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注：不知何故荣誉的巅峰这一章节打不开，只好接下一章节啦。。对不起。。〕
处于荣誉巅峰的钱学森，依旧担任着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顾问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此时，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都争着要他去他们那里工作。这两所大学都设有古根罕姆基金的喷射推进中心的设备。
不过，钱学森当时的选择很简单，他要同冯·卡门教授在一起工作。他以为他应当继续和冯·卡门一起从事发展火箭飞行和太空飞行的研究事业。于是，他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
经冯·卡门推荐，刚满37岁的钱学森又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从1949年的下半年开始，钱学森肩负起该学院“古根罕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职务。他带领研究生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教学中，他依旧坚持一丝不苟的严肃作风，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有时近似严厉。对于他的“严”，曾在一些学生和教师中产生过非议。但是，钱学森坚信“严师出高徒”。事实也证明，钱学森教授的学生后来很多人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航空航天领域卓有成果的人才。
冯·卡门在一篇文章中对钱学森的教学工作有过一段回忆，他写道：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钱并不是最为一般人爱戴的教授。因为他严厉，性情急躁，对学生显得有点傲慢。不过，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同他接触，了解一下他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技术问题的颇有益处。他对我一直很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总是用那种古老的中国方式称呼我为“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也许是一个人能够给予别人的最高赞词了。
对于钱学森的这种敬业精神，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他主持的专栏中，曾作了大
段大段的描写。他写道：
在他的专业中，钱受到的尊敬多于爱慕。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西方人中间的中国人，他受到的竞争
格外多。他对自己及在他手下工作的中国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他厌恶平庸而无所作为。钱经常打破学界的礼貌规矩，公开对低劣的工作表示不齿。不止一个同事，由于他坦率无情的批评而没精打彩地离开。他的同事对他的评论是他从来不说假话，从他身上找不到那些不可思议的东方人的毛病，他所具有的只是率直。他有点骄傲，但这无损于他的诚实、自我严格要求的性格及严谨的治学精神。
有了这种自由自在但是认真严谨的精神，钱在加州理工学院特有他自己的一种安排。他不为老板而为自己的责任感做事。他可做自己选定要做的事，教自己愿教的课，从事他有兴趣的研究。他有自己挑选的得力的班子及充足的经费，用这些经费可以资助他喜欢做的课题。他可以挑选在他的领域中最好的研究生，并培养他认为合格的人才。有一回他对一门课程不满意，他重写了一本全新的教科书，其程度之难，只有最
杰出的学生才懂得它的全部内容。但是似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还不够繁重似的，钱还继续担任航空喷气公司的顾问，并与冯·卡门一起，任国防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顾问。1949年12月，由于他的一些设计，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包括《时代》杂志上登了他的一组照片。这项设计几乎是一种幻想，是一架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火箭飞行班机。在钱的领导下，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中心成为最先进的航空研究方面举世瞩目的地方。
钱正准备踏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超音速时代。
当年，刚满38岁的钱学森，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同时又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始人。
钱学森不是那种“书呆子”型的科学家，而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学者。他全身心地投入火箭飞行事业，同时，他也如痴如狂地热爱着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小家庭。他既有冷静的理性思维，又有多彩的感情世界。
他的朋友们都知道，钱学森每次到外地演讲，或参加学术活动，总是忘不了给妻子蒋英买点她喜欢的纪念品，尤其不能忘记给她买钢琴曲或新唱片。在他的家中，从拜耳的钢琴独奏曲到钢琴协奏曲，应有尽有，而且全部都是豪华版。
1949年，他的第一个孩子永刚降生了。钱学森从他家的唱片中为儿子选出了一组莫扎特的钢琴曲，一个很简单的电唱机，放在儿子的小床头，把音量调得轻轻的。钢琴曲就这样在出生不久的儿子耳边响起来。于是，莫扎特便用亲切的乐声，向小永刚描绘他的仙境一般的梦幻。
小永刚便习惯了天天静静地听音乐，眼睛睁得大大的，小手抓来抓去，似乎在捕捉那美妙旋律的影子。小家伙常常是听着莫扎特为他塑造的美妙乐曲而安然入睡，莫扎特在为他催眠。
钱学森认为，美妙的音乐不是稍纵即逝的声波，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它落入小永刚那洁净的，尚未耕耘的心田中，将会开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钱学森再次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职后，租用了洛杉矾帕萨第那市郊一所宽敞而简朴的老式楼房。这里环境幽静，有成片的原始，森林，有轻柔的绿色草地。
楼房的向阳面，是大扇玻璃窗，玻璃窗外，便是如毡的嫩绿草坪。草坪却有零星的红叶观赏树，而草坪的远处便是大片的松树和橡树林。树林中栖息着野鹿、狍子、野兔、松鼠和百啭鸣唱的各种鸟禽。它们自由自在地与主人和平共处。
钱学森每天都要做一盆饲料，摆放在离树林不远的草地上，然后同蒋英一起站在房门前，静静地观看小客人们的光顾。每到此时，那些居住在树林中的小精灵们便蜂拥而至。它们边抢吃食，边吵闹蹦跑，一片欢腾。于是，钱学森的心里便升腾着回归大自然的喜悦。因为这就是他向往的那种美好的和谐。那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如果是在周末，常常见到他们夫妇穿上工作服，手中拿把整修花木的大剪刀，为小花园里的花木剪枝、造型，或推起割草机为草坪剪草。在他们的小花园里，杜鹃、丁香、蔷该开得特别繁茂。每当他们驻足其间，花香沁人肺腑，绿色充满生机，尽管手脚上沾有泥巴、草刺，却是乐在其中。
有时他也想到，花草树木蓬蓬勃勃，各尽其风流。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何尝不是如此呢？
1950年，呀呀学语的永刚，正在蹒跚学步，他们的小女儿永真降生了。小楼里顿时变得更热闹了，他与她的话语也更稠了。
