以深刻印象。我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

钱学森在回忆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面时，对冯·卡门教授亲切的话语仍记忆犹新：

“密斯脱钱，希望你到加州来，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显然，冯·卡门是一位伯乐。他慧眼识英才，使钱学森成为他的入室弟子。“谢谢老师！”钱学森当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他深深地向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表达他由衷感谢。

这一瞬间的双向选择，使钱学森跨出了人生道路上关键的一步，它改变着钱学森生命的轨迹。

从此，钱学森跨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科学天地。他在这里自由驰骋了整整十年之久。冯·卡门为他的科学世界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境地。

钱学森对冯·卡门敬佩不已。他曾不止一次地写文章表达对这位科学大师的感激之情。他写道：“我师从世界著名的权威、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他是一位永远使我不能忘记的恩师。”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位于加州首府洛杉矶的绿荫郊区帕萨第那区。洛杉矾是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世界著名的“影都”。这儿一年四季阳光充足，风光明媚，气候宜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洛杉矶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于18世纪在这里建镇时，定名为洛杉矾。洛杉矾是西班牙语的译音，原意是“天使之城”。如今，这座“天使之城”已经发展为美国西部最大的工业中心，有著名的洛克西德和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得益于这两家航空公司的资助，加州理工学院创建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力学与航空动力学的研
究中心。
从学术上说，加州理工学院的声望主要来自西奥多·冯·卡门博士。他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犹太移民。冯·卡门在航空理论方面是世界上杰出的权威，他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极深的造诣，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也是美国航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
钱学森为得到名师指导而兴奋不已，信手提笔给远在上海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信，好让他们分享他的快乐。他写道：

父母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儿学森怀着异常兴奋的心境，向大人报告一个喜讯：我自1O月份起，转学加州理工学院，投师于非常杰出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冯·卡门教授于加州理工学院主持航空学系。全世界的科学界对这位大师都极为向往。大师的治学态度极为认真，只有基础扎实、最守纪律的学生，如德国人、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才有资格在他手下从事研究工作。
总之，冯·卡门的谦逊和热情，对事业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皆给儿以很大影响。儿将追随这位大师攻读空气动力学，也将在这位大师身边度过对儿一生事业具有关
键意义的时光......

信发出去了。钱学森满以为父母亲一定会为他的良好机遇而欢呼、喝彩。谁知，在大洋彼岸接读来鸿的父亲钱均夫，却对儿子的选择不以为然。钱均夫原本是一位具有现代开明意识的父亲，应该说他对儿子在学业上的选择总是非常尊重和理解的。考上海交大，儿子选择了火车制造，他同意了。到美国留学，儿子选择了飞机机械工程，他也同意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选择都符合中国的国情。而这次，儿子学习航天航空理论的选择，在钱均夫看来与国家的需要相左，有悖于他送儿子出国留学的初衷。在这位老人看来，一个贫弱落后受人宰割的国家，空讲理论会导致误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掌握先进的技术，兴办各种实业，以求中华民族尽快富强起来，摆脱面临的国土破碎、民族危亡的局面。
钱均夫有些生气了。他拿着儿子的信去找好友蒋百里，想得到老朋友的支持。蒋百里看完钱学森的来信，并没有立即发表看法，钱均夫却继续谈他的意见。他激动地说：“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已经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现在，它又步步逼进，把魔爪伸向了热河、内蒙古和冀东一带。日本政府还大唱什么‘大东亚共存共荣’‘大日本帝国是亚洲的主人’‘大日本帝国是中国的保护者’等滥调，大有吞并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如此严重，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用先进的工程
技术，去振兴民族工业，加强军事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报效祖国。现在，舍此而去攻读什么理论，这不是远水不解近渴吗？”
蒋百里见老朋友很认真，便缓和地说：“你的情感和想法自然都是对的。不过，就是按你的意思去继续学习工程技术，也未必能解决中国当前的危机。学森这个孩子考虑问题一向很慎重，他既然转学航天航空理论，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也不必十分勉强他。”
“这么说，你是支持他的选择了？”钱均夫反问了一句。
“你看，你又认真了。我也谈不上支持他，只是考虑到孩子大了，他们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们作家长的也要尊重他们的想法。”蒋百里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样吧，过两天我还要到国外去考察，美国也在我的行程之内，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看他，当面再聊一聊，把情况问清楚，如何？”
钱均夫点了点头，说道：“到时，你可不要顺着他，该管我们还是要管的。”
“那是自然的。”蒋百里说完，两位老朋友都乐了。
回到家里，钱均夫仍然不放心，随即给儿子写了回信，尽管口气缓和了许多，还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并且谆谆告诫学森不要脱离中国的实际，应时时想到祖国的急需。信中写道：