孩子到了入托的年龄。尽管蒋英专事家务，但为了使钱学森有个安静的休息环境，他们还是将两个孩子先后送进了托儿所。钱学森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很乐意尽父亲的责任。幼儿园召开的家长会、联欢会，他都积极参加。他还操起工具为幼儿园修理桌椅、玩具，给幼儿园的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钱学森在料理家务，尤其是在烹调菜肴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在他家吃过饭的朋友，有口皆碑。每当邀朋友来作客，他总是穿好围裙，亲自下厨掌勺。一会儿功夫，便是一桌色香味俱佳的中国式饭菜。蒋英抱歉地对客人们说：“我们家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搭下手。”
朋友们往往只注意称赞钱学森的烹饪技术如何高朋，而容易忘记为了招待客人忙于采买备料的蒋英。每当这时，钱学森总是作一次重要的补充：“蒋英自称是打下手的，其实她在采买、选料方面很内行，也很辛苦，没有她，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这个简单而又必要的补充，会引起朋友们对女主人的敬意，也使蒋英感到快乐。
蒋英在烹任方面虽然不如钱学森，但在招待朋友方面，却很有能力。钱学森不会饮酒，但是，招待朋友吃饭又不能没酒。他往往是先端起酒杯来敬大家一杯，然后就不敢再触酒杯了。这时，蒋英就自动担负起劝酒、陪酒的角色。同这个干一杯，又同那个干一杯，搞得场面很热烈。有时，遇上有酒量的客人，她依然奉陪，也不理睬钱学森送过来的表示“适可而止”的目光。
有一位朋友说：“我不知道我们走了以后，发生了什么，可能他会批评她。但我们在那里过得非常有趣，与他们在一起感到轻松，我得说他们俩的结合非常美满。”
毫无疑问，蒋英是个温柔美丽的妻子。但是，她有很强的个性和自尊心。她不是那种毫无主见，对丈夫盲从，百依百顺的妻子。她在尽力完善他们的家庭方面，懂得怎样处理同丈夫的关系。当她在性格、兴趣等方面与钱学森发生矛盾时，她总是尽可能地做出让步，求得和谐统一。但是，当遇到钱学森的要求不合情理、或者与她所坚持的生活目标相矛盾时，她就会固执己见，毫不退让，一直到钱学森改变自己的要求为止。
钱学森对蒋英的性格和举止很理解。他为自己的妻子有个性、有主见，不随意改变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引为自豪。
因此，钱学森的家庭，是个天人合一的家庭，是个夫妻关系十分融洽，十分和谐的家庭。
美国与中国远隔重洋，但是，现代科学已经把浩瀚的太平洋变成了两国之间的“一衣带水”。正在中国发生的大变动，很快地传到了美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发展。继辽沈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胜利地进行了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役，北平已经实现和平解放。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江南半壁河山。但是，这个美梦很快被解放军的渡江作战的胜利所粉碎。南京解放了，上海也解放了。蒋介石逃到台湾岛，成了美国政府卵翼下的惊弓之鸟。在隆隆的解放炮声中，中共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在北平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协商议定了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歌，改北平为北京，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1949年 1O月 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
从中国传来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在美国朝野，在美国社会，在美国人民中间，在美国的华人中间迅速传播开来。钱学森的华人朋友纷至沓来，于是，他的家中也弥漫着从大洋彼岸传来的令人振奋的信息。
蒋介石集团从中国大陆上的溃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美政府极为震惊；苏联的强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使世界上的反动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美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美国由战时经济转入平时轨道调整中引发的通货膨胀，又使美国政府恐惶不安。于是，他们把“防止共产主义威胁”作为主要的政治口号。在这种气候下，美国杜鲁门政府反共、反民主的保守势力迅速抬头。
杜鲁门政府推行反民主政策的措施之一，就是政府颁布了“忠诚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全国25O万公务员、300万武装部队成员，都要宣誓“效忠政府”。如果发现“不忠”行为，就要被解职，或强令辞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竟然一次解雇157位雇员，原因就是他们不肯正式宣誓“效忠政府”。
1949年 9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局面。美国当局宣布，他们的一位高级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博士把美国某些原子秘密泄露给了苏联。美国联邦大陪审团以伪证罪对美国国务院一位名叫阿尔杰·希斯的官员起诉，第二次审判时，审判团以“共产党间谍罪“判处希斯5年徒刑。
希斯案件的判决，使得美国反共势力如获至宝。不久，美国国会议员麦卡锡于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城，在共和党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声称美国国务院已经被共产党搞得千疮百孔。并扬言他手头掌握了205名共产党员的名单。麦卡锡的惠林演说，立即成了美国国内的头条新闻，轰动了白宫。
很快，反共、反民主的政客，都糜集在麦卡锡的周围。麦卡锡成了反共的急先锋。
当时，美国著名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麦卡锡的漫画。画面上是一只象征专门从事诽谤活动的很大的圆形泥浆桶，上面写着“麦卡锡主义”；从此，“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很快在美国传开来。
实际上，麦卡锡只不过是美国当局的传声筒、御用工具和打手。麦卡锡与反共老手、美国联邦调查局长胡佛是至交，两个人沆瀣一气，一个台前，一个台后，紧锣密鼓，演出了一场使整个美国颤栗不安的闹剧。
麦卡锡有杜鲁门政府和联邦调查局作后台，更加胆大妄为。他操纵美国参议院常设小组调查委员会，借口所谓“共产党人渗透”，到处搜集黑名单，进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人士，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美的诽谤浪潮。整个美国社会到处游荡着麦卡锡的幽灵，人们窃窃私语、互相猜忌，人人自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国军事界有着“巨大的无可估量的贡献”的钱学森，在战后，竟然成为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对象。没过多久，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向他进逼了。
在加州理工学院校门外不远的一所住宅的小花园里，十几位中国人，正在那里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中秋节。
这是1949年的仲秋之夜。皓月当空，秋虫唧唧，阵阵凉风传来花草的清香。钱学森夫妇热情地招待特地赶来共同庆贺传统佳节的中国朋友。他们中间有庄丰甘、罗佩霖等人，大家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桌心摆放着一盆插花，桌上放着月饼、糖果和葡萄、香梨......
月儿特别亮，特别圆。
钱学森提议大家一起朗诵李白的诗句《静夜思》。于是，草坪上传出了不同乡音朗诵的诗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一首思乡诗，引发了海外游子的思乡幽情。一时，主人和客人都处于沉思之中。游子的心早已飞过浩渺的大洋，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回到了鬓发斑白的父母身旁，回到了儿时在一起嘻闹的兄弟姐妹之中……今宵，他们也一定在望着明月，思念远方的亲人，祈盼着他们早回故里，与家人团圆。真可谓，天下的游子都有一份思乡情，天下的亲人也共有一轮中秋月。
记不得了，是哪一位中国名人说过：“中国人亘古以来就噪着要回归故乡，凡有乡思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今日这些聚集在异国他乡月光下的中国游子，诵读着这思乡的诗句，怎不催动这切切思乡之情。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是一阵酸楚，热泪盈眶了。
机敏的蒋英察觉到气氛太沉闷了，便拿起桌子上的月饼分送到每位客人手中，嘴里还不停地说；“请大家品尝月饼吧，酥皮的、提浆的，甜的、咸的都有。这可是学森专程到洛杉矾的中国店选购的。”
钱学森也赶忙说：“对对，大家吃月饼，尝尝味道怎么样？”
吃起月饼，气氛好多了，人们的话题也多了起来。
钱学森轻声说道：“今年家乡过中秋节，可与往年不同，新的国家政权成立了，社会也安定了，人们的心情可能很高兴。”
于是，朋友中有几位收到家信的，都纷纷谈到了解放后家乡的情况，传递着各种新消息。
有人说周培源教授来信了，周先生在信中述说了北京和平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的入城式和良好的纪律。由衷称赞人民解放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啊!
前不久，钱学森收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向他透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在葛庭燧的信中，还附有中共党员、香港教授曹日昌写给钱学森的信。曹日昌在信中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钱学森的殷切期望，希望他尽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
这些来自祖国的召唤，使钱学森心情异常激动。他压低了嗓子说道：“我最近接到了一些朋友的来信，他们都告诉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急需科学技术，急需科技和建设人才。我们在国外这么多年，原本都立志学成之后报效国家的，后来由于国内战事不断，社会不安，没有科研环境和条件。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人民拥护新政权，信任共产党，社会也日趋安定，我看，我们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
他停了一下，用更低的声音说道：“有一位相当可靠的朋友来信，转达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意愿，他们希望我们早些回去，欢迎我们为新中国服务。”
钱学森的话在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在纷纷议论，既有疑虑，更有回归祖国的热望。不论怀有那一种心情，似乎都想知道钱学森的想法和行动。
在走与留，得与失，荣与辱，个人与祖国，今天与未来的对话中，钱学森早已做了选择，这种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曾经把自己回国服务的想法告诉了他尊敬的老师冯·卡门。老师却给他泼了冷水。他劝钱学森留在美国，从事他已经功成名就的火箭飞行事业。况且，美国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条件，这对于他创造新的成就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老师的劝阻面前，钱学森也曾想到过，对于他个人来说，留下来自然是可以得到一切应该得到的东西。何况，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他的老师不就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犹太侨民吗？然而，这种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只是一闪念。他看到的更严酷的事实是，他所研制的火箭成果完全属于美国，属于美国政府。这个政府曾经是反法西斯联盟的首脑，但现在却变成了敌视新中国、反共、反民主的麦卡锡主义势力的后台。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前面的方向模糊不清了。当他进一步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终于发现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的火箭飞行事业，其实只不过是增强了这个国家的霸主地位而已。于是，一种屈辱感油然而
生。
钱学森把自己近来思考的问题和想法都告诉了朋友们。他回国的立场是坚定的，只是他手下的事情较多，需要有一个交接的时间；他指导的一批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还有待于他亲自批改和鉴定。另外，他的妻子正在怀孕，马上成行有一定困难。总之，在钱学森看来，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他万万没有想到，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近了。
就在那次中秋聚会后不久，在钱学森指导下学习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毅然中断了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启程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去了。
钱学森也加快了回归祖国的准备。首先，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他提出辞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再就是他注意从紧张的授课中挤出时间，到古根海姆实验室整理那些由他承办的各类实验报告和资料档案，悄无声息地做好了一切移交准备。
1949年的圣诞节快到了，他收到了上海老父亲的来信。这是一封很长的来信。信里用了很大的篇幅告诉他上海解放的情况和解放后的巨大变化。
父亲告诉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神勇之师。原来，蒋介石要汤恩伯固守一年，汤恩伯也夸下海口，说他的现代化防御工事，是解放军的火力无法攻破的铜墙铁壁。结果，解放军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大上海给解放了。
父亲告诉他，解放军是一支正义之师。他们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入城后，不打扰市民，竟夜宿街头。上海的百姓没有不竖起大拇指夸赞的。
父亲还告诉他，国民党溃退时扬言，就是上海落在共产党手里，他们也管理不了大上海。还说，共产党可以站着进来，但是肯定要爬着出去……现在时间过去半年多了，大上海的秩序良好，失业的有了工作，物价也平稳下来，社会治安非常之好。父亲在信中还特别告诉他，如今，在上海，已不再有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事，上海的面貌大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也在大改变。
父亲在信的后部嘱咐他，接到这封信后，应及早回归故里，以便把他的特殊才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国家，他写道：
为父之见，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唯有扎根于其中，方能盛荣而不衰败。
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父亲在来信的最后，告诉学森：
近日自觉胃病益加沉重。医生敦促，需做第二次手术。为父担心就此不起，。愿早日见儿一面。
父亲的来信，开头使钱学森相当兴奋。他不仅是因为通过这封信看到了中国的变化，还看到了父亲喜形于色的容貌。但是信的结尾，一下子使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
钱学森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觉得实在对不起重病缠身、孤独索居的老父亲。他立即给老父亲写了告慰的回信。他告诉老人，他无日不在思念父亲，思念家乡。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许多人都在准备回国服务。他本人也正在紧张的准备之中。一旦办完交接，就可立即回到父亲身旁，照料父亲的治疗和生活，以尽孝道。