…… 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少行动，这是中国积弱而不振的原因之一。国家到了火燃眉睫的重要关头，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在航空工程上深造钻研，切不可见异思迁，走向空谈理论的迷途……

钱学森接到父亲的来信，已是深秋时分。那天他正好驱车外出，便把信放在上衣口袋里就匆匆出发了。他打算到达目的地再看。然而，他想知道家父教诲的急切心境难以按捺。行至中途，他将车停在路边，打开家书便拜读起来。父亲对他的身体和生活表示了关怀之后，便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他这次转换学习专业的问题。他通过家信，看到了父亲那颗关怀国事、忧患国难的赤子之心，他对儿子的谆谆叮嘱和殷切希望，使钱学森怦然心动。多好的父亲啊！但是，他却不能同意父亲的规劝。他知道，父亲之所以不赞成他的这次选择，是由于他对这方面的情况知之不多，把理论基础当做空谈，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很想向父亲详细解释清楚，他所以转学航空理论，正是为了日后攻克工程技术上的难关，以求得向更为高深的科学技术领域登攀。
无奈，关山远隔，纸短话长，很难尽意。他心中感到内疚！

一场秋雨过后，天气转晴。
这天，天空显得很高、很蓝。间或有几朵白云飘过，像是蔚蓝色的大海里驶过的白帆。丛林仍不失葱郁，黄绿红三色相间的树叶，泛着透明亮光。时而，有几只小鸟轻声叫着从头顶飞过。
钱学森自从居住在气候温和，四季长青的洛杉矾，第一次度过这里的秋季。他蓦然想到，北京已经很冷了，也许不久就要降雪的。北京的冬天很美，常常是一夜醒来，天地间变成了银色的世界。每当漫天飞雪时，妈妈总爱吟诵“‘燕山雪花大如席”那首诗。想到下雪，自然想起他与蒋英小时候盼下雪，下雪后打雪仗，堆雪人的快活情景……
啊，他仰望长空，盼望着来自故乡的征鸿，给他带来北京一场瑞雪的消息。
又过了些日子，已是深秋了。这天的阳光较好，钱学森的心情也很好。中午时分，有两位长者不远万里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出现在钱学森面前。
“啊！伯父、伯母！”钱学森惊喜万分，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来者是一对老年夫妇——蒋百里将军和夫人左梅。这也是钱学森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
蒋百里是以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到欧美国家考察军事的。他们主要任务是了解有关国家对于日本、意大利、德国日益暴露的侵略野心和侵略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看法，以及可能采取的对策。
早年，蒋百里曾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由于成绩优异，曾引起日本朝野的注目；后又赴法国深造，显露出了卓越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当时法国的统帅拿破仑曾预言：“蒋百里将是东方未来杰出的将才。”蒋百里生活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年代。先是清朝末年，列强的多次入侵和对中国国土的瓜分，随后则是军阀林立，混战不已，直到辛亥革命后，依然如故。他空有一身军事才能，却得不到施展。蒋百里自从在民国政府任职后，他为中国的国防建设，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奔走于大半个地球，弹精竭虑。他能使用多国语言，尤其
通晓日语和法语，是中国早年的军事使节。蒋百里又是个儒将，他对国学同样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与中外文人多有交往。罗素、杜威、萧伯纳、泰戈尔、艾姆海斯以及徐志摩等著名文人，都同他有书信往来。