父亲的来信，对于正在准备回国的钱学森来说，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恨不能即刻回到病榻上的父亲身旁。他总在小声地对自己说。身在异乡的人，总是要回家的。一个人无论走多远，离家多久，无论是凯旋，还是退却，总是要回家的。家是归宿。
一天，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和3O多名中国留美学生，一起回国了。华先生途经香港时，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不久，钱学森得到了这张报纸。晚上，他与妻子一起在灯下阅读这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 让我先从大处说起。现在的世界很明显地分两个营垒：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前面是站在正义方面，有真理根据的；后者是充满着矛盾的。一面是与被压迫民族为朋友的，另一面是把所谓“文明”建筑在不幸者身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应该有所抉择：为人类的幸福，应当抉择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应当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一面。
也许有人要说，他们的社会有“民主”和“自由”，这是我们应当爱好的。但我们说诸位，不要被字面迷惑了......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谈民主，是自欺欺人；谈自由，是自找枷锁。人类的真自由、真民主，仅可能在真正平等中得之；没有平等的社会的所谓“自由”、“民主”，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
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
这真是一篇满含挚情灼理的好文章！钱学森读罢由衷地感叹道：“蒋英，华先生的信说的都是我们要说的话，他代表了我们这一代，这一批海外华人的心声。你看，报纸的按语称赞这封信是华罗庚告别旧中国，投奔新中国的宣言书，我看说的很对。”
蒋英也赞同地点点头。
这一晚，他们夫妇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处于华罗庚先生那封公开信所激起的无比兴奋之中。钱学森起身从书橱中翻出一本珍藏的中国地图，反复地看着，寻找着上海、杭州、北京……他兴奋地对妻子说：“我要尽快作好移交准备，争取早日动身回国。”
停了一下，他又说道：“蒋英，只是你的身体很不方便，我担心万一在路上……”
蒋英摇了摇头，笑着说：“不会的。不过我可以抓紧时间再检查一下身体，如果胎位正，又没有什么其它病症，就可以下决心安排归期。”
钱学森高兴地连说：“好，好。”
在美国社会上肆虐的麦卡锡主义，终于将魔爪伸向教育界，伸向钱学森。
这一天，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造访钱学森，对他进行所谓“调查”。
他们向钱学森宣读记录，说他1939年曾是美国共产党帕萨迪那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现在美国当局要搞清楚钱学森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
当然，这是无中生有，或者说是捕风捉影。钱学森从来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感到非常惊奇和愤慨。
于是，这两个联邦调查局人员向钱学森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原来早在1938年至1939年间，当所谓美共党员比尔·坎柏充当洛杉矾警探队内奸的时候，曾在帕萨迪那支部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署名约翰·狄克的中共党员记录。当时，美国当局无法弄清这个名叫狄克的中国人究竟是谁。于是，他们便向钱学森问道：
“你是否就是约翰·狄克？”’
“我从来就没用过这个名字。”钱学森回答说。
“那么，你认识威因鲍姆吗？”
“是的，我认识威因鲍姆。”
“你认识马林纳吗？”
“是的。”
“你认识杰克·奥本海玛和佛兰克·奥本海玛太太吗？”
“不，我不认识他们。”
“你认识杜布诺夫吗？”
“曾经见过。”
联邦调查局的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问道：“钱博士，自1938年至1941年间，你时常到这些人家中去吗？”
“是的。因为他们对音乐和东方的事情特别有兴趣，所以，我结识了他们。”
“他们同情中国吗？”
“是的，这就是他们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位中国人，有谁同情中国我都高兴听。”
“是他们约你去他们家里的吗？”
“有时候我不约自到。”
在一连串的询问之后，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盘问越来越尖锐，而且含有敌意。他们问他有没有交过党费？有没有交过活动费？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
接着，他们还引诱钱学森揭发威因鲍姆的所谓共产党员的问题。当他们遭到严辞拒绝之后，便合上记录本，站起身来离去了。
这种盘问，对于一个确有其事的心虚者而言，或许会感到提心吊胆，而言辞无措，但对钱学森来说，他只有感到荒谬和愤慨。
那么，被联邦调查局盘问的所谓钱学森参加了共产党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193B年希特勒军队进逼奥地利，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中国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大战的阴影，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笼罩着美国社会。
这期间，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非常活跃。正如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那样，美国共产党在洛杉矾帕萨迪那区有一个支部，称之为122支部，这是一个教授集团，因此，成员大多为高级知识分子。
当时洛杉肌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比尔·金普尔，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打进共产党组织内部的奸细。这个人经常在共产党的
各个支部来来去去，将共产党的活动情报提供给侦探长海尼斯，并将党员活动记录提供给海尼斯，让他复印存档。
钱学森的确参加了威因鲍姆领导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这个小组曾集体学习了英国J·S·L·斯崔奇著的一本书，同时，也学
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讨论时事，主题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钱学森还随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参加过当年美共书记白劳德的几次演讲会、最使钱学森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小组的朋友们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被侵略的痛苦都十分同情。威因鲍姆告诉他，如今世界上只有苏联才真正站在反法西斯人民的一边。在这个小组里，钱学森切身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友谊和温暖。因此，他是这个小组的积极参加者。
美国政府当时就是因为这些而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员。但是，据比尔·金普尔作证，他从来未曾见过钱学森其人，交纳党费的名单中，也未曾见过钱学森的名字。就钱学森本人来说，他并不清楚自己参加的学习集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
联邦调查局的人走了。但是，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了。这表示他已经不能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实验室里工作。
这一系列的打击，使他完全明白了，联邦调查局人员对他的敌意决不是个别人员的态度问题，更不是什么一时的误会，他们正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对他的怀疑和敌意。既然美国政府已经抛弃旧日对他的尊敬和褒奖，那么，这个国度就一天也不值得呆下去。
钱学森与蒋英商议好，决心提前离开美国。
于是，钱学森首先拜晤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工程系主任林维尔博士，向他复述了发生的事情。他愤愤地说道：
“我觉得我在美国已不受欢迎了。原打算本学年结束后回国，以便于学校对工作的安排。现在看，这种考虑已成为多余。我不得不提前回国了。”
林维尔很惊奇会发生对钱学森进行审查等一系列的事情，他更惊讶钱学森已决定离开美国。他认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应该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优越科研条件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他的聪明和智慧，可以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因此，他对钱学森的离开深感惋惜。同时，他也觉得，美国如果失去了钱学森，将是整个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但是，不幸的是，事情已无可挽回。
钱学森又来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华生博士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院长先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我要回中国大陆了。”
“天啊！’院长惊愕地叫了出来，“为什么？你在美国不是很快乐
吗？”
钱学森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陈述一遍。当华生博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耸耸肩膀，表示了一种无奈。因为他知道，钱学森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自然无法忍受当局强加于他的怀疑和诬陷。
他相信钱学森的话都是可信的，他不相信钱学森是共产党员。
后来，华生博士回忆这件事情时写道：
这事一点证据也没有，但是他们继续追索他。先是怀疑他本人，此后，他又因朋友而受累，大家都替他抱不平。
当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国外学生委员会主席的吉宝教授也回忆道；“他（钱学森）对中国家庭的忠诚，更甚于对美国的忠诚，但那是中国家族关系非常密切的缘故。美国以警察国家的方法对付他，对他的伤害相当大，使他觉得在美国不受欢迎是意料中的事。”
1950年6月，钱学森的“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不久，他便向总统轮船公司打听订购“威尔逊总统号”的船票，他准备全家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返回中国大陆。但是，后来他从洛杉矾英国领事馆那里获悉，从洛杉矾取得香港的转口签证非常困难，加州理工学院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曾遇到同样的阻挠。有人告诉他，设在西雅图的国际贸易服务协会可以帮助取得香港签证。钱学森便写信向这个机构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他搭乘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飞机，他们可以帮助他安排香港的转口签证。
于是，钱学森随即为全家购买了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机票日期标明：195O年8月15日起飞。。
钱学森就是这样光明正大地公开向各界宣布了返回祖国的日程，并且依照正正当当的手续飞离美国。
6月21日，钱学森飞往华盛顿。
第一位他要辞行的是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
钱学森逞直走进五角大楼金波尔的办公室。
“次长先生，我是来向你辞行的。我已经购买了飞机票，准备动身回到我的祖国去了。”钱学森彬彬有礼地说道。
金波尔原是美国通用航空喷射公司的主席，他一向赞赏钱学森的才华。两年前，他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火箭学会年会，在那次会上他在宴会的即席讲话中，对钱学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自从他接到钱学森关于辞退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的顾问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职务的报告后，他就已经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也预料到钱学森有可能回中国。但是，金波尔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推断钱学森的，以为他可能只是一时的冲动，不一定那样认真。因为在金波尔看来，像钱学森这样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也只有留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而且也只有美国才能为钱学森提供得心应手的科研设备和丰厚的物质待遇。“难道可以指望一个连老百姓的肚子都填不饱的国家能让钱学森研制出什么尖端技术来吗？”他认为，钱学森回去就等于葬送了他自己。这一点，钱学森不会不考虑到。因此，他坦然地在钱学森的辞职报告上签了字。
然而，金波尔想错了。钱学森义无反顾，他不仅要走，而且决定马上离开美国，这使金波尔大惑不解：
“钱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金波尔把双手摊开，眼睛瞪得大大的。
“次长先生，我受到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员，并收回了我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事实上我已经无法在学院里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钱先生，我并不认为你是共产党。”
“不，次长先生，问题还不单单是怀疑我是共产党。我是中国人，有自己的祖国，我不能留在这里，制造武器杀我们的同胞，就是这么回事。’”
后来，美国一位专栏作家对钱学森这次谈话作了如下评论：
钱学森太坦率了，他对任何人都说明自己已经决心回国。他不知道当了杜鲁门海军次长的金波尔，在政治上是如何敏感。金波尔不但完全了解钱学森的科学成就，更了解他在军事科学上的价值......金波尔最担心的是钱学森回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问题就大了。
“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太有价值了。”金波尔脱口说出了他内心里的话。他自觉失口，接着问道：
“难道加州理工学院同意你离开美国吗？”
钱学森告诉金波尔，学校当局不同意他离开美国。
“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不应让你回去。”金波尔的语气相当肯定。稍停，他又缓和地对钱学森进行劝解，劝他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在未澄清关于国家安全许可证之前，先担任数学系教授。
他还答应给钱学森介绍一位律师为他辩护。
钱学森毫不退让，他表示要等待审判的结果，等待美国当局撤销对他的怀疑，然后，他光明正大地离开美国。他对金波尔坚定地说：
“次长先生，我要回到中国去，我的主意已定，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了。”说完，钱学森转身离开了金波尔的办公室。
金波尔望着匆匆离去的钱学森的背影，目瞪口呆，爱恨交加，久久不知所措。
当金波尔清醒过来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电话打给美国司法部，他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应当立即通知洛杉矾的下属机构，绝不能放走钱学森，对，就是那位中国人。你应该知道，那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对方似乎还没有弄清钱学森是何许人，为何这等重要。只见金波尔对着话筒大声叫喊着，说出了后来为世人所共知的那句话：
“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
一位美国专栏作家在事后写的报告中说：
金波尔的话说错了，钱学森在科学上的价值，岂止只抵3个师或5个师的兵力。他替中共研制的飞弹，不但完全平衡了中共与美国之间战略武力的差距，也使中国对苏联的威胁产生抗衡，同时，在美、苏两大军事强权之间，中国以其飞弹实力加上10亿人口，与美苏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简直是以一人之力换一国之力。
美国司法部在得到金波尔的电话通知后，立即转令美国移民归化局，要他们立即加强监视钱学森，不要让他突然飞离美国。于是，洛杉矾移民归化局便安排了对钱学森的跟踪监视，并限制钱学森的行动自由。
钱学森完全不知道来自五角大楼的密谋，当他还飞行在华盛顿到洛杉矾的途中时，五角大楼已经部署好对付他的一切措施。
飞机在洛杉矾降落了。当钱学森走下飞机时，移民归化局的总稽查朱尔拦住了他。
“你是钱学森教授吗？”