蒋百里的夫人左梅，是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日裔医生，是日本北海道公认的美女。她温柔、善良而又刚强。在颠沛动荡的生活中，她始终支持蒋百里的工作，鼓励丈夫同厄运抗争。她与蒋百里生下五个女儿，人称五朵金花。大女儿蒋昭，同三女儿蒋英一样，自幼极富音乐天才，后来出落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手，被世界乐队录取，不幸英年夭折。这次蒋百里出使欧美，他与夫人特意到德国柏林探望了在柏林音乐大学攻读声乐的三女儿蒋英。在办完欧洲的事务后，又转道美洲来到美国。下榻后。他很快安排时间来加州看望钱学森。一方面，蒋百里夫妇始终关怀着钱学森的前途和未来；另一方面，也是受挚友钱均夫的嘱托，了解钱学森改学航空理论的详细情况，并尽力做些说服工作。
钱学森在异国他乡见到他尊敬的蒋家伯父、伯母，自然喜出望外，忙着取出糖果和饮料招待。蒋百里说：“你不要忙了，我看还是到我们住的饭店叙话更方便些。”
于是，三人驱车来到蒋百里夫妇下榻的大饭店。在这里，他们进行了一次倾心长谈。
交谈中，蒋百里惊喜地发现，钱学森到美国一年多的时间，进步非常之快。他感到这个年轻人考虑问题思路很宽，且站得高、看得远。他在决定做什么事时，都经过深思熟虑，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幼才智过人，如今则更显得有很高的悟性和灵气。尽管如此，蒋百里毕竟有着更多的生活阅历，且受老朋友的嘱托，还是不能轻易地附会。他问道：
“学森，你攻读航空工程是一个很好的专业，不仅目前国家急需，就是将来也是很有前途的，不知为什么你突然改学航空理论，这可是件大事，你阿爸对你的这次选择是颇有异议的。”
“是的，阿爸已经给我写信了，他老人家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
“我估计信上写的还比较温和。你不知道，为此，他曾找到我发了一通火气咧！”
“对于阿爸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一生考虑问题，几乎都是从国家需要出发。为了国家富强，他从‘教育兴国”转到‘实业兴国’，恨不得国家一下子能强盛起来，赶走帝国列强，把我们的国家建成独立的强国。可是，中国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也不可能靠几个人学到的工程技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国家的工业发展壮大起来。我作这样的选择，是经过了反复思考的。”
于是，钱学森向世伯详细叙说了出国留学一年多来的遭遇和挫折，陈述了他改学航空理论的诸多原由。
听完学森的陈述，蒋百里连连点头称是。这位博学多才的长者，被年轻人的勇气和远见征服了。是的，深厚的科学理论功底，将是打开大自然秘密的向导和强大武器。如果只顾眼前的小利而舍本逐末，到头来，仍改变不了落后挨打的局面。通过这一番谈话，蒋百里进一步看到了钱学森潜在的攻读尖端科学理论的优势和天赋。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既有超乎常人的独到见解，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二者，恰恰是攻克高科技理论堡垒的必要条件。
蒋百里诚恳而坦率地说：“学森，你的选择我很赞同。诚如你所说的，你父亲的反对完全是一种误会。我相信，如果今天是他听了你的解释，也会支持你的。这样吧，你只管放心地在冯·卡门身边求学、工作，你父亲的疑虑和误会，由我负责慢慢说服。”
“谢谢伯父。”钱学森对蒋伯伯的理解和支持表示十分感激。但是，他毕竟是个孝子，而且又很心细。所以，他对于父亲的来信还是要认真对待。于是他对蒋百里说：
“伯父，由你帮助做我父亲的工作，我相信肯定是会成功的。不过，我还是应该给父亲写一封信的，只是用不着写那么多了，特别是关于转学航空理论方面的事还是拜托伯父去说服父亲。您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蒋百里十分满意学森这个做儿子的对父亲来信的尊重，高兴地说：“好，你现在就写，我们给你带回去，这要比走邮路快得多了。”
钱学森说：“伯伯，那我就打扰你了。”说完，铺开纸张，信笔挥洒起来。他对父亲的关心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关于转学航空理论的事，一带而过。为了使父亲放心，他用了主要篇幅向父亲描绘了美国西部的风光。他写道：

阿爸，你晓得洛杉矶是个多么美好的城市啊！驰名中外的 好莱坞电影城，游人如织的迪尼斯乐园，碧海、蓝天、白沙组成的海滨浴场，四季恰人的气候，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
美国西部的好风光，在他那清新流畅的笔下，烟烟生辉，美不胜收。信的另一主要内容，是他对导师冯·卡门的一再赞扬。