“是的。有什么事吗？”钱学森并没有十分在意。
“我通知你，你不能离开美国，这是移民归化局执法官兰敦签署的命令。”朱尔将这纸命令展示在钱学森面前。
钱学森接过来细看，这纸命令这样写道：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钱学森被激怒了，他的脸气得苍白。他已经购买了全家人乘坐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而且，8月15日就是起飞回国的日子。他据理力争。他向朱尔申明：海外侨民回归故土，是天经地义的事，美国政府无权干涉。何况，美国还是一个自称为“自由、民主、保护人权”的国度。你们的行动已经损害了侨民的自由，还有什么“自由”’可言，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这时说什么都无济于事。而且，更麻烦的事情正在等待着他，这就是他准备托运回国的行李。
钱学森会面见金波尔之前、便将他的书籍、笔记和文件，交给帕萨迪那储仓公司打包托运。前不久，中国物理学家赵忠尧博士离开美国时，也是托这家公司帮助托运行李的。这家公司告诉钱学森，海关方面的一切手续，他们完全可以帮助办理。钱学森意识到，他已经打包的三个薄板箱，不同于普通的行李和货物。可能关系到美国政府有关防止军事科学和秘密泄露的条例，所以，他特别向该公司说明，在这方面他的朋友曾经遇到过困难和麻烦。钱学森建议该公司在行李报关之前，最好先向商业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取得许可证。但是，储仓公司的托运人回答说：“你无须担心，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钱学森做事一贯严谨、细致，他在整理这些书籍、材料和笔记时，早已将应该归档和最新的实验笔记，全部锁进了实验室的保险柜里，并将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学院的米里根博士。所有打算运离美国的书籍和资料，正如他后来在法庭上陈述的：“那些都是我私人职业上所需要的东西。自然，只要我从事这一项职业，我就需要这些材料。”
事实上，钱学森丝毫没有要带走美国军事科学秘密的企图。因为，他的回国完全是一个侨民的正当活动。只是由于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政策，麦卡锡主义的恶毒诬陷，这才加速了钱学森回归祖国的进程。
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却为此演出了一出闹剧——
他们无理扣押了钱学森已经装上驳船的全部行李，包括80O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当检查人员打开板条箱发现这些书籍时，大惊小怪地宣称：
“里面一定装有机密材料。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的间谍。”
当年，一位美国的专栏作家这样写道：
其实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也够愚蠢的，如果钱学森要带走美国喷射推进科学方面的秘密，这些秘密早已装在他的脑子里了，他又何必要暴露在海关和联邦调查局面前。
但是，愚蠢的人毕竟要做出愚蠢的事。法官哈里逊下令将这些文件扣留，于是一大批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涌到洛杉矾港口的仓库去搜查......
美国政府宣布，他们稽查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复印件、蓝图、计划、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
美国当局制造了这样的“现场”，他们很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这一“新闻事实”。第二天，美国的许多家报纸在头版头条新闻中刊登着“在中国科学家的行李中搜到秘密文件”的消息。
还是这位专栏作家不无讽刺地写道：
后来知道，联邦调查局当时认为是“密码”的文件，原来是数学上的对数表。……但是，当时联邦调查局这样煞有介事地宣布，给钱学森事件蒙上神秘的色彩，并制造了紧张气氛。
当时，冯·卡门教授撰写文章，对这件事作了这样的评述：
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杜布里奇安慰他，希望他保持镇静，建议他提出申诉。但是，钱不想提出申诉，因为，他感到，正像他的许多朋友遇到的那样，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一个异邦的中国教授不会有多大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何况钱又是那么骄傲，他并不认为他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如果有人认为我同匈牙利的贝拉贡政府一度合作而诬指我与共产主义有牵连，我相信我自己的反应大概也会和钱一样。
美国另一位专栏作家密·维奥斯特对于钱学森的这段经历，
有过这样的记叙：
李·杜布里奇博士，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并不打算说服钱取消回归红色中国的计划，虽然他很希望留住这位教授学会里的杰出人物。但他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几乎每一个人一样相信，钱的被惩罚是一种可怕的错误。只要有关当局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个错误会很快被纠正。他认为，钱这个人有自尊心，不屑欺骗，坦率直言，不屑伪装。他不相信钱会在共产党员身份上说谎，就如同他不会在喷气发动机的性能上说谎一样。 杜布里奇希望钱能理解，如果他真的回到中国去，至少在任何时候都欢迎他回来并恢复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但他也承认，只要钱的名声被蒙上一层阴云，钱不会考虑回来……
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受到如同犯人一般的待遇，这使钱学森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一贯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的国度，竟然干着法西斯干的那一套勾当。
正当钱学森疑云丛生的时候，他的自由又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他已被当做“危险人物”一般看待。移民归化局的人员经常跟踪他，但跟踪的技巧并不十分高明，因为钱学森已经有所察觉。近来，他从自己家里的窗口经常看到，在窗前草地的篱笆墙外面，总是停放着一辆深色轿车，里面的陌生人，一直在注视着他的居室，显得那样神神兮兮、鬼鬼祟祟。
钱学森非常气恼，但毫无办法。他便索性不出家门，或与刚刚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妻子闲聊，或翻阅报纸。
他从报纸上看到，自从6月22日一家美国报纸以头条新闻报道了他的好朋友威因鲍姆被捕的消息后，又陆续报道了威因鲍姆接受审讯的消息。美国当局控告威因鲍姆受雇于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子秘密研究的时候，曾向陆军调查局发过假誓，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威因鲍姆依然再三坚持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
就是下令扣押钱学森行李的那个叫哈里逊的法官，指控威因鲍姆在共产党内使用了雪尼·爱姆逊的“党名”，并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中替共产党吸收新党员。
与此同时，报纸上也刊登了佛兰克·奥本海玛被审讯的消息。奥本海玛承认自己于1937年至1939年期间是共产党员，并在他家举行过122支部会议。但是，他记不起威因鲍姆是否参加过122支部会议，也不能作证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
钱学森读着这些麦卡锡主义所制造的种种令人恐怖的消息，再回头眺望那辆老是停放在他家门外的深色轿车，已经预料到，不久那轿车里的探子就会来敲他的房门，并将他带走，然后，他也会如同威因鲍姆一样受到审讯。
1950年9月6日。
这天下午，钱学森心中有些烦躁。他手中拿了一本书，展开了，又合上，总也无心看下去。他干脆把书本放下，走进了刚刚降生两个月的小女儿永真的卧室。小女儿正在熟睡，鲜红的小脸上浮现着笑意，两支柔嫩的小手伸在被子外边。
他轻轻走近女儿的小床，本想把女儿那双小手放进被里去，当师党武济双小手时，他惊讶了：这双柔嫩的小手，从形状上看，完全是他的那双手缩小了的复制品。他感叹遗传基因的神秘和血统继承的威力，也为作父亲的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生命感到自豪。
手，是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奋游的双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人类就是凭着这副双桨，使自己脱离了猿类，划进了人类的新世界。而他和他的同事们，也是凭着这副双桨，划向了火箭时代，划向了航天世界......
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握作了女儿的一双小手，默默地发问：这双小桨，将要划向哪里呢？
女儿被惊醒了，哇哇地大声哭叫起来。蒋英闻声越来，将永真抱在怀里哄着。」
钱学森习惯地走近窗口向外看，只见有两个人向他的家门走来，其中一个就是两个多月前在机场向他下达“不准离开美国”命。
令的那个叫朱尔的高个子侦探。钱学森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叮咚！叮咚！”门铃被揿响了。
蒋英抱着小女儿把门打开。只见朱尔带了手枪和手铐，同朱尔一道进来的另一个人是洛杉机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
后来，朱尔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道：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朱尔宣读了逮捕令。而后，钱学森进房拿了一些剃须用具，三本书和一本练习纸纸夹，他吻了吻妻子和小儿子永刚，便被夹在两个美国人中间离去了。
这是一个灰暗的日子。
钱学森遭到了无理逮捕。罪名是所谓“间谍”，被送往特米那岛，扣押在这个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
特米那岛，是太平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十分荒凉。只有飞倦了的候鸟在这里歇脚。现代人在这里留下的，是石油探井架和一所阴森可怕的牢房。
牢房被铁蒺藜网围着，外面是滔天的海浪。室内，潮湿阴暗，令人窒息。一位曾经受过美国当局高度赞誉“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无法估量的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就被关押在这里。同牢的犯人中，大多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这些犯人口操西班牙语，他与他们之间语言不通。他在被关押的头几天，不准接见任何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同牢的人又无语言沟通，因此显得格外沉闷、难耐。
然而，更惨无人道的折磨还在后面。麦卡锡分子使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段，对钱学森的肉体和精神进行残酷的摧残。白天，他们对他无休止的进行审讯；夜间，每隔10分钟，他们便打开一次牢房的电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妄图用这种非人的折磨，摧垮他的精神防线，或是取得对他们有用的“口供”，或是混灭他回归祖国的信念，或是屈从他们的强权。
面对麦卡锡分子的残酷迫害，钱学森这位敢于攀登科学险峰的勇士，再一次显示了中华儿女敢于斗淫威、抗邪恶的大无畏精神。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想到了许多。他想起了父亲送给他，的那本玄奘的书和父亲的告诫。玄奘为了寻得真经，在西域之行中，经历了“九九八十一场大劫难”。他要儿子像玄奘一样，不怕妖魔鬼怪，不怕艰难险阻，一定要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为祖国服务。眼前遇到的不正是这种劫难吗？这仅仅是开始，我要有战胜“九九八十一场”灾难的准备。他想起了妈妈给他的绣有莲花的手帕。这不仅是因为他是“踏莲而生”，从小就爱莲花，更重要的，是妈妈要儿子像莲花那样高洁，“出污泥而不染”，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他还想到了岳飞、苏武、文天祥、史可法……想起了火刑中不屈的布鲁诺，想起了在狱中仍演算不止的伽利略，想起了弥留之际还在病榻上放着统一论草稿的爱因斯坦……
中外志士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为了科学、为了真理勇于献身的精神，给了他巨大的鼓舞。他充满信心地同美国当局，同麦卡锡分子的迫害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钱学森在狱中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伟大的新生的祖国在支持他，美国正义的科学家在支持他，美国人民在支持他，世界上进步 的人士在支持他……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昂起了不屈的头颅，她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女儿永真，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四出奔走呼吁，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这位善良的中国女性，只有一个信念，自己的丈夫是无辜的，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
世界知名人士获悉钱学森无端受辱的消息以后，纷纷致函、致电美国当局，谴责美国当局迫害科学家的暴行。
中国南京市潘菽等169位科学家联名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美国当局无理拘留钱学森等人。
北京大学理工学院及工学院曾昭伦等48位教授，特别致电正在波兰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恳请大会制止美国当局的法西斯行径……
这期间，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给海军部次长金波尔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言辞恳切，很有分量。它不但反映了加州理工学院当局和学院里的朋友们对钱学森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披露了麦卡锡主义所制造的“钱学森事件”的许多真实情况。信中写道：
…… 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 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集会。
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矾，后来人们迟迟告诉他所订的船位没有结果，他便写信给国务院询问怎样获得许可离境的手续，国务院官员在私人交谈中告诉他，可以列入学生名单返回中国大陆。
他给国务院的信中解释他要离美的意图，要求获得必须的协助。后来，他与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接洽，想经过渥太华至香港。加拿大航空公司下属的旅行社，帮助他办理途经英属加拿大领土以及香港的一切签证手续。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未曾否认过这些安排。相反，他公开进行此事，而且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些计划。我知道他赴华盛顿时，也把这些安排告诉过你和鲍特……
与此同时，香港各大报纸，也纷纷刊登文章，谴责美国当局的暴行。香港《文汇报》用大字
题载文《我们坚决反对美帝逮捕钱学森》，文中写道：
新中国诞生了，新的国家欢迎一切有才能的同胞投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我们要使国家建设走上工业化的大道。
钱学森在新中国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准备回到中国来了，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剥夺了他的自由，无理地把他扣留了，无耻地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美共。我们坚决反对美帝这一侵犯人权的暴行，我们要求释放钱学森博士......