他写道： ......上次信中我提到的我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学者和
大师。人们不仅崇尚他在航空动力学这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更赞赏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他生就的慈眉善目，敦厚的面庞上，仿佛永驻春天。凡是跟随冯·卡门导师的学生，都十分乐意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愿意在他创造的这种既有创新意识，又很活泼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艰苦的研究和探索……

当钱学森将家信封好，双手递给蒋伯伯时，再次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他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如释重负。

蒋百里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考察之后，很快回到了中国上海，在赴南京汇报工作之前，抽空与好友钱均夫会面。
他将学森的信交给了钱均夫。说道：“我明天就要到南京去，时间很紧迫。因此，你先听我说一下与学森在美国相见的情况，好吗？”。
钱均夫表示同意。于是，蒋百里将他在美国同学森见面谈话的情况，一古脑地告诉了钱均夫。当谈到钱学森改学航空理论这件事情时，他结合自己此番考察，直率地批评了他的老朋友。他说道：
“均夫，你忽视航空理论当说是一个错误。根据我此次出国考察所见所闻，当前西方国家航空工业发展的新趋势是：工程与理论的一体化。而且工程往往是跟随理论走的。你应该知道美国是个富国，他们制造出一种新式飞机后，如若发现有什么缺陷，他们或者马上进行大拆大卸，加以重新改造和组装；或者进行新的设计，制造出更新的机型。我们中国则不然。我们很穷，财力、物力不足，又没有理论指导，自己造不出新的飞机，只能买人家的二手货、三手货，这样就永远落在人家后面，永远也不会成为军事强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航空理论对于中国比之工程技术更为急需。我们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才能避免走弯路，才能有自己设计制造的新产品，才能迎头赶上西方列强。”
钱均夫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蒋百里则接着说下去，他说道：
“更可贵的是，学森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导师冯·卡门。这可是千载难逢啊！据我所知，这位匈牙利籍的犹太移民，在航空理论方面是世界级的杰出权威。要知道，一个科学家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往往还要得益于名师的指点。就像两个人攀高，一个人踩在梯子上，另一个人踩在一条凳子上，起点就不同，当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
“英国的伟大科学家、发明家牛顿在这方面就有切身体会。他说自己的成就是‘站在巨人肩上’取得的，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
“的确，牛顿之所以成为牛顿，同他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位导师分不开。当年，18岁的牛顿进了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他的非凡智慧与才华引起了他的数学老师巴罗的注意。巴罗是位博学多才的教授，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曾称赞他是欧洲最优秀的学者。
“牛顿跟随巴罗获得硕士学位后，巴罗为了让牛顿的才华得到充分发展，慷慨地辞去了他的教授职位，让比他小33岁的牛顿来接位。当然，牛顿不负导师的重托，终于获得了世人皆知的巨大成功。”
蒋百里说到这里，“嘿嘿”笑了起来。他说：“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这些，你比我知道的还多。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位冯·卡门就像是当年的‘巴罗’。咱们的学森说不定可以成为日后的‘牛顿’呢！”
钱均夫也乐了。他说：“你不要夸他。他哪里能跟牛顿相提并论。不过，经你这样一介绍，我倒是想得通。他有个好导师，这是他的造化，那就看他今后的努力了。”
蒋百里走后，钱均夫这才拆开儿子的来信，儿子来信的确带给了他一个好的心境。钱均夫拿起笔给学森写了回信，表示了他对儿子改学航空理论的支持。
至此，钱均夫与钱学森终于恢复了彼此在人格上的深刻领悟，恢复了父与子的心灵沟通。