世界上许许多多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汇聚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着白宫，冲击着五角大楼。
当时，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正远在欧洲访问，当他获悉钱学森被捕后非常气愤，万分焦虑。他立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冯·卡门一下飞机，便很快联络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及各方面人士，联名向移民局提出了强烈抗议。
热心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了使钱学森尽快获释，他与冯·卡门教授倡议为保释钱学森募捐。在他们慷慨解囊的带动下，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很快募集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
钱学森的律师柯柏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案件，它关系到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一位一流科学家的声誉和前途。因此，柯柏希望将钱学森先行保释，但这事得由检查处决定。所以，柯柏建议由军队和政府双方代表主持，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初步会商，‘以确定“事实的真相”。
因为柯柏原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具有崇高的社会威望和知名度，故会商如期举行了。参加这次会商的各方面官员共有8人，其中两人是美国陆军军火部的高级官员，一人是海军部洛杉矾情报局的官员，一个是助理检查官，两位海关官员和两个移民局的官员。
柯柏安排这次会商，旨在使得检查处明白事实真相。所以，在这些政府要员在场的情况下，柯柏开始了对钱学森的细致盘问。他从钱学森初来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的话题开始提问，接着，谈到如何与马林纳相识？如何开始研究飞弹？如何结识威因鲍姆？以及平时的来往情形，巨细无遗地一直问到1947年回中国大陆探亲，再经檀香山返美......
“你是企图推翻美国政府的共产党，或任何其他组织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122教授支部的成员吗？”柯柏问道。
“我绝不是你所说的任何组织成员之一。”钱学森回答道。
“你自1937年就认识威因鲍姆博士吗？”
“是的。我认识马林纳、杜布诺夫博士和其他许多人。不过，我只想提到有关人士的名字。”
“你常到威因鲍姆家里去吗？”
“我应该这样说。我与马林纳很熟，主要是我们在研究方面有共同的兴趣。马林纳介绍我认识威因鲍姆。马林纳和我同在一个系。威因鲍姆博士属化学系。杜布诺夫博士则属生物系。马林纳介绍我们相识，并到他们家里去”。”
“你时常到他们家里去吗？”
“是的。我渐渐了解了他们——不是马上了解。我已记不清认识他们的准确年份，但我之所以与他们友善交往，是因为他们对音乐有兴趣，而且他们对东方和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有兴趣。”。
“与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是否对中国的困境表示同情？”。
“是的。他们全都如此，这是他们吸引我的原因之一。你会记得那时中日战争刚开始，我是中国人，我非常喜欢听到任何对中国表示同情的谈话。”
钱学森接着谈到他时常是未经约定便到威因鲍姆家里去，因为他们渐渐熟悉了。他说，有时只有威因鲍姆夫妇在家，有时候还有其他朋友同在，有时候杜布诺夫在那里。钱学森通常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大都在星期三，因为星期三晚上他最空闲。但他从来没发现这是共产党会议。
“根据你现在的观察，再回顾过去，你觉得他们是共产党员吗？”柯柏问道。
“如果报纸上的报道都正确的话，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从报纸上获悉若干消息。”
“你是从对威因鲍姆的审判中获得参考，是吗？”
“是的。”
“凭你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你是否知道你的名字曾经被登记在他们的党员簿里，或正式加盟他们的组织，成为一位党员？
“我没有”
谈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阻止他回国的情形时，钱学森的话便滔滔不绝了。他说明自己收到了父亲的几次来信，催他迅速回归故里。他说，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敌对局势，对他很有影响，因为中国大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他的父亲住在那里，生活完全靠他来维持；因为父亲患有严重胃病，又要动手术，如果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公开敌对关系发展下去，他便无法寄钱给父亲。在中国人传统伦理上，他必须对父亲负责，否则，将会使他感到羞愧，这就是他决心回归中国大陆的原因之一。
当柯柏问到他回归中国大陆的其他原因时，钱学森义正辞严地说道：“因为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以为，我的根在中国。”
那位助理检查官杜兹，原是一个懒散的官员，这一天，他不但耐心地听完了柯柏律师对钱学森的冗长盘问，而且还复印了一份全部盘问的速记记录带了回去。
经过这次盘问，司法部允许加州理工学院以1．5万美元，将钱学森保释出狱。
柯柏精心安排的这场讯问式的会商，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不仅为钱学森提供了据理答辩的机会，而且也通过大量的事实，揭穿了美国麦卡锡主义者的无理行径。后来，在场的几位美国官员不得不承认，他们拘留钱学森的理由是荒唐可笑的。他们甚至直言不讳地对钱学森说：
“那些证据的确不确实。但那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不过是按照华盛顿的命令行事罢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可以心照不宣。”
15天的监禁，时间并不算长。但是，由于遭到美国当局的昼夜折磨，使得钱学森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获释时，他步履蹒跚，憔悴不堪，体重下降了3O磅。
他迎着初秋季节的海风，踏着开始变黄的草地，踽踽而行。前面是蒋英开来的汽车，妻子儿子在等待着他。这时，一阵鸟鸣传来，他抬头望去，天空是灰蒙蒙的，不见蓝天，不见白云。世界似乎凝固了，只有一排南飞的大雁从高空掠过。他深情地望着远去的大雁，似乎看见了它们那高昂的头和骄傲的胸膛，它们奋进的身影，展示出的回归的决心。这些大雁似乎永远知道何去何从，一个真正的人，何尝不应如此！