父亲的支持，不仅使钱学森卸下重负，而且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更加勤奋地攀登着一个又一个航空理论的高峰。
钱学森成了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的常客。他借来一本又一本有关力学的书籍，日夜苦读，每天坚持读书12个小时以上。
在此期间，他还潜心研究了与之相关的现代数学、偏微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多种学科的基础理论。他如同一块海绵，汲取着知识海洋里的每一滴水分。
这期间，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的方法。
冯·卡门教授每周主持由诸多专家、学者参加的研究讨论会和学术研究会各一次。这些学术活动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
冯·卡门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他的教学方法非常民主。就在他主持的讨论会或研究会上，不论资历深浅、年龄大小，人人都平等讨论，畅所欲言。他鼓励大家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大胆争论，特别是鼓励年轻学生要敢于向理论权威挑战。而冯·卡门自己便常常与他的学生发生争论，有时几乎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苟同。当然，一旦他发现自己错了，也从不顾及面子，而是主动坦率地向学生承认自己的错误,因此，冯·卡门主持的讨论会总是既充实又富于生气。
冯·卡门这种坦率诚恳、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给了钱学森以深刻影响，极大地培养了他勇于探索、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钱学森很快将冯·卡门当成了自己的楷模。也许我们今天能从钱学森的身上可以看到冯·卡门的影子。
钱学森曾写文章回忆道：“我的恩师冯·卡门，不但教给我知识，而且教我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冯·卡门教授似乎对钱学森怀有异乎寻常的好感。钱学森勤奋、严谨，与人为善，可以说是他多年来指导的学生中最聪明的一个。
冯·卡门把数学看作是打开自然界秘密的得力工具和基础技能。所以，他非常注重数学功底。而钱学森恰恰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并具有潜在的数学优势和天赋，这是冯·卡门非常高兴的。他对于钱学森的数学才能和丰富的想象力作了这样的评述：
钱学森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物理图象的非凡才能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助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因而，他和我成了亲密的同事。
一个具有崇高声望，而且治学十分严谨的大师，对一个学生作出如上评述，这在冯·卡门的生平也是绝无仅有的。
钱学森与导师冯·卡门的友谊与日俱增。在校园里，在帕萨迪那大街上，人们常常可以见到这师生二人的身影。他们边散步边谈论着空气动力学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事。冯·卡门总是用富于启发性的语言来提醒这个物理学界才华横溢的弟子。他们谈到爱因斯坦的大胆学说，谈到提出原子结构模型的欧·卢瑟福爵士。一次，
他们谈到居里夫人发现的镭元素中的一个分裂的原子，将一种元素增变成了另一种元素。
钱学森风趣地说：“这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古人炼金术所追求的‘点石成金’的幻想，可能成为事实吗？”
冯·卡门微笑着，赞许地点点头。这位导师对于学生的丰富想象力总是给予肯定。
像这样的谈话，对于他们师生来说，简直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他们常常忘记了时间，多次是钱学森把导师送到家门口，而常常又是在冯·卡门的妹妹的挽留下，在导师家吃晚饭。于是，这种谈话又在餐桌上继续下去。
师生之间闲谈的话题相当广泛。他们不仅谈物理学，还涉及到物理学之外的许多丰富多彩的知识。一次，冯·卡门对钱学森说：
“你如果占据了多种学科的知识，那么你的大脑就将成为一个知识的宝库，将随时闪光。”
钱学森对导师的启迪，总是身体力行。在长期的知识积累中，他的确占据了相当丰富的知识，成为他后来可以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里做出辉煌贡献的取之不尽的知识宝藏。
在钱学森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冯·卡门对这位年轻的中国人的印象，越来越深。钱学森不仅成为他最宠爱的学生和助手，也成了他家中的常客。
当时，冯·卡门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单身汉，与他的老处女妹妹相伴为生，和睦相处。冯·卡门对待钱学森，就如同父亲对待爱子一般。
感恩节来了。美国学生都回家过节去了，学生宿舍人去楼空。冯·卡门邀钱学森到他家里一同过节，一家人显得很和谐温馨。
女主人的火鸡烤得香酥脆嫩，非常可口。
冯·卡门兄妹俩，招呼着钱学森围坐在壁炉前，畅饮着白兰地，吃着烤火鸡，十分惬意。冯·卡门说：
“在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节日是农历新年。美国的感恩节跟你们国家的新年一样，可以好好地玩几天了。”
他们边吃、边喝、边聊。一直到深夜，钱学森才徒步回到自己的学生宿舍。
冯·卡门曾写文章回忆他与钱学森的友谊和不平常的交往。他说：
钱常喜欢到我家作客，由于他饶有风趣的见解和诚挚率直的风度，我的妹妹总是很欢迎他的到来。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各种新颖的思想，使我们为之倾心。
在钱学森看来，导师冯·卡门的家，是孵化自己最美丽理想的巢穴，是度过自己年轻时代最快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